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完整翻譯、不刪不剪
集合美國十幾位重要知名漢學家
為一般普通大眾讀者
共同撰寫新角度、新觀點、整體連貫、可通讀
1375年之前至當代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華語語系文學
由美國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哈佛大學字文所安教授主編，田曉菲、伊維德、艾朗諾、王德威、奚密、賀麥曉、石靜遠等知名英美漢學家執筆撰寫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以1375年為界分為上、下兩卷，以斷代而非文體的結構方式，介紹從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到當代的中國文學這三千多年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文化中關於寫作的故事。上下各卷各章因作者各異其趣的學術與表達風格，呈現不同的敘述面貌。
一部新的文學史，是一次重新檢視各種範疇的機會，既包括那些前現代中國的範疇，也包括1920年代出現的新文學史所引入的範疇。重新檢視並不意味著全盤拒斥，只意味著要用證據來檢驗各種舊範疇。
──宇文所安
我們希望讀者能夠從頭到尾地閱讀《劍橋中國文學史》，就像讀一本小說一樣。我們的目的是閱讀，而非提供參考。我們的目標不是寫一本傳統的文學史，而是寫成一本文學文化史，想把它做得有趣一點。
──孫康宜
‧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系列國別文學史之一，該系列由著名學者主編，因定位的讀者目標為一般大眾，故力求以敘事的方式寫成一部整體連貫、可通讀的文學史，而非僅供專家參考的研究性論著；同時又能把相關領域最前沿的觀點和學術成果呈現出來。
‧《劍橋中國文學史》以1375年為界分為上、下兩卷，分別由知名學者宇文所安、孫康宜主編，作者涵括十幾位美國漢學界的重要學者。全書以斷代而非文體的結構方式介紹了從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到當代中國文學三千多年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文化中關於寫作的故事。
‧《劍橋中國文學史》力圖實踐一種新的文學史觀，即文學文化史：相對於傳統的文學社會學分析，更重視物質文化發展──如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雜誌與報紙副刊等──對文學的影響；相對於對作家個體的強烈關注，更注重文學史的有機整體性，及對一些傾向和潮流的梳理；相對於以朝代斷代、將文學史與政治史重合，則更強調文學、文化的歷史自主性；相對於傳統文學史致力於將作者和作品定型和定性，則更注重文本的不確定性……因而作者問題，文學的接受史，印刷文化，選集的編纂，文本的製作、流傳與改寫等等，在本書中獲得更多關注。
‧《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上）：1375年之前》，從上古時期漢語書寫肇始及早期銘文等問題入手，追溯了這一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學傳統的起源。到了本卷結束的十四世紀下葉，商業印刷文化已高度發展，在文言文寫作之外，新興的城市白話寫作已逐漸蔚為大觀。
‧《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上）：1375年之前》各章描述一些重要王朝的興衰起滅、宮廷在文學生產中扮演的角色、孕育著名大作家的社會及物質語境、亞洲其他各國的文化影響，包括佛教的輸入等等。而在這一長時段中，寫作以及對寫作的闡釋，已從附著於宮廷貴族的文士們的特殊技能，轉變為一個大帝國菁英階層的根本身分象徵。
‧《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下）：1375年之後》，以1400年前後形成的明代文化開篇，貫穿滿族治下的清代，直至當代中國文學，以迄華語語系發展近況。這一時期多樣的文學形式和風格顛覆了傳統的文學範疇，因而本卷文學史的寫作也相應包括多樣主題，如政治審查對文學的影響、印刷文化的變遷、朝代更疊與文學發展、青樓文化、女性作家等等。除了詩詞、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等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外，還深入探討西方文學的漢譯，現代「新小說」的興起等等。
中文版序
╱孫康宜
必須說明的是，當初英文版《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撰和寫作是完全針對西方讀者的；而且我們請來的這些作者大多受到了東西方思想文化的雙重影響，因此本書的觀點和角度與目前國內學者對文學史寫作的主流思考與方法有所不同。下面我將把《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出版構想和編撰原則簡單介紹給中國讀者。
