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期的專題是「香港：本土與左右」，共收錄6篇文章。這幾年，香港興起了本土意識的話題，也出現了不少訴諸本土意識和香港人族群身分的新興社會運動。身分政治占據了香港的文化及政治舞台。香港人的身分政治在「回歸」前後引起永不休止的爭論，根源來自1997香港的主權治權移交中共的過程中，「香港人」一直都缺席，香港前途談判中，中、英雙方也無意讓任何有「香港人代表」身分的人參與談判，可以說沒有代表香港整體的民意。
本期的訪談對象吳思先生，長期思索中國的政治轉型課題，提出「用特赦換憲政和民主」的思路，主張中國共產黨應啟動、主導政治體制改革，並主動轉型為憲政制度下的社會民主黨。
致讀者
最近香港爆發的公民街頭運動，一如今年三月在台灣發生的太陽花學運，所涉及的問題需要從跨越了運動本身的宏觀視野來掌握。運動之所以出現，當然有明確具體的當下原因。不過在這兩個運動的背後，似乎均有幾個共同的歷史趨勢在發生作用，為運動提供了豐沛的動力與特定的方向。這包括了一、中國崛起對於周邊社會所造成的衝擊日形強大，迫使港台社會必須從維護自主性的角度思考與中國大陸的互動方式；二、這些社會內部的政治支配結構（代議體制與主流政黨）凍結在上一個階段的記憶中，無法反映社會的多元動態與新生的訴求，從而很難凝聚共同體的意志與決策；三、年輕世代業已形成新的價值觀，嚮往一種個人化而摻雜了美學情調與道德想像的自我感覺方式，對於嬰兒潮世代價值體系的運作方式感到壓抑與疏離。這三方面的問題都很複雜棘手，但既不可能迴避，也是這些社會中的宏觀思考者需要面對的問題。
今年年初開始規劃本期的「香港：本土與左右」專輯時，我們當然不可能預料後來事態會如何發展。不過不言而喻，香港正面臨一個其來有自的歷史時刻，需要歷史與結構性的分析與展望。「本土與左右」這個主題，呈現了幾位作者探討香港問題的共同焦點。本期的香港專輯並不是時事評析，而是從香港百餘年積累下來的身份認同問題著眼，回顧香港的歷史、社會、文化，以及族群、階級等多個面向之間的糾結。如今，學運之後的局面仍然混沌，香港的政治面貌還在蛻變之中，但香港的自我意識畢竟發生了重大的質變。值此之時，這個專輯對於理解當前香港的困局有其可觀的啟發。
在此或可預告，針對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本刊在未來一期也將推出專輯，邀請多位作者提出檢討與反思，相信讀者們會有興趣。
本期《思想》除了聚焦香港，還有文章分別梳理中越邊界的戰爭記憶、探討馬華文學中的身分認同問題、也介紹了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考的一些糾結之處。此外，秦暉先生對比分析「綠色」(環保)議題在中國與西方所處的政治脈絡之不同，問題意識獨特，見解犀利，對關心環境議題的讀者會很有啟發。
《炎黃春秋》是一份馳名海內外的重要刊物，其總編輯吳思先生則以《潛規則》一書，為中文創造了一個傳神而耐咀嚼的概念兼流行新詞。在陳宜中先生對吳思的訪談中，讀者可以認識到「潛規則」這個概念的來由、含意，以及它所涵蓋、說明的廣泛現象。吳思對中國政治轉型的看法也很獨特，並不贅詞於民主的應然，而是強調民主轉型的成本與利益，寄希望於既得利益者「算通利害關係」。這種想法不免會引起爭議，不過吳思先生對中國各層級的政治均積累了深厚的認識，思路踏實而又敢言直言，讀者可以取為參考。
內文選摘（節錄）
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羅永生
一、前言：被動的回歸
這幾年間，香港興起了關於本土意識的熱烈話題，也出現了不少訴諸本土意識和香港人族群身分的新興社會運動。身分政治毫無疑問已經占據了香港的文化及政治舞台，成為決定香港未來走向一個繞不開的面向。香港人的身分政治在「回歸」前後引起永不休止的爭論，問題的根源來自1997香港的主權治權移交中共的整個過程中，「香港人」一直都是一個缺席的存在。英國在百多年殖民統治中，均沒有讓香港人組成任何可以代表香港人整體意見的機構。香港前途談判中，中、英雙方也無意讓任何有「香港人代表」身分的人參與談判。基本法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收回」香港的命運拍了板之後才開始，而且所謂港方參與基本法草擬的「草委」、「諮委」，都是按中共分化統戰策略的安排，而且大部分都由中方委任，談不上可以代表香港整體的民意。
