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的思想狀況，相當程度上是由先前階段的思想狀況演進發展而成。回顧台灣社會幾十年的思想轉變軌跡，1970年代不能不說別具意義，蕭阿勤先生甚至借用雅斯培的字眼，稱之為台灣戰後史的「軸心時期」，扮演著此後思想發展的樞紐。當時，五十與六十年代的閉鎖禁制仍然延續著，但是上一輩人辛苦散播的火種，終於在戰後新一代──蕭先生稱之為「軸心世代」──的意識裡擴散。六十年代末期東、西方世界同時爆發的動盪和反抗，從外面提供了強大的刺激啟發；島內統治集團的世襲換代，也觸動了一定程度的變革氣氛。各種因素與傾向相互激盪，讓七十年代的台灣呈現著前所未見的文化與觀念的盛景，鄭鴻生先生不吝冠以「文藝復興」的美名。本期專輯「台灣的七十年代」，重新面對了那個時代。鄭鴻生、郭紀舟、詹曜齊三位的報告與敘事，加上蕭阿勤高度分析式的提問，共同構成了本期主題。
論述一個時代的意義，自然不是幾篇文章所能竟其功的。我們的作者視野集中，主要注意當時的刊物、書籍、以及知識界的幾場論戰。這幾篇文章扼要生動地捕捉當時的思想氛圍，但沒有人會說一個時代的內容窮盡於此。不過，一個時代的精神自覺，在此確實可以窺其大貌。僅就論戰來說，當時台灣社會的幾個主要議題，不是在此十年之間都引發過激烈的討論，形成了各種立場的自我界定與相對定位嗎？七十年代的知識份子，歷史經驗比較貧乏、知識資源也很有限。但是論戰所形成的分歧觀點，在後來的時代將繼續發展變化，帶動新的分歧與結合，進一步塑造八十年代之後的各項議題。如果問題意識是在歷史中發展的，七十年代便應是台灣那歷史的啟動時代。
不過，跟八十、九十年代比起來，台灣的七十年代畢竟還顯得生澀、焦躁、「太理想主義」。一個主要的原因殆為，如果說後來兩個十年的思想文化運動，有著社會、政治運動的帶領、呼應與支援，那麼七十年代的知識份子，基本上是孤立的，與社會隔絕的。從《大學雜誌》、校園的各類騷動，到後來的《夏潮》、《文季》、鄉土文學論戰、民歌運動，一路上明顯看到，知識人苦苦呼喚尋找「社會」、「民間」、「鄉土」、「工農」，而竟沒有任何回音。孤立令他們缺乏信心、缺乏方向感；但是孤立疏離卻也讓他們較為自由，能夠忽視現實而去嘗試與衝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