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在20世紀初期國與國息息相關的世界裡，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的政治海嘯迅即傳到中國與日本，並在1920年代初期從日本傳到臺灣島。最初，在山川均、麻生久、佐野學之類日本社會主義者引導下，並經總部設在大阪的日本農民組合指導下，一些臺籍年輕知識分子，特別是關心甘蔗寡占事業支配臺灣農村一事的簡吉、李應章、趙港，開始糾集佃農成立農民組合。他們把矛頭指向大多為日本人所有的製糖會社，希望替臺灣佃農爭取較好的條件和公平待遇，包括要求製糖會社替收購的甘蔗秤重時讓蔗農在場。他們的組合運動路線使佃農的抗爭成為兼具政治性與道德性的運動，得到全島人民支持。
當時的日籍地主，在臺灣農村社會內造成嚴重不平等，使務農者處於極弱勢地位。沒有現代機械化器具，農民日出即到田裡幹活，通常直到日落才休息。只要來場嚴重天災或歉收，農民就得吃番薯配乾鹹豆、喝螺肉湯度日。因此，加入農民組合的臺灣人，在1926年時僅數千人，兩年後卻已超過三萬人。1928年晚期，臺灣共產黨黨員開始滲入臺灣農民組合。日本拿下滿洲之後，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大力取締臺灣共產黨員和其追隨者，導致臺灣農組成員遭判刑入獄或逃往中國大陸。例如臺灣農組的中心人物簡吉，即因加入臺灣共產黨被判10年徒刑。臺灣農民組合困擾於派系對立，因意識形態不同而分裂，加上領導階層或入獄或逃亡，到了1934年，臺灣農民運動已一蹶不振。但它留下臺灣行動主義遺產，喚醒農民的社會及經濟意識。更因主辦了數場廣被宣傳的示威和騷亂，並在法庭內外對抗殖民當局和地主，有助於臺灣人認識此前完全陌生的社會主義、西方民主主義、剩餘價值、一天八工時、罷工權、普選、自治等觀念。
國民黨被迫遷臺後，認識到它在大陸的最大失策乃是未能助農民改善生活，造成民心背離，因此設立農復會為農村提供經濟、技術和管理上的支援。最後，在美國的催促和美國農業專家雷正琪建議下，1950年代臺灣施行耕者有其田，從而有效破除1920、30年代地主欺凌佃農的大部分惡行。左派人士簡吉追求讓臺灣佃農一年所繳佃租最多只達主要收成的37.5%（三七五減租）或讓他們擁有自己的農田，這一夢想至此終於實現。臺灣農產量大幅提升，內部長期隱而未發的衝突也漸平息，自1920年代簡吉等人的努力，至1950年代終於完成土地改革並奠下經濟基礎。
目次
表格、插圖一覽表
序
誌謝
臺灣地圖
國際左派組織與臺灣農民組合的複雜關係圖
第一章 臺灣農民運動的起源與背景
第二章 臺灣鄉村的時間與空間
第三章 臺灣農民組合運動的興起
第四章 全盛期的臺灣農民組合
第五章 臺灣農民組合的衰落與沉寂
第六章 日本人、美國人、中國人齊現於臺灣
第七章 戰後美援和臺灣的土地改革
參考書目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臺灣農民運動的起源與背景
知識環境
過去四百年，臺灣一直如強力磁石吸引先進世界文化登門，從而造就出豐富的受殖民歷史和獨特的海洋傳統。多種遺風和影響力熔於一爐，有助於刺激臺灣島民的想法，引導臺灣社會的發展。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動蕩時期，可貼切說明此點。當時，許多見識不凡的臺灣人，主要透過日語的書籍、報紙、雜誌、電台和其他媒材，能掌握世界重要時事和流行觀念，例如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革命、威爾遜的自決原則、經濟大蕭條、民主與選舉權、馬克思主義。但由於此島的地理位置和東京加諸殖民地人民的限制，基本上由日本教育制度造就出來的臺籍菁英，成為他們日籍導師的新一批追隨者。幾乎所有的臺籍菁英，若非讀過日本大學，就是在臺灣上過正規中學，或者在這兩種學校裡都受過教育，這意味著其中某些人深受自由主義教育者和社會主義教授影響。於是，若要全面瞭解一九二○、三○年代臺灣的社會運動，就有必要探明那些運動在日本本土的根源。
在殖民地治理上，日本人從歐洲列強，特別是從印尼的荷蘭人那兒，吸取了一些教訓。平定叛亂和異議分子之後，日本人開始逐步擴大臺灣灌溉、防洪、港口、鐵公路工程等方面的投資和基礎建設。在這同時，臺灣總督府課重稅、收取資本服務費、利用徭役、操縱農產品價格，以管理這個殖民地。日本從臺灣輸入高級木材和農產品（特別是糖和米），向臺灣輸出工業產品。因此，島上的殖民政府未催生出強大的臺籍實業家─資本家階級，使臺灣成為日本的經濟附庸。
