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人
狄剛 天主教榮休總主教
張曉風 詩人散文家
柯志淑 《宇宙光》編輯
林思川神父 朝聖導師
「天主為什麼對這苦難沉默？」
日本大文豪遠藤周作在曠世鉅著《沉默》中不禁問道。
天主，果真沉默嗎？
這段旅行讓本書作者許書寧得到了答案。
十五至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西方船艦出現在東方海上，
中國、朝鮮、日本等國政府面對極大壓力，
各國不約而同以「海禁鎖國」因應這巨大的挑戰。
日本德川幕府更是驅逐外國傳教士，當時
基督徒若不棄教，便是酷刑致死，所有基督徒都在這段屈辱的歷史中沉默了。
日本大文豪遠藤周對這段歷史有感而發，寫下曠世鉅著《沉默》，
所有感觸就是從一幅「踏繪」開始。
踏繪，就是官府命令基督徒踩踏繪有十字架或耶穌聖母的畫像。
遠藤周作的好奇心被引發，一路探索這段歷史：天主真的對苦難沉默嗎？
禁教之後，有外國傳教士和日本本國基督徒被害，最為知名的就是長崎二十六聖人，當中竟然有三個是小孩子。他們慷慨就義處，現在有壯觀的紀念碑。
一六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德川家康頒布「禁教令」，正式禁止傳佈「邪宗」基督信仰，並下令驅逐所有外國傳教士以及有影響力的基督徒，不准他們踏上日本的土地。
當時，一群外國傳教士懷抱著殉道的決心，選擇留下。他們分別是二十七位耶穌會士、七位方濟會士、七位道明會士、一位奧斯定會士、以及五位教區神父。這群人白天隱藏在信眾家中，晚上則偽裝成農民，暗中走訪各家，施行聖事，照顧無依無靠者。《沉默》書中的耶穌會士克里斯多費雷拉（Cristóvão Ferreira），正是偷偷留下的外國傳教士之一。
起初，只有棄教者被要求踩踏刻有十字架或耶穌瑪利亞的聖像畫，好證實其棄教的決心；後來則漸漸演變為全民例行公事。每年正月，所有百姓均須前往地方單位，輪流踩踏「踏繪」，以證實自己不屬邪宗的清白身分。
殘酷的制度在鎖國時期的日本持續了兩百多年，惡名甚至藉著荷蘭商船遠達歐洲。文學名著《格列佛遊記》就曾經描述，當格列佛遭遇船難漂流至日本時，懇求皇帝讓他免受那個「踩踏十字架」的儀式。
遠藤周作在長崎邂逅了一幅鑲在木框內的銅板「踏繪」，
被留在上面的黑色足跡深深吸引。奇怪的是
他覺得自己「和這些懦弱的傢伙很像」。
遠藤周作閱讀了大量相關書籍。涉獵越深，卻越令他感到不滿。
因為，被記錄成文字而留下的，只有自始至終秉持信念的模範殉道者；
至於那些被迫踩上踏繪、從此背負「背叛者」汙名的弱者，
卻像從未活過一般，被掩沒在歷史的灰燼中。
他們不僅在信仰史上無影無蹤，也被日本的官方歷史棄之如敝屣，絕口不提。
極為匱乏的史料與斷簡殘篇，反而刺激了小說家遠藤周作的想像力。他選出四位被歷史拋棄的棄教者，繼續深入研究。其中兩名踩了踏繪的司鐸，來自葡萄牙與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克里斯多費雷拉與若瑟佳蘭（Giuseppe Chiara），日後被遠藤周作寫入《沉默》書中的費雷拉與洛特里哥。
這些弱者後來怎麼了？
他們真的被（歷史和天主）拋棄了嗎？
這也是本書作者許書寧的關注點。特別珍貴的是
她帶領我們去親身目擊這些人物的｢最後」，他們的人生，最後是怎麼度過的？
他們的遺骨埋葬在哪兒？
許書寧帶我們去看了隱藏在日本佛寺的基督徒遺跡、遠藤周作文學博物館、虐殺基督徒的雲仙地獄，東京一條名為切支丹的路，這條路因為搶救費雷拉行動而留名。
許書寧帶著我們，一起探索《沉默》這個故事的背景，拜訪現在長崎的相關地點，觀看關於殉道者與棄教者的各種場所與遺跡，一起思索深刻的信仰問題──迴盪在她心中、也曾折磨遠藤周作那個沉痛的問題：
「天主為什麼對這苦難沉默？」
天主，果真沉默嗎？
這段旅行累積出了她的答案。
目錄
推薦序
〈0 與《沉默》的相遇〉
〈1 黃昏的十六番館〉
〈2 沙勿略的種子〉
〈3 風起雲湧〉
〈4 通往長崎的道路〉
〈5 踩上踏繪的弱者〉
〈6 費雷拉的故事〉
