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達蘭薩拉，一座世界知名的小鎮。
她是藏傳佛教的新聖地，也是一座難民營。
在被妖魔化的「舊西藏」與被革命窒息的「新西藏」之外，
千里跋涉、翻越雪山、通過達蘭薩拉走向全世界的
「第三個西藏」在此重生。
「西藏三部曲」作者李江琳
繼《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
《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祕密戰爭》、《藏區祕行》後，
新作《重生的觀音：第三個西藏的故事》書寫藏人流亡半個多世以來罕人知曉的故事。
對許多藏人來說，「香格里拉」不在喜馬拉雅山之北，
而是在喜馬拉雅山之南，一個叫作達蘭薩拉的地方。
從文化而非地理的意義上來看，以達蘭薩拉為中心的西藏流亡社會，可以說，那就是第三個西藏。
達蘭薩拉（Dharamshala）是個太複雜的地方，那裡是西藏文化的濃縮之地，也是流亡藏人「暫時」的歸屬。在那裡，每一個藏人都有一則屬於自己的流亡故事，不只是肉體的流亡，更深刻的是心靈的流亡。走出極權主義控制下的藏區，走進未知的印度領土，等待著他們的是從未想像過的新世界。李江琳親自走訪達蘭薩拉，聽取一個又一個流亡藏人訴說，關於勇氣、困頓、疑惑、重生的故事。
李江琳在《重生的觀音：第三個西藏的故事》敘述，筋疲力竭的難民們好不容易逃過戰爭和饑荒，到達印度，卻立刻面臨新的危險。生活在高寒地區的藏人，對許多疾病，天生沒有免疫力。他們已經很衰弱的身體與各種病毒接觸時，完全無法抵抗。肺結核、寄生蟲、流行感冒之類的疾病，奪去了大量難民的生命，據說死亡率高達十分之一。
古老的西藏文明顯然需要走向現代，可是達賴喇嘛並不認為西藏走向現代化意味著必須完全拋棄傳統。古老的西藏文明如何在當代世界爭取到一席之地？虔信佛教的藏人怎樣在現代社會裡生存，同時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西藏的宗教文化與現代科技文明怎樣才能有效地結合？如今仰賴流亡在外、卻有機會接觸到現代西方文明的民族先覺者如何教育他們的下一代。
在藏人幾近走投無路的時候，印度人民收留了他們，盡最大努力幫助他們重建生活。近半個世紀來，達蘭薩拉的印度社區和流亡藏人社區比鄰而居，共同把昔日的荒山建設成一個熱鬧的小鎮。如果沒有流亡藏人，很可能不會有今天的達蘭薩拉。如果沒有心胸寬廣，慷慨智慧的印度人民，也不會有藏文化的異地保存。
1967年的一天，邊巴奉召前往法王府，達賴喇嘛請他為達蘭薩拉大昭寺塑造三尊造像，其中一尊是千手觀音像。達賴喇嘛同時交給他一袋銀圓，和來自拉薩大昭寺的八個觀音殘面。這八個殘面是一位西藏和尼泊爾混血的人，從拉薩收集來，帶到印度的。達賴喇嘛說：「這座觀音像是用中國的銀幣和西藏的觀音面鑄造的，將來我們要帶回西藏。」
目次
出版序
前言 達蘭薩拉，進行中的故事──給友人的信
第一部 走向達蘭薩拉
褲子街
飄落的袈裟
阿尼諾宗
寺廟街上的小販
雪山隔斷的童年
牧羊少年的故事
巴塘來的朝聖者
第二部 朵拉達山脈下的小鎮
「無名街」上的芳鄰
傍晚，達蘭科特
喜馬拉雅水晶
彼得和伊凡娜
圓祥法師
第三部 聖地，在喜馬拉雅山南
乃穹寺
重生的觀音
喇嘛嘉瓦
藍哈達
智慧之海
內文選摘（節錄）
出版序
2007年10月，我第一次去達蘭薩拉。那是我深入研究西藏當代史的開端。旅行期間，每天採訪、參觀之後，我會盡可能詳細地記錄見聞。這本書就是那次達蘭薩拉之行後寫的，初稿完成於2008年。寫完之後未及修改，我又束裝出發，第二次去達蘭薩拉，就這樣與達蘭薩拉結下了不解之緣。
此後的幾年中，我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來研究1950年之後的西藏歷史。《1959：拉薩！》和《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祕密戰爭》這兩本書出版後，我才有了一個寫作「空檔期」。2012年，我在中國大陸和印度旅行期間，抽空對這本書作了一些修改。
幾年來，達蘭薩拉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英國人留下的舊房已經不多，新建了不少樓房，手機、Wifi 都已相當普及。來訪的人也愈來愈多。隨著研究和採訪的逐漸深入，我曾想對這本書作較大修改，加入更多的採訪故事。然而，這本書裡的很多內容，是發生在特定時間中的片段，它已經成為歷史，保留這一點歷史紀錄，並非毫無意義。因此，我對文字作了一些潤色，插圖還是採用2007年拍攝的照片。
