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特色：
☆午夜巴黎計畫最終章：「南方家園」《危險的友誼》&「逗點文創」海明威《太陽依舊升起》&「一人出版」費茲傑羅《夜未央》。
☆看兩大文豪以酒精、派對、婚姻與寫作，詮釋荒蕪時代最令人絕望、詠歎的篇章。
☆本書附有海明威&費茲傑羅大量史料照片，供書迷重返兩位小說家身處的時代。
費茲傑羅：「靈魂的真正闇夜是永恆的凌晨三點。」
海明威：「相愛的人們不該爭吵。他們只有兩人，但與他們作對的是一整個世界。」
午夜巴黎計劃第三部曲完結篇﹗
跨越時空，肉搜海明威與費茲傑羅。
一切要從海明威與費茲傑羅在巴黎的相遇開始談起……
1925年，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於Dingo American Bar初識對方，從這一刻起，直到15年後費茲傑羅因心臟病逝世，兩人的關係始終糾結難分。這是「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這個文學史插曲的最讓人心醉一章，甚至是20世紀美國文學史最重要的一段文學夥伴關係。
世界大戰與美國文壇對他們產生了甚麼影響？
他們的感情世界與婚姻生活存在著多大的差異？
與好萊塢的關係如何造成兩人生活型態的殊同？
兩人對於對方作品的看法如何影響彼此的寫作？
海明威如何將戰爭經驗，以及對狩獵，拳擊和鬥牛的熱衷融入筆下？
在爵士年代裡，費茲傑羅又是怎麼以戀情的失敗勾勒小說的輪廓？
內文試閱：
第一章
海外的故鄉：那一年，我們在巴黎
相逢Dingo American Bar
法國巴黎蒙帕納斯（Montparnasse）地區德朗伯赫街十號，Dingo American Bar。
巴黎是一個處處典故的城市，很多地方都有故事，尤其是一些咖啡廳與酒館，例如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與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等等。1920年代，有個地方令當年的美國人──不管是作家或一般美僑──流連忘返，那個地方叫做Dingo American Bar。酒吧的酒保是個叫做吉米．查特斯（James “Jimmy” Charters）的退休輕量級拳擊手，他是個來自利物浦的英國佬，不是美國人，但因為很多主顧都是美國人才會叫做American Bar。Dingo位於人文薈萃的蒙帕納斯，當年是許多藝術家與作家聚居的地方，特別是德朗伯赫街，法國知名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與其愛人西蒙．波娃（Simon de Beauvoir）也曾於1937年左右住在這一帶。
你以為Dingo是澳洲土狗嗎？你錯了──順便教你一個法文單字：dingo是「瘋子」的意思。為甚麼酒吧會被取名叫做「瘋子」 ，已不可考，但這裡的確是個對美國文學史而言極為重要的地方，不知有多少美國作家曾在此吃粗鹽醃牛肉與厚塊牛排，喝純正美國口味的湯，與海外美僑朋友們打屁聊八卦，稍稍紓解思鄉之情。1925年4月底的某天，當時二十九歲的美國暢銷小說家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走進Dingo Bar，向一個曾當過《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海外特派記者，剛剛以《三個故事與十首詩》（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一書於文壇出道的26歲年輕作家恩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自我介紹。
針對這段軼事，海明威在晚年寫成的回憶錄《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裡面是這樣紀錄的：
我第一次與史考特．費茲傑羅見面時，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史考特身上常有怪事發生，但這一件是令人難忘的。他走進德朗伯赫街的「瘋子酒吧」，當時我正跟幾個完全不值得一提的人坐在一起喝酒，他介紹了自己，然後又介紹了他身邊那個討人喜歡的高個兒，說他是個名投手，叫做鄧克．查普林（Dunc Chaplin）。我沒有留意普林斯頓的棒球賽，也沒聽過鄧克．查普林這個人，但他是個大好人，看來一副無憂無慮、輕輕鬆鬆的模樣，而且很友善，我喜歡他遠遠多過喜歡史考特。
看過《流動的饗宴》一書的人都知道，海明威在書裡面對費茲傑羅沒有幾句好話，從他所陳述的那些軼事看來，費茲傑羅不但是個失禮的酒鬼，而且跟朋友約好在車站見面還可以隨意放人鴿子。
