內容簡介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是學者高嘉謙考察19世紀以降，面對世紀的新舊交替，殖民與西學衝擊，在中國南方、臺灣與南洋的詩人群體的離散際遇。從他們寫於境外的漢詩創作，探究一個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及漢詩文類的越界與現代性脈絡。
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爲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的重要文學實踐。尤其經歷乙未、辛亥兩次政治鉅變，士紳百姓大規模遷徙，文化與文學的播遷軌跡尤其繁複，漢詩的流動與生產由此構成理解與辯證現代性最值得注意的文學形式。
漢詩的發展不僅僅侷限於中原國土疆界，從明清使臣、商賈的朝貢外交、貿易網絡，甚至更早的僧人、儒者的文化交流，促成中國邊境之外的漢字文化圈和漢字文化流動的區域──朝鮮半島、日本、琉球、越南、臺灣、新馬，都曾經有過漢詩蓬勃發展的生態。本書著眼於19世紀後期以降的文人跨洋出境，更大的意義是在「域外」或「境外」的位置上，突出一個漢詩寫作的意義和譜系。作者高嘉謙處理的時間跨度，始於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割臺事件，收束在日軍投降、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前者從近代中國第一批遺民的誕生展開論述，後者以戰爭期間南來作家郁達夫的失蹤死亡，做為流寓詩學一個曖昧的結束或再生產。
此外，《遺民、疆界與現代性》關注的現代性面向，將放在時間和離散兩個部份。前者陳述了帝國覆滅、國體肇新，殖民體驗、都市化和文化與語言變革等等鉅變，將中國及東亞周邊導入現代化的線性時間。除了時間感，本書強調的現代性視域，另指向空間地理變異的體驗。
本書勾勒的脈絡，在於提出從中國境內到境外，一批傳統教養的士人階層，在紛亂時局內的離散際遇，以及透過漢詩展現的主體經驗。本書將透過遺民、離散、境外等關鍵的幾個概念範疇，去開展二十世紀漢詩寫作呈顯的現代性的種種可能。第一章講述晚清以降，士人投入古典詩學的寫作與論述。第二章從甲申、乙未與辛亥，遺民應世進退的三個歷史時刻切入，討論遺民與詩處理時間的形式。第三章清楚描述一個區域文學的可能規模，清理流寓類型與離散概念。第四章試圖論述臺灣漢詩譜系與遺民詩學的結構性起源：棄與地方意識的影響。第五章討論陳伯陶、《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重新反思遺民身份的「發明」和「自我確認」，同時揭示民初香港離散詩學的重要特徵，殖民地裡想像與重申的遺民空間。第六章論述了康有為的南洋憂患。第七章敘述文人邱菽園的文人品味及文化資本積累而成的文學空間，最大的意義在於建構了一個中國、臺灣、香港與南洋區域之間的漢詩人交遊的網絡。第八章是從南來文學的場景，描述文化遺民面對的現實飄零與時空錯置。總結前面幾章的討論，提出文學現場的觀察。漢詩寫作、境外遷徙、遺民認同，三者構成的意義，連結到一個二十世紀漢文學播遷的區域客觀現實，補強了文學史看不見的「現場」。
內文選摘（節錄）
第二章
遺民、詩與時間的敘事
第一節 遺民的三個歷史時間：甲申、乙未、辛亥