《劍橋中國文學史》的最初構想是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文學部主編琳達‧布瑞（Linda Bree）於2003年底直接向我和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提出的。在西方的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史上，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時刻。當時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剛於2001年出版了一部大部頭的、以文類為基礎的中國文學史。同時，荷蘭的布瑞爾公司（Brill）也正在計畫出版一部更龐大的多卷本。就在這個時候，劍橋大學出版社邀請我們編撰一部具有「特殊性」的《劍橋中國文學史》。正巧我們當時也正在考慮著手重寫中國文學史，所以，我們的研究方向與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理想和目標不謀而合。
《劍橋中國文學史》乃是劍橋世界文學史的系列之一。與該系列已經出版的《劍橋俄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劍橋義大利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劍橋德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相同，其主要對像是受過教育的普通英文讀者。（當然，研究文學的學者專家們也自然會是該書的讀者。）然而，劍橋文學史的「歐洲卷」均各為一卷本，唯獨《劍橋中國文學史》破例為兩卷本，這是因為中國歷史文化特別悠久的緣故。巧合的是，第二卷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在年代上大致與劍橋世界文學史的歐洲卷相同，且具有可比性。
與一些學界的文學史不同，《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不是作為參考書，而是當作一部專書來閱讀。因此該書盡力做到敘述連貫諧調，有利於英文讀者從頭至尾地通讀。這不僅需要形式與目標的一貫性，而且也要求撰稿人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地互相參照，尤其是相鄰各章的作者們。這兩卷的組織方式，是要使它們既方便於連續閱讀，也方便於獨立閱讀。卷上和卷下的導論就是按照這一思路設計的。
所以，除了配合在西方研究中國文學的讀者需要之外，《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目標之一就是要面對研究領域之外的那些讀者，為他們提供一個基本的敘述背景，讓他們在讀完本書之後，還希望進一步獲得更多的有關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知識。換言之，《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質疑那些長久以來習慣性的範疇，並撰寫出一部既富創新性又有說服力的新的文學史。
此外，《劍橋中國文學史》還有以下一些與眾不同的特點。首先，它盡量脫離那種將該領域機械地分割為文類（genres）的做法，而採取更具整體性的文化史方法：即一種文學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這種敘述方法，在古代部分和漢魏六朝以及唐宋元等時期還是比較容易進行的，但是，到了明清和現代時期則變得愈益困難起來。為此，需要對文化史（有時候還包括政治史）的總體有一個清晰的框架。當然，文類是絕對需要正確對待的，但是，文類的出現及其演變的歷史語境將成為文化討論的重點，而這在傳統一般以文類為中心的文學史中是難以做到的。
分期是必要的，但也是問題重重。《劍橋中國文學史》並非為反對標準的慣例而刻意求新。最近許多中國學者、日本學者和西方學者也已經認識到，傳統按照朝代分期的做法有著根本的缺陷。但習慣常常會勝出，而學者們也繼續按朝代來分期（就像歐洲學者按照世紀分期一樣）。在此，《劍橋中國文學史》嘗試了一些不同的分期方法，並且以不同的方式去追蹤不同時期思想所造成的結果和影響。例如，初唐在文化上是南北朝的延伸，因此《劍橋中國文學史》把初唐與唐朝其他階段分開處理。此外，本書不將「現代性」的開端設置於「五四」時期，而是把它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進程中。近些年的思想學術成果致力於重新闡述「傳統」中國文化在遭遇西方時的複雜轉化過程，我們對此多所參考與借鑑。在上、下兩卷的導論中，我們都對分期的理由做了說明。
另一個隨著文學文化的大框架自然出現的特點是：《劍橋中國文學史》較多關注過去的文學是如何被後世過濾並重建的。這當然要求各章撰稿人相互之間進行很多合作。重要的是，過去的文學遺產其實就是後來文學非常活躍的一部分。只有如此，文學史敘述才會擁有一種豐厚性和連貫性。當然，將「文學文化」看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這不僅要包括批評（常常是針對過去的文本），也包括多種文學研究成就、文學社團和選集編纂。這是一種比較新的思索文學史的方法。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有些作品（即使是在印刷文化之前的作品）能長久存留下來，甚至成為經典之作，而其他大量的作品卻經常流失，或早已被世人遺忘？