〈7 「拯救費雷拉」的兩批人〉
〈8 西勝寺的夕照〉
〈9 吉次郎的悲歌〉
〈10 費雷拉的「在那之後」〉
〈11 聖牌事件與長助阿春〉
〈12 黑暗中的曙光〉
〈13 沉默的答案〉
〈14 《沉默》的舞台〉
〈旅途的終點 遠藤周作文學館〉
〈遠藤周作相關年譜〉
〈參考書目〉
推薦
書寧的溫度
《宇宙光》編輯╱柯志淑
認識書寧，得從她的插畫說起
二○一三年盛夏，作家張曉風老師看了書寧的某本繪本，很喜歡其中一幅插畫，希望能用這張插圖做成卡片，寫寫私人郵件，於是讓我設法連絡出版社，取得作者授權。
一接到老師指派的任務，立馬寫信給出版社，原以為很快就能連絡上作者，誰知電郵環遊世界去避暑，顯然「樂不思淑」。無奈，只好轉向《天主教周報》副總編輯姜捷求救，問問她認不認識該出版社編輯，可否代為轉達。電郵才寄，電話就來：「書寧我認識啊，而且她現在剛好在台灣……」
多麼可愛的周折！一陣欣喜，隨即致電、去信，很快就收到書寧的回音，信中不但寄上原圖，又附上另幅插圖，貼心可人一如電話中的爽朗明快。
就這樣，短短兩個月時間，從一通電話開始，經過數封電郵、幾次碰面，竟意外發展出另一段作者與編輯的美麗情緣。每當回想這段緣起，總要感謝上帝奇妙帶領，當然，更要謝謝無意間當了紅娘的曉風老師。
總愛形容她是一個很有溫度的人
第一次聽我這麼形容，書寧一雙晶亮大眼眨呀眨的，微微揚起的嘴角明顯透出一絲好奇與興味。
那是一種直覺，初識當時就生發的感覺，一開始也說不上來為什麼，但隨著時日遞移，透過她一本本作品、一篇篇文章，以及與她的一次次接觸，越發確定用「溫度」來形容，實在遠比「溫暖」來得更豐富──因為溫度有好多層次，溫暖卻只有一個刻度。
書寧的溫度，透過閱讀，總能教人即使身處最無望的悲傷，也能從她的眼光看見從上而來的曙光；即使日子磕磕碰碰狀況不斷，也能從中體會另類幸福與成長；即使腳踏群山攻頂人生最高峰，也能學會一步一腳印該有的謙卑與並非一切理所應當。
我所認識的書寧，生命基調始終如一，而且簡單，那就是──愛，與尊重。
而尊重，書寧給我的印象尤其深刻，特別是觸及日本禁教鎖國時代的「潛伏基督徒」。
跨越時代的心疼與傾聽
一直以來，只知道日本是福音的硬土，直到透過書寧撰寫遠藤周作與《沉默》的系列專文，才知道基督信仰在日本原來也曾有過輝煌，以及一段不忍回顧的信仰黑暗史。隨著書寧的腳步與思維，進進出出遠藤周作的生命探索之旅，赫然發現，相較於世人備極崇敬的偉烈殉道者，那些無以計數從歷史洪流中消失的潛伏基督徒，其實更是生命底層汩汩脈動的人生縮影。
何謂強者？何謂弱者？我們何嘗不都在不同的事上軟弱呢？誠實面對軟弱，聽見心靈深處的微聲，就是對上帝所造獨一無二的傑作──人，就只是人，而不是強者，或弱者──最大的尊重。
「我或許會因為他們因著歷史因素離開基督信仰而感到悲傷，卻不會因為將他們寫成基督徒就感到心安。」書寧在電郵中寫下的這段話，讓我對她的溫度又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是在面對史實的尊重中，同時顯出溫柔接納真相的堅持。
天涯若比鄰的時代新解
在充滿愛的環境中長大，讓書寧的生命總是充滿正向能量。遠藤周作與《沉默》或許沉重，透過書寧的文字與畫面，淡淡哀傷中，總能看見烏雲之上仍有湛湛青天。
或許，「天涯若比鄰」可以再做時代新解，那就是當我們未能親臨另一個時空，就讓作者帶我們再同走一遭吧！
PS. 這篇推薦序，寫來其實有點忐忑，畢竟認識書寧不過才三年兩個月又十二天。收到書寧邀稿信的第一個反應，真的差點沒從椅子上跌下來：
「我？您真是太抬舉我也嚇壞我了！寫推薦序的都是大人物呢！我名不見經傳的，不合適吧！」
「哈哈哈，志淑的反應太可愛了，妳是宇宙光的好朋友呀！好朋友寫序不是很適合嗎？」
書寧的回答更可愛。
是啊，想想，這不就是我所認識、隨事隨在的書寧嗎？好朋友，可不見得都得靠時間累積才算得上數呢！
親愛的，我的生平第一篇推薦序，就獻給妳啦！
內文試閱
通往長崎的道路
一五九六年十月，西班牙商船「斐理伯號」慘遭颶風襲擊，被迫擱淺於日本土佐岸邊，也就是今天的四國高知縣一帶。