文化上，殖民地政府的最終目標乃是同化臺灣人，使他們成為日本天皇的忠貞子民，使島民認同神道教天照大神。為了用日本精神培育臺灣人，殖民地政府於一九一九年開始讓臺籍學生就讀公學校。於是，對臺灣人來說，教育機會變多，尤其是實用的職業訓練、教書、行醫方面。例如，完全免學費的台北師範學校，一九一九年開始招收優秀的臺籍學生。然後，在台中和台南，設立了以培養小學師資為宗旨的類似機構。更早時，設立台北第一中學校這個五年制中學教育機構，主要招收日籍學生。但隨著新的社會形勢（包括暴增的城市人口和上升的識字率）激發出臺籍中產階級子弟上完小學繼續受中等教育的趨勢，殖民地政府不得不於一九二二年開辦第二家中學。台北第一中學校招收的大多是日籍學生，台北第二中學校則著眼於兼收日、臺籍學生。一如師範學校的情況，五年制中學校也在臺灣各大城設立。除了公立中學的必修科目（包括語言、歷史、數學、自然科學），每週一早上，這些學校的師生得一起朝東京的皇宮方向鞠躬，儘管那位在數千公里外。這些中學校也按日本傳統行事曆過節放假，包括二月十一日過建國祭（又稱紀元節），慶祝傳說中西元前六六○年大和國的創立，以及九月二十四日過秋季皇靈祭（日本人在秋分祭祀儀式中獻上壽司）。
二次大戰前那段時期，日本教育通常遵循歐洲教育制度，也就是從中學畢業後，想讀大學的學生得讀完預備學校，才能進入專門學院或大學，接受再三年的高等教育。於是，一九二五年，殖民地政府開辦台北高等學校（今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訓練優秀的中學畢業生。但招生時大大偏袒日本人。一九四○年，島上有將近五百七十萬臺灣人和三十四萬六千六百三十名日本人，但只有八十七名臺灣人就讀台北高等學校（相對的，就讀的日本人有三百三十四人）。一九四一年，全部學生為三百六十三名日本人和一百零四名臺灣人。台北高等學校被視為臺灣島上英才的薈萃之地，該校學生會看政府喉舌《臺灣日日新報》，攻讀日本神話、歷史、古詩、古典文學、當代小說。但透過在西方留過學的教授之口，學生也接觸到較自由主義、較世界性的觀念。這些學生也能拿到《阿拉伯勞倫斯的生平》、愛因斯坦的《物理學的誕生》（岩波書店翻譯、出版）之類書籍，以及康德哲學論著、歌德《浮士德》的譯本一讀。
配合這所預備學校的創立，一九二八年殖民地政府創立台北帝國大學（今日國立臺灣大學前身）。它基本上是個研究機構，以滿足日本的殖民事業需求為宗旨，其主要課程集中於熱帶醫學、熱帶農業和華南、東南亞的亞熱帶地區。因此，根據該大學的檔案，一九三九年時全校有教學、研究人員七百零八名，學生卻只有三百七十三人（日人兩百八十三名、台人九十名）。就讀這所全台唯一道地大學的臺籍學生，大部分選擇讀醫。
想讀大學但出於某個原因既未讀台北高等學校、也未讀台北帝國大學的有錢臺籍青年，總能找到辦法入讀日本境內的其他高等學校或大學。於是，一九二○年代那十年，赴海外上大學的臺籍青年愈來愈多，出現許多被公認為臺灣先驅性知識分子的臺籍作家和律師。一次大戰爆發時，約有三百名臺籍學生就讀日本數所大學，到了一九二二年更增加為超過兩千四百人。中國民族主義於一九二○年代高漲之後，在北京、天津、上海、廈門求學的一些臺籍學生組成團體，推動台人自決。但他們的活動侷限於寫文章、演說、辦群眾大會。但日本自由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無疑對數個海外臺灣人組織的形成和活動，施加了不可否認的影響。
一次大戰結束時，為將日本境內所有臺籍有志之士聚於一堂，臺灣慈善家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和行動家蔡惠如（一八八一～一九二九）決定將在日臺籍學生組織成新民會（一九一八～一九二三），以改革日本在台總督府、出版既能讓日本民眾瞭解臺灣真實情況且能開拓臺灣人眼界的雜誌、爭取中國人民支持為目標。新民會於一九二○年七月出版其第一期月刊《臺灣青年》，主編為蔡培火（林獻堂的個人秘書和日語翻譯）。接下來十年，直至一九三七年，不管是在臺灣島內還是島外，《臺灣青年》一直是受過教育的臺灣人最喜愛的刊物。
一九一三年，三十三歲的林獻堂，透過王學潛（一八六八～一九二七）的介紹，結識板垣退助伯爵（一八三七～一九一九）。板垣原是四國島南部的土佐藩武士，日本最早政黨自由黨的創辦人，明治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和思想家之一。林獻堂邀自由派的板垣於一九一四年二月訪台，以遏制臺灣的殖民政府，使日人、台人間嚴重的不平等廣為周知。在台時，板垣告訴林獻堂的臺灣同胞，他支持台人擁有自由和人權。他公開促請日本人將臺灣人當成平等的夥伴予以同化，因為他堅信沒有平等的對待，不可能合為一體。板垣在演說和著作中指出，臺灣除了具有經濟、商業價值，還能在日本的海洋防禦上扮演吃重角色。他深信由於臺灣扼守臺灣海峽和巴士海峽，地理位置重要，要建立新東亞秩序，絕不能將臺灣排除在外。
從更廣的視角來看，一九二○年代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上漲的民族主義在世界某些地方擅場的時代。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部分由於板垣等日本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激勵，林獻堂、蔣渭水醫師（一八九一～一九三一）和一小群受過教育的臺灣人組成臺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一九三○）。臺灣文協的目標，乃是發揚臺灣本土文化，把某種民族主義灌輸進所有島民腦海裡。約兩百八十名創會會員中，有幾名地主，但大部分是學校教師、律師、醫生。在這同時，一九二三年新民會改名，重組為臺灣議會期成同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間，新民會和臺灣議會期成同盟向日本帝國議會總共提出十五次請願，要求帝國議會裡有臺灣民選代表，要求設置由島上所有居民（日本人和臺灣人）普選出的臺灣議會。臺灣議會的權力將包含制訂法律和批准臺灣總督府預算。