2007年在達蘭薩拉，很多人為我提供了種種幫助。在此，感謝那次為我翻譯的達瓦才仁先生和茨仁紮西先生，感謝喇嘛嘉瓦、阿尼諾宗、頓珠諾布、塔丁才旦、措姆、多傑紮西以及「甲喇嘛」圓祥法師接受我的採訪。他們有的還在達蘭薩拉，有的移民去了西方國家，有的返回西藏，有的已經去世。他們的經歷是藏民族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我希望，有更多的漢人來傾聽藏人的故事。
前言（節錄）
達蘭薩拉，進行中的故事──給友人的信
達蘭薩拉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西藏文化的濃縮版和精華版。假如沒有西藏，就不會有達蘭薩拉。
說起西藏，作為同時代人，你知道，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西藏只是個傳說。在我有限的知識版圖裡，「西藏」不過是個地名，「達蘭薩拉」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則根本不存在。那時候，我對西藏的全部了解，來自於一部電影和幾首歌。電影是你我這代人可能都看過的《農奴》，歌是〈逛新城〉、〈在北京的金山上〉，還有文革期間廣為流傳的〈洗衣歌〉。
官方話語中有兩個西藏，一個「舊西藏」，一個「新西藏」。幾十年的宣傳中，「舊西藏」的一切都被妖魔化，「新西藏」的一切都被浪漫化。可是，「舊西藏」和「新西藏」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其實並不了解。小時候，我被老師們帶領著去看《農奴》的時候，我不知道那裡曾經發生過什麼；當我們看著一群女紅衛兵穿著藏服、唱著〈洗衣歌〉，在舞台上跳舞的時候，也不知道那裡正在發生著什麼。如果說，那時候的中國是個藏在鐵幕後面的國家，西藏則被掩藏在雙重鐵幕之後。那時，我對那片土地和那個民族，以及在那裡發生的一切，均一無所知。
現在，去拉薩的火車一票難求，坐在供氧車廂裡欣賞高原風光的人們，同樣也未必知道，有些人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另一個方向，前去朝拜他們心中的觀音菩薩。對許多藏人來說，「香格里拉」不在喜馬拉雅山之北，而是在喜馬拉雅山之南，一個叫作達蘭薩拉的地方。從文化而非地理的意義上來看，以達蘭薩拉為中心的西藏流亡社會，可以說是第三個西藏。
我是到了美國之後才開始接觸西藏文化的。我所了解的一切顛覆了官方話語中的「新、舊」兩個西藏。然而在美國，有關西藏的一切又被推到另一個極端。對於物質過於充足，生活過度優裕的美國人而言，這個被封閉在雙重鐵幕之後的民族，幾乎成了一個當代神話。
很長時間裡，我對宗教相當困惑。我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社會裡長大，成長過程中，所有宗教都被妖魔化。如果說五四運動為古老的中國帶來現代的曙光；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們卻有鮮明的反宗教傾向。他們認為，中國需要的只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宗教屬於一個落後的時代，中國不需要宗教。
1949年以來，宗教信仰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文革初期的「破四舊」活動中，宗教遭到毀滅性打擊。在那場對文化本身的「革命」之後，我們民族所剩無幾的傳統，包括傳統的信仰，以及建立在信仰基礎上的道德觀、倫理觀和風俗習慣幾乎被摧殘殆盡。我對文革最初的記憶，就是一堆被砸爛的佛像。
以佛教信仰為文化底蘊的西藏，宗教文化所受到的打擊可想而知。就在歡快的〈洗衣歌〉唱遍大江南北的同時，西藏有無數的寺院被摧毀，佛像被砸爛，價值連城的宗教文物被破壞。然而，當破壞者在聖殿的廢墟中歡呼的時候，他們不知道，當聖地成為廢墟之後，他們自己也將失去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一切。如今我們的民族正是如此：物質的豐裕並不能帶來精神的充實，除了錢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有了高樓大廈，卻丟失了靈魂。
「革命」是一場集體狂歡，但也是一場假面舞會。但假面被拆下後，我們還得面對自己，並且面對一個可怕的事實：在集體狂歡的過程中，人生中最寶貴的一切不是被粉碎，就是被抽離。革命是集體的，革命後的心靈重建卻是個人的。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獨自去尋找通往精神家園的路。
