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型構中國的社會主義「地方」：從《沙文漢工作筆記》談起〉／何浩
一、緒言
我們知道，建國後不斷有整風、批判知識分子，可為什麼共和國在1957年的這一刻要以如此激烈的加速裂變方式去構造它的新形態？構造這一歷史實踐的歷史－觀念前提是什麼？即是說，這種觀念前提是在何種歷史條件下生成，又如何落實為現實構造並在全國各地展開？它引發的歷史後果是什麼？暗中制約新中國這一巨大起浮的歷史時刻的整個歷史－觀念－社會－思想機制是否被我們充分問題化，並以此為基礎來考察作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之一的「大1957年」，它在形塑共和國史中到底處於什麼樣的結構性位置？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熱點的1957又仍是含混曖昧的歷史時刻。
具體說，我們一般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在1956年就已經完成，國家制度社會機制的基本完備應該是在更為關鍵的1956年。那1957年為何會突然再次加速？這種在1956年所具有的某種歷史奠基意義上的再加速對國家－社會構架的影響到底是什麼？1956年的哪些歷史狀況構造出了1957年如此加速的現實感和政治感？我們需要把這一歷史加速的社會－觀念前提放置在何種歷史視野的節點中展開分析，才便於我們考察1957年歷史裂變的潛隱、蓄發、引爆方向、定型方式等過程，才便於我們將歷史內在的制約機制在知識生產層面上充分問題化。
再則，當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全國各地各領域在觀念意識－社會組織方面已經形成某種穩定思路和格局的情況下，1957年的再發動如何才能在各地各領域達成新的有效呼應？與這種呼應相應的地方政治機制和社會結構又是何種歷史脈絡和特定狀態？這就涉及國家政治在新一輪發動運轉時，它所需的地方承接與轉換如何才能在新的空間中以國家政治所希望的能量狀態再次啟動？政治運轉並不只是抽象觀念的思辨與更新，它需要重構社會主義的「地方」形態和狀態，並以不斷變化的地方形態和狀態來重構政治的現實感。每一個地方都有它依託於具體自然山川條件而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生活脈絡、行為邏輯、風俗習慣、價值倫理觀念以及主體精神欲求。這些並不必然和隨時會配合政治所希望推動的階段和目標。在事關國家巨變的社會主義時刻，政治如何通過對現實感知的決斷去構造歷史，從而走向新的命運，這是需要我們慎重面對的問題。
與北方山西、河北等大陸腹地諸省不同，地處江南沿海的浙江在合作化過程中一直相當不穩定，幾經起伏，也是合作化高潮前後毛澤東極為關注的地區之一。本文以《沙文漢工作筆記》為考察中心，力圖通過浙江省（沙文漢這一時期擔任浙江省省長等職）在1957年前後的再構造再定型方式，考察中國社會主義如何在國家政治再啟動下調適、把握和形塑自己的地方感，並進一步構想社會主義的未來形態。
二、建國初期的政治意識
討論1950年代浙江省省長沙文漢工作筆記中的歷史信息，一個容易讓人想到、且不能回避的問題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但如何理解當時「中央－地方」關係的歷史意涵，而不是用我們當下的「中央－地方」認識回收1950年代沙文漢及與其狀態核心相關的「中央－地方」關係，這是首先要討論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央－地方」關係的歷史內涵存在著多次歷史波動，在1950年代，「中央－地方」並不存在今天所看到的很多面向和形態，或至少其內在關係是非常不同的。
在1950－1970年代，中央對於地方各級官員的影響，很難用中央集權或地方官僚體制等概念來準確討論。尤其是1950年代前中期，中央－地方關係更是在不斷被政治打造。如學者們所討論的「委託－代理」關係，即便存在，也是以非常不同的形態和運轉機制在實踐中展開的。這樣的描述解釋不了同樣是這一體制中，為什麼不同歷史時期地方官員的工作動力、活力會呈現出相當大的差異？比如當群眾路線等方式在有的歷史時期得以有效運用時，同一批官員的工作狀態會相當不同。這就需要我們更為深入地穿透制度史研究，進入歷史實際展開脈絡來考察1950年代初中期的實踐經驗，如何形塑出「中央－地方」關係。正是在這一點上，沙文漢工作筆記的有關歷史認知價值強烈吸引了我。
沙文漢（1908－1964），浙江寧波人。1925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後，歷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兼統戰部部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廳廳長、浙江大學校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等職。1954年12月擔任浙江省省長兼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64年1月2日在杭州含冤病逝。1982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宣布予以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如上沙文漢履歷特別突出他的統戰工作經歷，是因為統一戰線在建國初中共政治，特別是浙江這樣新解放區地方政治中所具有的重要位置。「統一戰線」在1939年10月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就被界定為中共革命的核心經驗之一。他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在1949年軍事勝利之後，統一戰線的內涵和意義又被中共高層重新理解和再次界定。比如《沙文漢工作筆記》中記錄的陳毅1949年所言：