中國傳統上的歷代遺民，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亡明與亡清兩個關鍵時間點。亡明之際，士大夫一方面必須面對腐敗、積弱不振的南明小朝廷與難挽大局的抗清活動；另一方面則是滿人建立新朝氣象，漢人政統、道統衰亡，其中攸關士大夫群體教化、安身立命的道德倫理與文化根本，最令他們感覺焦慮不安。因而，甲申之變對顧炎武等亡明遺民而言，觸碰的是一次激烈的「亡國」與「亡天下」的內在煎熬，國體與文化的辯證。同樣在晚清時期，統治三百餘年的清王朝面臨下臺命運。這次面對的文化撞擊與時間斷裂感，源自於西方殖民勢力與現代化的革命思潮。亡清，不再是朝代更替，而是進入新興民族國家序列；遺民再也不是傳統遺民，反而處身在令遺民窘迫的「新學」與「新文化」的歷史氛圍。
作為士大夫認知下的一種身份傳統，「遺民」標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正統質疑。他們對政治與文化道統的忠誠顯得尷尬，因為遜位的清帝只能困居紫禁城一角，維繫帝國末代政權的象徵性香火。最後還被趕入民間，作為一次又一次政治權力交換時被利用的傀儡。民國新興的文化氛圍也難有遺民容身之地，他們被迫幽居於租界的半殖民異質空間。這些遜清遺民群體，有的是前清官僚，但也有未曾出仕，只是以舊王朝為文化依歸的傳統眷戀者。這些人變得進退兩難，他們是無法躋身遺民正統的末代遺老，或是傳統凋零下流離失所的文化人，只能在新興時代腐朽的老去、亡逝。換言之，他們可視為二十世紀的「現代」遺民，有著堅守文化立場與效忠政治道統的象徵意義。他們既以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對抗現代性的進程，同時也在現代性革命風暴裡見證著遺民的無以為繼。
然而，早在清帝國消亡以前，一八九五的乙未割臺，首先誕生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批遺民。那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時間。他們聚首於臺灣島嶼，從清帝國的棄民成為日本新興殖民地的被殖民者，內渡大陸中原與滯留臺島，成為儒家士大夫在棄地經驗下第一次面臨「現代」的遺民處境。他們跟殖民者對抗、周旋進而妥協、認同、協力的過程，展現了一種遺民身份與價值的變異。尤其是漢詩的型態，出入遺民與殖民之間的抒情變奏，凸顯了一次最弔詭的遺民現代體驗。
以上提及的歷史時段，可以作為我們觀察遺民群體誕生的重要指標。遺民固然是易代或政治變革的時代產物，但其生成的脈絡卻顯得繁複與弔詭。晚清時期排滿抗清的激進革命思潮正盛，但亡明的遺風卻死灰復燃，構成晚清官方與民間舞臺上重建的歷史記憶與文化風景。明清易代因此是一套需要重新展示的歷史氛圍、政治熱情和語言表述。當時人們為明朝遺烈修祠建廟，重現與確認「晚明三大家」的學術與文化意義，在海內外蒐集明末遺民著述，進而在中國境內重刊。尤其是海外心懸落日的遺老孤臣，如避居終老日本的朱舜水，堂堂正正走入晚清到民初時刻的民族主義革命視野，在振興中華故國與愛國民族大義的層面，受到廣泛推崇。這一套晚明記憶的重述與重建顯得轟轟烈烈，卻難掩其詭異之處。當時梁啟超以「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 總結這種現象的根源，強調知識份子援引明清易代「經世致用」資源的現實需求。然而，這不也暗示了這些殘明遺老的思想精華和事蹟，同時發揮效力的乃是一套遺民話語。遺民的「正統」，恰好補強了革命的力道。在推翻帝國，建立民國的進程中，他們率先肯定了一套遺民邏輯。為清末民初的鼎革，埋下歷史與政治的內在連結，一道文化想像的理路。