當時，船身已有多處龜裂，海水由四面八方滲入，眼看就要下沉。船員氣急敗壞地划著小艇，搶救囤積於船艙內的貴重貨品。海岸頓時成了炫目的「金銀島」，一望無際的白沙上散亂著綾羅綢緞、刺繡毛氈、閃耀著珍珠光澤的蠶絲、罕見的南洋香料、貴重的松脂蜜蠟、精美的玻璃陶瓷器皿、槍砲彈藥、以及尚未加工的銅鐵……叫樸實的土佐村民看得眼花撩亂，蔚為奇觀。
面對「自己送上門」的財富，日本官員無不動心，堅持沒收所有商品。船長當然不願意，雙方於是僵持不下。最後，某位船員沉不住氣，攤開世界地圖大聲威脅：
「這裡，這裡，還有這裡，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日本呢，就只是這麼一個小點而已。每到一個新的土地，我國的國王總會先派遣神父修士們前去傳佈基督信仰。如果當地人友善對待，我們也會與之保持良好的友誼。相反地，如果他們遭人欺負……國王可會派遣大軍，一舉殲滅！」
那番狂妄的恐嚇傳到當權者豐臣秀吉的耳中，令他怒不可抑。因為，「斐理伯號」雖是商船，卻也的確搭載了兩名方濟會士與不少武器。秀吉遂於一五九六年十二月八日，下令逮捕京都大阪地區以方濟會士為主的基督徒。
逮捕名單上的基督徒共有二十四名。其中包括以伯多祿神父為首的六名方濟會小兄弟與三名耶穌會士，其餘則多半是在醫院與修道院工作的在俗方濟會成員。首先，他們被押至京都人來人往的大道「一条通」的戾橋附近，當眾削去耳垂，然後被兩個兩個反綁上牛車，在繁華的京都與大阪地區遊行示眾。
在那之後，豐臣秀吉為了殺雞儆猴，命官兵一路押解眾人，徒步前往基督徒人口最多的長崎受死。從京都到長崎，是將近一千公里的漫漫長路；當時正值隆冬，狂風暴雪讓人寸步難行，他們卻因自己能仿效耶穌走上苦路而喜樂非常。素以口才聞名的耶穌會士三木保祿一路宣講福音，直至十字架上的最後一刻。途中，兩名沿路跟隨照料的基督徒自願加入，最終殉道人數遂成了二十六名。
值得一提的是，殉道者的行列中有三名男孩，分別為信仰做了可敬的見證：
十二歲的茨木路易聰明活潑，個性開朗。長崎的代理行政官很喜愛他，曾經有意釋放，條件卻是「要活命，就得拋棄你的信仰！」小路易堅持不肯：「那樣的話，我寧願和神父們一起進天國。」
十三歲的安多尼出身長崎，父親是中國人木匠，母親則是日本人。在故鄉的十字架上，男孩安多尼隔著圍欄與久違的父母重逢。他以微笑安慰痛哭的雙親，並邀請小路易齊唱聖詠，直至長矛慣穿胸膛。
十四歲的小崎多默與父親一起被逮捕。他曾在旅途中寫了一封給母親的遺書，卻一直苦無機會寄出。最後，人們在小崎父親的胸襟內找到那封染血的遺書，信中諄諄囑咐母親與幼弟們堅守信仰，無須為自己與父親擔憂，並相約天國再見。
一五九七年二月五日清晨，一行人抵達長崎西坂。
面海的矮丘上豎立起二十六座十字架。殉道者被綑綁上架後，祈禱聲中，行刑人手持銳利的長矛，由兩邊交叉著刺穿他們的胸膛……就這樣，長崎西坂的土地，默默承受了日本第一批殉道者的鮮血。
雕刻家舟越保武先生為二十六殉道聖人製作了等身大小的青銅塑像，依照各人十字架的排列順序，橫列在御影石台座上。那座位於西坂紀念公園、高5.58公尺、寬17公尺的巨大紀念碑，已經成了長崎的代表性地標。在那裡，永遠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以各自的語言奉獻祈禱。
四百多年前，曾經有二十六個步履蹣跚卻喜形於色的身影，走在通往長崎的道路上。當時，圍觀的群眾中，肯定也有人認為他們「瘋了」。然而，殉道者的眼目卻不看稍縱即逝的世界，只專心注視即將進入的永恆。
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後隔年，豐臣秀吉以六十三歲之齡辭世。政權逐漸從大阪的豐臣家，轉移至以江戶（東京）為據點的德川家康手中。在那期間，被迫害的教會得到了暫時的解放。因為，德川家康為了鞏固新政權，無暇顧及信仰問題，遂對基督徒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任態度。然而，江戶幕府的根基一旦穩固，日益增多的基督徒便成了難以忽視的威脅，是必須即早「解決」的問題。