接下來數年，由於臺灣文化協會的成員有一部分兼有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成員的身分，臺灣文協在全島各地主辦了一連串公開演講，在林獻堂的霧峰家開辦了夏季講習會。臺灣文協也四處分發小冊子，舉辦群眾大會，以宣揚島民選出代表成立民選議會的主張，要求讓臺灣人享有愛爾蘭式自治。一九二四年時有七十一人簽署請願書，到了一九三二年增加為兩千六百八十四人。臺灣文協、《臺灣青年》、議會設置期成同盟帶頭促成臺灣民族覺醒，有助於將民族意識灌輸到島民心裡。最後，這兩個組織更加受到深具見識的島民歡迎，原因之一是它們分布甚廣，得以贏得許多贊成民主象徵、平等主義、社會立法、民族解放的臺灣人支持。
事實上，在一九二五年簡吉等人將臺灣農民組成組合時，就有幾名臺灣文協成員也積極支持該組合的計畫，參與了一連串全島演說（後面會詳談此事）。日本殖民地統治者心懷整合之念，能容忍散發請願書、簽名聯署的活動，但針對上漲的臺灣民族意識和自治要求，卻有計畫的設置障礙予以阻撓。他們唯一的目標，乃是使該島成為日本帝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九二六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若槻禮次郎（一八六六～一九四九）宣布，臺灣人還未準備好參與任何種類或形式的自治。要到二次大戰末期，裕仁天皇才終於同意指定四名臺灣人進入帝國議會，象徵性代表他殖民地的民意。
自由派日本人和知識分子將現代觀念、技術、醫學、公共衛生帶給他們眼中落後的受殖民島民，但未帶給他們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殖民地當局一方面阻止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自由往來，一方面普遍來講尊重臺灣人的習俗和本土傳統，不干預臺灣人的社會制度（家庭、婚姻、宗教習俗）。這一不干預的社會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使本土島民對異族支配的怨恨降到最低。但殖民地統治的確找到辦法根除臺灣人吸鴉片、纏足的習俗，也內化、改良保甲制度，將它改造為日本新的殖民地控制機制，藉此修改傳統的鄰里互助制。這一重獲啟用的制度，精心選出甲長、保正予以培訓，與日警密切合作，最終形成某學者所謂的「殖民地治理集團的第四級」，使日本人得以比明清中國更深入臺灣本地村里。保甲長負責維持治安，提供義務性的修路勞力，清理水溝，以及替政府收稅和收規費。保甲長也得協助警察監視罪犯、未登記的鴉片吸食者和保甲裡不服管教者。此外，保甲長招募十七至五十歲的男子加入地方民兵組織「壯丁團」，並協助推動村里服務計畫，例如瘧疾防治。到了一九○三年，全島已有四千八百一十五個保和四萬一千六百六十個甲，還有一千零五十八個壯丁團，團員十三萬四千六百名。
一九二○、三○年代期間，日籍青年和臺籍學生都碰上形形色色的制度與觀念，因為日本知識分子和作家常讓人摸不清楚其真正立場，針對生與死、信仰與宗教、政治意識形態與個人救贖、國家與帝國提出相抵觸的看法。為日本殖民主義辯護的代表性人物新渡戶稻造（一八六二～一九三三），一九○一至一九○三年任臺灣「糖務局長」，後來主講東京帝國大學「殖民政策講座」，主張人道對待殖民地人民。新渡戶留學美國，娶了一名威斯康新州的女子，成為貴格會教徒。新渡戶擁有三個博士學位，身為貴族院議員和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常呼籲其日本同胞要成為具有世界主義胸懷的「世界公民」，要揚棄狹隘的日本特殊主義。新渡戶思慮深、真誠、正派，始終關心大眾的福祉，而非他自己一人的福祉。在一九三二年初，社交媒體尚未問世的時代，新渡戶於某場記者會上宣布，共產主義和軍國主義是威脅世界和平的兩股勢力。難怪日本右派把新渡戶稱作「不忠」、「不愛國」、「叛國」的日本知識分子。但有許多臺籍青年才俊，包括就讀京都帝國大學、後來成為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一九二三～），深受新渡戶的世界主義觀啟發。