其時人們周旋在這套遺民話語，無形之中提醒在乙未、辛亥歷史時機生成的遺民文化，已內化為國家建構與歷史記憶的一個關鍵部份。換言之，甲申的晚明記憶的鋪陳，顯然為乙未、辛亥的遺民存在氛圍，找到一個辯證的參照點。乙未生產一批帝國地域割裂下的棄地遺民，提早在清朝覆滅以前驗證了孤臣孽子飄零異域的遺民體驗。相對朱舜水、沈光文等殘明遺民遊走絕域，仍以恢復中原為念；此際乙未遺民顧盼的故國已是中原之南的臺灣島嶼，島內遺民轉換為殖民新興景觀下的另類地域性認同。
同樣在辛亥後的遜清遺民，傳統文化面臨跟帝國一起崩塌潰散的命運。殘明遺獻表徵的文化正統與道統，甲申遺民的正牌形象，為生活在民國階段的文化遺民，預先演練了他們的歷史位置與際遇。因此，晚清時刻想像與建立的明季遺民符號，正是因為乙未、辛亥的變革，而構成一個值得重新辨識與深化的價值系統。甲申的亡明傷痛，在清末民初的歷史機遇中變得更為劇烈，以放大鏡檢視明清易代經驗，反而更清晰映襯出乙未、辛亥的知識份子面臨帝國斷裂的無所適從，不知去向的創傷。如此說來，召喚晚明記憶，超越了歷史懷舊，而是在遺民傳統的意義上，為「認同」與「身份」尋求由帝國疆域走向現代世界的經驗辯證與對話可能。此際重提「遺民」，不再是古老話題，而是清末民初的總體經驗結構當中，一項有效解釋知識份子傳統倫理與文化想像的論述。「遺民」因此進駐到「現代」氛圍，形成值得探究的現代性意義。
如此一個斷裂、支離的文化與歷史氛圍，遺民主導下的詩學與時間產生了微妙辯證，試圖為這種歷史的感覺結構賦形，投射了其時知識份子與文化人的心靈與存有經驗。遺民在此時間變革的過程中，以大量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和實踐，呈現出值得探究的遺民詩學典範。詩人處身歷史的轉折點，集中表徵的繁複時間──歷史廢墟、殘骸下的時間，文化撞擊的心靈時間，甚至流放的主體時間，顯然呈現了古典詩學的另一種形貌。用一種文學性的譬喻式形容：詩，在遺民與時間的辯證下，走上流亡之路。
然而，詩何以「流亡」？
清代章學誠有一段話精確描述了古典詩教的有效範疇：「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從《詩》三百、《楚辭》以降的抒情詩傳統，早就構成回應詩人個體處境的文學類型。詩作為表達時代際遇的古今媒介，貼近歷史情境下的生命形式，尤其最能展現「末世」經驗。無論清初、民初，甚至曖昧的乙未晚清時刻，面對歷史感的亂離，詩人未嘗沒有「末世」感，詩所表述的個人或集體感受，調動的象徵或符號系統，總是在想像那斷裂的文化傳統。當詩人與文化之間跨越著愈來愈大的時間鴻溝，詩因此「流亡」，在這層意義上導向遺民倫理的自我證成與安頓的有效性。
亡明以後，遺民周旋於史與抒情詩之間的向度，無異再次質疑了審美與紀實的詩學想像。詩如何模仿、記錄外在世界，卻同時保持抒情傳統內的美學價值。「詩史」，是當時整合的關鍵概念 ，卻由此開啟了詩與時間有效的對話關係。乙未以降，辛亥以後，現代性境遇變革了古典氛圍，面對現代時間感的嚴峻挑戰，古典詩學的美學範疇是否有效轉化為一種現成的近代漢詩處境？根源於傳統詩教的抒情傳統，如何在此變局中為個體經驗賦予形式？詩教的變異，還可能有效回應詩人的心靈想像與寄託？這是一組攸關易代與現代經驗變遷下，遺民與詩之間必然遇上的問題。
因此，探討遺民詩人的抒情倫理將成為理解漢詩軸向的重要層面。抒情倫理，顧名思義展示了本書對近代漢詩生產的內在精神的關切。那是對抒情自我的實踐，一種倫理──政治性經驗的考究。遺民的漢詩生產，某個程度上回應、重建和鞏固了抒情詩在古典時代的理論預設。這套理論預設，指向和諧、自足、圓滿、融通等哲學範疇，在古典帝國與傳統文化潰散的時刻，詩人的傳統生命與心靈無以為繼，漢詩的實踐呼應著抒情傳統，等於在表徵與重構詩背後的文化邏輯。一套足以在現代經驗世界存續的價值體系。我們探問遺民詩學的抒情倫理，旨在勾勒遺民詩人內在「抒情性」、「抒情精神」的詩學根據。在遺民與詩表述的經驗當中，首要觸及的外在經驗，基本是時間意識的變遷與生成的結構性經驗。因此，時間是近代遺民詩學的重要命題，詩人自我安頓與解釋外在世界的據點。