政治上的「收回主權」為香港人政治上的身分及相應的權利義務做出了安排，但也留下很多產生矛盾和漏洞的縫隙。在文化意識上，因為中英兩國均要合力營造所謂「順利過渡」的環境，遂大力粉飾香港過去發展經濟的成就，但同時也掩埋香港英治殖民的過去，企圖把人們的眼光都導向美好的未來。香港殖民歷史的真貌，因此也並沒有得以全面的呈現，引起辯論，使人們可以做出公允的評價及妥善的清理。相反地，英國人只是努力去讓香港人相信，殖民史是一段奇蹟發生史：英國給香港帶來了法治、自由和先進的城市建設。而中國為了安穩人心，平穩過渡，也對殖民地的過去諱莫如深，只會選擇性地以「游子歸鄉」的悲喜劇式民族主義故事來述說「回歸」。這種煽情劇的話語，在與英國人同一調子讚揚香港經濟成就之外，也借用英國殖民者的眼光，把香港人概括為一群「經濟動物」，只是今後要令香港人懂得「飲水思源」，承認「祖國」一直以來都在「支持」香港，有份貢獻這殖民地上香港人享有的繁榮安定。
可是，香港人的殖民經驗，就僅是一個經濟奇蹟的故事嗎？香港的過去，就僅是一個孩子由「養父」交還給「生母」的故事嗎？「回歸」的故事，的確是如此簡化的一齣煽情劇，而殖民主義就真是如此就隨之而過去了嗎？
真正徹底的解殖過程，應該是從殖民結構下解放住民們被壓抑剝奪的獨立主體精神，但在「九七政治」底下，香港社會的發展被刻意地安排和設計，以保證殖民時代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權力結構，在九七之後一樣運作順利。因為中英雙方均沒有承認在這土地上生活的人，應有份參與決定自身的命運，香港人事實上是在極大的無力感和無奈底下，被動地目睹這城市的未來，為兩國政府用作談判的籌碼。這種交易安排底下達成的「回歸」，不可能是「殖民主義」的結束，反而是「解殖」的無限延擱。就如筆者在另文曾經闡述過的，由於香港所經歷的是「被動的回歸」，所以是處於一種「解殖未完成」的狀態，所欠缺仍是一個建構「主體性」的過程，無論這種主體性最終是以真正的「自治」還是「獨立」去體現。
因此，香港近年出現的本土意識和本土運動，可說是一種「被壓抑的回返」，是對「被回歸」命運的清算，回返的是被壓抑的香港文化與政治主體精神，索還被拖欠的「承認」。如果我們不能從制度上去改革這種「殖民未解」的結構，不能從歷史上清理「主體參與欠缺」的狀況，檢討與反思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香港人」主體成長的掙扎，我們亦無從建立香港人對自己的清楚認識，俾使香港人成為自己的歷史主體，洽當地處理自身與他者的關係。
二、土著紳士的香港人身分
關於香港人在殖民時代究竟有沒有自己的獨特身分，以及有沒有哪怕是處於萌芽階段的本土意識，存在著不同的說法。按照英國人為自身帝國主義歷史辯白的史觀，香港是一個貿易商港，也是東西文化的交匯點。在這塊土地上，重要的是貨物、資金、人員的流動，因為流動而產生了各種文化碰撞。但是，這些碰撞都是流動性派生出來的，由外面帶進來的。除此之外，真正土生於香港的文化，均只是不足道的地方庶民生活風俗，這些文化風俗也只有等待最終被現代性發展所淘汰。
上述這種殖民史觀輕忽地看待香港的本土文化，但無疑它也點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早期香港的人口的確存在著極高的流動性。這些從外地過來找尋工作和生活機會的人，當中包括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他們並不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殖民地政府不承認他們的公（市）民地位，也不賦予他們公民權責。而中國歷任政府也刻意利用這種含糊狀態，不設邊防，華人基本上自由出入，情況與其他中國沿海城市的「租界」相若。「本土意識」在租界的歷史環境下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哪怕是有一種租界住民的意識，它都不會是一種排他和獨一的歸屬，而是和其他的身分認同高度重疊。租界住民的意識亦只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才會轉化成政治上的能動性。