一九三○年代，新渡戶在東大的位置由另一位信基督教的反戰人士矢內原忠雄（一八九三～一九六一）接掌。矢內原曾留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一九二九年，根據遊歷臺灣期間對臺灣人民的調查，出版了《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岩波書店）一書，主張原住民自決。但臺灣總督府宣布此書違反出版規則，予以查禁。矢內原是一九二○、三○年代期間日本最具影響力的社會科學家之一，以個人風範啟發了他的學生，且不久就成為那種風範的典範。除了論經濟學和殖民問題的著作，他論述的主題還包括日本現代化和日本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一八六八年四月明治天皇宣布的「御誓文」，把「破除舊有之陋習」、「求知識於世界」與「大振皇國之基業」相連結。頂尖教育家矢內原寫道，日本要現代化，就「必須引進並消化歐美制度、技術與文化。簡而言之，那就等於是要把日本的社會與文化西化……但日本社會變得和西方社會一模一樣，並非世間的正道。」
事實上，日本的確引進多種西方文化與意識形態，將其改造以適應日本國情，其中某些混合日西文化的習俗未被時代淘汰，倖存下來。婦女解放是其中之一。婦女解放由平塚明（一八八六～一九七一）開始推動，她於一九一一年成立了青鞜社。隨著她的文學刊物《青鞜》鼓勵女人如英格蘭女孩那般穿著青鞜（藍襪），發掘自己潛藏的才幹，這個日本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女性組織，在全國各地吸引愈來愈多人加入，為此後一連串婦女團體的誕生打下了有利條件。曾是東京一位論派教會之傳道師的鈴木文治（一八八五～一九四六），創辦友愛會以在社會裡推廣和解精神。鈴木於一九一五年出席了美國勞動聯盟大會，根據美國勞工領袖撒繆爾．龔伯斯（Samuel Gompers，一八五○～一九二四）的教誨，一九一九年創立了日本勞動總同盟。鈴木繼續為公平、正義奮鬥，力促讓全國成年男性享有選舉權，然後在一九二五年日本帝國議會通過普通選舉法後實現。
從西方引進的其他觀念也對日本人和臺灣人產生無法抹滅的影響，著名例子包括武者小路實篤（一八八五～一九七六）與有島武郎（一八七八～一九二三）創辦的公社與合作農場。攻讀過德國哲學的武者小路、在美國待過頗長時間的有島、以及一群熱愛詩、小說、美學的人文主義者，一九一○年四月創立白樺社。武者小路後來於一九一八年在宮崎創立公社，有島則在北海道買下一座農場，免費租給六十九家農戶。白樺社成員大部分畢業自「華族學校」，代表日本的上層貴族。白樺社成員，猶如美國的比爾．蓋茲，提倡人的自我實現和個人才幹的盡情發揮。他們的文學刊物《白樺》常引介、傳播俄羅斯托爾斯泰、美國惠特曼、法國羅曼．羅蘭等人的基督教、人道主義、自然主義觀念。
為釋放社會各階層的潛力，確保經濟資源更公平分配於人民，早期明治政府想打破日本既有的等級制度，但未能如願。這一等級制度歧視部落民、阿伊努人、沖繩人、在日朝鮮人。部落民，又稱「穢多」，由從事「污穢」行業者構成，包括喪事承辦人、劊子手、屠夫、製革工、挖水溝者、薩滿僧等。部落民是遭社會排斥的賤民，因而被污名化為「下人」。阿伊努人是居住在蝦夷區域（北海道）的原住民，俄羅斯的庫頁島和千島群島上也有阿伊努人。國家的「民族平等」政策，目的無疑是提升下等人的地位，使現代日本成為更寬容的社會，但這些賤民大部分繼續在都市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和偏遠地方找到安身之地。在這一背景下，水平社這個追求平等的團體於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創立，以消除等級制度和解放受社會歧視之人為目標。水平社成員為人道主義者，深信在像日本這樣的現代社會裡，對自己同胞存有偏見、歧視乃是滔天惡行。顧名思義，水平社主張日本社會應如水平面那般平等、平滑。一九二七年三月赴臺替一群遭關押的臺灣農民在法庭上辯護者，乃是布施辰治。他擁有明治大學法學位，是水平社最具影響力的成員之一。布施與臺灣農民運動關係深厚，第三章會深入探討這點。
在日本，一九一○年代至一九三○年代其實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這一崇高的理想主義的確啟發了一位臺籍年輕學生。此人名叫林呈祿（一八八六～一九六八），明治大學法學院畢業生。他心目中的英雄是矢內原忠雄，於是他開始呼應矢內原的觀念，把反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掛鉤。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半月刊《臺灣民報》出現在東京的台僑社群裡。它的發行人是早稻田大學畢業生黃呈聰（一八八六～一九六三），總編是林呈祿。黃和林都是新民會會員和臺灣文化協會成員，由於讀者和訂戶大部分是臺籍學生和一些來自大陸的中國學生，這一新刊物裡的文章和報導大多以漢文撰寫，但偶爾夾雜日文。兩年後，《臺灣民報》改為週刊性報紙，因為它也承擔左右台人輿論的角色。原本遭臺灣總督府禁止在台流通的《臺灣民報》，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獲准在台北發行。該報的台北分社社長是王敏川（一八八八～一九四二），同樣畢業自早稻田大學，擁有政治學學位。林呈祿兩度因違反出版規則入獄，但他寫的社論大力提倡成立臺灣民選議會、臺灣自治、成立農民組合。王敏川則派他的職員和記者，包括蔣渭水的助理謝春木（一九○二～一九六九），赴全島各地採訪新聞和重要時事。每個農民組合支部的創立典禮和臺