但在時間之外，還有一個空間的軸向必須兼顧。亡明以降的亂離，地理的遷徙流動，造就了境外離散書寫的脈絡，尤其在晚清以後達到顛峰。在狀似保守的遺民詩學生產過程中，境外書寫反而構成漢詩「現代性體驗」的最初形式。境外南方，這個傳統的域外概念，從晚清時刻開始成為我們理解和想像遺民漢詩，一個有效的文化地理詮釋框架。地理移動，導致的文學與文化生產空間的變異，呈現了遺民詩學新的越界意涵。因此，遺民與詩，顯然有一個無法繞過的時間與地理相互勾連的軌跡。
本章試圖從甲申、乙未與辛亥，遺民應世進退的三個歷史時刻切入，以晚明四位際遇不同的遺民錢牧齋、王船山、沈光文和朱舜水起頭，架構遺民詩設定的議題和演繹軌跡。然後再從乙未、辛亥遺民詩人連雅堂、王國維、陳三立等個案的詩學實踐，回應甲申以降的遺民傳統，強調晚明想像和遺民論述在清末民初浮現的文化效應。從甲申、乙未、辛亥三個時段的不同遺民個案，我們建立近代遺民精神的譜系與辯證關係，在晚清帝國崩壞的前夕，探究中原境內境外的漢詩流亡軌跡，以期有效說明近代漢詩意識裡的「遺民化」脈絡。
因此我們試著回應一組核心問題：遺民與詩處理時間的形式，漢詩的現代經驗到底是什麼樣的遭遇？在舊體制、典範、秩序傾塌與瓦解的現代前夜，漢詩產生什麼樣的心理需求？那會是詩人的一種文化共同體想像？境外地理又如何建立漢詩的離散書寫，如何重構遺民的文化與政治意識？這些問題將隨著本章幾組不同個案的解讀分析，加以鋪陳和脈絡化，整合視野，描繪出一個遺民、詩與時間交織的基本輪廓。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是學者高嘉謙考察19世紀以降，面對世紀的新舊交替，殖民與西學衝擊，在中國南方、臺灣與南洋的詩人群體的離散際遇。從他們寫於境外的漢詩創作，探究一個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及漢詩文類的越界與現代性脈絡。
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爲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的重要文學實踐。尤其經歷乙未、辛亥兩次政治鉅變，士紳百姓大規模遷徙，文化與文學的播遷軌跡尤其繁複，漢詩的流動與生產由此構成理解與辯證現代性最值得注意的文學形式。
漢詩的發展不僅僅侷限於中原國土疆界，從明清使臣、商賈的朝貢外交、貿易網絡，甚至更早的僧人、儒者的文化交流，促成中國邊境之外的漢字文化圈和漢字文化流動的區域──朝鮮半島、日本、琉球、越南、臺灣、新馬，都曾經有過漢詩蓬勃發展的生態。本書著眼於19世紀後期以降的文人跨洋出境，更大的意義是在「域外」或「境外」的位置上，突出一個漢詩寫作的意義和譜系。作者高嘉謙處理的時間跨度，始於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割臺事件，收束在日軍投降、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前者從近代中國第一批遺民的誕生展開論述，後者以戰爭期間南來作家郁達夫的失蹤死亡，做為流寓詩學一個曖昧的結束或再生產。
