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革命究竟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革命？
19世紀末的中國，已經到了必須來一場社會革命的危急時刻，
結果竟以種族革命打頭陣，以民族革命為號召，以共產革命收戰果？
真正壓力所在的社會革命為什麼反而變得面目模糊？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畢仰高學術生涯最重要作品
歐洲漢學界中國研究黃金時期經典名著 中文譯本首度現身
從社會史角度切入，解釋中國革命為何發生及如何發生
農村問題、人口壓力、民族主義、國共鬥爭
1789、1917、1949這三場革命當中，1949年的重要性不遑多讓，它還和20世紀後半葉人類的憂慮息息相關……然而中國革命還是一段獨特歷史的發展結果，如果我們把它當成是我們所處時代中發生過的所有殖民（或半殖民）和發展中國家革命的又一個複製品，那我們很可能會對它產生嚴重誤解。
法國知名漢學家畢仰高的《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初版於1967年問世，歷經半世紀，至今仍為研究中共及近現代中國領域的必讀經典。初版後持續增補，與數十年來最新研究成果不斷對話；本書依據2007年法文第四版直譯，不僅補充了許多最新研究成果，維持了對這場革命的基本論述，嘗試以更豐富的詮釋延伸擴展，強調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的主要意涵，說明它有別於一般革命範式的獨特性。
《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共分兩部，第一部是「中國共產革命的起源」，作者畢仰高主張，中國革命源於1842年以來中國快速惡化的社會性危機，這些危機將中國推向革命。在諸多可能的革命性質中，最終是共產革命脫穎而出。第二部是「解讀中國共產革命」。畢仰高認為中國革命的歷史是從思想革命開始的，而其背景則起源於19世紀中期的列強侵逼。
目次
第一部：中國共產革命的起源
第一章 一個時代的結束（1839~1916）
第二章 中國革命的思想根源
第三章 初試啼聲的中國共產黨
第四章 中國共產革命的社會成因
第五章 改革或是革命？
第六章 民族主義與革命
第七章 紅軍奪取中國
結論
後記
第二部：解讀中國共產革命
追憶：誤入歧途的革命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八三九—一九一六）
帝國傾圮
如果要明確地說，應該說是歷史上曾經兩度催生中國巨變的鄰國──日本──將中國拖出停滯不前的泥淖。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連日本都未能預料到如此輕易取得的勝利，完全暴露出這段時期中國好不容易萌發的現代化成果是多麼的羸弱。日本之所以能輕易取勝，是因為清軍將領過於輕敵和一連串的失誤所造成，他們在防禦時彼此無法協調支援，當日軍渡海登陸時也不能有效截擊，登陸後的日軍本來因遠離基地而無法有效取得補給，但是清軍撤退時卻將有用的輜重和裝備遺留給他們。更嚴重的是李鴻章創建的北洋艦隊根本不堪一擊。戰後簽訂的《馬關條約》迫使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承認朝鮮獨立（隨後即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支付鉅額賠款、加開通商口岸並同意戰勝國在各開放口岸建立工廠和企業，這些特權因最惠國待遇而同時自動適用於其他列強。這些讓步較之對英國鴉片戰後的屈辱更為嚴重，更何況是對一個曾被認為文明程度不如自己的鄰國卑躬屈膝。
這次當頭棒喝將中國歷史推入前所未有的變局，這個國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產生變化。從一八九四年開始的一連串變化之快速劇烈，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而這些變化帶來的亂局，有些人對這段歷史有極深刻的了解和體悟，一八九三年出生的毛澤東就是其中之一。
一連串的變化從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一年的十七年間輪番上演，列強亦如附骨之蛆般地在這個瀕臨解體的龐大軀體上劃定彼此的勢力範圍，這種局面居然激起了清帝國的反應，朝廷為了苟延殘喘，最終作出孤注一擲的大膽改革，但畢竟為時已晚，而且僅曇花一現就胎死腹中，在皇朝末期短暫的改革嘗試後，革命隨即發生，這個全世界最古老的帝國在短短幾個星期內被迅速推翻。
我們可以將這一連串事件的發生分為三個階段：