在20世紀初期國與國息息相關的世界裡，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的政治海嘯迅即傳到中國與日本，並在1920年代初期從日本傳到臺灣島。最初，在山川均、麻生久、佐野學之類日本社會主義者引導下，並經總部設在大阪的日本農民組合指導下，一些臺籍年輕知識分子，特別是關心甘蔗寡占事業支配臺灣農村一事的簡吉、李應章、趙港，開始糾集佃農成立農民組合。他們把矛頭指向大多為日本人所有的製糖會社，希望替臺灣佃農爭取較好的條件和公平待遇，包括要求製糖會社替收購的甘蔗秤重時讓蔗農在場。他們的組合運動路線使佃農的抗爭成為兼具政治性與道德性的運動，得到全島人民支持。
當時的日籍地主，在臺灣農村社會內造成嚴重不平等，使務農者處於極弱勢地位。沒有現代機械化器具，農民日出即到田裡幹活，通常直到日落才休息。只要來場嚴重天災或歉收，農民就得吃番薯配乾鹹豆、喝螺肉湯度日。因此，加入農民組合的臺灣人，在1926年時僅數千人，兩年後卻已超過三萬人。1928年晚期，臺灣共產黨黨員開始滲入臺灣農民組合。日本拿下滿洲之後，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大力取締臺灣共產黨員和其追隨者，導致臺灣農組成員遭判刑入獄或逃往中國大陸。例如臺灣農組的中心人物簡吉，即因加入臺灣共產黨被判10年徒刑。臺灣農民組合困擾於派系對立，因意識形態不同而分裂，加上領導階層或入獄或逃亡，到了1934年，臺灣農民運動已一蹶不振。但它留下臺灣行動主義遺產，喚醒農民的社會及經濟意識。更因主辦了數場廣被宣傳的示威和騷亂，並在法庭內外對抗殖民當局和地主，有助於臺灣人認識此前完全陌生的社會主義、西方民主主義、剩餘價值、一天八工時、罷工權、普選、自治等觀念。
國民黨被迫遷臺後，認識到它在大陸的最大失策乃是未能助農民改善生活，造成民心背離，因此設立農復會為農村提供經濟、技術和管理上的支援。最後，在美國的催促和美國農業專家雷正琪建議下，1950年代臺灣施行耕者有其田，從而有效破除1920、30年代地主欺凌佃農的大部分惡行。左派人士簡吉追求讓臺灣佃農一年所繳佃租最多只達主要收成的37.5%（三七五減租）或讓他們擁有自己的農田，這一夢想至此終於實現。臺灣農產量大幅提升，內部長期隱而未發的衝突也漸平息，自1920年代簡吉等人的努力，至1950年代終於完成土地改革並奠下經濟基礎。
目次
表格、插圖一覽表
序
誌謝
臺灣地圖
國際左派組織與臺灣農民組合的複雜關係圖
第一章 臺灣農民運動的起源與背景
第二章 臺灣鄉村的時間與空間
第三章 臺灣農民組合運動的興起
第四章 全盛期的臺灣農民組合
第五章 臺灣農民組合的衰落與沉寂
第六章 日本人、美國人、中國人齊現於臺灣
第七章 戰後美援和臺灣的土地改革
參考書目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臺灣農民運動的起源與背景
知識環境
過去四百年，臺灣一直如強力磁石吸引先進世界文化登門，從而造就出豐富的受殖民歷史和獨特的海洋傳統。多種遺風和影響力熔於一爐，有助於刺激臺灣島民的想法，引導臺灣社會的發展。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動蕩時期，可貼切說明此點。當時，許多見識不凡的臺灣人，主要透過日語的書籍、報紙、雜誌、電台和其他媒材，能掌握世界重要時事和流行觀念，例如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革命、威爾遜的自決原則、經濟大蕭條、民主與選舉權、馬克思主義。但由於此島的地理位置和東京加諸殖民地人民的限制，基本上由日本教育制度造就出來的臺籍菁英，成為他們日籍導師的新一批追隨者。幾乎所有的臺籍菁英，若非讀過日本大學，就是在臺灣上過正規中學，或者在這兩種學校裡都受過教育，這意味著其中某些人深受自由主義教育者和社會主義教授影響。於是，若要全面瞭解一九二○、三○年代臺灣的社會運動，就有必要探明那些運動在日本本土的根源。
在殖民地治理上，日本人從歐洲列強，特別是從印尼的荷蘭人那兒，吸取了一些教訓。平定叛亂和異議分子之後，日本人開始逐步擴大臺灣灌溉、防洪、港口、鐵公路工程等方面的投資和基礎建設。在這同時，臺灣總督府課重稅、收取資本服務費、利用徭役、操縱農產品價格，以管理這個殖民地。日本從臺灣輸入高級木材和農產品（特別是糖和米），向臺灣輸出工業產品。因此，島上的殖民政府未催生出強大的臺籍實業家─資本家階級，使臺灣成為日本的經濟附庸。
文化上，殖民地政府的最終目標乃是同化臺灣人，使他們成為日本天皇的忠貞子民，使島民認同神道教天照大神。為了用日本精神培育臺灣人，殖民地政府於一九一九年開始讓臺籍學生就讀公學校。於是，對臺灣人來說，教育機會變多，尤其是實用的職業訓練、教書、行醫方面。例如，完全免學費的台北師範學校，一九一九年開始招收優秀的臺籍學生。然後，在台中和台南，設立了以培養小學師資為宗旨的類似機構。更早時，設立台北第一中學校這個五年制中學教育機構，主要招收日籍學生。但隨著新的社會形勢（包括暴增的城市人口和上升的識字率）激發出臺籍中產階級子弟上完小學繼續受中等教育的趨勢，殖民地政府不得不於一九二二年開辦第二家中學。台北第一中學校招收的大多是日籍學生，台北第二中學校則著眼於兼收日、臺籍學生。一如師範學校的情況，五年制中學校也在臺灣各大城設立。除了公立中學的必修科目（包括語言、歷史、數學、自然科學），每週一早上，這些學校的師生得一起朝東京的皇宮方向鞠躬，儘管那位在數千公里外。這些中學校也按日本傳統行事曆過節放假，包括二月十一日過建國祭（又稱紀元節），慶祝傳說中西元前六六○年大和國的創立，以及九月二十四日過秋季皇靈祭（日本人在秋分祭祀儀式中獻上壽司）。