我想我還是相當幸運的。命運把我從中國帶到耶路撒冷，又從耶路撒冷帶到達蘭薩拉，讓我有機會在神聖與世俗、出世與入世的兩極之間，尋找自己的中道。說到底，有關彼岸的追求本是為了此岸，有關去處的追問原是為了當下。頭頂的星空和腳下的草地，都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風景。
心靈重建是一種漫長而且艱苦的過程。那是條孤獨寂寞的路，你只能千山獨行。出發的時候，你不知道有沒有終點，也不知道終點在哪裡。你得擺脫理性的傲慢與偏見，學會聆聽來自自己內心的聲音，讓冥冥中的神祕力量帶領你，走向自己的精神家園。沿途你得一次次俯身，拾起破碎的靈魂，一點一點地重新拼接。很多固定的觀念將被顛覆，很多習慣的行為將會改變。路的盡頭就是你的聖殿，它可能是一片森林、一條河流、一朵沾著晨露的花；也許是羅馬、耶路撒冷，或者達蘭薩拉。
我該怎樣形容達蘭薩拉呢？藏民族的政教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駐錫的小鎮，官方地名叫馬克利奧德甘吉。這個小鎮很特別，不是我能「一言以蔽之」的地方。
馬克利奧德甘吉雖在印度，我卻不能用「一座印度小鎮」來形容它。鎮很小，一座小廣場，幾條窄街，兩邊擠滿了高高低低的房子，有低矮的破舊木板房，也有三、四層樓高的磚石建築，靜靜訴說著這座小鎮的獨特歷史。房子以實用為主，用途不是餐館旅社就是禮品店。各種簡陋的小攤子，賣藏式披肩、廉價首飾、蒸的或者煎的「饃饃」（包子或餃子）、甜茶、藏式面餅、糌粑。
不管從世界哪個地方出發，去達蘭薩拉都不大容易。你得先飛到新德里，在德里乘一整夜火車，再坐幾小時汽車。從德里的西藏難民定居點「桑耶林」乘長途汽車也行，這是最簡單、最便宜、最直接的方式，也是最常用的方式。不過，那得在印度北方的公路上顛簸一夜，約十三小時，其中一半是在山中夜行。夜間上山至少有一個好處：印度司機開著大客車飛馳，在不合規範的狹窄公路上翻山越嶺，你呢，眼不見，心不顫。
藏在深山裡的達蘭薩拉是座名滿天下的小鎮。在中國之外的世界裡，她的名聲不亞於西藏本土。這些年來，她已變成了一個旅遊勝地，反而讓人忘記，這座小鎮實質上是座難民營。我在馬克利奧德甘吉的小街上漫步時，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各國遊客，常常覺得不可思議：這是座難民營啊！她怎麼變成「旅遊點」了呢？也許，宗教、政治、流亡、「神祕雪域」等等「當代神話」的因素，在激起人們同情的同時，也引發人們的好奇？
達蘭薩拉也是海外藏傳佛教的中心。由於達賴喇嘛和17世噶瑪巴的緣故，對於虔信佛教的藏漢洋各色信徒來說，她已經成為一個新興的佛教聖地。每年都有大量佛教信徒和準信徒從世界各地前來，參拜達賴喇嘛，聽經、參加法會和其他重要佛事活動。在達蘭薩拉街頭，常常看到裹著絳紅袈裟的洋喇嘛和洋尼姑。他們神色安詳，步履從容，走過身穿藏袍，手握轉經筒的西藏老人。還有些人乾脆就是來「避世」的，哪怕是短暫的避世，以獲得片刻的寧靜。
表面上，這座小鎮也像其他國家的小鎮一樣寧靜安詳。可是，它平靜祥和的外表下暗流洶湧。街邊商店的牆上貼著下落不明的小班禪照片，到處可見雪山獅子旗，一家小商店的玻璃窗上貼著告示：「本店不售中國貨」，奧運倒數計時牌問每一個路過的人：「2008年，你將在哪裡？」這一切都提醒外來的人們，這座小鎮與藏民族的現狀與未來密切相關。小鎮的平靜中因此有一種不確定感。如果說絡繹往來的過客是「流水的兵」，小鎮本身也未必是「鐵打的營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裡的每個人都是過客，只是逗留的時間有長有短。
達蘭薩拉有很多層面，每個層面都有故事。那個地方有故事，那裡的人也有故事，不管是定居的西藏難民，還是絡繹不絕的各國來客，都有獨特的故事。藏人基本上都是失去了一切的人，他們翻山越嶺，一路漂泊到這裡，在遠離故土的深山小鎮裡安家，重建自己的生活和信仰。他們故事裡的關鍵字通常是「逃離」和「捨棄」。這裡的每個藏人都有一個關於逃離和捨棄的故事，當這些故事被普通人用平淡的口吻敘述時，令人倍感驚心動魄。
許多難民生活困頓，光是國際兒童緊急救助會（SOS-Kinderdorf International）之下的西藏兒童村裡，就有一千多名孩子，必須通過外界的援助在那裡生活學習。有些孩子已經得到了資助，有的還在等待善心人士慷慨解囊。年輕人前途渺茫，很多人靠小本經營勉強維生。他們一日一日地面對貧困，面對失望，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然而，達蘭薩拉的平靜並非麻木，也不是逆來順受。達蘭薩拉的平靜源於外人難以理解的精神底蘊。因此，這種平靜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它體現著生命的尊嚴和風度。