革命（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發生危機和動盪的嚴重程度，讓人想起法國在一七八八年冬天到一七八九年間的情形。優秀的歷史學家蔡少卿對中國祕密社會研究甚為深入，他認為一九一○年農民抗爭的蔓延與一九一一年革命的迅速成功有重要的關聯。相較於Ernest Labrousse 對大革命前社會、經濟成因的研究而言，我個人對這段類似研究較傾向以之與Georges Lefebvre的研究做比較，他主張法國農民在大革命前夕擔心貴族打算雇佣盜匪破壞農田收成，這種恐懼心理造成騷亂並迅速擴散，成為後續大革命成功的有利條件。以中國的情況而言，近兩千年帝制王朝在最後迴光返照時發生的這些農民動亂確實有蔓延的趨勢，但整體來說，這種反應式的動亂（由現代化和嚴重的天災所引起的反應）對於終結清朝的作用還不及特權階級的不滿來得大。在帝國末期，許多鄉下地區並未受到動亂波及，依然維持著相對穩定的局面。
較之農民騷亂更令人不安的，是仍然停留在傳統步調中的農村社會和快速變化的城市之間的鴻溝變得愈來愈大，即便在騷亂中存在一些農工聯盟的情形，但畢竟仍屬少有。在城市，電話、電報、報紙等，現代性不僅已進入到每日生活中，甚至占領了所有的精神領域。當然，城市裡仍然存在一些離農入城的貧苦弱勢族群，他們受影響而改變的步調仍然較慢，但是中產階級等較具優勢的群體卻對各種新鮮事物愈來愈著迷，迫不及待接受西方的器械、方法、觀念等。但是，將這些事物帶進中國的西方人卻將仰慕西化者視為次等群體，使他們愈來愈難以忍受，認為清廷應該為中國處處受列強欺壓負起全部責任，因而對清廷終於推動現代化不但沒有表示欣慰，反而利用推行新政的契機作出更進一步的要求。一八九○年時還只是一小部分「激進分子」懷抱的思想、理念和願望，在二十年後卻廣為這些原本應支持傳統成規的特權階級所接受。
就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這些特權階級在最後的二十年中也備受壓抑。自《馬關條約》以降，民族工業的發展就和外國資本的介入同時並進，使得沿海口岸都會裡那些早已和傳統士紳結合的中產階級「紳商」深受傷害。在此同時，新的知識分子群體已逐漸分化而出，他們不再接受傳統的經書教育，而是在外國傳教士創辦的學校或者船政學堂接受教育。教師、記者、醫生、工程師、律師等，這些新式知識分子並不認同傳統社會，而傳統社會也不見容新式知識分子群體。這批「吸收所有批判觀點」的群體，理所當然地成為改革或革命的追隨者。實用主義、現代化思想和凌駕於其上的民族主義，都是他們公認和接受的價值，讓資本家、白領階級等等能夠彼此聯繫、結合，這些思想觀點逐漸在內陸城市中發酵，地方菁英階級不再認為被清廷這樣一個無法保護他們利益的政權統治是合理的—這就是一九一一年四川反抗運動形成的背景。
當關鍵時刻來臨時，這些由部分傳統菁英和現代化菁英結合的力量共同顛覆了歷史。地方菁英在帝國末期的新政中初嘗自治的滋味，他們雖然得以和地方官員共享權力，卻要求握有更多；並非拒絕繼續受清廷統治（因為考慮到要實施現代化以增強地方抗衡中央的力量，仍然得在國家的庇護下才能推動），但必須考量的前提愈來愈多，這正好說明了各省地方菁英為何不起而維護帝制的原因。他們同樣也不見得接受革命分子對未來不確定的承諾，部分地方菁英更和革命分子協商維持原有的秩序和分配官職，這也是革命運動以地方包圍中央的特色，透過裂解地方的方式去瓦解政權，避免強攻皇權中心，同樣的特徵在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中都可略見，中國革命亦然。
偏重特權階級在清朝覆亡中的影響、減輕平民階級的作用，以及重視城市中萌芽的現代文化和鄉村傳統氛圍之間的落差，加上部分領導階級受革命感召而迅速加入革命行列等等，皆屬於社會學的分析。集各方之力（由武昌新軍扮演的革命分子加上歸附的特權貴族）固然能一舉推翻滿清，但也可以說清廷是在接連不斷的重大打擊下威信盡失、愈來愈衰弱而自我覆亡：先是鴉片戰爭，繼之為太平天國起事（造成中央權力逐漸向地方轉移，以及社會愈來愈軍事化），再來是《馬關條約》，還有清廷利用拳民結果招致失敗後的羞辱，最後是試圖打造長治久安的局面，卻因過於急躁而推出不穩定的新政。辛亥革命成功後最初期出現的惡劣局勢並不令人驚訝，因為革命只是終結了一個行將就木的王朝，並未建成一片夢想的樂土，在這種情況下，它只是將反對力量串連起來。辛亥革命並未讓中國的社會基礎產生任何變化，卻開啟了改變的可能。孫逸仙在革命後一夕之間被各方奉為偉人，而他早在十年前就開始構思一個大膽的夢想。
革命行動也必須作出一定的自我克制，在其宣稱要掃除的障礙中，其實有一些是刻意的誤導，例如革命分子極力譴責滿人對漢人施加壓迫。他們高舉的民族主義主張反對異族統治王朝，對諸如孫逸仙等一部分人來說，這麼做主要是想要爭取人們支持革命行動，或至少不要造成阻礙；但是對大多數其他人而言，標榜反滿的民族主義，代表著民族自覺的開端，更可以避開深入剖析長期承受苦難的根源、避免挑動更激烈的反應。對長期存在的苦難而言，如果深究造成這個民族危機的民族性原因，真正的對象恐怕會直指帝國主義。不論其名為何，中國第一次革命的核心就是民族主義革命，也就是因為具備這種特性，才能弔詭地結合懷抱不同目的的各路人馬。保路風潮之所以成為民族主義的象徵意義，是因為鐵路就是帝國主義介入中國最明顯的標誌。