主曆一六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德川家康頒布「禁教令」，正式禁止傳佈「邪宗」基督信仰，並下令驅逐所有的外國傳教士及具有影響力的主要基督徒，不准他們再踏上日本的土地。
根據耶穌會的紀錄，當年政府借來驅逐基督徒的，是三艘破舊的小型中國戎客船。乘客人數遠超過船隻本身的負荷量，卻被勉強塞入狹窄的船艙，宛如貨物。有人向官方負責人申述超載的不適與危險性，卻遭怒斥駁回：
「船內太擠？把女人和小孩用繩子綁好吊在船外，不就解決啦？」
當時，有一群外國傳教士懷抱著殉道的決心，選擇留下。他們分別是二十七位耶穌會士、七位方濟會士、七位道明會士、一位奧斯定會士、以及五位教區神父。這群人白天隱藏在信眾家中，晚上則偽裝成農民，暗中走訪各家，施行聖事，照顧無依無靠的羊群。《沉默》書中的耶穌會士克里斯多費雷拉（Cristóvão Ferreira），正是偷偷留下的外國傳教士之一。
在那之後，日本正式進入大迫害與殉道的苦難時期。十字架倒下了，教堂被夷為平地，傳教士辛苦建立的醫院和收容所也被毫不留情地拆毀。政府開始全面搜捕「邪教徒」，以極刑逼迫他們棄教。基督徒被迫在信仰與迫害、生命與死亡之間作抉擇。信仰則漸漸潛入地下，在官兵眼目所不及之處，安安靜靜地往下扎根。
為了斬草除根，德川幕府發明了許多搜捕信徒的「招式」，且日新益新，不斷進化。首先，在人來人往的鬧區豎立起「告密價目表」，明文規定告發神父可獲賞銀三十兩；那個價位後來甚至逐步漲至五百兩，檢舉對象也蔓延至修道士、平信徒、以及收留庇護或知而不報的一般老百姓。其次，村里鄉鄰施行牽一髮動全身的「連坐法」，將民眾分為五人小組，互相監視掌控。除此之外，所有人都必須隸屬於寺廟管轄，每年繳交蓋有廟方認證印的戶口名簿。
一六二六年起，幕府開始強制執行「踏繪」制度。
起初，只有棄教者被要求踩踏刻有十字架或耶穌瑪利亞的聖像畫，好證實其棄教的決心；後來則漸漸演變為過濾出基督徒的全民例行公事。每年正月，所有百姓均須前往地方單位，輪流踩踏「踏繪」，以證實自己不屬邪宗的清白身分。那個殘酷的制度在鎖國時期的日本持續了兩百多年，惡名甚至藉著荷蘭商船遠達歐洲。文學名著《格列佛遊記》就曾經描述，當格列佛遭遇船難漂流至日本時，懇求皇帝讓他免受那個「踩踏十字架」的儀式。
遠藤周作閱讀了大量相關書籍。涉獵越深，卻越令他感到不滿。因為，被記錄成文字而留下的，只有自始至終秉持信念的模範殉道者；至於那些被迫踩上踏繪、從此背負「背叛者」汙名的弱者，卻像從未活過一般，被掩沒在歷史的灰燼中。他們不僅在信仰史上無影無蹤，也被日本的官方歷史棄之如敝屣，絕口不提。
極為匱乏的史料與斷簡殘篇，反而刺激了小說家遠藤周作的想像力。
於是，他選出四位具代表性的棄教者，繼續深入研究。其中兩名踩了踏繪的司鐸，是來自葡萄牙與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克里斯多費雷拉與若瑟佳蘭（Giuseppe Chiara），也就是日後被遠藤周作作為原型、寫入《沉默》書中的費雷拉與洛特里哥。
主曆1614年，德川家康頒布「禁教令」，驅逐所有外國傳教士，以及像高山右近等具有影響力的基督徒領袖。當時，包括費雷拉在內的一群傳教士不忍心拋棄孤苦無依的羊群，決意留下，藏身於信徒家中。在迫害愈演愈烈的當下，那樣的決定幾乎就等同於殉道。
三年後，耶穌會士費雷拉許下了終身願，繼續遊走於今天的京都郊區、兵庫縣以及四國一帶，照顧受迫害的基督徒，並不間斷地寫信報告日本的現況。他也曾經前往九州平戶，更在長崎擔任管區顧問之職。費雷拉的牧靈足跡，可在日本史學家Léon Pagès的著作中略見端倪：「充滿恩寵與稀世才能的費雷拉神父前往平戶，聽了一千三百人的告解，眾人視他好似天使。夜晚，他漫步於海邊，執行照顧人靈的任務。」當時，不僅在日本國內，就連海外的信徒都一致堅信，就算費雷拉神父當真被捕，一定也會從容殉道。
1633年10月18日，費雷拉在長崎接受「穴吊」的刑罰，因而棄教。
在那之前，既有的刑罰固然殘酷，卻堪稱「原始」：火燒、刀砍、水淹、或直接丟入滾燙的溫泉中。然而，新發明的「穴吊」卻截然不同。受刑者被五花大綁後，倒吊進一個幾乎與身體等寬的狹窄洞穴中，底部堆積著排泄物，以至於洞中滿布異臭。逆流的血液從口、耳、鼻、或被穿了孔