二次大戰前那段時期，日本教育通常遵循歐洲教育制度，也就是從中學畢業後，想讀大學的學生得讀完預備學校，才能進入專門學院或大學，接受再三年的高等教育。於是，一九二五年，殖民地政府開辦台北高等學校（今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訓練優秀的中學畢業生。但招生時大大偏袒日本人。一九四○年，島上有將近五百七十萬臺灣人和三十四萬六千六百三十名日本人，但只有八十七名臺灣人就讀台北高等學校（相對的，就讀的日本人有三百三十四人）。一九四一年，全部學生為三百六十三名日本人和一百零四名臺灣人。台北高等學校被視為臺灣島上英才的薈萃之地，該校學生會看政府喉舌《臺灣日日新報》，攻讀日本神話、歷史、古詩、古典文學、當代小說。但透過在西方留過學的教授之口，學生也接觸到較自由主義、較世界性的觀念。這些學生也能拿到《阿拉伯勞倫斯的生平》、愛因斯坦的《物理學的誕生》（岩波書店翻譯、出版）之類書籍，以及康德哲學論著、歌德《浮士德》的譯本一讀。
配合這所預備學校的創立，一九二八年殖民地政府創立台北帝國大學（今日國立臺灣大學前身）。它基本上是個研究機構，以滿足日本的殖民事業需求為宗旨，其主要課程集中於熱帶醫學、熱帶農業和華南、東南亞的亞熱帶地區。因此，根據該大學的檔案，一九三九年時全校有教學、研究人員七百零八名，學生卻只有三百七十三人（日人兩百八十三名、台人九十名）。就讀這所全台唯一道地大學的臺籍學生，大部分選擇讀醫。
想讀大學但出於某個原因既未讀台北高等學校、也未讀台北帝國大學的有錢臺籍青年，總能找到辦法入讀日本境內的其他高等學校或大學。於是，一九二○年代那十年，赴海外上大學的臺籍青年愈來愈多，出現許多被公認為臺灣先驅性知識分子的臺籍作家和律師。一次大戰爆發時，約有三百名臺籍學生就讀日本數所大學，到了一九二二年更增加為超過兩千四百人。中國民族主義於一九二○年代高漲之後，在北京、天津、上海、廈門求學的一些臺籍學生組成團體，推動台人自決。但他們的活動侷限於寫文章、演說、辦群眾大會。但日本自由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無疑對數個海外臺灣人組織的形成和活動，施加了不可否認的影響。
一次大戰結束時，為將日本境內所有臺籍有志之士聚於一堂，臺灣慈善家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和行動家蔡惠如（一八八一～一九二九）決定將在日臺籍學生組織成新民會（一九一八～一九二三），以改革日本在台總督府、出版既能讓日本民眾瞭解臺灣真實情況且能開拓臺灣人眼界的雜誌、爭取中國人民支持為目標。新民會於一九二○年七月出版其第一期月刊《臺灣青年》，主編為蔡培火（林獻堂的個人秘書和日語翻譯）。接下來十年，直至一九三七年，不管是在臺灣島內還是島外，《臺灣青年》一直是受過教育的臺灣人最喜愛的刊物。
一九一三年，三十三歲的林獻堂，透過王學潛（一八六八～一九二七）的介紹，結識板垣退助伯爵（一八三七～一九一九）。板垣原是四國島南部的土佐藩武士，日本最早政黨自由黨的創辦人，明治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和思想家之一。林獻堂邀自由派的板垣於一九一四年二月訪台，以遏制臺灣的殖民政府，使日人、台人間嚴重的不平等廣為周知。在台時，板垣告訴林獻堂的臺灣同胞，他支持台人擁有自由和人權。他公開促請日本人將臺灣人當成平等的夥伴予以同化，因為他堅信沒有平等的對待，不可能合為一體。板垣在演說和著作中指出，臺灣除了具有經濟、商業價值，還能在日本的海洋防禦上扮演吃重角色。他深信由於臺灣扼守臺灣海峽和巴士海峽，地理位置重要，要建立新東亞秩序，絕不能將臺灣排除在外。
從更廣的視角來看，一九二○年代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上漲的民族主義在世界某些地方擅場的時代。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部分由於板垣等日本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激勵，林獻堂、蔣渭水醫師（一八九一～一九三一）和一小群受過教育的臺灣人組成臺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一九三○）。臺灣文協的目標，乃是發揚臺灣本土文化，把某種民族主義灌輸進所有島民腦海裡。約兩百八十名創會會員中，有幾名地主，但大部分是學校教師、律師、醫生。在這同時，一九二三年新民會改名，重組為臺灣議會期成同盟。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間，新民會和臺灣議會期成同盟向日本帝國議會總共提出十五次請願，要求帝國議會裡有臺灣民選代表，要求設置由島上所有居民（日本人和臺灣人）普選出的臺灣議會。臺灣議會的權力將包含制訂法律和批准臺灣總督府預算。
