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學術界公認諾思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經濟史經典之作
將經濟結構理論化，解釋結構的變動與穩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代經濟史學術巨擘諾思作品
探討經濟史核心問題，為分析經濟史提供新架構
說明支撐與決定經濟體系成就的制度結構，以及制度結構的變遷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通過《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嘗試處理經濟史的核心問題，解釋支撐和決定經濟體系的制度結構，以及此一制度結構的變遷。諾思認為要建立經濟史的分析架構，不能忽略專業與分工所需的成本，這些成本是決定政治及經濟體制的制度基礎。本書的理論架構和其他社會科學重疊，並且探討作為制度變遷基本要素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型態。
《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是對制度變遷研究的繼續。諾思在第一篇提出的理論指出，大部分的經濟史應該用一個新的模型重新塑造。在第二篇就正如此做，其中各章涵蓋從農業的起源到二十世紀，這一萬年的西方經濟史。用如此龐大的規模探討經濟史的理由，是因為要推進經濟史的解釋，必須有一個概念基礎。我們對過去的認識並沒有超越我們所運用的理論，而這種理論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本書的理論及隨後的歷史分析，將提供一個系統化檢視和檢定新假說的基礎，根據這些新的假說去尋找新的證據。
序言（節錄）
本書目的是為分析經濟史提供一個新的架構。經濟史的核心問題，是既要解釋清楚支撐與決定經濟體系成就的制度結構，又要解釋這種制度結構的變遷。由於經濟史學家們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不能掌握這個核心問題，因而需要一種新的分析方法。發展一種制度變遷的理論，是社會科學家面臨的主要挑戰。本書提供了這樣一種理論所包含的一些因素，但一定並不完整。
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來，經濟學家們基於貿易利益這一牢固的信念，建構了他們的模型。專業與分工是《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關鍵。然而，經濟學家們在建構他們的模型時，忽略了專業與分工所產生的成本，這些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是決定政治或經濟體制結構的制度基礎。因而本書的理論架構與其他社會科學有所重疊，並且探討作為解釋制度變遷基本因素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型態。本書所針對的讀者，不僅限於經濟史學家，而是層面更廣泛的讀者，因此盡量少用技術性的經濟學語彙。雖然在第一章我用正規的經濟學術語來提出問題，但在這裡和本書的其他部分，我一直努力使非經濟學者也能理解我的論點。
我在第一篇提出的理論指出，大部分的經濟史應該用一個新的模型重新塑造。第二篇如此進行，其中各章涵蓋了從農業的起源到二十世紀這一萬年的西方經濟史。用如此龐大的規模探討經濟史的理由，是因為要推進經濟史的解釋，必須有一個概念基礎。我們對過去的認識，並沒有超越我們所運用的理論，而這種理論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本書的理論及隨後的歷史分析，將提供一個系統化考察和檢定新假說的基礎，根據這些新的假說去尋找新的證據，結果可能會修正甚至推翻原先的假說。
為了對知識有所貢獻，理論必須能被否證，亦即對理論或可以根據研究中包含的假說直接進行驗證；或可以根據從論點中推出的邏輯性假說間接進行檢定。由於不可能明確驗證有關經濟史的各種解釋，所以我們可以想見，各種與我們相對立的解釋仍將繼續存在，並被應用於各式各樣互不一致的現行政策處方中。然而，我提出的建議是面對現實，而非絕望。如果我們相信有可能對過去提出唯一的科學解釋，那簡直自欺欺人，但是我們如果沒有朝這個目標努力，則太委屈了經濟史這門學問。不斷堅持尋找可檢證的假說和證據，能夠逐漸減少各種相對立的解釋。雖然我們絕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達到共識，但是對於一些問題我們可以取得共識，至於其他一些問題，我們會縮小各種不同解釋之間的差異。