有關過去如何被後世重建的現象，還可從明清通俗小說的接受史中清楚看出。例如，現代的讀者總以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類是長篇通俗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等，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去認真閱讀那個時代各種文學文化的作品就會發現，當時小說並不那麼重要（至少還沒變得那麼重要），詩文依然是最主流的文類。這些小說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後來喜歡該文體的讀者們的提攜。有關這一點，北京師範大學的郭英德教授也大致同意我的意見，他認為至少在明代前中期，文人最注重的還是詩文的寫作。
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有關文學的改寫。人們通常認為，〈漢宮秋〉、〈梧桐雨〉是元朝作品。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些作品的大部分定稿並不在元朝。根據伊維德（Wilt Idema）的研究，許多現在的元雜劇版本乃是明朝人「改寫」的。至於改寫了多少，很難確定，因為我們沒有原本可以參照。當然，西方文學也有同樣的情況，比如有人認為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成就，主要來自他能把前人枯燥乏味的劇本改寫得生動傳神，其實他自己並沒有什麼新的創造發明。對於這種所謂創新的「改寫」（rewriting）跟作者權的問題，我們自然會想問：到底誰是真正的作者？後來改寫者的貢獻有多大？版本之間的互文關係又如何？這一類的問題，可以適用於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文學。
此外，必須向讀者解釋的是：我們這部文學史後面所列出的「參考書目」只包括英文的資料，並未開列任何中文文獻。首先，如前所述，本書乃是一個特殊情況的產物，是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約稿，所以有關讀者對象（即非專業英語讀者）有其特殊的規定，同時出版社對我們的寫作也有特別的要求。所以我們所編寫的「英文參考書目」是為非專業英語讀者而準備的，其目的也只是為了幫助有興趣的讀者將來能繼續閱讀一些其他相關的英文書籍。同時，我們要強調的是：寫作文學史首先要參考的是原始文獻，其次才是二手文獻。當然這並不表示我們這部文學史的寫作沒有受到二手中文文獻的影響。事實上，在撰寫每一章節的過程中，我們的作者都曾經參考了很多中文（以及其他許多語文）的研究成果，如果要一一列出所有的「參考」書目，篇幅將「浩如煙海」，會無限增大，所以劍橋大學出版社完全支持我們的做法，即只列出有選擇性的英文書目。但在準備中譯本的過程中，三聯書店的編輯曾建議是否考慮增加一部分比較重要的中文研究文獻（包括文章和專著），以方便於中文讀者的查考。不用說，我和宇文所安先生都慎重考慮了這個建議，但最終還是決定放棄。因為我們覺得中文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應當反映英文原版的面貌──我們這部書是為非專業英語讀者而寫的。現在我們既然沒有為中文讀者重寫這部文學史，也就沒有必要為中文版的讀者加添一個新的中文參考書目。我們很感激三聯書店的理解，也希望得到中文讀者的諒解。
總之，《劍橋中國文學史》的宗旨和理想是既要保持敘述的整體連貫性，又要涵蓋多種多樣的文學方向。希望中譯本能夠傳達出我們真誠的努力。最後有兩點需要有所交代，一是本書由十餘位作者合作而成，中譯本又經過了多位譯者的參與工作，故而每一章的學術與表達方式不盡相同，必然帶有各自作者和譯者各異其趣的風格印跡；第二，由於各種原因，我們這個簡體中譯本的下限時間只能截至一九四九年，故英文版中所涉及的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的文學文化狀況，本書只得割愛了。這是需要請讀者體諒的。（中譯本「卷下導言」中保留了我對英文版中一九四九至二○○八年間的文學史編撰情況的介紹，以聊備讀者了解概貌。）好在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全譯本」，這會是對本書的很好補充。
英文版序
╱孫康宜 宇文所安
這部兩卷本《劍橋中國文學史》橫跨三千載，從上古時代的鐘鼎銘文到二十世紀的移民創作，追溯了中國文學發展的久遠歷程。在全書編寫過程中，作者們通力合作，對主題相關或時段交疊的章節予以特別的關注，力求提供一個首尾連貫、可讀性強的文學史敘述。我們亦認真考慮了每個章節的結構和寫作目標，並斟酌在何處分卷以便於讀者的理解。