問題是，此書出版時費茲傑羅已經去世快要二十年，沒辦法為自己辯護，海明威這樣損他，是否有違朋友之間的道義？更何況，根據鄧克．查普林表示，他不只不在巴黎，甚至人也不在歐洲，而且他也不記得自己見過海明威。海明威在晚年時才把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寫出來，是否有許多錯誤與遺漏之處？但是，滑頭的海明威在序言中是這樣為自己辯護的：「如果讀者願意的話，也可以把把這本書當成小說。但是，這種小說總是有可能提供一些新看法，讓人們能重新看待過去那些被當成事實一般寫在書裡的事情。」
總之，不管《流動的饗宴》裡面的那些事情是真是假，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於Dingo Bar裡的相遇應屬無誤。從這一刻起，直到十五年後的12月21日費茲傑羅因為心臟病而英年早逝（年僅四十四歲），兩人之間的關係始終糾結在一起，因而成為所謂「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這個文學史插曲的一部分，甚至是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史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學夥伴關係。
海明威的巴黎人生
在解釋什麼是「失落的一代」之前，容我打個岔，先談一談海明威與巴黎的因緣。對他來講，巴黎實在太重要，這一個被稱為「花都」、被稱為City of Light（法文是la Ville-Lumière，指「光之城」、「啟蒙之城」或「燈之城」，因為巴黎是最早開始使用街燈的歐洲大城之一）的地方，不只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也是為他滋養出許多小說與非小說作品的文學溫室，而這一切都要從他接下《多倫多星報》海外特派記者的工作開始。1921年12月8日，他帶著新婚妻子，年長他八歲的海德莉（Hadley）來到巴黎，兩個人在拉丁區（Le Quartier latin）住了下來。
拉丁區位於巴黎第五與第六區之間，與拉丁人沒有太大關係，其名稱由來是因為自中世紀以來就開始有許多大學座落此地，其中包括被稱為「索邦」（la Sorbonne）的巴黎大學，因此走在這一區，常常可以聽見學生們在講拉丁文或看拉丁文書籍，因此這實在是巴黎左岸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繼續往南走個兩、三公里，就是鼎鼎大名的蒙帕納斯大道（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了，幾乎所有巴黎最有名，歷史最為悠久的咖啡廳與酒館都位於那一條大道上或附近，它們也都是海明威的生活重心，只有少數例外──例如位於塞納河北邊，也就是右岸地區歌劇院廣場（Place de l’Opéra）的和平咖啡館（Café de la Paix）就給人比較高級與正式的感覺，海明威與妻子到巴黎的第一個聖誕節當天，就是在那裡吃午餐。
［Google地圖］
說到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咖啡館，首先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3月25日的《多倫多星報》週末副刊上刊登了海明威的〈巴黎的波希米亞風美國人〉（American Bohemians in Paris）一文，主要就是介紹位於這條街上的圓亭咖啡館（或圓廳咖啡館，Café Rotonde）。當時，這間咖啡館深受許多藝術家與流亡海外的俄國革命人士喜愛，例如曾在巴黎住四年的蘇俄國父列寧（Vladimir Lenin）就是常客，也難怪海明威說，這裡充滿了波希米亞風味，感覺起來放蕩不羈。海明威試著用一種幽默且幾近戲謔的方式來描述他的見聞：
圓亭咖啡館的天花板挑高，裡面到處有人吞雲吐霧，擺滿了桌子，乍看，給人一種踏進動物園鳥屋的感覺。咖啡廳裡似乎總是有人不停以各種聲調大聲抱怨，吵吵鬧鬧，偶爾打斷那些聲音的，則是許多位彷彿黑色與白色喜鵲一樣在煙霧中飛來飛去的服務生。
海明威還說，圓亭咖啡館就是那些來自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廢渣」（scum）藝術家們聚集的地方。這家咖啡館的另一特色在於，旁邊的哈斯拜爾大道（Raspail Boulevard）與蒙帕納斯大道交叉口矗立著一尊面容模糊、身形扭曲的銅雕人像，不明所以的人絕對看不出是誰，實際上，它是紀念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雕像，原作者是鼎鼎大名的雕刻家羅丹（Auguste Rodin）。
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另一家名店是圓頂咖啡廳（Café du Dôme），海明威夫婦抵達巴黎後，海明威寫信給美國的作家朋友薛伍德．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抱怨天氣冷得要死，幸虧在圓頂咖啡廳外面有火盆可供取暖，他跟老婆坐在咖啡廳外喝蘭姆調酒（rum punch），那酒喝入口，讓他有種「聖靈附體」的快感。據說，海明威總是每天早上穿著夾克與運動鞋，踮著腳尖，踩著像拳擊手一樣的腳步去圓頂喝咖啡，沿路總會碰到許多朋友跟他打招呼。