狄剛 天主教榮休總主教
張曉風 詩人散文家
柯志淑 《宇宙光》編輯
林思川神父 朝聖導師
「天主為什麼對這苦難沉默？」
日本大文豪遠藤周作在曠世鉅著《沉默》中不禁問道。
天主，果真沉默嗎？
這段旅行讓本書作者許書寧得到了答案。
十五至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西方船艦出現在東方海上，
中國、朝鮮、日本等國政府面對極大壓力，
各國不約而同以「海禁鎖國」因應這巨大的挑戰。
日本德川幕府更是驅逐外國傳教士，當時
基督徒若不棄教，便是酷刑致死，所有基督徒都在這段屈辱的歷史中沉默了。
日本大文豪遠藤周對這段歷史有感而發，寫下曠世鉅著《沉默》，
所有感觸就是從一幅「踏繪」開始。
踏繪，就是官府命令基督徒踩踏繪有十字架或耶穌聖母的畫像。
遠藤周作的好奇心被引發，一路探索這段歷史：天主真的對苦難沉默嗎？
禁教之後，有外國傳教士和日本本國基督徒被害，最為知名的就是長崎二十六聖人，當中竟然有三個是小孩子。他們慷慨就義處，現在有壯觀的紀念碑。
一六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德川家康頒布「禁教令」，正式禁止傳佈「邪宗」基督信仰，並下令驅逐所有外國傳教士以及有影響力的基督徒，不准他們踏上日本的土地。
當時，一群外國傳教士懷抱著殉道的決心，選擇留下。他們分別是二十七位耶穌會士、七位方濟會士、七位道明會士、一位奧斯定會士、以及五位教區神父。這群人白天隱藏在信眾家中，晚上則偽裝成農民，暗中走訪各家，施行聖事，照顧無依無靠者。《沉默》書中的耶穌會士克里斯多費雷拉（Cristóvão Ferreira），正是偷偷留下的外國傳教士之一。
起初，只有棄教者被要求踩踏刻有十字架或耶穌瑪利亞的聖像畫，好證實其棄教的決心；後來則漸漸演變為全民例行公事。每年正月，所有百姓均須前往地方單位，輪流踩踏「踏繪」，以證實自己不屬邪宗的清白身分。
殘酷的制度在鎖國時期的日本持續了兩百多年，惡名甚至藉著荷蘭商船遠達歐洲。文學名著《格列佛遊記》就曾經描述，當格列佛遭遇船難漂流至日本時，懇求皇帝讓他免受那個「踩踏十字架」的儀式。
遠藤周作在長崎邂逅了一幅鑲在木框內的銅板「踏繪」，
被留在上面的黑色足跡深深吸引。奇怪的是
他覺得自己「和這些懦弱的傢伙很像」。
遠藤周作閱讀了大量相關書籍。涉獵越深，卻越令他感到不滿。
因為，被記錄成文字而留下的，只有自始至終秉持信念的模範殉道者；
至於那些被迫踩上踏繪、從此背負「背叛者」汙名的弱者，
卻像從未活過一般，被掩沒在歷史的灰燼中。
他們不僅在信仰史上無影無蹤，也被日本的官方歷史棄之如敝屣，絕口不提。
極為匱乏的史料與斷簡殘篇，反而刺激了小說家遠藤周作的想像力。他選出四位被歷史拋棄的棄教者，繼續深入研究。其中兩名踩了踏繪的司鐸，來自葡萄牙與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克里斯多費雷拉與若瑟佳蘭（Giuseppe Chiara），日後被遠藤周作寫入《沉默》書中的費雷拉與洛特里哥。
這些弱者後來怎麼了？
他們真的被（歷史和天主）拋棄了嗎？
這也是本書作者許書寧的關注點。特別珍貴的是
她帶領我們去親身目擊這些人物的｢最後」，他們的人生，最後是怎麼度過的？
他們的遺骨埋葬在哪兒？
許書寧帶我們去看了隱藏在日本佛寺的基督徒遺跡、遠藤周作文學博物館、虐殺基督徒的雲仙地獄，東京一條名為切支丹的路，這條路因為搶救費雷拉行動而留名。
許書寧帶著我們，一起探索《沉默》這個故事的背景，拜訪現在長崎的相關地點，觀看關於殉道者與棄教者的各種場所與遺跡，一起思索深刻的信仰問題──迴盪在她心中、也曾折磨遠藤周作那個沉痛的問題：
「天主為什麼對這苦難沉默？」
天主，果真沉默嗎？
這段旅行累積出了她的答案。
目錄
推薦序
〈0 與《沉默》的相遇〉
〈1 黃昏的十六番館〉
〈2 沙勿略的種子〉
〈3 風起雲湧〉
〈4 通往長崎的道路〉
〈5 踩上踏繪的弱者〉
〈6 費雷拉的故事〉
〈7 「拯救費雷拉」的兩批人〉
〈8 西勝寺的夕照〉
〈9 吉次郎的悲歌〉
〈10 費雷拉的「在那之後」〉