當代中國的文學史寫作浸潤於兩種傳統之中：其一為中國古典學術範疇；其二為十九世紀的歐洲文學史書寫。出於對學術習慣的尊重，當代西方學者在介紹中國文學時往往襲用中國學界術語，對西方讀者而言這些語彙常常難於理解。本書試圖解決這些問題，採用更為綜合的文化史或文學文化史視角，特別避免囿於文體分類的藩籬。對中國早期和中古文學而言這種方法較為適用，但應用於明清和現代文學則多有困難。雖然如此，通過清晰地架構總體文化史或政治史，我們還是有可能實現最初的目標。例如，卷上的唐代文學一章沒有採用「唐詩」、「唐代散文」、「唐代小說」、「唐代詞」等標準範疇，而是用「武后時期」、「玄宗時期」等主題，敘述作為整體歷史有機組成部分的詩文、筆記小說等作品。與此相似，卷下關於明代前中期文學的一章分為「明初─一四五○年」、「一四五○─一五二○」及「一五二○─一五七二」，分別關注諸如「政治迫害與文字審查」、「對空間的新視角」、「貶謫文學」等文化主題。文體問題當然值得注意，但是相對於以文體本身作為主題的敘述，文體產生發展的歷史語境更能體現其文學及社會角色。這種方法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有些作品經過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因而不屬於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這樣的作品主要是屬於流行文化的通俗文學，就文本流傳而言它們出現較晚，但是卻擁有更久遠的淵源。伊維德在卷下第五章處理了這個問題，將他自己的寫作與其他章節的歷史敘述融合起來。
由於這項工程的規模和複雜性，我們決定不提供冗長的情節概括，只在必要的時候對作品進行簡短介紹。中國學術界的文學史寫作通常圍繞作家個體展開，其他劍橋文學史作品同樣如此。這部文學史不可避免地也會討論不同時代的偉大作家，但是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更關注歷史語境和寫作方式而非作家個人，除非作家的生平（不管真實與否）已經與其作品的接受融為一體。
隨著文學作品本身及其傳播途徑的多樣化，明清和現代文學更難以用統一的方式敘述。篇幅所限，我們決定暫不討論當前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同時，基於我們的歷史維度，我們也不得不排除韓國、越南以及日本境內的漢文作品。但如果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文學交流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則適當予以關注。
除了作品本身，文學史寫作無疑還會受到一個民族國家的學術傳統和標準範疇的約束。就中國文學而言，年號、人名、文體以及中文語彙的傳統漢學翻譯方式都可能對歐美讀者造成閱讀障礙。鑑於此，我們努力保持術語翻譯的一致，儘管我們要求作者根據各自時代的需要選擇最恰當的英文譯文。每部作品首次出現時都給出英文譯名，並在括弧中注出中文拼音，漢字原文則收入書後詞彙表。除特別說明外，本書所引中文資料的英語譯文均為作者自譯。同樣由於篇幅所限，引文出處一般隨文提及，未以注釋形式標出。本書的「書目」所列出的英文參考文獻也只選擇性地收入了部分著作，尤其鑑於中文出版物數量之龐大，作者們所參考的中文文獻一律未予列出。不必說，我們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所給予的啟發是永遠充滿感激的。
卷上導言（節錄）
╱宇文所安
漢語與梵語、希伯來語共同享有一份殊榮，它們都擁有持續不斷時間最長的文學傳統之一。這幾大傳統的遠古時代晦暗不明，其源頭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了後世建構、附增、編訂等活動的塑造。不過，每一種文化都從未忽略忘記其早期文本，這些文本是這些傳統數千年來滄桑變化的參照點。特別是漢語和梵文，在數千年間，覆蓋了廣闊的地理區域，積累了數量龐大的文學文本，它們至今仍被人研究、閱讀。
姑且不論各種銘文──由於介質經久，這些銘文得以留存至今──中國文學傳統的傳世文本始於西元前一千年左右，此後作品數量穩步增長。全中國各地的小學生至今還在閱讀那些選自上古、中古時期的文本，儘管離不開詳盡繁複的注解。紙張──書面文字最成功的媒介，約在西元一、二世紀逐漸得到廣泛應用。紙張的耐久性不及牛羊皮紙，但製作一部書籍亦無須整群牛羊；像同樣廉價的紙莎草、棕櫚葉一樣，紙張能夠保證各種程度上的流通，文學文本不再是難以企及的寶藏。而且，到了十世紀，中國就已有了政府贊助主管的印刷；到了十一世紀末期，商業印刷業已經相當發達。正如歐洲人日後認識到的那樣，就知識傳播而言，紙張與印刷術的攜手聯合是無往不利的。
書籍、作品問世之後，就要面臨收集、保存、散失等問題；作品一旦散失，又只能得到部分恢復。文本在被某種形式的文化權威──無論是宗教的、政治的還是學術的──固定之前，它們往往或增或減，通常會有所改變。讀者常常在文學史中尋找由一系列特殊時刻組成的譜系，這些特殊時刻體現為那些可以繫於往昔某一特定時刻的文本。但更多時候，尤其是印刷時代之前，我們看到的是文本變化的沉澱物，後人借助這些沉澱物，通過重新抄寫、編輯、修訂等方式，按照他們自己的趣味和利益塑造文本遺產。
中國有一個致力於重估、保存文本遺產的悠久學術傳統。現存最早的皇家圖書館目錄出現在西元前一世紀末。自此之後，目錄學傳統一直連綿不斷，十二世紀之前多為政府主導，其後則是私人目錄學家居功至偉。對於保存文本遺產，帝王們感到一種特殊的責任；他們頒布詔令，搜求珍稀書籍，然後對之進行抄寫、傳布；皇家圖書館若是毀於祝融，新的詔令便又再次頒發。書籍的損失時有發生，謝天謝地有很多書籍佚失了；但是，也有很多書籍為一個重視書本的文化保存下來並珍重收藏。比起有些其他文化來，我們對前印刷時代中國文本遺產的變更知之甚多，正是因為我們對這份遺產本身知之甚多。一個文本文化的歷史不是單憑那個文化的偉大就能賦予的；它是動機與材料的歷史，為了某種當下的需要而不斷再造出文化的往昔。
一部「中國文學史」可以意味著好幾種不同的東西。它可以包括所有用漢語寫作的文學，古代漢語也曾作為朝鮮、越南、日本文學的書寫媒介。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可以包括