當然，對於海明威來講，巴黎可能沒有任何一家咖啡館像丁香園咖啡館（La Closerie des Lilas）那樣重要，因為那是他寫作的地方，早期的名作，包括《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與《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都是在那裡完成的（我將在下一章詳述兩書的要旨）。尤其他在《流動的饗宴》裡，曾以充滿詩意的方式描述《我們的時代》這本故事集的創作過程：
我坐在角落用筆記本寫東西，下午的陽光灑在我的肩頭。服務生拿了一杯熱奶油咖啡（café crème）給我，放涼後我先喝了一半，另一半在我寫東西時就擺在桌上。等到我停筆時，我實在不想離開那一條在水池裡可以看見鱒魚的河。
在此，海明威的故事集《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已經接近尾聲，因為他所提到的故事，正是小說集裡面的名篇〈大雙心河〉（Big Two-hearted River）──基於海明威後來闡述的「冰山理論」（Iceberg Theory，本書五章將進一步闡述此一創作理論），它完全沒有提及戰爭，但戰爭的陰影卻像陰魂般到處飄盪，始終繚繞不去。
失落的一代
The Lost Generation，失落的一代。
「甚麼是失落的一代？」、「他們為何失落？」如果能回答這兩個問題，就等於對二十世紀初的英美文學史有了初步的了解。所謂「失落的一代」，其實包括兩種人：一種是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洗禮後仍然可以倖存，並且想要靠著寫作在文壇闖出名號的年輕知識份子。另一種人則純粹是想要靠美元在大戰後的匯兌優勢，離開美國，到歐洲去過舒適生活的美國僑民。當然，聚集在巴黎這個法國首都是一回事，他們內心的強烈失落感卻又是另一回事，但或多或少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世人對於戰爭的本質有了更為透徹的認識。化學武器、坦克車與飛機等最新科技開始出現在戰場上，為期四年多的戰事，導致三千八百萬人陣亡，「上帝已死」，不再只是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思想宣言，而是許多倖存者以及捐軀將士遺族的共同心聲：「當戰爭發生時，祢在哪裡？」西方文明將近兩千年來的價值基礎遭受質疑，西方世界的精神淪喪，於是詩人艾略特（T.S. Eliot）以倫敦市為背景，在1922年用〈荒原〉（The Waste Land）這一首長詩，把整個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機用這樣的句子表達出來：
虛幻的城市，
冬晨的棕色煙霧下，
人群湧過倫敦橋，
那麼多人，
我想不到死神毀了那麼多人。
Unreal City,
Under the brown fog of a winter dawn.
A crowd flowed over London Bridge, so many.
I had not thought death had undone so many.
光天化日下，竟有這麼多街頭遊魂？當然不是。〈荒原〉是英美現代主義的經典詩作，不是鬼故事。這一段文字其實暗指西方人的精神淪喪，生活失去目的性，猶如四處遊蕩的孤魂野鬼。詩句所描繪的不只是一種都市地景，也是一次大戰後西方文明的殘破景象。
就另一方面而言，美國人對於歐洲的熟悉其來有自。美國政府於1917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年輕作家都到歐洲戰場上當志工，包括同為哈佛畢業的小說家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與詩人康明斯（E. E. Cummings）──這兩人後來都成為現代主義要角，鼎鼎大名的美國冷硬派推理小說（Hard-boiled Mysteries）代表人物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則是跟海明威一樣，負責駕駛救護車。沒能上戰場的人，大概就只有費茲傑羅：1917年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他加入了美國陸軍，接受軍官訓練，但還來不及上戰場，戰事就結束了。對此，費茲傑羅遺憾終生，也充滿感慨，於是在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塵世樂園》（This Side of Paradise）裡寫下了這樣的句子：他們這個世代的人在「長大後發現眾神已死，所有戰事也都已結束，人的一切信仰都被動搖了……」