〈11 聖牌事件與長助阿春〉
〈12 黑暗中的曙光〉
〈13 沉默的答案〉
〈14 《沉默》的舞台〉
〈旅途的終點 遠藤周作文學館〉
〈遠藤周作相關年譜〉
〈參考書目〉
推薦
書寧的溫度
《宇宙光》編輯╱柯志淑
認識書寧，得從她的插畫說起
二○一三年盛夏，作家張曉風老師看了書寧的某本繪本，很喜歡其中一幅插畫，希望能用這張插圖做成卡片，寫寫私人郵件，於是讓我設法連絡出版社，取得作者授權。
一接到老師指派的任務，立馬寫信給出版社，原以為很快就能連絡上作者，誰知電郵環遊世界去避暑，顯然「樂不思淑」。無奈，只好轉向《天主教周報》副總編輯姜捷求救，問問她認不認識該出版社編輯，可否代為轉達。電郵才寄，電話就來：「書寧我認識啊，而且她現在剛好在台灣……」
多麼可愛的周折！一陣欣喜，隨即致電、去信，很快就收到書寧的回音，信中不但寄上原圖，又附上另幅插圖，貼心可人一如電話中的爽朗明快。
就這樣，短短兩個月時間，從一通電話開始，經過數封電郵、幾次碰面，竟意外發展出另一段作者與編輯的美麗情緣。每當回想這段緣起，總要感謝上帝奇妙帶領，當然，更要謝謝無意間當了紅娘的曉風老師。
總愛形容她是一個很有溫度的人
第一次聽我這麼形容，書寧一雙晶亮大眼眨呀眨的，微微揚起的嘴角明顯透出一絲好奇與興味。
那是一種直覺，初識當時就生發的感覺，一開始也說不上來為什麼，但隨著時日遞移，透過她一本本作品、一篇篇文章，以及與她的一次次接觸，越發確定用「溫度」來形容，實在遠比「溫暖」來得更豐富──因為溫度有好多層次，溫暖卻只有一個刻度。
書寧的溫度，透過閱讀，總能教人即使身處最無望的悲傷，也能從她的眼光看見從上而來的曙光；即使日子磕磕碰碰狀況不斷，也能從中體會另類幸福與成長；即使腳踏群山攻頂人生最高峰，也能學會一步一腳印該有的謙卑與並非一切理所應當。
我所認識的書寧，生命基調始終如一，而且簡單，那就是──愛，與尊重。
而尊重，書寧給我的印象尤其深刻，特別是觸及日本禁教鎖國時代的「潛伏基督徒」。
跨越時代的心疼與傾聽
一直以來，只知道日本是福音的硬土，直到透過書寧撰寫遠藤周作與《沉默》的系列專文，才知道基督信仰在日本原來也曾有過輝煌，以及一段不忍回顧的信仰黑暗史。隨著書寧的腳步與思維，進進出出遠藤周作的生命探索之旅，赫然發現，相較於世人備極崇敬的偉烈殉道者，那些無以計數從歷史洪流中消失的潛伏基督徒，其實更是生命底層汩汩脈動的人生縮影。
何謂強者？何謂弱者？我們何嘗不都在不同的事上軟弱呢？誠實面對軟弱，聽見心靈深處的微聲，就是對上帝所造獨一無二的傑作──人，就只是人，而不是強者，或弱者──最大的尊重。
「我或許會因為他們因著歷史因素離開基督信仰而感到悲傷，卻不會因為將他們寫成基督徒就感到心安。」書寧在電郵中寫下的這段話，讓我對她的溫度又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是在面對史實的尊重中，同時顯出溫柔接納真相的堅持。
天涯若比鄰的時代新解
在充滿愛的環境中長大，讓書寧的生命總是充滿正向能量。遠藤周作與《沉默》或許沉重，透過書寧的文字與畫面，淡淡哀傷中，總能看見烏雲之上仍有湛湛青天。
或許，「天涯若比鄰」可以再做時代新解，那就是當我們未能親臨另一個時空，就讓作者帶我們再同走一遭吧！
PS. 這篇推薦序，寫來其實有點忐忑，畢竟認識書寧不過才三年兩個月又十二天。收到書寧邀稿信的第一個反應，真的差點沒從椅子上跌下來：
「我？您真是太抬舉我也嚇壞我了！寫推薦序的都是大人物呢！我名不見經傳的，不合適吧！」
「哈哈哈，志淑的反應太可愛了，妳是宇宙光的好朋友呀！好朋友寫序不是很適合嗎？」
書寧的回答更可愛。
是啊，想想，這不就是我所認識、隨事隨在的書寧嗎？好朋友，可不見得都得靠時間累積才算得上數呢！
親愛的，我的生平第一篇推薦序，就獻給妳啦！
內文試閱
通往長崎的道路
一五九六年十月，西班牙商船「斐理伯號」慘遭颶風襲擊，被迫擱淺於日本土佐岸邊，也就是今天的四國高知縣一帶。
當時，船身已有多處龜裂，海水由四面八方滲入，眼看就要下沉。船員氣急敗壞地划著小艇，搶救囤積於船艙內的貴重貨品。海岸頓時成了炫目的「金銀島」，一望無際的白沙上散亂著綾羅綢緞、刺繡毛氈、閃耀著珍珠光澤的蠶絲、罕見的南洋香料、貴重的松脂蜜蠟、精美的玻璃陶瓷器皿、槍砲彈藥、以及尚未加工的銅鐵……叫樸實的土佐村民看得眼花撩亂，蔚為奇觀。