辛亥革命並未建立新的秩序，只破壞了舊有的秩序，顛覆了天朝的合法性，在極短的時間內對國家一統造成傷害，必須在未來耗費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彌補。另一方面，「封建」秩序仍然存在於鄉村地區，讓共產分子有機會利用其中存在的不公不義來提出控訴，強調傳統上層權威的腐敗並打擊他們的合法性，更因為革命在某些方面的影響還不如一九○五年廢除科考來得全面。科考廢除後，許多鄉村子弟晉身上層階級的希望破滅，士紳特權可以將其子嗣送往新制學校接受教育，而農民家庭卻不能，使得一般村民和特權階級間的鴻溝更難填補，最後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造成前所未見的斷裂。
或許可以說，清末新政和其企圖體現的現代化作為所產生的影響和意義，都較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行動來得深刻，那場革命注定只是一段插曲，標誌出中國無可避免地走向革命道路。
第二章 中國革命的思想根源
自由主義的敗退
這段時間中各種思潮和觀念快速的遞嬗往復。五四運動時引進了自由主義諸般觀念，像是理性、自由、進步、民主等，剛萌芽的自由主義顯得生機勃勃。而知識青年們在驚嘆於各種新思想之餘，更急切地在其中探索各種可能的運用方式。但十五至二十年過後，卻是馬克思主義勝出。其他的可能選項均被排除，而自由主義引領風騷的時日竟然只像是介於幾世紀來的舊儒學和馬克思主義這個新正統之間的中場休息時間。早在知識分子剛剛認識無政府主義、而其支持者正和馬克思主義信徒爭執不休時，胡適就曾斷言：「現在孔子和朱熹的奴才少了，馬克思和克魯泡特金的奴才卻出現了。」我們不難理解自由主義者的酸澀感受，中國才剛被自由主義喚醒，旋即卻投入另一個新信念的懷抱。面對他們以心靈自由之名點燃的中國的啟蒙和淨化、一場美麗大火的努力轉眼成灰，這些自由主義者如何
能不心懷哀怨？
這些變化不至於令人太過訝異。首先，在西方國家中孕育出自由主義的那許多價值和信念（自然權利、人權、法律至上等），對中國傳統而言十分陌生；再者，從破除盲從迷信演變為激進思想是合理自然的，而胡適和陳獨秀不過是順水推舟，而最後胡適選擇信奉自由主義。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這段期間，對中國而言固然命運坎坷，但許多情況卻有利於廣義的自由思潮（批判精神、細緻的觀點差別、中間立場、漸進式的解決問題態度等）。較之於前四分之三個世紀，中國在這三十年間始終有一種已到危急存亡之秋的氛圍。由於這種心情，所有需要長時間、耐心檢驗和審慎準備的提議都難以被人接受，自由主義不過是在批評言論解禁、開始反抗教條主義之時，因為提供了一時的憧憬而得以在初期擁有短暫榮景。當曇花一現的發光發熱、一切障礙均被掃除後，自由主義就被其所協助孕育的其他新生思潮所超越而顯得停滯不前。
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這些新生思潮中固然有左傾的，同樣也有右傾的。自由主義被左傾的馬克思主義超越之前，就已先被右傾的民族主義打敗。這段時期各種思潮紛來雜沓，觀念的變化目不暇給，就像前文曾提及，現代中國的發展受到帝國主義和社會動盪的雙重壓力，使中間或第三勢力毫無作為，但是在理論上為社會和民族問題留下發展空間，這兩個原本對立的問題卻因為面對現實情況和既得利益維護者的作為，得以合而為一，為了結束這個局面所發展出來的革命也就必須同時具備民族和社會兩種性質。共產黨因此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從五四運動中汲取大量的養分後，擺脫國民黨，開始發展其自身的意識型態。
最後這一次意識型態爭鬥，其意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壓倒民族主義，而是後者吸收了前者。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對保衛並爭取民族尊嚴和解決社會不公最有效的思想體系，加上當時列寧領導對抗帝國主義革命成功的訊息可做為典範，這就讓這個外來的思想信念成為對抗外侮的最佳武器。而這個思想信念可以讓中國不必受到先進國家頤指氣使的羞辱，並將中國帶向無可迴避的現代化道路。
作為一種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更重新結合了一部分原本在五四運動中遭到全面批判的傳統文化。畢竟儒家思想已屬過去，任何人都可以客觀地重新審視其內容。在五四運動中極盡一切地批駁和嘲諷它，只是由於正值反抗傳統束縛的需要，一旦其壓迫者的地位遭到推翻，再回頭重新以較寬容的態度看待，仍然必須承認傳統文化中也擁有部分進步的力量，因此沒有必要將其全盤揚棄。更何況，傳統文化是民族建構的基礎，在西方文化面前並非一文不值。