回到美國後，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發現難以融入戰後的美國新社會，特別是在保守宗教勢力的主導下，美國國會通過了憲法第十八條修正案，1920年1月開始，美國歷史進入了長達十年的禁酒令時代，他們需要一個更自由的環境，更多的刺激與可能性，因此，他們發現自己又回到了熟悉的歐洲，對他們而言充滿魅力的巴黎更是令人趨之若鶩。當然，美國的年輕作家選擇到巴黎生活的另一個考量其實與經濟有關：美元幣值越來越高，戰爭結束後一年，一塊美元從原本可以兌換八塊法郎，升高到十五塊，到1925年甚至變成二十二塊。作家的收入微薄，但或許到了巴黎或歐洲的其他地方，他們可以憑藉美元的優勢過得還不錯，甚至過著比在國內還要好的生活。1922年2月4日，《多倫多星報》的週刊上登了一篇海明威寫的文章，內容很有趣，篇名叫〈一千美元可以在巴黎生活一年〉（Living on $ 1,000 a Year in Paris）：海明威說，「匯率是一種很美妙的東西」，如果加幣與法郎的匯率相當，那年收入僅僅一千塊的加拿大人在巴黎可能會餓死。文章一開頭就展現出他的簡潔文風，還有一種特有的幽默感：
冬天的巴黎多雨、寒冷、美麗又便宜。同時它也是嘈雜、騷亂、擁擠與便宜的。巴黎具有你所想要的各種面貌──而且它好便宜。
海明威一開始就”cheap…cheap…cheap”個不停，這讓文字有一種特有的音感與韻律感，同時你也很難想像可以用”cheap”這個形容詞來描述一個城市。但到底有多便宜？他說，他跟新婚妻子海德莉住在巴黎美術學院後面雅各街上的一間旅館裡，走到杜勒麗花園（the Tuleries）只需幾分鐘路程，地段如此美妙，但一間雙人房一天只要價十二法郎，換算起來，月租僅僅三十美元，一年也不過三百六十美元。他接著詳實地把巴黎的食物價格寫在文章裡，總之無論什麼東西，都是如此便宜──當然，這是對於賺美金的人而言，而且也有些高級大飯店一天單人房房價就要六十法郎。優惠的匯率吸引失落的一代的年輕人前往巴黎，而費茲傑羅與海明威自然是這失落的一代年輕人中的代表人物，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與經濟背景下，兩個同樣來自美國中西部的青年，於萬里之外的巴黎相識。他們倆對於「失落的一代」，都曾有過自己的一番詮釋，我們將在下一章看看費茲傑羅如何用《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海明威如何用《太陽依舊升起》來看待參戰青年於戰後的人生。
來自中西部
從種種文字記錄來看，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曾有過一段彼此肯定、惺惺相惜的情誼。事實上，這一點都不難理解，因為背景上，實在很難找到另外兩個像他們這樣相似卻又對比強烈的作家。
從故鄉來看，費茲傑羅出生於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市，海明威的家鄉是伊利諾州芝加哥市郊區的橡樹園鎮（Oak Park），兩個州都位於美國北邊的大湖區，僅僅被愛荷華州隔開，因此，他們都是離開中西部，到其他地方去打拚事業的美國青年。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兩人都有一個充滿活力、來自富裕家庭的母親，相較之下，父親的人生就顯得較失敗。費茲傑羅的父親愛德華在他出生前曾是個傢俱公司老闆，後來生意失敗，到紐約州的寶僑生活用品公司（P&G）上班，因此費茲傑羅的童年是在水牛城度過的；被寶僑開除後，愛德華彷彿洩了氣的皮球，帶著全家返回聖保羅市，靠幫姻親工作過活，餘生的二十幾年始終落落寡歡，也有酗酒問題，最後於1931年在華盛頓市去世，人在瑞士的兒子還趕回來幫他料理後事。
［地圖，標示聖保羅與橡樹園］
海明威的父親克萊倫斯是個內科醫生，母親是個音樂家，兩人雖然都是家鄉受到敬重的人物，但克萊倫斯始終疾病纏身，而且也有財務問題，最後在1928年用一把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留下來的手槍自盡。事實上，當時海明威已經靠小說《太陽依舊升起》及故事集《沒有女人的男人》（Men without Women）確立了暢銷作家地位，與新婚的第二任妻子寶琳（Pauline Pfeiffer）在佛羅里達州的基威斯特島（Key West）定居（這是多年來他第一次於美國建立自己的家園），還寫信給父親，要他別擔心財務問題──可惜信件在他父親死後不久才抵達。總之，父親去世讓海明威與費茲傑羅一樣都感到極為難過。
說到人生的殊異之處，兩人也呈現出極大的反差。費茲傑羅是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海明威高中畢業後就到報社去當記者，但也因此海明威有機會親身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往前線開救護車：年僅十八歲的他才參戰半年就被砲