我在達蘭薩拉記錄了不少故事。這些故事都是私人講述，是一個個普通人的生命歷程，是一些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和兒童，身不由主，在政治、民族、宗教和歷史的漩渦中浮沉的故事。這些故事集中起來，就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不可否認，藏民族的集體記憶帶著深重的悲情。然而，藏民族的集體記憶並非僅限於悲情。
藏民族還有另一部分集體記憶：當聖殿成灰，家園盡毀之後，流亡境外的難民在他們精神領袖的感召和領導下，以非凡的勇氣和毅力，在異國他鄉重建物質與精神的家園。達蘭薩拉不僅記錄了苦難，更重要的是，達蘭薩拉還記錄了超越苦難的力量、決心和勇氣。
如果我講述的達蘭薩拉顯得支離破碎，那是因為每個人的故事，以及達蘭薩拉本身的故事，都還在進行之中。這些故事早已開頭，尚無結尾。因此，我所記錄的故事，以及我所看到、聽到和經歷的一切都是不完整的。我只能把一些碎片交給你，由你自己去拼接這個尚在進行中的故事。
內文選摘（節錄）
褲子街
回到紐約後，我常常想起那兩條小街。不知道有沒有街名，我在兩頭的街口都找過，沒看到街名牌。我的朋友達瓦管它們叫「褲子街」。廣場是「褲腰」，他說，從廣場一邊延伸出去的兩條老街是「褲腿」。從地圖上看，兩條平行的老街還真挺像條褲子的。
達蘭薩拉不是一座自然形成的城鎮。她的歷史軌跡清清楚楚，而且都與「外國人」有關。往遠裡說，達蘭薩拉的歷史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跟幾個英國人有關；要是往近裡說呢，那就得從1960年4月30日，一位西藏人算起。
1960年4月底的那天傍晚，當達賴喇嘛的車隊到達馬克利奧德甘吉的時候，前來歡迎的人群除了當地印度居民，只有二百多名西藏難民，他們比達賴喇嘛早來一個禮拜，是專程從築路營前來歡迎他的。
達賴喇嘛遷居達蘭薩拉之後，分散在各地的西藏難民紛紛追隨而來。馬克利奧德甘吉所在的山頂，是一道山梁的最高處。朵拉達山脈山峰陡峭，山坡上松林茂密，只有山頂的公園還算平整。難民們用木板和石塊作為建築材料，在公園裡蓋了幾排小房子，房子之間的狹長空地，就形成了最早的兩條街道。山梁狹長彎曲，兩條最早的街道順著山勢彎曲，從山梁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將近五十年後，馬克利奧德甘吉可不止兩條街了。好幾代西藏難民在這裡安身立命，重建人生，
昔日的荒山野嶺如今已是名滿天下的小鎮。環繞廣場有好幾條街口，通往不同的方向，上山，或者下山。山上山下處處可見飄揚的五彩經幡。
不過「褲子街」 還是最熱鬧的街，或許也可以說，是最亂的街。
「亂」好像是印度的常態，馬克利奧德甘吉也是這樣，熱熱鬧鬧，生氣勃勃地亂著。房子之間橫七豎八地掛著違章電線，猴子把電線當作棧橋，從街那邊的屋頂跳上電線，順著四通八達的電線網竄來竄去，野狗追著電線上的猴子狂叫。有一天，我站在廣場邊的新旅館門口，跟一個澳大利亞人聊天，幾條躺在街邊的流浪狗突然跳起來，竄到小街中間，仰頭狂吠。猛然間，一個黃乎乎的東西從天而降，落到我面前，嚇了我一大跳。原來是隻猴子從屋頂上掉下來，落在街中間。狗狂叫著追，路人東倒西歪地閃避，猴子竄過馬路，攀上電線杆，後腿一蹬躍上屋頂。
牛在街上東遊西逛。有幾頭牛以小鎮為家，每天都看到牠們在「褲子街」裡慢悠悠地走。有頭大黑牛常常獨個兒在街上逛，邊走邊低頭覓食。牠體型龐大，性情卻很溫和。有時候，牠從我身邊走過，我拍拍牠的大腦門兒，黑牛抬頭看看我，目光小鹿般溫柔。
鋪著水泥的老街很窄，兩邊的屋簷下各有一道深深的排水溝。達蘭薩拉是印度降雨量最高的地區。雨季裡，街上的雨水淌進排水溝，形成兩條小溪，流過家家門前。街邊沒有人行道，汽車開進小街，行人閃到路邊，汽車一路按著喇叭，貼著行人開過。
從馬克利奧德甘吉往上走，山愈來愈高，路愈來愈險。公路只通到海拔約2500公尺的嘎魯廟，再往上就只有在密林中彎曲的小路了。現代交通工具無法進入高山裡的村莊，貨運就得靠馬幫來往。在馬克利奧德甘吉，時常會看到趕馬人趕著一隊馬或者毛驢，沿街走來，牲口背上馱著各種各樣的貨物，慢條斯理地走著。汽車猛按喇叭，摩托車在馬幫中竄來竄去，驢馬早已習慣了人的喧鬧，牠們氣定神閒，不緊不慢，頸下的銅鈴一路叮叮噹噹，清脆地響過小鎮。
向晚時分，霧氣從樹林裡嫋嫋升起，縹縹緲緲，漸漸填滿山谷。落日蒼蒼，霧海茫茫，遊牧的嘎第人披一身晚霞，趕著羊群下山，浩浩蕩蕩走進鎮裡，滿街的人、車、牛、狗紛紛為羊讓道。牧羊人身穿長袍，頭戴繡花小帽，皮膚被陽光曬成古銅色，又被風刻出深深的皺紋。他一臉見慣風雲變幻的淡然，不理睬汽車的喇叭，不在意拍照的遊客，走過網吧，走過金頂佛塔，走過賣「安多餅」的女子，穿過小街，走過廣場，下山，回到山腰的村莊。
達蘭薩拉如今相當國際化。「褲子街」上有取款機，用各國的銀行卡可以隨時取款。街上的行人來自世界各地，有背著大背包的登山者，有遠道而來的朝聖者，也有