此外，《遺民、疆界與現代性》關注的現代性面向，將放在時間和離散兩個部份。前者陳述了帝國覆滅、國體肇新，殖民體驗、都市化和文化與語言變革等等鉅變，將中國及東亞周邊導入現代化的線性時間。除了時間感，本書強調的現代性視域，另指向空間地理變異的體驗。
本書勾勒的脈絡，在於提出從中國境內到境外，一批傳統教養的士人階層，在紛亂時局內的離散際遇，以及透過漢詩展現的主體經驗。本書將透過遺民、離散、境外等關鍵的幾個概念範疇，去開展二十世紀漢詩寫作呈顯的現代性的種種可能。第一章講述晚清以降，士人投入古典詩學的寫作與論述。第二章從甲申、乙未與辛亥，遺民應世進退的三個歷史時刻切入，討論遺民與詩處理時間的形式。第三章清楚描述一個區域文學的可能規模，清理流寓類型與離散概念。第四章試圖論述臺灣漢詩譜系與遺民詩學的結構性起源：棄與地方意識的影響。第五章討論陳伯陶、《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重新反思遺民身份的「發明」和「自我確認」，同時揭示民初香港離散詩學的重要特徵，殖民地裡想像與重申的遺民空間。第六章論述了康有為的南洋憂患。第七章敘述文人邱菽園的文人品味及文化資本積累而成的文學空間，最大的意義在於建構了一個中國、臺灣、香港與南洋區域之間的漢詩人交遊的網絡。第八章是從南來文學的場景，描述文化遺民面對的現實飄零與時空錯置。總結前面幾章的討論，提出文學現場的觀察。漢詩寫作、境外遷徙、遺民認同，三者構成的意義，連結到一個二十世紀漢文學播遷的區域客觀現實，補強了文學史看不見的「現場」。
內文選摘（節錄）
第二章
遺民、詩與時間的敘事
第一節 遺民的三個歷史時間：甲申、乙未、辛亥
中國傳統上的歷代遺民，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亡明與亡清兩個關鍵時間點。亡明之際，士大夫一方面必須面對腐敗、積弱不振的南明小朝廷與難挽大局的抗清活動；另一方面則是滿人建立新朝氣象，漢人政統、道統衰亡，其中攸關士大夫群體教化、安身立命的道德倫理與文化根本，最令他們感覺焦慮不安。因而，甲申之變對顧炎武等亡明遺民而言，觸碰的是一次激烈的「亡國」與「亡天下」的內在煎熬，國體與文化的辯證。同樣在晚清時期，統治三百餘年的清王朝面臨下臺命運。這次面對的文化撞擊與時間斷裂感，源自於西方殖民勢力與現代化的革命思潮。亡清，不再是朝代更替，而是進入新興民族國家序列；遺民再也不是傳統遺民，反而處身在令遺民窘迫的「新學」與「新文化」的歷史氛圍。
作為士大夫認知下的一種身份傳統，「遺民」標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正統質疑。他們對政治與文化道統的忠誠顯得尷尬，因為遜位的清帝只能困居紫禁城一角，維繫帝國末代政權的象徵性香火。最後還被趕入民間，作為一次又一次政治權力交換時被利用的傀儡。民國新興的文化氛圍也難有遺民容身之地，他們被迫幽居於租界的半殖民異質空間。這些遜清遺民群體，有的是前清官僚，但也有未曾出仕，只是以舊王朝為文化依歸的傳統眷戀者。這些人變得進退兩難，他們是無法躋身遺民正統的末代遺老，或是傳統凋零下流離失所的文化人，只能在新興時代腐朽的老去、亡逝。換言之，他們可視為二十世紀的「現代」遺民，有著堅守文化立場與效忠政治道統的象徵意義。他們既以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對抗現代性的進程，同時也在現代性革命風暴裡見證著遺民的無以為繼。