本書是對制度變遷研究的繼續工作，承接於我與戴維斯（Lance Davis）合著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成長》（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Growth, 1971）以及與湯瑪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The Rise of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1973）。我不僅從我早期研究的這兩位合作者那裡，而且從一些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及其他學科的社會科學家那裡受益匪淺。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議題
我認為研究經濟史的任務，是要解釋歷經時間的經濟結構及其成就。我所關心的「成就」（performance），是經濟學家們通常注意的問題──諸如生產多少、成本與收益的分配，或者生產的穩定性。解釋成就的主要重點，放在總產出、每人平均產出，以及社會所得的分配。我所說的「結構」，是指那些我們相信是決定成就之基本因素的社會特徵。在此，我把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技術、人口及意識型態都包含在內。「歷經時間」是指經濟史應從時間上解釋結構與成就的演變。最後，「解釋」意味著明白的理論化，以及被否證（refutability）的可能性。
本研究聚焦於兩個關鍵但被經濟史學所忽略的問題上：建立有關經濟結構的理論，以及解釋那些結構的穩定與變遷。我將用一個簡單的新古典模型（neoclassical model），強調總產出和每人平均產出方面的表現。然而，為了解釋所得分配和經濟結構，我們必須超越傳統新古典的界限，將理論延伸。
讓我從描述新古典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徵開始，來分析一個經濟體系的成就，這一方法假定，面對普遍存在的稀少性，人們做出反映他們欲望、需要和偏好的選擇。這些選擇是以所犧牲的機會而論。因此，增加工作一小時（得到額外所得）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閒暇的犧牲。這種福利或效用極大化的假定，是指個人對所得、閒暇等等的偏好有一個穩定集合，因此選擇之際的決定（即當一個人決定多工作一小時的時候），代表一個人對所得（更多的收入）與所失（閒暇）之間的權衡。這種行為假定，運行於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以及其他任何經濟體系。
由於這種極大化假定（maximizing postulate）斷言個人對物品（和勞務）喜多厭少，更多的物品可以透過提高生產力（以減少目前消費作為生產的代價）來生產，所以社會中的個人願付出一部分努力，以增加資本存量──因為這種存量的規模決定了構成一個經濟體系產出的物品與勞務的流量。資本存量的規模取決於人力資本（勞動）、實物資本（機器、廠房、農業設施等）及自然資源。這些又進而依賴可用的技術（即人類支配自然的能力）決定勞動（人力資本）技能、實物資本的品質，以及自然資源的內容。技術的變動被視為內生的，並被認為是社會成員投資於發明與創新的結果。然而，「發明能力」（invention potential）取決於知識存量（即對自然環境的認識）。
因此，決定產出的資本存量乃是實物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和知識的函數。極大化假定斷言，投資會進行於資本存量有最高報酬率的項目；相對於其他存量，具有最高報酬率的存量會增加，以確保各存量報酬率的均等。當放棄消費（即儲蓄）而投資於發明或發掘特殊技術和自然資源所得到的報酬率，高於現存機器與技能的擴張下所產生的報酬率時，新式的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就會被發明，新式的自然資源也會被發掘。如果相對於資本存量而言，勞動力的規模增加了，那麼調整人力資本與實物資本形式，以適應資本與勞動比率的變化將是有利的。同樣的，對應於自然資源存量做調整，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在這些條件下，總產出與每人平均產出的成長，將取決於儲蓄率（和投資率）和人口成長率。如果所得中被儲蓄部分，所產生的產出成長剛好等於人口成長，那麼每人平均所得成長將為零。換句話說，儲蓄率高於人口成長率，將產生正的每人平均所得成長率。從經濟史學家的觀點來看，這種新古典公式看起來似乎虛掩了一切有趣的問題。它所關心的世界是沒有摩擦的，其中制度並不存在，所有的變化都可以通過完美運作的市場來實現。簡言之，訊息成本（information costs）、不確定性（uncertainty）、交易成本都不存在。但正由於其不存在，新古典公式才得以毫不掩飾地攤開其基本假設。為了提出制度結構與制度變遷理論的有用架構，必須對這些假設進行探討。