☆午夜巴黎計畫最終章：「南方家園」《危險的友誼》&「逗點文創」海明威《太陽依舊升起》&「一人出版」費茲傑羅《夜未央》。
☆看兩大文豪以酒精、派對、婚姻與寫作，詮釋荒蕪時代最令人絕望、詠歎的篇章。
☆本書附有海明威&費茲傑羅大量史料照片，供書迷重返兩位小說家身處的時代。
費茲傑羅：「靈魂的真正闇夜是永恆的凌晨三點。」
海明威：「相愛的人們不該爭吵。他們只有兩人，但與他們作對的是一整個世界。」
午夜巴黎計劃第三部曲完結篇﹗
跨越時空，肉搜海明威與費茲傑羅。
一切要從海明威與費茲傑羅在巴黎的相遇開始談起……
1925年，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於Dingo American Bar初識對方，從這一刻起，直到15年後費茲傑羅因心臟病逝世，兩人的關係始終糾結難分。這是「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這個文學史插曲的最讓人心醉一章，甚至是20世紀美國文學史最重要的一段文學夥伴關係。
世界大戰與美國文壇對他們產生了甚麼影響？
他們的感情世界與婚姻生活存在著多大的差異？
與好萊塢的關係如何造成兩人生活型態的殊同？
兩人對於對方作品的看法如何影響彼此的寫作？
海明威如何將戰爭經驗，以及對狩獵，拳擊和鬥牛的熱衷融入筆下？
在爵士年代裡，費茲傑羅又是怎麼以戀情的失敗勾勒小說的輪廓？
內文試閱：
第一章
海外的故鄉：那一年，我們在巴黎
相逢Dingo American Bar
法國巴黎蒙帕納斯（Montparnasse）地區德朗伯赫街十號，Dingo American Bar。
巴黎是一個處處典故的城市，很多地方都有故事，尤其是一些咖啡廳與酒館，例如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與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等等。1920年代，有個地方令當年的美國人──不管是作家或一般美僑──流連忘返，那個地方叫做Dingo American Bar。酒吧的酒保是個叫做吉米．查特斯（James “Jimmy” Charters）的退休輕量級拳擊手，他是個來自利物浦的英國佬，不是美國人，但因為很多主顧都是美國人才會叫做American Bar。Dingo位於人文薈萃的蒙帕納斯，當年是許多藝術家與作家聚居的地方，特別是德朗伯赫街，法國知名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與其愛人西蒙．波娃（Simon de Beauvoir）也曾於1937年左右住在這一帶。
你以為Dingo是澳洲土狗嗎？你錯了──順便教你一個法文單字：dingo是「瘋子」的意思。為甚麼酒吧會被取名叫做「瘋子」 ，已不可考，但這裡的確是個對美國文學史而言極為重要的地方，不知有多少美國作家曾在此吃粗鹽醃牛肉與厚塊牛排，喝純正美國口味的湯，與海外美僑朋友們打屁聊八卦，稍稍紓解思鄉之情。1925年4月底的某天，當時二十九歲的美國暢銷小說家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走進Dingo Bar，向一個曾當過《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海外特派記者，剛剛以《三個故事與十首詩》（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一書於文壇出道的26歲年輕作家恩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自我介紹。
針對這段軼事，海明威在晚年寫成的回憶錄《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裡面是這樣紀錄的：
我第一次與史考特．費茲傑羅見面時，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史考特身上常有怪事發生，但這一件是令人難忘的。他走進德朗伯赫街的「瘋子酒吧」，當時我正跟幾個完全不值得一提的人坐在一起喝酒，他介紹了自己，然後又介紹了他身邊那個討人喜歡的高個兒，說他是個名投手，叫做鄧克．查普林（Dunc Chaplin）。我沒有留意普林斯頓的棒球賽，也沒聽過鄧克．查普林這個人，但他是個大好人，看來一副無憂無慮、輕輕鬆鬆的模樣，而且很友善，我喜歡他遠遠多過喜歡史考特。
看過《流動的饗宴》一書的人都知道，海明威在書裡面對費茲傑羅沒有幾句好話，從他所陳述的那些軼事看來，費茲傑羅不但是個失禮的酒鬼，而且跟朋友約好在車站見面還可以隨意放人鴿子。