今日的形勢，政協開始已與過去不同了，我們黨要領導廣大的各階級，過去我們沒有議會鬥爭的經驗，尤其是部隊與農村的幹部，缺乏這種經驗。但現在我們要學會這些，用政治協商方式，來教育與團結各階級人士，以保證毛澤東思想的實現。因此在這裡我們無產政黨就要有高度的警惕與統一性，以與別階級作鬥爭，教育並團結他們。［……］人民政協實是中國革命的創造，他既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美式的資產階級政權，也不是國民黨的政權。［……］這次政協中代表所包括的階級是很廣泛的，毛主席說，我們搞別的東西人家都不來的，但搞政協則人家都來了。而各方面的代表都確能代表各方人民的意見的，變成為全國的工農商學兵及各階級的大聯合，而來擁護共產黨。這就是說，我們用了政治協商的方式而把全中國人民實際上團結起來了。［……］中國革命在政權上已有新的發現，這就是政治協商，而這經驗仍對中國有重大意義，並且對世界也有意義的。這方式解決了工人領導了社會各階級的問題，在蘇聯這是沒有的，在東歐因為資產階級反動了，聯盟中也沒有資產階級的。而中國則不然，中國的具體條件創造了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領導各階級的方式。
沙文漢自己在1949年傳達關於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發言稿裡也談到：
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不但要考慮到誰對革命有功勞，誰更革命些，並且還應考慮到有些事情由誰來做，能夠做得更好些，或者對團結人民的作用改造社會的作用更大些。而在前述這種「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思想中，顯然只剩了單純的革命功勞觀念，單純的論功行賞問題了，這是有條件的革命論，即革了命就要做官、過好生活而把為人民服務，一切服從於人民的利益的革命的基本原則丟在腦後了。
中共在革命勝利後對整個國家的接管和規劃不是直接以中共既有組織全盤替代國民黨政權。不僅如此，中共也並沒有完全按照「論功行賞」來展開新中國的安置和布局，而是以政治協商、統一戰線的方式重組。中共在如何「建國」的政治現實感的觀念構成裡，至少必須要考慮到北方的老解放區（先農村後城市）、江南的新解放區（先城市後農村）以及南方尚處於戰爭的區域差異。這些具體歷史條件（比如有治理經驗的中共幹部人員嚴重不足）有助於中共選擇更加開放的政治安排——「有些事情由誰來做，能夠做得更好些，或者對團結人民的作用改造社會的作用更大些」，便請誰來做。中共在面臨歷史上幾乎所有勝利者都面臨的接管時，其政治判斷是：接管天下所需面對的各種在歷史中形成的既定政治社會力量，必須儘量將這些力量組織團結起來，並且以「大義」來團結和教育這些力量的代表。就是中共對現實的理解、分析和決斷，是以高度責任感的、努力承受複雜現實理解來構造自己的政治感知，去形塑政治實踐的方向（這實際上也很大程度上要求革命內部的人必須要高度具備革命理想主義精神，否則會因為名利得失計算而不平，從而產生虛無）。比如在新解放區，革命政治和群眾還沒有充分接通，政權未鞏固，敵人有活動的餘地。必須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打成一片，成為一個整體。群眾覺悟了，組織起來了，知道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並如何做主人（這些都不是自明的，需要很多有效工作方式），新中國的政權才在政治上真正穩固。但中共在新解放區的政治軍事路線是先攻克城市，再轉戰農村。而江南農村的社會結構狀況與中共在北方抗戰中所熟悉的社會結構狀況不同，中共在這一地區的黨員極少，黨組織更稀缺，配合中共的積極分子也尚未湧現，江南地區在近代以來的社會運轉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於鄉紳（即便是存在各種狀況的鄉紳）和明清及近代以來所形成的區域經濟網絡（如新安江流域與杭嘉湖地區、寧紹平原等地區的經濟分工）。要想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快速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就必須充分運用統一戰線，將地方精英調動到能相當配合中共的政治思路之中，來推動地方政治實踐的落實。陳修良的工作筆記中也記錄了當時類似的統戰思路：「對民主黨派如何改造，主要是加強地方組織，他們是中間階層的橋梁，經過他們聯繫一切群眾，應當使其擴大，使其多做好事，關鍵是我們的領導，不妨礙他的獨立性。」