＊
日本借取西方國家技術維新自強，但由切腹到神風自殺飛機等特徵都顯示出她仍維持原有的民族性，這種模式在一九四○年代時被視為成功的榜樣。而中國在一九六七年時出現的一些跡象，例如部分恢復孔子的地位和一些歷數百年不變的排外情緒表現等等，讓我們經常會聽到一種類似的理論：
在一連串翻天覆地的變化後，今天的中國又回到那個恆定不變的過去。共產革命不過是兜頭繞了個圈子罷了。當維護和頌揚民族驕傲的口號再度四處充斥時，一九四九年彷彿和一八四○年遙相呼應，不同的只是蠻夷列強的侵凌不再。新奉立的正統信條充滿了傳統觀念的影子。就像歷來改朝換代一般，歷史出現了驚人的延續性︰在一陣兵荒馬亂之後，新的王朝成立，另一個新的循環重新開始。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個循環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覆，毛澤東所建立的不過是另一個王朝而已……
這種說法的確相當有說服力，就像史達林以「東方之光」強調應重新回到俄羅斯固有文化價值時，是不是就表示這是斯拉夫傳統的復辟呢？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五四運動帶給中國的現代性。現在的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現在這個世紀的新問題。不論是一九六七年在北京盛行的「中國式共產主義」，或是國民黨的保守民族主義—就算後者的內涵是蔣介石所恢復的不合時宜的儒家思想和教條，而前者是救世主式的狂想—都已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華夏中心主義」。經過近一世紀的試煉，中國的民族主義早己不再有睥睨一切、高高在上的倨傲，而是成為極力求生的機制。現在的中國已是在萬隆會議上和亞洲、非洲等第三世界諸國平起平坐、共同討論合作事務的國家，而不是那個以天朝自居的帝國。中國知識分子以三個世代的時間檢證並成就了中國由天朝帝國思想轉為現代民族主義再變成馬克思主義的過程，這代表著一段思想上的驚異旅程，確切地說，就是思想革命。
第四章 中國共產革命的社會成因
部分地區的社會情況或許可能不同，但這些情況不就是類似的原因歷經幾世紀以來一代接一代不斷積累，始終無法讓所有人在穩定統一的政治秩序下過著有規則可循的生活所造成的嗎？
這種反思同時也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在於社會狀況本身的演變，另一個在於社會和政治的聯繫。就第一個問題而言，我個人有兩點意見：中國農民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處境較之他們十八世紀的祖輩更不安定，而且不是源於人口增長的壓力。相對的，這些情況在共產革命前幾十年裡並不見得有惡化的傾向。農產品商業化在政治動盪期間仍然繼續發展、佃農繳交的地租數目維持穩定甚至還有些許下降、雇農的待遇也約略增加。若不考慮季節性和偶發性變動起伏的話，十九世紀甚至十八世紀末至一九三○年間的平均借貸利息並沒有太大變化。就長期而言（從十九世紀末到一九四九年），並未發現土地有特殊集中的現象。或許在生計受威脅時才會偶爾發生土地讓渡集中的情形，但是在這段時間裡，某些地主所賣出的土地恐怕較買進的土地還要多些：原因是政府稅賦負擔加重、地租收益不佳、被劫奪勒索、在城市投資商業或工業，以及送子嗣到國外讀書等。
提到稅賦負擔和治安問題，就必須開始談到政治環境。和前述的這些情況恰好相反，在國民政府統治下，政治環境的確是每況愈下。非預期的氣候變動是一回事，諸如一九三一年的長江水災、一九三四年的嚴重乾旱和一九三六年的地方性（尤其是四川）旱災。當然，有效率的行政可以減緩這些災害在短期內所造成的影響。這些災害的反覆發生，被認為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但在一九三八年人為造成的黃河決堤水災又是另一回事—蔣介石認為阻礙日軍推進較之造成幾百萬災民流離失所的危難更為重要。明確地說，戰火頻仍（包括日軍侵華和無休止的內戰）、軍隊肆虐、劫掠處處、治安惡化，交織成國民政府期間四十多年的國家景象，一如三個世紀前歐洲陷入三十年戰爭時的情況。較之不明確的經濟惡化和並非大規模的嚴重社會剝削，已經眾所周知的地方行政體系效能不彰和濫權，自然就是應該譴責的對象。
當然，經濟和社會問題同樣不能略而不提。雖然經濟和社會問題尚未達到全面性惡化（我也並未假設其存在），某些區域性和地方性的危機（如社會治安問題擴大、在混亂時期的衝突具有和戰爭同樣嚴重的影響）仍造成了許多悲劇，也引發了許多不滿，使共產革命得以自其中汲取養分。或者由於外國產品競爭，以及距中國千里之遙的國際市場商品價格起伏所造成的衝擊，或者僅是一項地方政治決策所造成的影響，一些原本極為興旺的小規模農產經營者—像是養蠶
中國革命究竟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革命？
