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先生解除了實施39年的戒嚴令。當時之所以解嚴，主因應是外在的，包括了中國大陸以及蘇聯先後「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冷戰體制鬆動；但也有內在的原因，包括新生力量的挑戰與國民黨統治意志的衰退。至今20年過去，比起1990年的學運、或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解嚴對於台灣的意義，似乎聞問者較少。確實，由於解嚴乃是統治者的決策，與此前或者後來大規模民眾參與促成的運動性變化性質不同，在歷史上的位置也就不會一樣。但是，如果說解嚴代表整個社會逐漸回到常態的政治生活，那麼20年來的諸般現象，應該更能展示這個社會的根本性格所在。掌握這種性格，是我們要以解嚴為本期《思想》專輯主題的用意所在。
李丁讚、馮建三、張鐵志、廖元豪四位，分別從社會運動、傳播媒體、民主與資本主義、以及人權法治幾方面，對解嚴之後台灣的得失成敗，提出了全面的分析與評價。他們對解嚴寄以厚望、對解嚴之後的發展給予肯定、但同時也在社運政治化、媒體資本化、金權政治、以及弱勢人權幾方面，指出台灣社會必須正視的難題。應當知道，如今這些問題已經無法歸咎於一個凌駕在上的威權體制，而是台灣社會內部的共同責任。
從較為寬廣的視野來看，解嚴對整個社會造成的改變雖然可觀，可是其間的不變也需要面對。在我們所關切的思想、文化、學術領域，變與不變的對比，更值得玩味。解嚴以來，台灣的文化意識、價值意識、所處世界的意識，都呈現了多少的移轉，可是基本的軸線如今何在，需要進一步的探討。除了本期發表的四篇力作，本刊又在十月舉辦過「後解嚴的台灣文學」座談會，邀請陳芳明、唐諾、劉亮雅、張錦忠幾位共聚一堂切磋攻錯，其內容可望在下一期的《思想》發表。
至於文學之外，戒嚴與解嚴對於哲學、史學、乃至於社會科學，又造成過甚麼影響呢？如果影響不大，那是因為台灣的戒嚴狀態原本即無傷於這些學門呢？是因為解嚴原本只有政治意義，並沒有改變社會結構與集體意識呢？還是因為台灣的思想文化學術與戒嚴體制原是同源，都是冷戰、反共、以及威權式現代化的產物，只要解嚴後的局面因襲著這些大環境因素，也就無礙於思想文化學術二十年來的新瓶舊酒相安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