（全文未完……）
一、緒言
我們知道，建國後不斷有整風、批判知識分子，可為什麼共和國在1957年的這一刻要以如此激烈的加速裂變方式去構造它的新形態？構造這一歷史實踐的歷史－觀念前提是什麼？即是說，這種觀念前提是在何種歷史條件下生成，又如何落實為現實構造並在全國各地展開？它引發的歷史後果是什麼？暗中制約新中國這一巨大起浮的歷史時刻的整個歷史－觀念－社會－思想機制是否被我們充分問題化，並以此為基礎來考察作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之一的「大1957年」，它在形塑共和國史中到底處於什麼樣的結構性位置？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熱點的1957又仍是含混曖昧的歷史時刻。
具體說，我們一般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在1956年就已經完成，國家制度社會機制的基本完備應該是在更為關鍵的1956年。那1957年為何會突然再次加速？這種在1956年所具有的某種歷史奠基意義上的再加速對國家－社會構架的影響到底是什麼？1956年的哪些歷史狀況構造出了1957年如此加速的現實感和政治感？我們需要把這一歷史加速的社會－觀念前提放置在何種歷史視野的節點中展開分析，才便於我們考察1957年歷史裂變的潛隱、蓄發、引爆方向、定型方式等過程，才便於我們將歷史內在的制約機制在知識生產層面上充分問題化。
再則，當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全國各地各領域在觀念意識－社會組織方面已經形成某種穩定思路和格局的情況下，1957年的再發動如何才能在各地各領域達成新的有效呼應？與這種呼應相應的地方政治機制和社會結構又是何種歷史脈絡和特定狀態？這就涉及國家政治在新一輪發動運轉時，它所需的地方承接與轉換如何才能在新的空間中以國家政治所希望的能量狀態再次啟動？政治運轉並不只是抽象觀念的思辨與更新，它需要重構社會主義的「地方」形態和狀態，並以不斷變化的地方形態和狀態來重構政治的現實感。每一個地方都有它依託於具體自然山川條件而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生活脈絡、行為邏輯、風俗習慣、價值倫理觀念以及主體精神欲求。這些並不必然和隨時會配合政治所希望推動的階段和目標。在事關國家巨變的社會主義時刻，政治如何通過對現實感知的決斷去構造歷史，從而走向新的命運，這是需要我們慎重面對的問題。
與北方山西、河北等大陸腹地諸省不同，地處江南沿海的浙江在合作化過程中一直相當不穩定，幾經起伏，也是合作化高潮前後毛澤東極為關注的地區之一。本文以《沙文漢工作筆記》為考察中心，力圖通過浙江省（沙文漢這一時期擔任浙江省省長等職）在1957年前後的再構造再定型方式，考察中國社會主義如何在國家政治再啟動下調適、把握和形塑自己的地方感，並進一步構想社會主義的未來形態。
二、建國初期的政治意識
討論1950年代浙江省省長沙文漢工作筆記中的歷史信息，一個容易讓人想到、且不能回避的問題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但如何理解當時「中央－地方」關係的歷史意涵，而不是用我們當下的「中央－地方」認識回收1950年代沙文漢及與其狀態核心相關的「中央－地方」關係，這是首先要討論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央－地方」關係的歷史內涵存在著多次歷史波動，在1950年代，「中央－地方」並不存在今天所看到的很多面向和形態，或至少其內在關係是非常不同的。
在1950－1970年代，中央對於地方各級官員的影響，很難用中央集權或地方官僚體制等概念來準確討論。尤其是1950年代前中期，中央－地方關係更是在不斷被政治打造。如學者們所討論的「委託－代理」關係，即便存在，也是以非常不同的形態和運轉機制在實踐中展開的。這樣的描述解釋不了同樣是這一體制中，為什麼不同歷史時期地方官員的工作動力、活力會呈現出相當大的差異？比如當群眾路線等方式在有的歷史時期得以有效運用時，同一批官員的工作狀態會相當不同。這就需要我們更為深入地穿透制度史研究，進入歷史實際展開脈絡來考察1950年代初中期的實踐經驗，如何形塑出「中央－地方」關係。正是在這一點上，沙文漢工作筆記的有關歷史認知價值強烈吸引了我。
沙文漢（1908－1964），浙江寧波人。1925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後，歷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兼統戰部部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廳廳長、浙江大學校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等職。1954年12月擔任浙江省省長兼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64年1月2日在杭州含冤病逝。1982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宣布予以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如上沙文漢履歷特別突出他的統戰工作經歷，是因為統一戰線在建國初中共政治，特別是浙江這樣新解放區地方政治中所具有的重要位置。「統一戰線」在1939年10月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就被界定為中共革命的核心經驗之一。他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在1949年軍事勝利之後，統一戰線的內涵和意義又被中共高層重新理解和再次界定。比如《沙文漢工作筆記》中記錄的陳毅1949年所言：