首先，這個模型所設定的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可以使得個人在各種社會上能完全獲得投資的社會收益，即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相等。其次，它假定由於能增加自然資源存量又維持成本不變，所以新知識的獲取與運用沒有報酬遞減的情形。第三，它假定儲蓄的報酬為正。第四，它假定撫養兒童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最後，它假定人們的選擇與期望的結果是一樣的。讓我們依次討論。
要讓第一個假定成立，財產權（property rights）必須被完美地界定，而且沒有執行的成本（即交易成本為零）。這樣的條件從未有過；而且即使至今仍和歷史上一樣，許多資源更近似共同財產（common property）而非排他性的擁有。結果是，達成效率的邊際均衡充分條件從未存在過──無論在羅馬共和，還是在二十世紀的美國或蘇聯。社會所曾益，以提供充分的誘因來實現經濟成長。但成長比停滯或蕭條更罕見的事實表明，「有效率」的財產權在歷史中並不常見。特別是，個人從增進知識和技術所帶來的社會效益中獲利的能力，若非欠缺就是不完善。結果，不僅歷史上大多數時期的技術進步緩慢，而且自然資源存量是報酬遞減的，這成為人類最關鍵的經濟難題。經達到的最好狀態，是提高私人報酬到盡可能接近社會效益，以提供充分的誘因來實現經濟成長。但成長比停滯或蕭條更罕見的事實表明，「有效率」的財產權在歷史中並不常見。特別是，個人從增進知識和技術所帶來的社會效益中獲利的能力，若非欠缺就是不完善。結果，不僅歷史上大多數時期的技術進步緩慢，而且自然資源存量是報酬遞減的，這成為人類最關鍵的經濟難題。
這個難題把我們帶到模型的第二個假設。直到現代，科學與技術的結合，才讓克服報酬遞減成為現實。雖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西方國家並沒有遇到自然資源報酬遞減的情況，在早先它們當然一定遇過。
儲蓄是否有正收益，同樣也取決於財產權結構。通觀歷史，所得之中被儲蓄的比率和資本形成率（實物與人力的）通常是極低的，有時甚至為零或負數。財產權的保障，是儲蓄率與資本形成率的關鍵決定因素。
撫養小孩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一致，意味著不僅要能控制人口的出生，而且要有適當的誘因結構，使個人的生育決策能立即對應於增加人口的社會成本而調整。歷史上一再出現的馬爾薩斯危機（Malthusian crises）提供了一個充分的證據，說明這一條件並沒有達到。
現在，我們來看最後一個假設──選擇與結果的一致。新古典理論對經濟史的基本推論所提供有力的見解是，在不確定條件下（由於沒人知道決策的確切結果），個人利潤或財富的極大化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財富極大化的結果卻出現了。這是因為普遍存在稀少性的情況下，競爭使得優勝劣敗。雖然上述見解仍是理解經濟組織的制度形式演變的基本，但是，一個非市場決策的世界，能使無效率的政治結構形式維持相當長的時間。否則，個人、群體和階級對現實有不同的理解，對他們周圍的世界有不同的理論解釋，甚至信服於不同而相互衝突的政策，就不重要了。導致無效率結果的「假」理論，將使信服它的那些群體，相對於其他信服那些產生更有效果結果的理論，更會走向衰敗。但無效率的政治和經濟結構的存在，又是經濟史中相對立的意識型態存在的關鍵問題。社會生物學家（sociobiologist）關於人類社會生存特徵的見解是重要的貢獻，但必須融入對歷史學家來說是重要的，並且存在於相當長時間的明顯事實，那就是人類文化所產生的多樣、矛盾和無效率的結果。
攤開新古典模型的假定，指出了我在本書中所走的方向。解釋歷史中的經濟成就，需要人口變遷理論、知識存量成長理論，以及制度理論，這是為了填補上述新古典模型的缺口。針對所需的第一種理論，我簡單地採用現存的人口變遷文獻，而知識存量的變化，將在與制度相關的誘因結構之變遷中予以探討。本研究的首要重點，則放在制度理論上。