面對「自己送上門」的財富，日本官員無不動心，堅持沒收所有商品。船長當然不願意，雙方於是僵持不下。最後，某位船員沉不住氣，攤開世界地圖大聲威脅：
「這裡，這裡，還有這裡，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日本呢，就只是這麼一個小點而已。每到一個新的土地，我國的國王總會先派遣神父修士們前去傳佈基督信仰。如果當地人友善對待，我們也會與之保持良好的友誼。相反地，如果他們遭人欺負……國王可會派遣大軍，一舉殲滅！」
那番狂妄的恐嚇傳到當權者豐臣秀吉的耳中，令他怒不可抑。因為，「斐理伯號」雖是商船，卻也的確搭載了兩名方濟會士與不少武器。秀吉遂於一五九六年十二月八日，下令逮捕京都大阪地區以方濟會士為主的基督徒。
逮捕名單上的基督徒共有二十四名。其中包括以伯多祿神父為首的六名方濟會小兄弟與三名耶穌會士，其餘則多半是在醫院與修道院工作的在俗方濟會成員。首先，他們被押至京都人來人往的大道「一条通」的戾橋附近，當眾削去耳垂，然後被兩個兩個反綁上牛車，在繁華的京都與大阪地區遊行示眾。
在那之後，豐臣秀吉為了殺雞儆猴，命官兵一路押解眾人，徒步前往基督徒人口最多的長崎受死。從京都到長崎，是將近一千公里的漫漫長路；當時正值隆冬，狂風暴雪讓人寸步難行，他們卻因自己能仿效耶穌走上苦路而喜樂非常。素以口才聞名的耶穌會士三木保祿一路宣講福音，直至十字架上的最後一刻。途中，兩名沿路跟隨照料的基督徒自願加入，最終殉道人數遂成了二十六名。
值得一提的是，殉道者的行列中有三名男孩，分別為信仰做了可敬的見證：
十二歲的茨木路易聰明活潑，個性開朗。長崎的代理行政官很喜愛他，曾經有意釋放，條件卻是「要活命，就得拋棄你的信仰！」小路易堅持不肯：「那樣的話，我寧願和神父們一起進天國。」
十三歲的安多尼出身長崎，父親是中國人木匠，母親則是日本人。在故鄉的十字架上，男孩安多尼隔著圍欄與久違的父母重逢。他以微笑安慰痛哭的雙親，並邀請小路易齊唱聖詠，直至長矛慣穿胸膛。
十四歲的小崎多默與父親一起被逮捕。他曾在旅途中寫了一封給母親的遺書，卻一直苦無機會寄出。最後，人們在小崎父親的胸襟內找到那封染血的遺書，信中諄諄囑咐母親與幼弟們堅守信仰，無須為自己與父親擔憂，並相約天國再見。
一五九七年二月五日清晨，一行人抵達長崎西坂。
面海的矮丘上豎立起二十六座十字架。殉道者被綑綁上架後，祈禱聲中，行刑人手持銳利的長矛，由兩邊交叉著刺穿他們的胸膛……就這樣，長崎西坂的土地，默默承受了日本第一批殉道者的鮮血。
雕刻家舟越保武先生為二十六殉道聖人製作了等身大小的青銅塑像，依照各人十字架的排列順序，橫列在御影石台座上。那座位於西坂紀念公園、高5.58公尺、寬17公尺的巨大紀念碑，已經成了長崎的代表性地標。在那裡，永遠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以各自的語言奉獻祈禱。
四百多年前，曾經有二十六個步履蹣跚卻喜形於色的身影，走在通往長崎的道路上。當時，圍觀的群眾中，肯定也有人認為他們「瘋了」。然而，殉道者的眼目卻不看稍縱即逝的世界，只專心注視即將進入的永恆。
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後隔年，豐臣秀吉以六十三歲之齡辭世。政權逐漸從大阪的豐臣家，轉移至以江戶（東京）為據點的德川家康手中。在那期間，被迫害的教會得到了暫時的解放。因為，德川家康為了鞏固新政權，無暇顧及信仰問題，遂對基督徒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任態度。然而，江戶幕府的根基一旦穩固，日益增多的基督徒便成了難以忽視的威脅，是必須即早「解決」的問題。
主曆一六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德川家康頒布「禁教令」，正式禁止傳佈「邪宗」基督信仰，並下令驅逐所有的外國傳教士及具有影響力的主要基督徒，不准他們再踏上日本的土地。