今日的形勢，政協開始已與過去不同了，我們黨要領導廣大的各階級，過去我們沒有議會鬥爭的經驗，尤其是部隊與農村的幹部，缺乏這種經驗。但現在我們要學會這些，用政治協商方式，來教育與團結各階級人士，以保證毛澤東思想的實現。因此在這裡我們無產政黨就要有高度的警惕與統一性，以與別階級作鬥爭，教育並團結他們。［……］人民政協實是中國革命的創造，他既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美式的資產階級政權，也不是國民黨的政權。［……］這次政協中代表所包括的階級是很廣泛的，毛主席說，我們搞別的東西人家都不來的，但搞政協則人家都來了。而各方面的代表都確能代表各方人民的意見的，變成為全國的工農商學兵及各階級的大聯合，而來擁護共產黨。這就是說，我們用了政治協商的方式而把全中國人民實際上團結起來了。［……］中國革命在政權上已有新的發現，這就是政治協商，而這經驗仍對中國有重大意義，並且對世界也有意義的。這方式解決了工人領導了社會各階級的問題，在蘇聯這是沒有的，在東歐因為資產階級反動了，聯盟中也沒有資產階級的。而中國則不然，中國的具體條件創造了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領導各階級的方式。
沙文漢自己在1949年傳達關於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發言稿裡也談到：
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不但要考慮到誰對革命有功勞，誰更革命些，並且還應考慮到有些事情由誰來做，能夠做得更好些，或者對團結人民的作用改造社會的作用更大些。而在前述這種「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思想中，顯然只剩了單純的革命功勞觀念，單純的論功行賞問題了，這是有條件的革命論，即革了命就要做官、過好生活而把為人民服務，一切服從於人民的利益的革命的基本原則丟在腦後了。
中共在革命勝利後對整個國家的接管和規劃不是直接以中共既有組織全盤替代國民黨政權。不僅如此，中共也並沒有完全按照「論功行賞」來展開新中國的安置和布局，而是以政治協商、統一戰線的方式重組。中共在如何「建國」的政治現實感的觀念構成裡，至少必須要考慮到北方的老解放區（先農村後城市）、江南的新解放區（先城市後農村）以及南方尚處於戰爭的區域差異。這些具體歷史條件（比如有治理經驗的中共幹部人員嚴重不足）有助於中共選擇更加開放的政治安排——「有些事情由誰來做，能夠做得更好些，或者對團結人民的作用改造社會的作用更大些」，便請誰來做。中共在面臨歷史上幾乎所有勝利者都面臨的接管時，其政治判斷是：接管天下所需面對的各種在歷史中形成的既定政治社會力量，必須儘量將這些力量組織團結起來，並且以「大義」來團結和教育這些力量的代表。就是中共對現實的理解、分析和決斷，是以高度責任感的、努力承受複雜現實理解來構造自己的政治感知，去形塑政治實踐的方向（這實際上也很大程度上要求革命內部的人必須要高度具備革命理想主義精神，否則會因為名利得失計算而不平，從而產生虛無）。比如在新解放區，革命政治和群眾還沒有充分接通，政權未鞏固，敵人有活動的餘地。必須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打成一片，成為一個整體。群眾覺悟了，組織起來了，知道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並如何做主人（這些都不是自明的，需要很多有效工作方式），新中國的政權才在政治上真正穩固。但中共在新解放區的政治軍事路線是先攻克城市，再轉戰農村。而江南農村的社會結構狀況與中共在北方抗戰中所熟悉的社會結構狀況不同，中共在這一地區的黨員極少，黨組織更稀缺，配合中共的積極分子也尚未湧現，江南地區在近代以來的社會運轉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於鄉紳（即便是存在各種狀況的鄉紳）和明清及近代以來所形成的區域經濟網絡（如新安江流域與杭嘉湖地區、寧紹平原等地區的經濟分工）。要想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快速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就必須充分運用統一戰線，將地方精英調動到能相當配合中共的政治思路之中，來推動地方政治實踐的落實。陳修良的工作筆記中也記錄了當時類似的統戰思路：「對民主黨派如何改造，主要是加強地方組織，他們是中間階層的橋梁，經過他們聯繫一切群眾，應當使其擴大，使其多做好事，關鍵是我們的領導，不妨礙他的獨立性。」
（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