達蘭薩拉，一座世界知名的小鎮。
她是藏傳佛教的新聖地，也是一座難民營。
在被妖魔化的「舊西藏」與被革命窒息的「新西藏」之外，
千里跋涉、翻越雪山、通過達蘭薩拉走向全世界的
「第三個西藏」在此重生。
「西藏三部曲」作者李江琳
繼《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
《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祕密戰爭》、《藏區祕行》後，
新作《重生的觀音：第三個西藏的故事》書寫藏人流亡半個多世以來罕人知曉的故事。
對許多藏人來說，「香格里拉」不在喜馬拉雅山之北，
而是在喜馬拉雅山之南，一個叫作達蘭薩拉的地方。
從文化而非地理的意義上來看，以達蘭薩拉為中心的西藏流亡社會，可以說，那就是第三個西藏。
達蘭薩拉（Dharamshala）是個太複雜的地方，那裡是西藏文化的濃縮之地，也是流亡藏人「暫時」的歸屬。在那裡，每一個藏人都有一則屬於自己的流亡故事，不只是肉體的流亡，更深刻的是心靈的流亡。走出極權主義控制下的藏區，走進未知的印度領土，等待著他們的是從未想像過的新世界。李江琳親自走訪達蘭薩拉，聽取一個又一個流亡藏人訴說，關於勇氣、困頓、疑惑、重生的故事。
李江琳在《重生的觀音：第三個西藏的故事》敘述，筋疲力竭的難民們好不容易逃過戰爭和饑荒，到達印度，卻立刻面臨新的危險。生活在高寒地區的藏人，對許多疾病，天生沒有免疫力。他們已經很衰弱的身體與各種病毒接觸時，完全無法抵抗。肺結核、寄生蟲、流行感冒之類的疾病，奪去了大量難民的生命，據說死亡率高達十分之一。
古老的西藏文明顯然需要走向現代，可是達賴喇嘛並不認為西藏走向現代化意味著必須完全拋棄傳統。古老的西藏文明如何在當代世界爭取到一席之地？虔信佛教的藏人怎樣在現代社會裡生存，同時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西藏的宗教文化與現代科技文明怎樣才能有效地結合？如今仰賴流亡在外、卻有機會接觸到現代西方文明的民族先覺者如何教育他們的下一代。
在藏人幾近走投無路的時候，印度人民收留了他們，盡最大努力幫助他們重建生活。近半個世紀來，達蘭薩拉的印度社區和流亡藏人社區比鄰而居，共同把昔日的荒山建設成一個熱鬧的小鎮。如果沒有流亡藏人，很可能不會有今天的達蘭薩拉。如果沒有心胸寬廣，慷慨智慧的印度人民，也不會有藏文化的異地保存。
1967年的一天，邊巴奉召前往法王府，達賴喇嘛請他為達蘭薩拉大昭寺塑造三尊造像，其中一尊是千手觀音像。達賴喇嘛同時交給他一袋銀圓，和來自拉薩大昭寺的八個觀音殘面。這八個殘面是一位西藏和尼泊爾混血的人，從拉薩收集來，帶到印度的。達賴喇嘛說：「這座觀音像是用中國的銀幣和西藏的觀音面鑄造的，將來我們要帶回西藏。」
目次
出版序
前言 達蘭薩拉，進行中的故事──給友人的信
第一部 走向達蘭薩拉
褲子街
飄落的袈裟
阿尼諾宗
寺廟街上的小販
雪山隔斷的童年
牧羊少年的故事
巴塘來的朝聖者
第二部 朵拉達山脈下的小鎮
「無名街」上的芳鄰
傍晚，達蘭科特
喜馬拉雅水晶
彼得和伊凡娜
圓祥法師
第三部 聖地，在喜馬拉雅山南
乃穹寺
重生的觀音
喇嘛嘉瓦
藍哈達
智慧之海
內文選摘（節錄）
出版序
2007年10月，我第一次去達蘭薩拉。那是我深入研究西藏當代史的開端。旅行期間，每天採訪、參觀之後，我會盡可能詳細地記錄見聞。這本書就是那次達蘭薩拉之行後寫的，初稿完成於2008年。寫完之後未及修改，我又束裝出發，第二次去達蘭薩拉，就這樣與達蘭薩拉結下了不解之緣。
此後的幾年中，我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來研究1950年之後的西藏歷史。《1959：拉薩！》和《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祕密戰爭》這兩本書出版後，我才有了一個寫作「空檔期」。2012年，我在中國大陸和印度旅行期間，抽空對這本書作了一些修改。
幾年來，達蘭薩拉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英國人留下的舊房已經不多，新建了不少樓房，手機、Wifi 都已相當普及。來訪的人也愈來愈多。隨著研究和採訪的逐漸深入，我曾想對這本書作較大修改，加入更多的採訪故事。然而，這本書裡的很多內容，是發生在特定時間中的片段，它已經成為歷史，保留這一點歷史紀錄，並非毫無意義。因此，我對文字作了一些潤色，插圖還是採用2007年拍攝的照片。
2007年在達蘭薩拉，很多人為我提供了種種幫助。在此，感謝那次為我翻譯的達瓦才仁先生和茨仁紮西先生，感謝喇嘛嘉瓦、阿尼諾宗、頓珠諾布、塔丁才旦、措姆、多傑紮西以及「甲喇嘛」圓祥法師接受我的採訪。他們有的還在達蘭薩拉，有的移民去了西方國家，有的返回西藏，有的已經去世。他們的經歷是藏民族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我希望，有更多的漢人來傾聽藏人的故事。