問題是，此書出版時費茲傑羅已經去世快要二十年，沒辦法為自己辯護，海明威這樣損他，是否有違朋友之間的道義？更何況，根據鄧克．查普林表示，他不只不在巴黎，甚至人也不在歐洲，而且他也不記得自己見過海明威。海明威在晚年時才把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寫出來，是否有許多錯誤與遺漏之處？但是，滑頭的海明威在序言中是這樣為自己辯護的：「如果讀者願意的話，也可以把把這本書當成小說。但是，這種小說總是有可能提供一些新看法，讓人們能重新看待過去那些被當成事實一般寫在書裡的事情。」
總之，不管《流動的饗宴》裡面的那些事情是真是假，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於Dingo Bar裡的相遇應屬無誤。從這一刻起，直到十五年後的12月21日費茲傑羅因為心臟病而英年早逝（年僅四十四歲），兩人之間的關係始終糾結在一起，因而成為所謂「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這個文學史插曲的一部分，甚至是二十世紀美國文學史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學夥伴關係。
海明威的巴黎人生
在解釋什麼是「失落的一代」之前，容我打個岔，先談一談海明威與巴黎的因緣。對他來講，巴黎實在太重要，這一個被稱為「花都」、被稱為City of Light（法文是la Ville-Lumière，指「光之城」、「啟蒙之城」或「燈之城」，因為巴黎是最早開始使用街燈的歐洲大城之一）的地方，不只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也是為他滋養出許多小說與非小說作品的文學溫室，而這一切都要從他接下《多倫多星報》海外特派記者的工作開始。1921年12月8日，他帶著新婚妻子，年長他八歲的海德莉（Hadley）來到巴黎，兩個人在拉丁區（Le Quartier latin）住了下來。
拉丁區位於巴黎第五與第六區之間，與拉丁人沒有太大關係，其名稱由來是因為自中世紀以來就開始有許多大學座落此地，其中包括被稱為「索邦」（la Sorbonne）的巴黎大學，因此走在這一區，常常可以聽見學生們在講拉丁文或看拉丁文書籍，因此這實在是巴黎左岸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繼續往南走個兩、三公里，就是鼎鼎大名的蒙帕納斯大道（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了，幾乎所有巴黎最有名，歷史最為悠久的咖啡廳與酒館都位於那一條大道上或附近，它們也都是海明威的生活重心，只有少數例外──例如位於塞納河北邊，也就是右岸地區歌劇院廣場（Place de l’Opéra）的和平咖啡館（Café de la Paix）就給人比較高級與正式的感覺，海明威與妻子到巴黎的第一個聖誕節當天，就是在那裡吃午餐。
［Google地圖］
說到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咖啡館，首先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3月25日的《多倫多星報》週末副刊上刊登了海明威的〈巴黎的波希米亞風美國人〉（American Bohemians in Paris）一文，主要就是介紹位於這條街上的圓亭咖啡館（或圓廳咖啡館，Café Rotonde）。當時，這間咖啡館深受許多藝術家與流亡海外的俄國革命人士喜愛，例如曾在巴黎住四年的蘇俄國父列寧（Vladimir Lenin）就是常客，也難怪海明威說，這裡充滿了波希米亞風味，感覺起來放蕩不羈。海明威試著用一種幽默且幾近戲謔的方式來描述他的見聞：
圓亭咖啡館的天花板挑高，裡面到處有人吞雲吐霧，擺滿了桌子，乍看，給人一種踏進動物園鳥屋的感覺。咖啡廳裡似乎總是有人不停以各種聲調大聲抱怨，吵吵鬧鬧，偶爾打斷那些聲音的，則是許多位彷彿黑色與白色喜鵲一樣在煙霧中飛來飛去的服務生。
海明威還說，圓亭咖啡館就是那些來自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廢渣」（scum）藝術家們聚集的地方。這家咖啡館的另一特色在於，旁邊的哈斯拜爾大道（Raspail Boulevard）與蒙帕納斯大道交叉口矗立著一尊面容模糊、身形扭曲的銅雕人像，不明所以的人絕對看不出是誰，實際上，它是紀念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雕像，原作者是鼎鼎大名的雕刻家羅丹（Auguste Rodin）。
蒙帕納斯大道上的另一家名店是圓頂咖啡廳（Café du Dôme），海明威夫婦抵達巴黎後，海明威寫信給美國的作家朋友薛伍德．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抱怨天氣冷得要死，幸虧在圓頂咖啡廳外面有火盆可供取暖，他跟老婆坐在咖啡廳外喝蘭姆調酒（rum punch），那酒喝入口，讓他有種「聖靈附體」的快感。據說，海明威總是每天早上穿著夾克與運動鞋，踮著腳尖，踩著像拳擊手一樣的腳步去圓頂喝咖啡，沿路總會碰到許多朋友跟他打招呼。