完整翻譯、不刪不剪
集合美國十幾位重要知名漢學家
為一般普通大眾讀者
共同撰寫新角度、新觀點、整體連貫、可通讀
1375年之前至當代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華語語系文學
由美國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哈佛大學字文所安教授主編，田曉菲、伊維德、艾朗諾、王德威、奚密、賀麥曉、石靜遠等知名英美漢學家執筆撰寫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以1375年為界分為上、下兩卷，以斷代而非文體的結構方式，介紹從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到當代的中國文學這三千多年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文化中關於寫作的故事。上下各卷各章因作者各異其趣的學術與表達風格，呈現不同的敘述面貌。
一部新的文學史，是一次重新檢視各種範疇的機會，既包括那些前現代中國的範疇，也包括1920年代出現的新文學史所引入的範疇。重新檢視並不意味著全盤拒斥，只意味著要用證據來檢驗各種舊範疇。
──宇文所安
我們希望讀者能夠從頭到尾地閱讀《劍橋中國文學史》，就像讀一本小說一樣。我們的目的是閱讀，而非提供參考。我們的目標不是寫一本傳統的文學史，而是寫成一本文學文化史，想把它做得有趣一點。
──孫康宜
‧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系列國別文學史之一，該系列由著名學者主編，因定位的讀者目標為一般大眾，故力求以敘事的方式寫成一部整體連貫、可通讀的文學史，而非僅供專家參考的研究性論著；同時又能把相關領域最前沿的觀點和學術成果呈現出來。
‧《劍橋中國文學史》以1375年為界分為上、下兩卷，分別由知名學者宇文所安、孫康宜主編，作者涵括十幾位美國漢學界的重要學者。全書以斷代而非文體的結構方式介紹了從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到當代中國文學三千多年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文化中關於寫作的故事。
‧《劍橋中國文學史》力圖實踐一種新的文學史觀，即文學文化史：相對於傳統的文學社會學分析，更重視物質文化發展──如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雜誌與報紙副刊等──對文學的影響；相對於對作家個體的強烈關注，更注重文學史的有機整體性，及對一些傾向和潮流的梳理；相對於以朝代斷代、將文學史與政治史重合，則更強調文學、文化的歷史自主性；相對於傳統文學史致力於將作者和作品定型和定性，則更注重文本的不確定性……因而作者問題，文學的接受史，印刷文化，選集的編纂，文本的製作、流傳與改寫等等，在本書中獲得更多關注。
‧《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上）：1375年之前》，從上古時期漢語書寫肇始及早期銘文等問題入手，追溯了這一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學傳統的起源。到了本卷結束的十四世紀下葉，商業印刷文化已高度發展，在文言文寫作之外，新興的城市白話寫作已逐漸蔚為大觀。
‧《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上）：1375年之前》各章描述一些重要王朝的興衰起滅、宮廷在文學生產中扮演的角色、孕育著名大作家的社會及物質語境、亞洲其他各國的文化影響，包括佛教的輸入等等。而在這一長時段中，寫作以及對寫作的闡釋，已從附著於宮廷貴族的文士們的特殊技能，轉變為一個大帝國菁英階層的根本身分象徵。
‧《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下）：1375年之後》，以1400年前後形成的明代文化開篇，貫穿滿族治下的清代，直至當代中國文學，以迄華語語系發展近況。這一時期多樣的文學形式和風格顛覆了傳統的文學範疇，因而本卷文學史的寫作也相應包括多樣主題，如政治審查對文學的影響、印刷文化的變遷、朝代更疊與文學發展、青樓文化、女性作家等等。除了詩詞、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等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外，還深入探討西方文學的漢譯，現代「新小說」的興起等等。
中文版序
╱孫康宜
必須說明的是，當初英文版《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撰和寫作是完全針對西方讀者的；而且我們請來的這些作者大多受到了東西方思想文化的雙重影響，因此本書的觀點和角度與目前國內學者對文學史寫作的主流思考與方法有所不同。下面我將把《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出版構想和編撰原則簡單介紹給中國讀者。