前言（節錄）
達蘭薩拉，進行中的故事──給友人的信
達蘭薩拉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西藏文化的濃縮版和精華版。假如沒有西藏，就不會有達蘭薩拉。
說起西藏，作為同時代人，你知道，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西藏只是個傳說。在我有限的知識版圖裡，「西藏」不過是個地名，「達蘭薩拉」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則根本不存在。那時候，我對西藏的全部了解，來自於一部電影和幾首歌。電影是你我這代人可能都看過的《農奴》，歌是〈逛新城〉、〈在北京的金山上〉，還有文革期間廣為流傳的〈洗衣歌〉。
官方話語中有兩個西藏，一個「舊西藏」，一個「新西藏」。幾十年的宣傳中，「舊西藏」的一切都被妖魔化，「新西藏」的一切都被浪漫化。可是，「舊西藏」和「新西藏」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其實並不了解。小時候，我被老師們帶領著去看《農奴》的時候，我不知道那裡曾經發生過什麼；當我們看著一群女紅衛兵穿著藏服、唱著〈洗衣歌〉，在舞台上跳舞的時候，也不知道那裡正在發生著什麼。如果說，那時候的中國是個藏在鐵幕後面的國家，西藏則被掩藏在雙重鐵幕之後。那時，我對那片土地和那個民族，以及在那裡發生的一切，均一無所知。
現在，去拉薩的火車一票難求，坐在供氧車廂裡欣賞高原風光的人們，同樣也未必知道，有些人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另一個方向，前去朝拜他們心中的觀音菩薩。對許多藏人來說，「香格里拉」不在喜馬拉雅山之北，而是在喜馬拉雅山之南，一個叫作達蘭薩拉的地方。從文化而非地理的意義上來看，以達蘭薩拉為中心的西藏流亡社會，可以說是第三個西藏。
我是到了美國之後才開始接觸西藏文化的。我所了解的一切顛覆了官方話語中的「新、舊」兩個西藏。然而在美國，有關西藏的一切又被推到另一個極端。對於物質過於充足，生活過度優裕的美國人而言，這個被封閉在雙重鐵幕之後的民族，幾乎成了一個當代神話。
很長時間裡，我對宗教相當困惑。我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社會裡長大，成長過程中，所有宗教都被妖魔化。如果說五四運動為古老的中國帶來現代的曙光；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們卻有鮮明的反宗教傾向。他們認為，中國需要的只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宗教屬於一個落後的時代，中國不需要宗教。
1949年以來，宗教信仰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文革初期的「破四舊」活動中，宗教遭到毀滅性打擊。在那場對文化本身的「革命」之後，我們民族所剩無幾的傳統，包括傳統的信仰，以及建立在信仰基礎上的道德觀、倫理觀和風俗習慣幾乎被摧殘殆盡。我對文革最初的記憶，就是一堆被砸爛的佛像。
以佛教信仰為文化底蘊的西藏，宗教文化所受到的打擊可想而知。就在歡快的〈洗衣歌〉唱遍大江南北的同時，西藏有無數的寺院被摧毀，佛像被砸爛，價值連城的宗教文物被破壞。然而，當破壞者在聖殿的廢墟中歡呼的時候，他們不知道，當聖地成為廢墟之後，他們自己也將失去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一切。如今我們的民族正是如此：物質的豐裕並不能帶來精神的充實，除了錢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有了高樓大廈，卻丟失了靈魂。
「革命」是一場集體狂歡，但也是一場假面舞會。但假面被拆下後，我們還得面對自己，並且面對一個可怕的事實：在集體狂歡的過程中，人生中最寶貴的一切不是被粉碎，就是被抽離。革命是集體的，革命後的心靈重建卻是個人的。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獨自去尋找通往精神家園的路。
我想我還是相當幸運的。命運把我從中國帶到耶路撒冷，又從耶路撒冷帶到達蘭薩拉，讓我有機會在神聖與世俗、出世與入世的兩極之間，尋找自己的中道。說到底，有關彼岸的追求本是為了此岸，有關去處的追問原是為了當下。頭頂的星空和腳下的草地，都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風景。