19世紀末的中國，已經到了必須來一場社會革命的危急時刻，
結果竟以種族革命打頭陣，以民族革命為號召，以共產革命收戰果？
真正壓力所在的社會革命為什麼反而變得面目模糊？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畢仰高學術生涯最重要作品
歐洲漢學界中國研究黃金時期經典名著 中文譯本首度現身
從社會史角度切入，解釋中國革命為何發生及如何發生
農村問題、人口壓力、民族主義、國共鬥爭
1789、1917、1949這三場革命當中，1949年的重要性不遑多讓，它還和20世紀後半葉人類的憂慮息息相關……然而中國革命還是一段獨特歷史的發展結果，如果我們把它當成是我們所處時代中發生過的所有殖民（或半殖民）和發展中國家革命的又一個複製品，那我們很可能會對它產生嚴重誤解。
法國知名漢學家畢仰高的《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初版於1967年問世，歷經半世紀，至今仍為研究中共及近現代中國領域的必讀經典。初版後持續增補，與數十年來最新研究成果不斷對話；本書依據2007年法文第四版直譯，不僅補充了許多最新研究成果，維持了對這場革命的基本論述，嘗試以更豐富的詮釋延伸擴展，強調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的主要意涵，說明它有別於一般革命範式的獨特性。
《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共分兩部，第一部是「中國共產革命的起源」，作者畢仰高主張，中國革命源於1842年以來中國快速惡化的社會性危機，這些危機將中國推向革命。在諸多可能的革命性質中，最終是共產革命脫穎而出。第二部是「解讀中國共產革命」。畢仰高認為中國革命的歷史是從思想革命開始的，而其背景則起源於19世紀中期的列強侵逼。
目次
第一部：中國共產革命的起源
第一章 一個時代的結束（1839~1916）
第二章 中國革命的思想根源
第三章 初試啼聲的中國共產黨
第四章 中國共產革命的社會成因
第五章 改革或是革命？
第六章 民族主義與革命
第七章 紅軍奪取中國
結論
後記
第二部：解讀中國共產革命
追憶：誤入歧途的革命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八三九—一九一六）
帝國傾圮
如果要明確地說，應該說是歷史上曾經兩度催生中國巨變的鄰國──日本──將中國拖出停滯不前的泥淖。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連日本都未能預料到如此輕易取得的勝利，完全暴露出這段時期中國好不容易萌發的現代化成果是多麼的羸弱。日本之所以能輕易取勝，是因為清軍將領過於輕敵和一連串的失誤所造成，他們在防禦時彼此無法協調支援，當日軍渡海登陸時也不能有效截擊，登陸後的日軍本來因遠離基地而無法有效取得補給，但是清軍撤退時卻將有用的輜重和裝備遺留給他們。更嚴重的是李鴻章創建的北洋艦隊根本不堪一擊。戰後簽訂的《馬關條約》迫使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承認朝鮮獨立（隨後即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支付鉅額賠款、加開通商口岸並同意戰勝國在各開放口岸建立工廠和企業，這些特權因最惠國待遇而同時自動適用於其他列強。這些讓步較之對英國鴉片戰後的屈辱更為嚴重，更何況是對一個曾被認為文明程度不如自己的鄰國卑躬屈膝。
這次當頭棒喝將中國歷史推入前所未有的變局，這個國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產生變化。從一八九四年開始的一連串變化之快速劇烈，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而這些變化帶來的亂局，有些人對這段歷史有極深刻的了解和體悟，一八九三年出生的毛澤東就是其中之一。
一連串的變化從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一年的十七年間輪番上演，列強亦如附骨之蛆般地在這個瀕臨解體的龐大軀體上劃定彼此的勢力範圍，這種局面居然激起了清帝國的反應，朝廷為了苟延殘喘，最終作出孤注一擲的大膽改革，但畢竟為時已晚，而且僅曇花一現就胎死腹中，在皇朝末期短暫的改革嘗試後，革命隨即發生，這個全世界最古老的帝國在短短幾個星期內被迅速推翻。
我們可以將這一連串事件的發生分為三個階段：