《劍橋中國文學史》的最初構想是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文學部主編琳達‧布瑞（Linda Bree）於2003年底直接向我和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提出的。在西方的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史上，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時刻。當時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剛於2001年出版了一部大部頭的、以文類為基礎的中國文學史。同時，荷蘭的布瑞爾公司（Brill）也正在計畫出版一部更龐大的多卷本。就在這個時候，劍橋大學出版社邀請我們編撰一部具有「特殊性」的《劍橋中國文學史》。正巧我們當時也正在考慮著手重寫中國文學史，所以，我們的研究方向與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理想和目標不謀而合。
《劍橋中國文學史》乃是劍橋世界文學史的系列之一。與該系列已經出版的《劍橋俄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劍橋義大利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劍橋德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相同，其主要對像是受過教育的普通英文讀者。（當然，研究文學的學者專家們也自然會是該書的讀者。）然而，劍橋文學史的「歐洲卷」均各為一卷本，唯獨《劍橋中國文學史》破例為兩卷本，這是因為中國歷史文化特別悠久的緣故。巧合的是，第二卷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在年代上大致與劍橋世界文學史的歐洲卷相同，且具有可比性。
與一些學界的文學史不同，《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不是作為參考書，而是當作一部專書來閱讀。因此該書盡力做到敘述連貫諧調，有利於英文讀者從頭至尾地通讀。這不僅需要形式與目標的一貫性，而且也要求撰稿人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地互相參照，尤其是相鄰各章的作者們。這兩卷的組織方式，是要使它們既方便於連續閱讀，也方便於獨立閱讀。卷上和卷下的導論就是按照這一思路設計的。
所以，除了配合在西方研究中國文學的讀者需要之外，《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目標之一就是要面對研究領域之外的那些讀者，為他們提供一個基本的敘述背景，讓他們在讀完本書之後，還希望進一步獲得更多的有關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知識。換言之，《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質疑那些長久以來習慣性的範疇，並撰寫出一部既富創新性又有說服力的新的文學史。
此外，《劍橋中國文學史》還有以下一些與眾不同的特點。首先，它盡量脫離那種將該領域機械地分割為文類（genres）的做法，而採取更具整體性的文化史方法：即一種文學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這種敘述方法，在古代部分和漢魏六朝以及唐宋元等時期還是比較容易進行的，但是，到了明清和現代時期則變得愈益困難起來。為此，需要對文化史（有時候還包括政治史）的總體有一個清晰的框架。當然，文類是絕對需要正確對待的，但是，文類的出現及其演變的歷史語境將成為文化討論的重點，而這在傳統一般以文類為中心的文學史中是難以做到的。
分期是必要的，但也是問題重重。《劍橋中國文學史》並非為反對標準的慣例而刻意求新。最近許多中國學者、日本學者和西方學者也已經認識到，傳統按照朝代分期的做法有著根本的缺陷。但習慣常常會勝出，而學者們也繼續按朝代來分期（就像歐洲學者按照世紀分期一樣）。在此，《劍橋中國文學史》嘗試了一些不同的分期方法，並且以不同的方式去追蹤不同時期思想所造成的結果和影響。例如，初唐在文化上是南北朝的延伸，因此《劍橋中國文學史》把初唐與唐朝其他階段分開處理。此外，本書不將「現代性」的開端設置於「五四」時期，而是把它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進程中。近些年的思想學術成果致力於重新闡述「傳統」中國文化在遭遇西方時的複雜轉化過程，我們對此多所參考與借鑑。在上、下兩卷的導論中，我們都對分期的理由做了說明。
另一個隨著文學文化的大框架自然出現的特點是：《劍橋中國文學史》較多關注過去的文學是如何被後世過濾並重建的。這當然要求各章撰稿人相互之間進行很多合作。重要的是，過去的文學遺產其實就是後來文學非常活躍的一部分。只有如此，文學史敘述才會擁有一種豐厚性和連貫性。當然，將「文學文化」看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這不僅要包括批評（常常是針對過去的文本），也包括多種文學研究成就、文學社團和選集編纂。這是一種比較新的思索文學史的方法。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有些作品（即使是在印刷文化之前的作品）能長久存留下來，甚至成為經典之作，而其他大量的作品卻經常流失，或早已被世人遺忘？