心靈重建是一種漫長而且艱苦的過程。那是條孤獨寂寞的路，你只能千山獨行。出發的時候，你不知道有沒有終點，也不知道終點在哪裡。你得擺脫理性的傲慢與偏見，學會聆聽來自自己內心的聲音，讓冥冥中的神祕力量帶領你，走向自己的精神家園。沿途你得一次次俯身，拾起破碎的靈魂，一點一點地重新拼接。很多固定的觀念將被顛覆，很多習慣的行為將會改變。路的盡頭就是你的聖殿，它可能是一片森林、一條河流、一朵沾著晨露的花；也許是羅馬、耶路撒冷，或者達蘭薩拉。
我該怎樣形容達蘭薩拉呢？藏民族的政教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駐錫的小鎮，官方地名叫馬克利奧德甘吉。這個小鎮很特別，不是我能「一言以蔽之」的地方。
馬克利奧德甘吉雖在印度，我卻不能用「一座印度小鎮」來形容它。鎮很小，一座小廣場，幾條窄街，兩邊擠滿了高高低低的房子，有低矮的破舊木板房，也有三、四層樓高的磚石建築，靜靜訴說著這座小鎮的獨特歷史。房子以實用為主，用途不是餐館旅社就是禮品店。各種簡陋的小攤子，賣藏式披肩、廉價首飾、蒸的或者煎的「饃饃」（包子或餃子）、甜茶、藏式面餅、糌粑。
不管從世界哪個地方出發，去達蘭薩拉都不大容易。你得先飛到新德里，在德里乘一整夜火車，再坐幾小時汽車。從德里的西藏難民定居點「桑耶林」乘長途汽車也行，這是最簡單、最便宜、最直接的方式，也是最常用的方式。不過，那得在印度北方的公路上顛簸一夜，約十三小時，其中一半是在山中夜行。夜間上山至少有一個好處：印度司機開著大客車飛馳，在不合規範的狹窄公路上翻山越嶺，你呢，眼不見，心不顫。
藏在深山裡的達蘭薩拉是座名滿天下的小鎮。在中國之外的世界裡，她的名聲不亞於西藏本土。這些年來，她已變成了一個旅遊勝地，反而讓人忘記，這座小鎮實質上是座難民營。我在馬克利奧德甘吉的小街上漫步時，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各國遊客，常常覺得不可思議：這是座難民營啊！她怎麼變成「旅遊點」了呢？也許，宗教、政治、流亡、「神祕雪域」等等「當代神話」的因素，在激起人們同情的同時，也引發人們的好奇？
達蘭薩拉也是海外藏傳佛教的中心。由於達賴喇嘛和17世噶瑪巴的緣故，對於虔信佛教的藏漢洋各色信徒來說，她已經成為一個新興的佛教聖地。每年都有大量佛教信徒和準信徒從世界各地前來，參拜達賴喇嘛，聽經、參加法會和其他重要佛事活動。在達蘭薩拉街頭，常常看到裹著絳紅袈裟的洋喇嘛和洋尼姑。他們神色安詳，步履從容，走過身穿藏袍，手握轉經筒的西藏老人。還有些人乾脆就是來「避世」的，哪怕是短暫的避世，以獲得片刻的寧靜。
表面上，這座小鎮也像其他國家的小鎮一樣寧靜安詳。可是，它平靜祥和的外表下暗流洶湧。街邊商店的牆上貼著下落不明的小班禪照片，到處可見雪山獅子旗，一家小商店的玻璃窗上貼著告示：「本店不售中國貨」，奧運倒數計時牌問每一個路過的人：「2008年，你將在哪裡？」這一切都提醒外來的人們，這座小鎮與藏民族的現狀與未來密切相關。小鎮的平靜中因此有一種不確定感。如果說絡繹往來的過客是「流水的兵」，小鎮本身也未必是「鐵打的營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裡的每個人都是過客，只是逗留的時間有長有短。
達蘭薩拉有很多層面，每個層面都有故事。那個地方有故事，那裡的人也有故事，不管是定居的西藏難民，還是絡繹不絕的各國來客，都有獨特的故事。藏人基本上都是失去了一切的人，他們翻山越嶺，一路漂泊到這裡，在遠離故土的深山小鎮裡安家，重建自己的生活和信仰。他們故事裡的關鍵字通常是「逃離」和「捨棄」。這裡的每個藏人都有一個關於逃離和捨棄的故事，當這些故事被普通人用平淡的口吻敘述時，令人倍感驚心動魄。
許多難民生活困頓，光是國際兒童緊急救助會（SOS-Kinderdorf International）之下的西藏兒童村裡，就有一千多名孩子，必須通過外界的援助在那裡生活學習。有些孩子已經得到了資助，有的還在等待善心人士慷慨解囊。年輕人前途渺茫，很多人靠小本經營勉強維生。他們一日一日地面對貧困，面對失望，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然而，達蘭薩拉的平靜並非麻木，也不是逆來順受。達蘭薩拉的平靜源於外人難以理解的精神底蘊。因此，這種平靜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它體現著生命的尊嚴和風度。