學術界公認諾思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經濟史經典之作
將經濟結構理論化，解釋結構的變動與穩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代經濟史學術巨擘諾思作品
探討經濟史核心問題，為分析經濟史提供新架構
說明支撐與決定經濟體系成就的制度結構，以及制度結構的變遷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通過《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嘗試處理經濟史的核心問題，解釋支撐和決定經濟體系的制度結構，以及此一制度結構的變遷。諾思認為要建立經濟史的分析架構，不能忽略專業與分工所需的成本，這些成本是決定政治及經濟體制的制度基礎。本書的理論架構和其他社會科學重疊，並且探討作為制度變遷基本要素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型態。
《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是對制度變遷研究的繼續。諾思在第一篇提出的理論指出，大部分的經濟史應該用一個新的模型重新塑造。在第二篇就正如此做，其中各章涵蓋從農業的起源到二十世紀，這一萬年的西方經濟史。用如此龐大的規模探討經濟史的理由，是因為要推進經濟史的解釋，必須有一個概念基礎。我們對過去的認識並沒有超越我們所運用的理論，而這種理論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本書的理論及隨後的歷史分析，將提供一個系統化檢視和檢定新假說的基礎，根據這些新的假說去尋找新的證據。
序言（節錄）
本書目的是為分析經濟史提供一個新的架構。經濟史的核心問題，是既要解釋清楚支撐與決定經濟體系成就的制度結構，又要解釋這種制度結構的變遷。由於經濟史學家們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不能掌握這個核心問題，因而需要一種新的分析方法。發展一種制度變遷的理論，是社會科學家面臨的主要挑戰。本書提供了這樣一種理論所包含的一些因素，但一定並不完整。
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來，經濟學家們基於貿易利益這一牢固的信念，建構了他們的模型。專業與分工是《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關鍵。然而，經濟學家們在建構他們的模型時，忽略了專業與分工所產生的成本，這些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是決定政治或經濟體制結構的制度基礎。因而本書的理論架構與其他社會科學有所重疊，並且探討作為解釋制度變遷基本因素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型態。本書所針對的讀者，不僅限於經濟史學家，而是層面更廣泛的讀者，因此盡量少用技術性的經濟學語彙。雖然在第一章我用正規的經濟學術語來提出問題，但在這裡和本書的其他部分，我一直努力使非經濟學者也能理解我的論點。
我在第一篇提出的理論指出，大部分的經濟史應該用一個新的模型重新塑造。第二篇如此進行，其中各章涵蓋了從農業的起源到二十世紀這一萬年的西方經濟史。用如此龐大的規模探討經濟史的理由，是因為要推進經濟史的解釋，必須有一個概念基礎。我們對過去的認識，並沒有超越我們所運用的理論，而這種理論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本書的理論及隨後的歷史分析，將提供一個系統化考察和檢定新假說的基礎，根據這些新的假說去尋找新的證據，結果可能會修正甚至推翻原先的假說。
為了對知識有所貢獻，理論必須能被否證，亦即對理論或可以根據研究中包含的假說直接進行驗證；或可以根據從論點中推出的邏輯性假說間接進行檢定。由於不可能明確驗證有關經濟史的各種解釋，所以我們可以想見，各種與我們相對立的解釋仍將繼續存在，並被應用於各式各樣互不一致的現行政策處方中。然而，我提出的建議是面對現實，而非絕望。如果我們相信有可能對過去提出唯一的科學解釋，那簡直自欺欺人，但是我們如果沒有朝這個目標努力，則太委屈了經濟史這門學問。不斷堅持尋找可檢證的假說和證據，能夠逐漸減少各種相對立的解釋。雖然我們絕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達到共識，但是對於一些問題我們可以取得共識，至於其他一些問題，我們會縮小各種不同解釋之間的差異。