當然，對於海明威來講，巴黎可能沒有任何一家咖啡館像丁香園咖啡館（La Closerie des Lilas）那樣重要，因為那是他寫作的地方，早期的名作，包括《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與《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都是在那裡完成的（我將在下一章詳述兩書的要旨）。尤其他在《流動的饗宴》裡，曾以充滿詩意的方式描述《我們的時代》這本故事集的創作過程：
我坐在角落用筆記本寫東西，下午的陽光灑在我的肩頭。服務生拿了一杯熱奶油咖啡（café crème）給我，放涼後我先喝了一半，另一半在我寫東西時就擺在桌上。等到我停筆時，我實在不想離開那一條在水池裡可以看見鱒魚的河。
在此，海明威的故事集《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已經接近尾聲，因為他所提到的故事，正是小說集裡面的名篇〈大雙心河〉（Big Two-hearted River）──基於海明威後來闡述的「冰山理論」（Iceberg Theory，本書五章將進一步闡述此一創作理論），它完全沒有提及戰爭，但戰爭的陰影卻像陰魂般到處飄盪，始終繚繞不去。
失落的一代
The Lost Generation，失落的一代。
「甚麼是失落的一代？」、「他們為何失落？」如果能回答這兩個問題，就等於對二十世紀初的英美文學史有了初步的了解。所謂「失落的一代」，其實包括兩種人：一種是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洗禮後仍然可以倖存，並且想要靠著寫作在文壇闖出名號的年輕知識份子。另一種人則純粹是想要靠美元在大戰後的匯兌優勢，離開美國，到歐洲去過舒適生活的美國僑民。當然，聚集在巴黎這個法國首都是一回事，他們內心的強烈失落感卻又是另一回事，但或多或少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世人對於戰爭的本質有了更為透徹的認識。化學武器、坦克車與飛機等最新科技開始出現在戰場上，為期四年多的戰事，導致三千八百萬人陣亡，「上帝已死」，不再只是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思想宣言，而是許多倖存者以及捐軀將士遺族的共同心聲：「當戰爭發生時，祢在哪裡？」西方文明將近兩千年來的價值基礎遭受質疑，西方世界的精神淪喪，於是詩人艾略特（T.S. Eliot）以倫敦市為背景，在1922年用〈荒原〉（The Waste Land）這一首長詩，把整個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機用這樣的句子表達出來：
虛幻的城市，
冬晨的棕色煙霧下，
人群湧過倫敦橋，
那麼多人，
我想不到死神毀了那麼多人。
Unreal City,
Under the brown fog of a winter dawn.
A crowd flowed over London Bridge, so many.
I had not thought death had undone so many.
光天化日下，竟有這麼多街頭遊魂？當然不是。〈荒原〉是英美現代主義的經典詩作，不是鬼故事。這一段文字其實暗指西方人的精神淪喪，生活失去目的性，猶如四處遊蕩的孤魂野鬼。詩句所描繪的不只是一種都市地景，也是一次大戰後西方文明的殘破景象。
就另一方面而言，美國人對於歐洲的熟悉其來有自。美國政府於1917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年輕作家都到歐洲戰場上當志工，包括同為哈佛畢業的小說家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與詩人康明斯（E. E. Cummings）──這兩人後來都成為現代主義要角，鼎鼎大名的美國冷硬派推理小說（Hard-boiled Mysteries）代表人物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則是跟海明威一樣，負責駕駛救護車。沒能上戰場的人，大概就只有費茲傑羅：1917年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他加入了美國陸軍，接受軍官訓練，但還來不及上戰場，戰事就結束了。對此，費茲傑羅遺憾終生，也充滿感慨，於是在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塵世樂園》（This Side of Paradise）裡寫下了這樣的句子：他們這個世代的人在「長大後發現眾神已死，所有戰事也都已結束，人的一切信仰都被動搖了……」