有關過去如何被後世重建的現象，還可從明清通俗小說的接受史中清楚看出。例如，現代的讀者總以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類是長篇通俗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等，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去認真閱讀那個時代各種文學文化的作品就會發現，當時小說並不那麼重要（至少還沒變得那麼重要），詩文依然是最主流的文類。這些小說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後來喜歡該文體的讀者們的提攜。有關這一點，北京師範大學的郭英德教授也大致同意我的意見，他認為至少在明代前中期，文人最注重的還是詩文的寫作。
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有關文學的改寫。人們通常認為，〈漢宮秋〉、〈梧桐雨〉是元朝作品。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些作品的大部分定稿並不在元朝。根據伊維德（Wilt Idema）的研究，許多現在的元雜劇版本乃是明朝人「改寫」的。至於改寫了多少，很難確定，因為我們沒有原本可以參照。當然，西方文學也有同樣的情況，比如有人認為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成就，主要來自他能把前人枯燥乏味的劇本改寫得生動傳神，其實他自己並沒有什麼新的創造發明。對於這種所謂創新的「改寫」（rewriting）跟作者權的問題，我們自然會想問：到底誰是真正的作者？後來改寫者的貢獻有多大？版本之間的互文關係又如何？這一類的問題，可以適用於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文學。
此外，必須向讀者解釋的是：我們這部文學史後面所列出的「參考書目」只包括英文的資料，並未開列任何中文文獻。首先，如前所述，本書乃是一個特殊情況的產物，是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約稿，所以有關讀者對象（即非專業英語讀者）有其特殊的規定，同時出版社對我們的寫作也有特別的要求。所以我們所編寫的「英文參考書目」是為非專業英語讀者而準備的，其目的也只是為了幫助有興趣的讀者將來能繼續閱讀一些其他相關的英文書籍。同時，我們要強調的是：寫作文學史首先要參考的是原始文獻，其次才是二手文獻。當然這並不表示我們這部文學史的寫作沒有受到二手中文文獻的影響。事實上，在撰寫每一章節的過程中，我們的作者都曾經參考了很多中文（以及其他許多語文）的研究成果，如果要一一列出所有的「參考」書目，篇幅將「浩如煙海」，會無限增大，所以劍橋大學出版社完全支持我們的做法，即只列出有選擇性的英文書目。但在準備中譯本的過程中，三聯書店的編輯曾建議是否考慮增加一部分比較重要的中文研究文獻（包括文章和專著），以方便於中文讀者的查考。不用說，我和宇文所安先生都慎重考慮了這個建議，但最終還是決定放棄。因為我們覺得中文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應當反映英文原版的面貌──我們這部書是為非專業英語讀者而寫的。現在我們既然沒有為中文讀者重寫這部文學史，也就沒有必要為中文版的讀者加添一個新的中文參考書目。我們很感激三聯書店的理解，也希望得到中文讀者的諒解。
總之，《劍橋中國文學史》的宗旨和理想是既要保持敘述的整體連貫性，又要涵蓋多種多樣的文學方向。希望中譯本能夠傳達出我們真誠的努力。最後有兩點需要有所交代，一是本書由十餘位作者合作而成，中譯本又經過了多位譯者的參與工作，故而每一章的學術與表達方式不盡相同，必然帶有各自作者和譯者各異其趣的風格印跡；第二，由於各種原因，我們這個簡體中譯本的下限時間只能截至一九四九年，故英文版中所涉及的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的文學文化狀況，本書只得割愛了。這是需要請讀者體諒的。（中譯本「卷下導言」中保留了我對英文版中一九四九至二○○八年間的文學史編撰情況的介紹，以聊備讀者了解概貌。）好在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全譯本」，這會是對本書的很好補充。
英文版序
╱孫康宜 宇文所安
這部兩卷本《劍橋中國文學史》橫跨三千載，從上古時代的鐘鼎銘文到二十世紀的移民創作，追溯了中國文學發展的久遠歷程。在全書編寫過程中，作者們通力合作，對主題相關或時段交疊的章節予以特別的關注，力求提供一個首尾連貫、可讀性強的文學史敘述。我們亦認真考慮了每個章節的結構和寫作目標，並斟酌在何處分卷以便於讀者的理解。
當代中國的文學史寫作浸潤於兩種傳統之中：其一為中國古典學術範疇；其二為十九世紀的歐洲文學史書寫。出於對學術習慣的尊重，當代西方學者在介紹中國文學時往往襲用中國學界術語，對西方讀者而言這些語彙常常難於理解。本書試圖解決這些問題，採用更為綜合的文化史或文學文化史視角，特別避免囿於文體分類的藩籬。對中國早期和中古文學而言這種方法較為適用，但應用於明清和現代文學則多有困難。雖然如此，通過清晰地架構總體文化史或政治史，我們還是有可能實現最初的目標。例如，卷上的唐代文學一章沒有採用「唐詩」、「唐代散文」、「唐代小說」、「唐代詞」等標準範疇，而是用「武后時期」、「玄宗時期」等主題，敘述作為整體歷史有機組成部分的詩文、筆記小說等作品。與此相似，卷下關於明代前中期文學的一章分為「明初─一四五○年」、「一四五○─一五二○」及「一五二○─一五七二」，分別關注諸如「政治迫害與文字審查」、「對空間的新視角」、「貶謫文學」等文化主題。文體問題當然值得注意，但是相對於以文體本身作為主題的敘述，文體產生發展的歷史語境更能體現其文學及社會角色。這種方法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有些作品經過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因而不屬於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這樣的作品主要是屬於流行文化的通俗文學，就文本流傳而言它們出現較晚，但是卻擁有更久遠的淵源。伊維德在卷下第五章處理了這個問題，將他自己的寫作與其他章節的歷史敘述融合起來。