本書是對制度變遷研究的繼續工作，承接於我與戴維斯（Lance Davis）合著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成長》（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Growth, 1971）以及與湯瑪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The Rise of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1973）。我不僅從我早期研究的這兩位合作者那裡，而且從一些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及其他學科的社會科學家那裡受益匪淺。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議題
我認為研究經濟史的任務，是要解釋歷經時間的經濟結構及其成就。我所關心的「成就」（performance），是經濟學家們通常注意的問題──諸如生產多少、成本與收益的分配，或者生產的穩定性。解釋成就的主要重點，放在總產出、每人平均產出，以及社會所得的分配。我所說的「結構」，是指那些我們相信是決定成就之基本因素的社會特徵。在此，我把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技術、人口及意識型態都包含在內。「歷經時間」是指經濟史應從時間上解釋結構與成就的演變。最後，「解釋」意味著明白的理論化，以及被否證（refutability）的可能性。
本研究聚焦於兩個關鍵但被經濟史學所忽略的問題上：建立有關經濟結構的理論，以及解釋那些結構的穩定與變遷。我將用一個簡單的新古典模型（neoclassical model），強調總產出和每人平均產出方面的表現。然而，為了解釋所得分配和經濟結構，我們必須超越傳統新古典的界限，將理論延伸。
讓我從描述新古典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徵開始，來分析一個經濟體系的成就，這一方法假定，面對普遍存在的稀少性，人們做出反映他們欲望、需要和偏好的選擇。這些選擇是以所犧牲的機會而論。因此，增加工作一小時（得到額外所得）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閒暇的犧牲。這種福利或效用極大化的假定，是指個人對所得、閒暇等等的偏好有一個穩定集合，因此選擇之際的決定（即當一個人決定多工作一小時的時候），代表一個人對所得（更多的收入）與所失（閒暇）之間的權衡。這種行為假定，運行於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以及其他任何經濟體系。
由於這種極大化假定（maximizing postulate）斷言個人對物品（和勞務）喜多厭少，更多的物品可以透過提高生產力（以減少目前消費作為生產的代價）來生產，所以社會中的個人願付出一部分努力，以增加資本存量──因為這種存量的規模決定了構成一個經濟體系產出的物品與勞務的流量。資本存量的規模取決於人力資本（勞動）、實物資本（機器、廠房、農業設施等）及自然資源。這些又進而依賴可用的技術（即人類支配自然的能力）決定勞動（人力資本）技能、實物資本的品質，以及自然資源的內容。技術的變動被視為內生的，並被認為是社會成員投資於發明與創新的結果。然而，「發明能力」（invention potential）取決於知識存量（即對自然環境的認識）。
因此，決定產出的資本存量乃是實物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和知識的函數。極大化假定斷言，投資會進行於資本存量有最高報酬率的項目；相對於其他存量，具有最高報酬率的存量會增加，以確保各存量報酬率的均等。當放棄消費（即儲蓄）而投資於發明或發掘特殊技術和自然資源所得到的報酬率，高於現存機器與技能的擴張下所產生的報酬率時，新式的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就會被發明，新式的自然資源也會被發掘。如果相對於資本存量而言，勞動力的規模增加了，那麼調整人力資本與實物資本形式，以適應資本與勞動比率的變化將是有利的。同樣的，對應於自然資源存量做調整，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在這些條件下，總產出與每人平均產出的成長，將取決於儲蓄率（和投資率）和人口成長率。如果所得中被儲蓄部分，所產生的產出成長剛好等於人口成長，那麼每人平均所得成長將為零。換句話說，儲蓄率高於人口成長率，將產生正的每人平均所得成長率。從經濟史學家的觀點來看，這種新古典公式看起來似乎虛掩了一切有趣的問題。它所關心的世界是沒有摩擦的，其中制度並不存在，所有的變化都可以通過完美運作的市場來實現。簡言之，訊息成本（information costs）、不確定性（uncertainty）、交易成本都不存在。但正由於其不存在，新古典公式才得以毫不掩飾地攤開其基本假設。為了提出制度結構與制度變遷理論的有用架構，必須對這些假設進行探討。