然而，早在清帝國消亡以前，一八九五的乙未割臺，首先誕生了近代中國的第一批遺民。那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時間。他們聚首於臺灣島嶼，從清帝國的棄民成為日本新興殖民地的被殖民者，內渡大陸中原與滯留臺島，成為儒家士大夫在棄地經驗下第一次面臨「現代」的遺民處境。他們跟殖民者對抗、周旋進而妥協、認同、協力的過程，展現了一種遺民身份與價值的變異。尤其是漢詩的型態，出入遺民與殖民之間的抒情變奏，凸顯了一次最弔詭的遺民現代體驗。
以上提及的歷史時段，可以作為我們觀察遺民群體誕生的重要指標。遺民固然是易代或政治變革的時代產物，但其生成的脈絡卻顯得繁複與弔詭。晚清時期排滿抗清的激進革命思潮正盛，但亡明的遺風卻死灰復燃，構成晚清官方與民間舞臺上重建的歷史記憶與文化風景。明清易代因此是一套需要重新展示的歷史氛圍、政治熱情和語言表述。當時人們為明朝遺烈修祠建廟，重現與確認「晚明三大家」的學術與文化意義，在海內外蒐集明末遺民著述，進而在中國境內重刊。尤其是海外心懸落日的遺老孤臣，如避居終老日本的朱舜水，堂堂正正走入晚清到民初時刻的民族主義革命視野，在振興中華故國與愛國民族大義的層面，受到廣泛推崇。這一套晚明記憶的重述與重建顯得轟轟烈烈，卻難掩其詭異之處。當時梁啟超以「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 總結這種現象的根源，強調知識份子援引明清易代「經世致用」資源的現實需求。然而，這不也暗示了這些殘明遺老的思想精華和事蹟，同時發揮效力的乃是一套遺民話語。遺民的「正統」，恰好補強了革命的力道。在推翻帝國，建立民國的進程中，他們率先肯定了一套遺民邏輯。為清末民初的鼎革，埋下歷史與政治的內在連結，一道文化想像的理路。
其時人們周旋在這套遺民話語，無形之中提醒在乙未、辛亥歷史時機生成的遺民文化，已內化為國家建構與歷史記憶的一個關鍵部份。換言之，甲申的晚明記憶的鋪陳，顯然為乙未、辛亥的遺民存在氛圍，找到一個辯證的參照點。乙未生產一批帝國地域割裂下的棄地遺民，提早在清朝覆滅以前驗證了孤臣孽子飄零異域的遺民體驗。相對朱舜水、沈光文等殘明遺民遊走絕域，仍以恢復中原為念；此際乙未遺民顧盼的故國已是中原之南的臺灣島嶼，島內遺民轉換為殖民新興景觀下的另類地域性認同。
同樣在辛亥後的遜清遺民，傳統文化面臨跟帝國一起崩塌潰散的命運。殘明遺獻表徵的文化正統與道統，甲申遺民的正牌形象，為生活在民國階段的文化遺民，預先演練了他們的歷史位置與際遇。因此，晚清時刻想像與建立的明季遺民符號，正是因為乙未、辛亥的變革，而構成一個值得重新辨識與深化的價值系統。甲申的亡明傷痛，在清末民初的歷史機遇中變得更為劇烈，以放大鏡檢視明清易代經驗，反而更清晰映襯出乙未、辛亥的知識份子面臨帝國斷裂的無所適從，不知去向的創傷。如此說來，召喚晚明記憶，超越了歷史懷舊，而是在遺民傳統的意義上，為「認同」與「身份」尋求由帝國疆域走向現代世界的經驗辯證與對話可能。此際重提「遺民」，不再是古老話題，而是清末民初的總體經驗結構當中，一項有效解釋知識份子傳統倫理與文化想像的論述。「遺民」因此進駐到「現代」氛圍，形成值得探究的現代性意義。
如此一個斷裂、支離的文化與歷史氛圍，遺民主導下的詩學與時間產生了微妙辯證，試圖為這種歷史的感覺結構賦形，投射了其時知識份子與文化人的心靈與存有經驗。遺民在此時間變革的過程中，以大量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和實踐，呈現出值得探究的遺民詩學典範。詩人處身歷史的轉折點，集中表徵的繁複時間──歷史廢墟、殘骸下的時間，文化撞擊的心靈時間，甚至流放的主體時間，顯然呈現了古典詩學的另一種形貌。用一種文學性的譬喻式形容：詩，在遺民與時間的辯證下，走上流亡之路。
然而，詩何以「流亡」？