革命（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發生危機和動盪的嚴重程度，讓人想起法國在一七八八年冬天到一七八九年間的情形。優秀的歷史學家蔡少卿對中國祕密社會研究甚為深入，他認為一九一○年農民抗爭的蔓延與一九一一年革命的迅速成功有重要的關聯。相較於Ernest Labrousse 對大革命前社會、經濟成因的研究而言，我個人對這段類似研究較傾向以之與Georges Lefebvre的研究做比較，他主張法國農民在大革命前夕擔心貴族打算雇佣盜匪破壞農田收成，這種恐懼心理造成騷亂並迅速擴散，成為後續大革命成功的有利條件。以中國的情況而言，近兩千年帝制王朝在最後迴光返照時發生的這些農民動亂確實有蔓延的趨勢，但整體來說，這種反應式的動亂（由現代化和嚴重的天災所引起的反應）對於終結清朝的作用還不及特權階級的不滿來得大。在帝國末期，許多鄉下地區並未受到動亂波及，依然維持著相對穩定的局面。
較之農民騷亂更令人不安的，是仍然停留在傳統步調中的農村社會和快速變化的城市之間的鴻溝變得愈來愈大，即便在騷亂中存在一些農工聯盟的情形，但畢竟仍屬少有。在城市，電話、電報、報紙等，現代性不僅已進入到每日生活中，甚至占領了所有的精神領域。當然，城市裡仍然存在一些離農入城的貧苦弱勢族群，他們受影響而改變的步調仍然較慢，但是中產階級等較具優勢的群體卻對各種新鮮事物愈來愈著迷，迫不及待接受西方的器械、方法、觀念等。但是，將這些事物帶進中國的西方人卻將仰慕西化者視為次等群體，使他們愈來愈難以忍受，認為清廷應該為中國處處受列強欺壓負起全部責任，因而對清廷終於推動現代化不但沒有表示欣慰，反而利用推行新政的契機作出更進一步的要求。一八九○年時還只是一小部分「激進分子」懷抱的思想、理念和願望，在二十年後卻廣為這些原本應支持傳統成規的特權階級所接受。
就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這些特權階級在最後的二十年中也備受壓抑。自《馬關條約》以降，民族工業的發展就和外國資本的介入同時並進，使得沿海口岸都會裡那些早已和傳統士紳結合的中產階級「紳商」深受傷害。在此同時，新的知識分子群體已逐漸分化而出，他們不再接受傳統的經書教育，而是在外國傳教士創辦的學校或者船政學堂接受教育。教師、記者、醫生、工程師、律師等，這些新式知識分子並不認同傳統社會，而傳統社會也不見容新式知識分子群體。這批「吸收所有批判觀點」的群體，理所當然地成為改革或革命的追隨者。實用主義、現代化思想和凌駕於其上的民族主義，都是他們公認和接受的價值，讓資本家、白領階級等等能夠彼此聯繫、結合，這些思想觀點逐漸在內陸城市中發酵，地方菁英階級不再認為被清廷這樣一個無法保護他們利益的政權統治是合理的—這就是一九一一年四川反抗運動形成的背景。
當關鍵時刻來臨時，這些由部分傳統菁英和現代化菁英結合的力量共同顛覆了歷史。地方菁英在帝國末期的新政中初嘗自治的滋味，他們雖然得以和地方官員共享權力，卻要求握有更多；並非拒絕繼續受清廷統治（因為考慮到要實施現代化以增強地方抗衡中央的力量，仍然得在國家的庇護下才能推動），但必須考量的前提愈來愈多，這正好說明了各省地方菁英為何不起而維護帝制的原因。他們同樣也不見得接受革命分子對未來不確定的承諾，部分地方菁英更和革命分子協商維持原有的秩序和分配官職，這也是革命運動以地方包圍中央的特色，透過裂解地方的方式去瓦解政權，避免強攻皇權中心，同樣的特徵在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中都可略見，中國革命亦然。
偏重特權階級在清朝覆亡中的影響、減輕平民階級的作用，以及重視城市中萌芽的現代文化和鄉村傳統氛圍之間的落差，加上部分領導階級受革命感召而迅速加入革命行列等等，皆屬於社會學的分析。集各方之力（由武昌新軍扮演的革命分子加上歸附的特權貴族）固然能一舉推翻滿清，但也可以說清廷是在接連不斷的重大打擊下威信盡失、愈來愈衰弱而自我覆亡：先是鴉片戰爭，繼之為太平天國起事（造成中央權力逐漸向地方轉移，以及社會愈來愈軍事化），再來是《馬關條約》，還有清廷利用拳民結果招致失敗後的羞辱，最後是試圖打造長治久安的局面，卻因過於急躁而推出不穩定的新政。辛亥革命成功後最初期出現的惡劣局勢並不令人驚訝，因為革命只是終結了一個行將就木的王朝，並未建成一片夢想的樂土，在這種情況下，它只是將反對力量串連起來。辛亥革命並未讓中國的社會基礎產生任何變化，卻開啟了改變的可能。孫逸仙在革命後一夕之間被各方奉為偉人，而他早在十年前就開始構思一個大膽的夢想。
革命行動也必須作出一定的自我克制，在其宣稱要掃除的障礙中，其實有一些是刻意的誤導，例如革命分子極力譴責滿人對漢人施加壓迫。他們高舉的民族主義主張反對異族統治王朝，對諸如孫逸仙等一部分人來說，這麼做主要是想要爭取人們支持革命行動，或至少不要造成阻礙；但是對大多數其他人而言，標榜反滿的民族主義，代表著民族自覺的開端，更可以避開深入剖析長期承受苦難的根源、避免挑動更激烈的反應。對長期存在的苦難而言，如果深究造成這個民族危機的民族性原因，真正的對象恐怕會直指帝國主義。不論其名為何，中國第一次革命的核心就是民族主義革命，也就是因為具備這種特性，才能弔詭地結合懷抱不同目的的各路人馬。保路風潮之所以成為民族主義的象徵意義，是因為鐵路就是帝國主義介入中國最明顯的標誌。