根據耶穌會的紀錄，當年政府借來驅逐基督徒的，是三艘破舊的小型中國戎客船。乘客人數遠超過船隻本身的負荷量，卻被勉強塞入狹窄的船艙，宛如貨物。有人向官方負責人申述超載的不適與危險性，卻遭怒斥駁回：
「船內太擠？把女人和小孩用繩子綁好吊在船外，不就解決啦？」
當時，有一群外國傳教士懷抱著殉道的決心，選擇留下。他們分別是二十七位耶穌會士、七位方濟會士、七位道明會士、一位奧斯定會士、以及五位教區神父。這群人白天隱藏在信眾家中，晚上則偽裝成農民，暗中走訪各家，施行聖事，照顧無依無靠的羊群。《沉默》書中的耶穌會士克里斯多費雷拉（Cristóvão Ferreira），正是偷偷留下的外國傳教士之一。
在那之後，日本正式進入大迫害與殉道的苦難時期。十字架倒下了，教堂被夷為平地，傳教士辛苦建立的醫院和收容所也被毫不留情地拆毀。政府開始全面搜捕「邪教徒」，以極刑逼迫他們棄教。基督徒被迫在信仰與迫害、生命與死亡之間作抉擇。信仰則漸漸潛入地下，在官兵眼目所不及之處，安安靜靜地往下扎根。
為了斬草除根，德川幕府發明了許多搜捕信徒的「招式」，且日新益新，不斷進化。首先，在人來人往的鬧區豎立起「告密價目表」，明文規定告發神父可獲賞銀三十兩；那個價位後來甚至逐步漲至五百兩，檢舉對象也蔓延至修道士、平信徒、以及收留庇護或知而不報的一般老百姓。其次，村里鄉鄰施行牽一髮動全身的「連坐法」，將民眾分為五人小組，互相監視掌控。除此之外，所有人都必須隸屬於寺廟管轄，每年繳交蓋有廟方認證印的戶口名簿。
一六二六年起，幕府開始強制執行「踏繪」制度。
起初，只有棄教者被要求踩踏刻有十字架或耶穌瑪利亞的聖像畫，好證實其棄教的決心；後來則漸漸演變為過濾出基督徒的全民例行公事。每年正月，所有百姓均須前往地方單位，輪流踩踏「踏繪」，以證實自己不屬邪宗的清白身分。那個殘酷的制度在鎖國時期的日本持續了兩百多年，惡名甚至藉著荷蘭商船遠達歐洲。文學名著《格列佛遊記》就曾經描述，當格列佛遭遇船難漂流至日本時，懇求皇帝讓他免受那個「踩踏十字架」的儀式。
遠藤周作閱讀了大量相關書籍。涉獵越深，卻越令他感到不滿。因為，被記錄成文字而留下的，只有自始至終秉持信念的模範殉道者；至於那些被迫踩上踏繪、從此背負「背叛者」汙名的弱者，卻像從未活過一般，被掩沒在歷史的灰燼中。他們不僅在信仰史上無影無蹤，也被日本的官方歷史棄之如敝屣，絕口不提。
極為匱乏的史料與斷簡殘篇，反而刺激了小說家遠藤周作的想像力。
於是，他選出四位具代表性的棄教者，繼續深入研究。其中兩名踩了踏繪的司鐸，是來自葡萄牙與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克里斯多費雷拉與若瑟佳蘭（Giuseppe Chiara），也就是日後被遠藤周作作為原型、寫入《沉默》書中的費雷拉與洛特里哥。
主曆1614年，德川家康頒布「禁教令」，驅逐所有外國傳教士，以及像高山右近等具有影響力的基督徒領袖。當時，包括費雷拉在內的一群傳教士不忍心拋棄孤苦無依的羊群，決意留下，藏身於信徒家中。在迫害愈演愈烈的當下，那樣的決定幾乎就等同於殉道。
三年後，耶穌會士費雷拉許下了終身願，繼續遊走於今天的京都郊區、兵庫縣以及四國一帶，照顧受迫害的基督徒，並不間斷地寫信報告日本的現況。他也曾經前往九州平戶，更在長崎擔任管區顧問之職。費雷拉的牧靈足跡，可在日本史學家Léon Pagès的著作中略見端倪：「充滿恩寵與稀世才能的費雷拉神父前往平戶，聽了一千三百人的告解，眾人視他好似天使。夜晚，他漫步於海邊，執行照顧人靈的任務。」當時，不僅在日本國內，就連海外的信徒都一致堅信，就算費雷拉神父當真被捕，一定也會從容殉道。
1633年10月18日，費雷拉在長崎接受「穴吊」的刑罰，因而棄教。
在那之前，既有的刑罰固然殘酷，卻堪稱「原始」：火燒、刀砍、水淹、或直接丟入滾燙的溫泉中。然而，新發明的「穴吊」卻截然不同。受刑者被五花大綁後，倒吊進一個幾乎與身體等寬的狹窄洞穴中，底部堆積著排泄物，以至於洞中滿布異臭。逆流的血液從口、耳、鼻、或被穿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