清代章學誠有一段話精確描述了古典詩教的有效範疇：「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從《詩》三百、《楚辭》以降的抒情詩傳統，早就構成回應詩人個體處境的文學類型。詩作為表達時代際遇的古今媒介，貼近歷史情境下的生命形式，尤其最能展現「末世」經驗。無論清初、民初，甚至曖昧的乙未晚清時刻，面對歷史感的亂離，詩人未嘗沒有「末世」感，詩所表述的個人或集體感受，調動的象徵或符號系統，總是在想像那斷裂的文化傳統。當詩人與文化之間跨越著愈來愈大的時間鴻溝，詩因此「流亡」，在這層意義上導向遺民倫理的自我證成與安頓的有效性。
亡明以後，遺民周旋於史與抒情詩之間的向度，無異再次質疑了審美與紀實的詩學想像。詩如何模仿、記錄外在世界，卻同時保持抒情傳統內的美學價值。「詩史」，是當時整合的關鍵概念 ，卻由此開啟了詩與時間有效的對話關係。乙未以降，辛亥以後，現代性境遇變革了古典氛圍，面對現代時間感的嚴峻挑戰，古典詩學的美學範疇是否有效轉化為一種現成的近代漢詩處境？根源於傳統詩教的抒情傳統，如何在此變局中為個體經驗賦予形式？詩教的變異，還可能有效回應詩人的心靈想像與寄託？這是一組攸關易代與現代經驗變遷下，遺民與詩之間必然遇上的問題。
因此，探討遺民詩人的抒情倫理將成為理解漢詩軸向的重要層面。抒情倫理，顧名思義展示了本書對近代漢詩生產的內在精神的關切。那是對抒情自我的實踐，一種倫理──政治性經驗的考究。遺民的漢詩生產，某個程度上回應、重建和鞏固了抒情詩在古典時代的理論預設。這套理論預設，指向和諧、自足、圓滿、融通等哲學範疇，在古典帝國與傳統文化潰散的時刻，詩人的傳統生命與心靈無以為繼，漢詩的實踐呼應著抒情傳統，等於在表徵與重構詩背後的文化邏輯。一套足以在現代經驗世界存續的價值體系。我們探問遺民詩學的抒情倫理，旨在勾勒遺民詩人內在「抒情性」、「抒情精神」的詩學根據。在遺民與詩表述的經驗當中，首要觸及的外在經驗，基本是時間意識的變遷與生成的結構性經驗。因此，時間是近代遺民詩學的重要命題，詩人自我安頓與解釋外在世界的據點。
但在時間之外，還有一個空間的軸向必須兼顧。亡明以降的亂離，地理的遷徙流動，造就了境外離散書寫的脈絡，尤其在晚清以後達到顛峰。在狀似保守的遺民詩學生產過程中，境外書寫反而構成漢詩「現代性體驗」的最初形式。境外南方，這個傳統的域外概念，從晚清時刻開始成為我們理解和想像遺民漢詩，一個有效的文化地理詮釋框架。地理移動，導致的文學與文化生產空間的變異，呈現了遺民詩學新的越界意涵。因此，遺民與詩，顯然有一個無法繞過的時間與地理相互勾連的軌跡。
本章試圖從甲申、乙未與辛亥，遺民應世進退的三個歷史時刻切入，以晚明四位際遇不同的遺民錢牧齋、王船山、沈光文和朱舜水起頭，架構遺民詩設定的議題和演繹軌跡。然後再從乙未、辛亥遺民詩人連雅堂、王國維、陳三立等個案的詩學實踐，回應甲申以降的遺民傳統，強調晚明想像和遺民論述在清末民初浮現的文化效應。從甲申、乙未、辛亥三個時段的不同遺民個案，我們建立近代遺民精神的譜系與辯證關係，在晚清帝國崩壞的前夕，探究中原境內境外的漢詩流亡軌跡，以期有效說明近代漢詩意識裡的「遺民化」脈絡。
因此我們試著回應一組核心問題：遺民與詩處理時間的形式，漢詩的現代經驗到底是什麼樣的遭遇？在舊體制、典範、秩序傾塌與瓦解的現代前夜，漢詩產生什麼樣的心理需求？那會是詩人的一種文化共同體想像？境外地理又如何建立漢詩的離散書寫，如何重構遺民的文化與政治意識？這些問題將隨著本章幾組不同個案的解讀分析，加以鋪陳和脈絡化，整合視野，描繪出一個遺民、詩與時間交織的基本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