辛亥革命並未建立新的秩序，只破壞了舊有的秩序，顛覆了天朝的合法性，在極短的時間內對國家一統造成傷害，必須在未來耗費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彌補。另一方面，「封建」秩序仍然存在於鄉村地區，讓共產分子有機會利用其中存在的不公不義來提出控訴，強調傳統上層權威的腐敗並打擊他們的合法性，更因為革命在某些方面的影響還不如一九○五年廢除科考來得全面。科考廢除後，許多鄉村子弟晉身上層階級的希望破滅，士紳特權可以將其子嗣送往新制學校接受教育，而農民家庭卻不能，使得一般村民和特權階級間的鴻溝更難填補，最後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造成前所未見的斷裂。
或許可以說，清末新政和其企圖體現的現代化作為所產生的影響和意義，都較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行動來得深刻，那場革命注定只是一段插曲，標誌出中國無可避免地走向革命道路。
第二章 中國革命的思想根源
自由主義的敗退
這段時間中各種思潮和觀念快速的遞嬗往復。五四運動時引進了自由主義諸般觀念，像是理性、自由、進步、民主等，剛萌芽的自由主義顯得生機勃勃。而知識青年們在驚嘆於各種新思想之餘，更急切地在其中探索各種可能的運用方式。但十五至二十年過後，卻是馬克思主義勝出。其他的可能選項均被排除，而自由主義引領風騷的時日竟然只像是介於幾世紀來的舊儒學和馬克思主義這個新正統之間的中場休息時間。早在知識分子剛剛認識無政府主義、而其支持者正和馬克思主義信徒爭執不休時，胡適就曾斷言：「現在孔子和朱熹的奴才少了，馬克思和克魯泡特金的奴才卻出現了。」我們不難理解自由主義者的酸澀感受，中國才剛被自由主義喚醒，旋即卻投入另一個新信念的懷抱。面對他們以心靈自由之名點燃的中國的啟蒙和淨化、一場美麗大火的努力轉眼成灰，這些自由主義者如何
能不心懷哀怨？
這些變化不至於令人太過訝異。首先，在西方國家中孕育出自由主義的那許多價值和信念（自然權利、人權、法律至上等），對中國傳統而言十分陌生；再者，從破除盲從迷信演變為激進思想是合理自然的，而胡適和陳獨秀不過是順水推舟，而最後胡適選擇信奉自由主義。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這段期間，對中國而言固然命運坎坷，但許多情況卻有利於廣義的自由思潮（批判精神、細緻的觀點差別、中間立場、漸進式的解決問題態度等）。較之於前四分之三個世紀，中國在這三十年間始終有一種已到危急存亡之秋的氛圍。由於這種心情，所有需要長時間、耐心檢驗和審慎準備的提議都難以被人接受，自由主義不過是在批評言論解禁、開始反抗教條主義之時，因為提供了一時的憧憬而得以在初期擁有短暫榮景。當曇花一現的發光發熱、一切障礙均被掃除後，自由主義就被其所協助孕育的其他新生思潮所超越而顯得停滯不前。
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這些新生思潮中固然有左傾的，同樣也有右傾的。自由主義被左傾的馬克思主義超越之前，就已先被右傾的民族主義打敗。這段時期各種思潮紛來雜沓，觀念的變化目不暇給，就像前文曾提及，現代中國的發展受到帝國主義和社會動盪的雙重壓力，使中間或第三勢力毫無作為，但是在理論上為社會和民族問題留下發展空間，這兩個原本對立的問題卻因為面對現實情況和既得利益維護者的作為，得以合而為一，為了結束這個局面所發展出來的革命也就必須同時具備民族和社會兩種性質。共產黨因此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從五四運動中汲取大量的養分後，擺脫國民黨，開始發展其自身的意識型態。
最後這一次意識型態爭鬥，其意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壓倒民族主義，而是後者吸收了前者。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對保衛並爭取民族尊嚴和解決社會不公最有效的思想體系，加上當時列寧領導對抗帝國主義革命成功的訊息可做為典範，這就讓這個外來的思想信念成為對抗外侮的最佳武器。而這個思想信念可以讓中國不必受到先進國家頤指氣使的羞辱，並將中國帶向無可迴避的現代化道路。
作為一種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更重新結合了一部分原本在五四運動中遭到全面批判的傳統文化。畢竟儒家思想已屬過去，任何人都可以客觀地重新審視其內容。在五四運動中極盡一切地批駁和嘲諷它，只是由於正值反抗傳統束縛的需要，一旦其壓迫者的地位遭到推翻，再回頭重新以較寬容的態度看待，仍然必須承認傳統文化中也擁有部分進步的力量，因此沒有必要將其全盤揚棄。更何況，傳統文化是民族建構的基礎，在西方文化面前並非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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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借取西方國家技術維新自強，但由切腹到神風自殺飛機等特徵都顯示出她仍維持原有的民族性，這種模式在一九四○年代時被視為成功的榜樣。而中國在一九六七年時出現的一些跡象，例如部分恢復孔子的地位和一些歷數百年不變的排外情緒表現等等，讓我們經常會聽到一種類似的理論：