我在達蘭薩拉記錄了不少故事。這些故事都是私人講述，是一個個普通人的生命歷程，是一些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和兒童，身不由主，在政治、民族、宗教和歷史的漩渦中浮沉的故事。這些故事集中起來，就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不可否認，藏民族的集體記憶帶著深重的悲情。然而，藏民族的集體記憶並非僅限於悲情。
藏民族還有另一部分集體記憶：當聖殿成灰，家園盡毀之後，流亡境外的難民在他們精神領袖的感召和領導下，以非凡的勇氣和毅力，在異國他鄉重建物質與精神的家園。達蘭薩拉不僅記錄了苦難，更重要的是，達蘭薩拉還記錄了超越苦難的力量、決心和勇氣。
如果我講述的達蘭薩拉顯得支離破碎，那是因為每個人的故事，以及達蘭薩拉本身的故事，都還在進行之中。這些故事早已開頭，尚無結尾。因此，我所記錄的故事，以及我所看到、聽到和經歷的一切都是不完整的。我只能把一些碎片交給你，由你自己去拼接這個尚在進行中的故事。
內文選摘（節錄）
褲子街
回到紐約後，我常常想起那兩條小街。不知道有沒有街名，我在兩頭的街口都找過，沒看到街名牌。我的朋友達瓦管它們叫「褲子街」。廣場是「褲腰」，他說，從廣場一邊延伸出去的兩條老街是「褲腿」。從地圖上看，兩條平行的老街還真挺像條褲子的。
達蘭薩拉不是一座自然形成的城鎮。她的歷史軌跡清清楚楚，而且都與「外國人」有關。往遠裡說，達蘭薩拉的歷史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跟幾個英國人有關；要是往近裡說呢，那就得從1960年4月30日，一位西藏人算起。
1960年4月底的那天傍晚，當達賴喇嘛的車隊到達馬克利奧德甘吉的時候，前來歡迎的人群除了當地印度居民，只有二百多名西藏難民，他們比達賴喇嘛早來一個禮拜，是專程從築路營前來歡迎他的。
達賴喇嘛遷居達蘭薩拉之後，分散在各地的西藏難民紛紛追隨而來。馬克利奧德甘吉所在的山頂，是一道山梁的最高處。朵拉達山脈山峰陡峭，山坡上松林茂密，只有山頂的公園還算平整。難民們用木板和石塊作為建築材料，在公園裡蓋了幾排小房子，房子之間的狹長空地，就形成了最早的兩條街道。山梁狹長彎曲，兩條最早的街道順著山勢彎曲，從山梁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將近五十年後，馬克利奧德甘吉可不止兩條街了。好幾代西藏難民在這裡安身立命，重建人生，
昔日的荒山野嶺如今已是名滿天下的小鎮。環繞廣場有好幾條街口，通往不同的方向，上山，或者下山。山上山下處處可見飄揚的五彩經幡。
不過「褲子街」 還是最熱鬧的街，或許也可以說，是最亂的街。
「亂」好像是印度的常態，馬克利奧德甘吉也是這樣，熱熱鬧鬧，生氣勃勃地亂著。房子之間橫七豎八地掛著違章電線，猴子把電線當作棧橋，從街那邊的屋頂跳上電線，順著四通八達的電線網竄來竄去，野狗追著電線上的猴子狂叫。有一天，我站在廣場邊的新旅館門口，跟一個澳大利亞人聊天，幾條躺在街邊的流浪狗突然跳起來，竄到小街中間，仰頭狂吠。猛然間，一個黃乎乎的東西從天而降，落到我面前，嚇了我一大跳。原來是隻猴子從屋頂上掉下來，落在街中間。狗狂叫著追，路人東倒西歪地閃避，猴子竄過馬路，攀上電線杆，後腿一蹬躍上屋頂。
牛在街上東遊西逛。有幾頭牛以小鎮為家，每天都看到牠們在「褲子街」裡慢悠悠地走。有頭大黑牛常常獨個兒在街上逛，邊走邊低頭覓食。牠體型龐大，性情卻很溫和。有時候，牠從我身邊走過，我拍拍牠的大腦門兒，黑牛抬頭看看我，目光小鹿般溫柔。
鋪著水泥的老街很窄，兩邊的屋簷下各有一道深深的排水溝。達蘭薩拉是印度降雨量最高的地區。雨季裡，街上的雨水淌進排水溝，形成兩條小溪，流過家家門前。街邊沒有人行道，汽車開進小街，行人閃到路邊，汽車一路按著喇叭，貼著行人開過。
從馬克利奧德甘吉往上走，山愈來愈高，路愈來愈險。公路只通到海拔約2500公尺的嘎魯廟，再往上就只有在密林中彎曲的小路了。現代交通工具無法進入高山裡的村莊，貨運就得靠馬幫來往。在馬克利奧德甘吉，時常會看到趕馬人趕著一隊馬或者毛驢，沿街走來，牲口背上馱著各種各樣的貨物，慢條斯理地走著。汽車猛按喇叭，摩托車在馬幫中竄來竄去，驢馬早已習慣了人的喧鬧，牠們氣定神閒，不緊不慢，頸下的銅鈴一路叮叮噹噹，清脆地響過小鎮。
向晚時分，霧氣從樹林裡嫋嫋升起，縹縹緲緲，漸漸填滿山谷。落日蒼蒼，霧海茫茫，遊牧的嘎第人披一身晚霞，趕著羊群下山，浩浩蕩蕩走進鎮裡，滿街的人、車、牛、狗紛紛為羊讓道。牧羊人身穿長袍，頭戴繡花小帽，皮膚被陽光曬成古銅色，又被風刻出深深的皺紋。他一臉見慣風雲變幻的淡然，不理睬汽車的喇叭，不在意拍照的遊客，走過網吧，走過金頂佛塔，走過賣「安多餅」的女子，穿過小街，走過廣場，下山，回到山腰的村莊。
達蘭薩拉如今相當國際化。「褲子街」上有取款機，用各國的銀行卡可以隨時取款。街上的行人來自世界各地，有背著大背包的登山者，有遠道而來的朝聖者，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