接下來數年，由於臺灣文化協會的成員有一部分兼有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成員的身分，臺灣文協在全島各地主辦了一連串公開演講，在林獻堂的霧峰家開辦了夏季講習會。臺灣文協也四處分發小冊子，舉辦群眾大會，以宣揚島民選出代表成立民選議會的主張，要求讓臺灣人享有愛爾蘭式自治。一九二四年時有七十一人簽署請願書，到了一九三二年增加為兩千六百八十四人。臺灣文協、《臺灣青年》、議會設置期成同盟帶頭促成臺灣民族覺醒，有助於將民族意識灌輸到島民心裡。最後，這兩個組織更加受到深具見識的島民歡迎，原因之一是它們分布甚廣，得以贏得許多贊成民主象徵、平等主義、社會立法、民族解放的臺灣人支持。
事實上，在一九二五年簡吉等人將臺灣農民組成組合時，就有幾名臺灣文協成員也積極支持該組合的計畫，參與了一連串全島演說（後面會詳談此事）。日本殖民地統治者心懷整合之念，能容忍散發請願書、簽名聯署的活動，但針對上漲的臺灣民族意識和自治要求，卻有計畫的設置障礙予以阻撓。他們唯一的目標，乃是使該島成為日本帝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九二六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若槻禮次郎（一八六六～一九四九）宣布，臺灣人還未準備好參與任何種類或形式的自治。要到二次大戰末期，裕仁天皇才終於同意指定四名臺灣人進入帝國議會，象徵性代表他殖民地的民意。
自由派日本人和知識分子將現代觀念、技術、醫學、公共衛生帶給他們眼中落後的受殖民島民，但未帶給他們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殖民地當局一方面阻止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自由往來，一方面普遍來講尊重臺灣人的習俗和本土傳統，不干預臺灣人的社會制度（家庭、婚姻、宗教習俗）。這一不干預的社會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使本土島民對異族支配的怨恨降到最低。但殖民地統治的確找到辦法根除臺灣人吸鴉片、纏足的習俗，也內化、改良保甲制度，將它改造為日本新的殖民地控制機制，藉此修改傳統的鄰里互助制。這一重獲啟用的制度，精心選出甲長、保正予以培訓，與日警密切合作，最終形成某學者所謂的「殖民地治理集團的第四級」，使日本人得以比明清中國更深入臺灣本地村里。保甲長負責維持治安，提供義務性的修路勞力，清理水溝，以及替政府收稅和收規費。保甲長也得協助警察監視罪犯、未登記的鴉片吸食者和保甲裡不服管教者。此外，保甲長招募十七至五十歲的男子加入地方民兵組織「壯丁團」，並協助推動村里服務計畫，例如瘧疾防治。到了一九○三年，全島已有四千八百一十五個保和四萬一千六百六十個甲，還有一千零五十八個壯丁團，團員十三萬四千六百名。
一九二○、三○年代期間，日籍青年和臺籍學生都碰上形形色色的制度與觀念，因為日本知識分子和作家常讓人摸不清楚其真正立場，針對生與死、信仰與宗教、政治意識形態與個人救贖、國家與帝國提出相抵觸的看法。為日本殖民主義辯護的代表性人物新渡戶稻造（一八六二～一九三三），一九○一至一九○三年任臺灣「糖務局長」，後來主講東京帝國大學「殖民政策講座」，主張人道對待殖民地人民。新渡戶留學美國，娶了一名威斯康新州的女子，成為貴格會教徒。新渡戶擁有三個博士學位，身為貴族院議員和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常呼籲其日本同胞要成為具有世界主義胸懷的「世界公民」，要揚棄狹隘的日本特殊主義。新渡戶思慮深、真誠、正派，始終關心大眾的福祉，而非他自己一人的福祉。在一九三二年初，社交媒體尚未問世的時代，新渡戶於某場記者會上宣布，共產主義和軍國主義是威脅世界和平的兩股勢力。難怪日本右派把新渡戶稱作「不忠」、「不愛國」、「叛國」的日本知識分子。但有許多臺籍青年才俊，包括就讀京都帝國大學、後來成為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一九二三～），深受新渡戶的世界主義觀啟發。
一九三○年代，新渡戶在東大的位置由另一位信基督教的反戰人士矢內原忠雄（一八九三～一九六一）接掌。矢內原曾留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一九二九年，根據遊歷臺灣期間對臺灣人民的調查，出版了《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岩波書店）一書，主張原住民自決。但臺灣總督府宣布此書違反出版規則，予以查禁。矢內原是一九二○、三○年代期間日本最具影響力的社會科學家之一，以個人風範啟發了他的學生，且不久就成為那種風範的典範。除了論經濟學和殖民問題的著作，他論述的主題還包括日本現代化和日本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一八六八年四月明治天皇宣布的「御誓文」，把「破除舊有之陋習」、「求知識於世界」與「大振皇國之基業」相連結。頂尖教育家矢內原寫道，日本要現代化，就「必須引進並消化歐美制度、技術與文化。簡而言之，那就等於是要把日本的社會與文化西化……但日本社會變得和西方社會一模一樣，並非世間的正道。」