由於這項工程的規模和複雜性，我們決定不提供冗長的情節概括，只在必要的時候對作品進行簡短介紹。中國學術界的文學史寫作通常圍繞作家個體展開，其他劍橋文學史作品同樣如此。這部文學史不可避免地也會討論不同時代的偉大作家，但是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更關注歷史語境和寫作方式而非作家個人，除非作家的生平（不管真實與否）已經與其作品的接受融為一體。
隨著文學作品本身及其傳播途徑的多樣化，明清和現代文學更難以用統一的方式敘述。篇幅所限，我們決定暫不討論當前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同時，基於我們的歷史維度，我們也不得不排除韓國、越南以及日本境內的漢文作品。但如果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文學交流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則適當予以關注。
除了作品本身，文學史寫作無疑還會受到一個民族國家的學術傳統和標準範疇的約束。就中國文學而言，年號、人名、文體以及中文語彙的傳統漢學翻譯方式都可能對歐美讀者造成閱讀障礙。鑑於此，我們努力保持術語翻譯的一致，儘管我們要求作者根據各自時代的需要選擇最恰當的英文譯文。每部作品首次出現時都給出英文譯名，並在括弧中注出中文拼音，漢字原文則收入書後詞彙表。除特別說明外，本書所引中文資料的英語譯文均為作者自譯。同樣由於篇幅所限，引文出處一般隨文提及，未以注釋形式標出。本書的「書目」所列出的英文參考文獻也只選擇性地收入了部分著作，尤其鑑於中文出版物數量之龐大，作者們所參考的中文文獻一律未予列出。不必說，我們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所給予的啟發是永遠充滿感激的。
卷上導言（節錄）
╱宇文所安
漢語與梵語、希伯來語共同享有一份殊榮，它們都擁有持續不斷時間最長的文學傳統之一。這幾大傳統的遠古時代晦暗不明，其源頭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了後世建構、附增、編訂等活動的塑造。不過，每一種文化都從未忽略忘記其早期文本，這些文本是這些傳統數千年來滄桑變化的參照點。特別是漢語和梵文，在數千年間，覆蓋了廣闊的地理區域，積累了數量龐大的文學文本，它們至今仍被人研究、閱讀。
姑且不論各種銘文──由於介質經久，這些銘文得以留存至今──中國文學傳統的傳世文本始於西元前一千年左右，此後作品數量穩步增長。全中國各地的小學生至今還在閱讀那些選自上古、中古時期的文本，儘管離不開詳盡繁複的注解。紙張──書面文字最成功的媒介，約在西元一、二世紀逐漸得到廣泛應用。紙張的耐久性不及牛羊皮紙，但製作一部書籍亦無須整群牛羊；像同樣廉價的紙莎草、棕櫚葉一樣，紙張能夠保證各種程度上的流通，文學文本不再是難以企及的寶藏。而且，到了十世紀，中國就已有了政府贊助主管的印刷；到了十一世紀末期，商業印刷業已經相當發達。正如歐洲人日後認識到的那樣，就知識傳播而言，紙張與印刷術的攜手聯合是無往不利的。
書籍、作品問世之後，就要面臨收集、保存、散失等問題；作品一旦散失，又只能得到部分恢復。文本在被某種形式的文化權威──無論是宗教的、政治的還是學術的──固定之前，它們往往或增或減，通常會有所改變。讀者常常在文學史中尋找由一系列特殊時刻組成的譜系，這些特殊時刻體現為那些可以繫於往昔某一特定時刻的文本。但更多時候，尤其是印刷時代之前，我們看到的是文本變化的沉澱物，後人借助這些沉澱物，通過重新抄寫、編輯、修訂等方式，按照他們自己的趣味和利益塑造文本遺產。
中國有一個致力於重估、保存文本遺產的悠久學術傳統。現存最早的皇家圖書館目錄出現在西元前一世紀末。自此之後，目錄學傳統一直連綿不斷，十二世紀之前多為政府主導，其後則是私人目錄學家居功至偉。對於保存文本遺產，帝王們感到一種特殊的責任；他們頒布詔令，搜求珍稀書籍，然後對之進行抄寫、傳布；皇家圖書館若是毀於祝融，新的詔令便又再次頒發。書籍的損失時有發生，謝天謝地有很多書籍佚失了；但是，也有很多書籍為一個重視書本的文化保存下來並珍重收藏。比起有些其他文化來，我們對前印刷時代中國文本遺產的變更知之甚多，正是因為我們對這份遺產本身知之甚多。一個文本文化的歷史不是單憑那個文化的偉大就能賦予的；它是動機與材料的歷史，為了某種當下的需要而不斷再造出文化的往昔。
一部「中國文學史」可以意味著好幾種不同的東西。它可以包括所有用漢語寫作的文學，古代漢語也曾作為朝鮮、越南、日本文學的書寫媒介。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可以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