首先，這個模型所設定的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可以使得個人在各種社會上能完全獲得投資的社會收益，即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相等。其次，它假定由於能增加自然資源存量又維持成本不變，所以新知識的獲取與運用沒有報酬遞減的情形。第三，它假定儲蓄的報酬為正。第四，它假定撫養兒童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最後，它假定人們的選擇與期望的結果是一樣的。讓我們依次討論。
要讓第一個假定成立，財產權（property rights）必須被完美地界定，而且沒有執行的成本（即交易成本為零）。這樣的條件從未有過；而且即使至今仍和歷史上一樣，許多資源更近似共同財產（common property）而非排他性的擁有。結果是，達成效率的邊際均衡充分條件從未存在過──無論在羅馬共和，還是在二十世紀的美國或蘇聯。社會所曾益，以提供充分的誘因來實現經濟成長。但成長比停滯或蕭條更罕見的事實表明，「有效率」的財產權在歷史中並不常見。特別是，個人從增進知識和技術所帶來的社會效益中獲利的能力，若非欠缺就是不完善。結果，不僅歷史上大多數時期的技術進步緩慢，而且自然資源存量是報酬遞減的，這成為人類最關鍵的經濟難題。經達到的最好狀態，是提高私人報酬到盡可能接近社會效益，以提供充分的誘因來實現經濟成長。但成長比停滯或蕭條更罕見的事實表明，「有效率」的財產權在歷史中並不常見。特別是，個人從增進知識和技術所帶來的社會效益中獲利的能力，若非欠缺就是不完善。結果，不僅歷史上大多數時期的技術進步緩慢，而且自然資源存量是報酬遞減的，這成為人類最關鍵的經濟難題。
這個難題把我們帶到模型的第二個假設。直到現代，科學與技術的結合，才讓克服報酬遞減成為現實。雖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西方國家並沒有遇到自然資源報酬遞減的情況，在早先它們當然一定遇過。
儲蓄是否有正收益，同樣也取決於財產權結構。通觀歷史，所得之中被儲蓄的比率和資本形成率（實物與人力的）通常是極低的，有時甚至為零或負數。財產權的保障，是儲蓄率與資本形成率的關鍵決定因素。
撫養小孩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一致，意味著不僅要能控制人口的出生，而且要有適當的誘因結構，使個人的生育決策能立即對應於增加人口的社會成本而調整。歷史上一再出現的馬爾薩斯危機（Malthusian crises）提供了一個充分的證據，說明這一條件並沒有達到。
現在，我們來看最後一個假設──選擇與結果的一致。新古典理論對經濟史的基本推論所提供有力的見解是，在不確定條件下（由於沒人知道決策的確切結果），個人利潤或財富的極大化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財富極大化的結果卻出現了。這是因為普遍存在稀少性的情況下，競爭使得優勝劣敗。雖然上述見解仍是理解經濟組織的制度形式演變的基本，但是，一個非市場決策的世界，能使無效率的政治結構形式維持相當長的時間。否則，個人、群體和階級對現實有不同的理解，對他們周圍的世界有不同的理論解釋，甚至信服於不同而相互衝突的政策，就不重要了。導致無效率結果的「假」理論，將使信服它的那些群體，相對於其他信服那些產生更有效果結果的理論，更會走向衰敗。但無效率的政治和經濟結構的存在，又是經濟史中相對立的意識型態存在的關鍵問題。社會生物學家（sociobiologist）關於人類社會生存特徵的見解是重要的貢獻，但必須融入對歷史學家來說是重要的，並且存在於相當長時間的明顯事實，那就是人類文化所產生的多樣、矛盾和無效率的結果。
攤開新古典模型的假定，指出了我在本書中所走的方向。解釋歷史中的經濟成就，需要人口變遷理論、知識存量成長理論，以及制度理論，這是為了填補上述新古典模型的缺口。針對所需的第一種理論，我簡單地採用現存的人口變遷文獻，而知識存量的變化，將在與制度相關的誘因結構之變遷中予以探討。本研究的首要重點，則放在制度理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