事實上，日本的確引進多種西方文化與意識形態，將其改造以適應日本國情，其中某些混合日西文化的習俗未被時代淘汰，倖存下來。婦女解放是其中之一。婦女解放由平塚明（一八八六～一九七一）開始推動，她於一九一一年成立了青鞜社。隨著她的文學刊物《青鞜》鼓勵女人如英格蘭女孩那般穿著青鞜（藍襪），發掘自己潛藏的才幹，這個日本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女性組織，在全國各地吸引愈來愈多人加入，為此後一連串婦女團體的誕生打下了有利條件。曾是東京一位論派教會之傳道師的鈴木文治（一八八五～一九四六），創辦友愛會以在社會裡推廣和解精神。鈴木於一九一五年出席了美國勞動聯盟大會，根據美國勞工領袖撒繆爾．龔伯斯（Samuel Gompers，一八五○～一九二四）的教誨，一九一九年創立了日本勞動總同盟。鈴木繼續為公平、正義奮鬥，力促讓全國成年男性享有選舉權，然後在一九二五年日本帝國議會通過普通選舉法後實現。
從西方引進的其他觀念也對日本人和臺灣人產生無法抹滅的影響，著名例子包括武者小路實篤（一八八五～一九七六）與有島武郎（一八七八～一九二三）創辦的公社與合作農場。攻讀過德國哲學的武者小路、在美國待過頗長時間的有島、以及一群熱愛詩、小說、美學的人文主義者，一九一○年四月創立白樺社。武者小路後來於一九一八年在宮崎創立公社，有島則在北海道買下一座農場，免費租給六十九家農戶。白樺社成員大部分畢業自「華族學校」，代表日本的上層貴族。白樺社成員，猶如美國的比爾．蓋茲，提倡人的自我實現和個人才幹的盡情發揮。他們的文學刊物《白樺》常引介、傳播俄羅斯托爾斯泰、美國惠特曼、法國羅曼．羅蘭等人的基督教、人道主義、自然主義觀念。
為釋放社會各階層的潛力，確保經濟資源更公平分配於人民，早期明治政府想打破日本既有的等級制度，但未能如願。這一等級制度歧視部落民、阿伊努人、沖繩人、在日朝鮮人。部落民，又稱「穢多」，由從事「污穢」行業者構成，包括喪事承辦人、劊子手、屠夫、製革工、挖水溝者、薩滿僧等。部落民是遭社會排斥的賤民，因而被污名化為「下人」。阿伊努人是居住在蝦夷區域（北海道）的原住民，俄羅斯的庫頁島和千島群島上也有阿伊努人。國家的「民族平等」政策，目的無疑是提升下等人的地位，使現代日本成為更寬容的社會，但這些賤民大部分繼續在都市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和偏遠地方找到安身之地。在這一背景下，水平社這個追求平等的團體於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創立，以消除等級制度和解放受社會歧視之人為目標。水平社成員為人道主義者，深信在像日本這樣的現代社會裡，對自己同胞存有偏見、歧視乃是滔天惡行。顧名思義，水平社主張日本社會應如水平面那般平等、平滑。一九二七年三月赴臺替一群遭關押的臺灣農民在法庭上辯護者，乃是布施辰治。他擁有明治大學法學位，是水平社最具影響力的成員之一。布施與臺灣農民運動關係深厚，第三章會深入探討這點。
在日本，一九一○年代至一九三○年代其實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這一崇高的理想主義的確啟發了一位臺籍年輕學生。此人名叫林呈祿（一八八六～一九六八），明治大學法學院畢業生。他心目中的英雄是矢內原忠雄，於是他開始呼應矢內原的觀念，把反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掛鉤。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半月刊《臺灣民報》出現在東京的台僑社群裡。它的發行人是早稻田大學畢業生黃呈聰（一八八六～一九六三），總編是林呈祿。黃和林都是新民會會員和臺灣文化協會成員，由於讀者和訂戶大部分是臺籍學生和一些來自大陸的中國學生，這一新刊物裡的文章和報導大多以漢文撰寫，但偶爾夾雜日文。兩年後，《臺灣民報》改為週刊性報紙，因為它也承擔左右台人輿論的角色。原本遭臺灣總督府禁止在台流通的《臺灣民報》，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獲准在台北發行。該報的台北分社社長是王敏川（一八八八～一九四二），同樣畢業自早稻田大學，擁有政治學學位。林呈祿兩度因違反出版規則入獄，但他寫的社論大力提倡成立臺灣民選議會、臺灣自治、成立農民組合。王敏川則派他的職員和記者，包括蔣渭水的助理謝春木（一九○二～一九六九），赴全島各地採訪新聞和重要時事。每個農民組合支部的創立典禮和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