在一連串翻天覆地的變化後，今天的中國又回到那個恆定不變的過去。共產革命不過是兜頭繞了個圈子罷了。當維護和頌揚民族驕傲的口號再度四處充斥時，一九四九年彷彿和一八四○年遙相呼應，不同的只是蠻夷列強的侵凌不再。新奉立的正統信條充滿了傳統觀念的影子。就像歷來改朝換代一般，歷史出現了驚人的延續性︰在一陣兵荒馬亂之後，新的王朝成立，另一個新的循環重新開始。或者更確切地說，這個循環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覆，毛澤東所建立的不過是另一個王朝而已……
這種說法的確相當有說服力，就像史達林以「東方之光」強調應重新回到俄羅斯固有文化價值時，是不是就表示這是斯拉夫傳統的復辟呢？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五四運動帶給中國的現代性。現在的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現在這個世紀的新問題。不論是一九六七年在北京盛行的「中國式共產主義」，或是國民黨的保守民族主義—就算後者的內涵是蔣介石所恢復的不合時宜的儒家思想和教條，而前者是救世主式的狂想—都已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華夏中心主義」。經過近一世紀的試煉，中國的民族主義早己不再有睥睨一切、高高在上的倨傲，而是成為極力求生的機制。現在的中國已是在萬隆會議上和亞洲、非洲等第三世界諸國平起平坐、共同討論合作事務的國家，而不是那個以天朝自居的帝國。中國知識分子以三個世代的時間檢證並成就了中國由天朝帝國思想轉為現代民族主義再變成馬克思主義的過程，這代表著一段思想上的驚異旅程，確切地說，就是思想革命。
第四章 中國共產革命的社會成因
部分地區的社會情況或許可能不同，但這些情況不就是類似的原因歷經幾世紀以來一代接一代不斷積累，始終無法讓所有人在穩定統一的政治秩序下過著有規則可循的生活所造成的嗎？
這種反思同時也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在於社會狀況本身的演變，另一個在於社會和政治的聯繫。就第一個問題而言，我個人有兩點意見：中國農民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處境較之他們十八世紀的祖輩更不安定，而且不是源於人口增長的壓力。相對的，這些情況在共產革命前幾十年裡並不見得有惡化的傾向。農產品商業化在政治動盪期間仍然繼續發展、佃農繳交的地租數目維持穩定甚至還有些許下降、雇農的待遇也約略增加。若不考慮季節性和偶發性變動起伏的話，十九世紀甚至十八世紀末至一九三○年間的平均借貸利息並沒有太大變化。就長期而言（從十九世紀末到一九四九年），並未發現土地有特殊集中的現象。或許在生計受威脅時才會偶爾發生土地讓渡集中的情形，但是在這段時間裡，某些地主所賣出的土地恐怕較買進的土地還要多些：原因是政府稅賦負擔加重、地租收益不佳、被劫奪勒索、在城市投資商業或工業，以及送子嗣到國外讀書等。
提到稅賦負擔和治安問題，就必須開始談到政治環境。和前述的這些情況恰好相反，在國民政府統治下，政治環境的確是每況愈下。非預期的氣候變動是一回事，諸如一九三一年的長江水災、一九三四年的嚴重乾旱和一九三六年的地方性（尤其是四川）旱災。當然，有效率的行政可以減緩這些災害在短期內所造成的影響。這些災害的反覆發生，被認為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但在一九三八年人為造成的黃河決堤水災又是另一回事—蔣介石認為阻礙日軍推進較之造成幾百萬災民流離失所的危難更為重要。明確地說，戰火頻仍（包括日軍侵華和無休止的內戰）、軍隊肆虐、劫掠處處、治安惡化，交織成國民政府期間四十多年的國家景象，一如三個世紀前歐洲陷入三十年戰爭時的情況。較之不明確的經濟惡化和並非大規模的嚴重社會剝削，已經眾所周知的地方行政體系效能不彰和濫權，自然就是應該譴責的對象。
當然，經濟和社會問題同樣不能略而不提。雖然經濟和社會問題尚未達到全面性惡化（我也並未假設其存在），某些區域性和地方性的危機（如社會治安問題擴大、在混亂時期的衝突具有和戰爭同樣嚴重的影響）仍造成了許多悲劇，也引發了許多不滿，使共產革命得以自其中汲取養分。或者由於外國產品競爭，以及距中國千里之遙的國際市場商品價格起伏所造成的衝擊，或者僅是一項地方政治決策所造成的影響，一些原本極為興旺的小規模農產經營者—像是養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