回到美國後，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發現難以融入戰後的美國新社會，特別是在保守宗教勢力的主導下，美國國會通過了憲法第十八條修正案，1920年1月開始，美國歷史進入了長達十年的禁酒令時代，他們需要一個更自由的環境，更多的刺激與可能性，因此，他們發現自己又回到了熟悉的歐洲，對他們而言充滿魅力的巴黎更是令人趨之若鶩。當然，美國的年輕作家選擇到巴黎生活的另一個考量其實與經濟有關：美元幣值越來越高，戰爭結束後一年，一塊美元從原本可以兌換八塊法郎，升高到十五塊，到1925年甚至變成二十二塊。作家的收入微薄，但或許到了巴黎或歐洲的其他地方，他們可以憑藉美元的優勢過得還不錯，甚至過著比在國內還要好的生活。1922年2月4日，《多倫多星報》的週刊上登了一篇海明威寫的文章，內容很有趣，篇名叫〈一千美元可以在巴黎生活一年〉（Living on $ 1,000 a Year in Paris）：海明威說，「匯率是一種很美妙的東西」，如果加幣與法郎的匯率相當，那年收入僅僅一千塊的加拿大人在巴黎可能會餓死。文章一開頭就展現出他的簡潔文風，還有一種特有的幽默感：
冬天的巴黎多雨、寒冷、美麗又便宜。同時它也是嘈雜、騷亂、擁擠與便宜的。巴黎具有你所想要的各種面貌──而且它好便宜。
海明威一開始就”cheap…cheap…cheap”個不停，這讓文字有一種特有的音感與韻律感，同時你也很難想像可以用”cheap”這個形容詞來描述一個城市。但到底有多便宜？他說，他跟新婚妻子海德莉住在巴黎美術學院後面雅各街上的一間旅館裡，走到杜勒麗花園（the Tuleries）只需幾分鐘路程，地段如此美妙，但一間雙人房一天只要價十二法郎，換算起來，月租僅僅三十美元，一年也不過三百六十美元。他接著詳實地把巴黎的食物價格寫在文章裡，總之無論什麼東西，都是如此便宜──當然，這是對於賺美金的人而言，而且也有些高級大飯店一天單人房房價就要六十法郎。優惠的匯率吸引失落的一代的年輕人前往巴黎，而費茲傑羅與海明威自然是這失落的一代年輕人中的代表人物，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與經濟背景下，兩個同樣來自美國中西部的青年，於萬里之外的巴黎相識。他們倆對於「失落的一代」，都曾有過自己的一番詮釋，我們將在下一章看看費茲傑羅如何用《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海明威如何用《太陽依舊升起》來看待參戰青年於戰後的人生。
來自中西部
從種種文字記錄來看，費茲傑羅與海明威兩人曾有過一段彼此肯定、惺惺相惜的情誼。事實上，這一點都不難理解，因為背景上，實在很難找到另外兩個像他們這樣相似卻又對比強烈的作家。
從故鄉來看，費茲傑羅出生於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市，海明威的家鄉是伊利諾州芝加哥市郊區的橡樹園鎮（Oak Park），兩個州都位於美國北邊的大湖區，僅僅被愛荷華州隔開，因此，他們都是離開中西部，到其他地方去打拚事業的美國青年。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兩人都有一個充滿活力、來自富裕家庭的母親，相較之下，父親的人生就顯得較失敗。費茲傑羅的父親愛德華在他出生前曾是個傢俱公司老闆，後來生意失敗，到紐約州的寶僑生活用品公司（P&G）上班，因此費茲傑羅的童年是在水牛城度過的；被寶僑開除後，愛德華彷彿洩了氣的皮球，帶著全家返回聖保羅市，靠幫姻親工作過活，餘生的二十幾年始終落落寡歡，也有酗酒問題，最後於1931年在華盛頓市去世，人在瑞士的兒子還趕回來幫他料理後事。
［地圖，標示聖保羅與橡樹園］
海明威的父親克萊倫斯是個內科醫生，母親是個音樂家，兩人雖然都是家鄉受到敬重的人物，但克萊倫斯始終疾病纏身，而且也有財務問題，最後在1928年用一把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留下來的手槍自盡。事實上，當時海明威已經靠小說《太陽依舊升起》及故事集《沒有女人的男人》（Men without Women）確立了暢銷作家地位，與新婚的第二任妻子寶琳（Pauline Pfeiffer）在佛羅里達州的基威斯特島（Key West）定居（這是多年來他第一次於美國建立自己的家園），還寫信給父親，要他別擔心財務問題──可惜信件在他父親死後不久才抵達。總之，父親去世讓海明威與費茲傑羅一樣都感到極為難過。
說到人生的殊異之處，兩人也呈現出極大的反差。費茲傑羅是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海明威高中畢業後就到報社去當記者，但也因此海明威有機會親身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往前線開救護車：年僅十八歲的他才參戰半年就被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