不過，香港是很早就割讓出去的殖民地。英國人在這裡的治理，開始於十八世紀中，比清朝覆亡、現代中國民族主義革命早了近半個世紀。按歷史學家卡洛爾所指，雖然香港這塊殖民地上充滿流動性，卻在殖民早期就出現一批以香港為永久居所的買辦資產階級，建立起他們非常獨特的香港身分認同。他們為英國殖民主人所信任，被委任為香港的華人領袖，除了自身參與商貿活動，也主理香港為華人服務的慈善機構，成為香港華洋兩大族群之間的橋樑。他們忠誠於大英帝國，但又不會放棄自身的中國人身分，因為擁有「雙重身分」正是他們可以做到「左右逢源」的最有利條件。他們內化了英國士紳階層的文化價值觀，鄙夷「外來」的中國人道德低下，素質低劣，他們很自覺地和低下層、來自內地的華人區隔。但他們並沒有徹底地在生活上「去中國化」，因為在英國式「間接統治」的殖民體制內，他們是「華人代表」。他們會為華人生活風俗習慣辯護，修正或抵擋英國人或其他洋人提出的改革訴求，例如按西方標準來提升華人居所的衛生水平，及以性別平權的原則禁止華人收養婢女的制度等。再者，這些「高等華人」之效忠於大英帝國，也毫不與他們投身或支持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有所扞格。也就是說，這些擁有獨特「香港人」身分的買辦階級，可以毫無困難地同時是中國的「愛國者」，參與不同時期的中國國家建設。當然，在民族主義走向激進化的時候，他們的「雙重身分」也會為他們帶來麻煩，被民族主義者指責為不中不西的「漢奸」。
民國初期，中國大陸政治混亂，部分香港華商也捲入中國的地方派系政治。後來國共相爭開始惡化，中國民族主義日趨激烈。在1925-26年的省港大罷工中，香港買辦資產階級更緊密地站在打擊罷工，維持秩序的殖民政府一方。因此，香港的買辦階層也開始與來自國共兩黨的激進民族主義者為敵。而自此之後，香港高等華人的政治保守性格亦牢牢地與殖民體制緊扣在一起，成為香港土地上牢不可破的「勾結式殖民結構」的一部分。
回顧這些殖民早期買辦階級的「香港身分」歷史，對了解歷史上的「中港關係」其實十分有用，因為雖然這班華人精英人數並不多，但他們對塑造香港的政治文化有深遠的影響。他們是非常忠誠於大英帝國的土著紳士，接受優良的英語教育，對英國帝國文明下的法治制度、自由主義精神心儀嚮往，他們也不斷努力把這些內化為他們自身的價值標準，並且把這些價值觀納入他們改革中國的藍圖內。但是，他們卻只能在一個殖民體制下取得蔭庇，不能充分地發展成一種歐洲啟蒙時期帶領自由主義革命運動的、具有遠大政治使命的資產階級。所以，雖然卡洛爾指出了他們之間分享著一種共同的資產階級文化，主動地將自己和周圍其他中國人區隔開來，也有別於其他國籍背景的有財勢階級，並且積極地追求英國承認他們獨特的香港身分，但實際上，他們的買辦性格使他們和啟蒙時期歐洲的資產階級有很大的區別，這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軟弱性。
因此之故，他們也無法超出優勢階級的局限，去建構一個包含各階層在內的本土運動，也無法像在印度，把自己改變成反殖民運動的精英。他們孕生於英國人占領香港之後，那是晚清洋務運動的年代，當時英帝國熱衷於透過香港培養具英國文明素養和技能的華人去幫助改革清朝政府。香港的買辦階級很早就懂得利用這種在兩大朝廷之間穿梭往來的能力，來建立自身的社會地位，並從這種在兩大帝國夾縫之中游走的經驗，塑造了自我的形像，並如此地定義香港獨特的身分認同。他們非常在意於要英國人承認他們是有別於「其他華人」的「大英子民」。他們內化了大英帝國的文化價值，也透過這套價值觀去審視中國在那個時期的種種弊端，進而把自身放置在幫助「改革」中國，為中國輸入西方現代文明的計畫當中。他們會猛烈批評中國狀況，但這不妨礙他們自視為深愛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但亦因為這個原因，他們並沒有著力於建立與中國完全區隔的香港本土意識，建構香港城市的政治共同體。他們善於與強勢的外來統治者打交道，政治上長期寄託命運於保護他們階層利益的殖民體制，政治認同上的雙重性也發展出以實用主義為外表的依從主義、甚至投機主義。這種「識時務」的「實用主義」，已經成為香港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份，也是日後香港走上「被動回歸」之路的結構性因素之一。
三、難民社會與民主自治
香港出現真正有廣泛社會意義的本土意識，始於二次大戰。中日戰爭使香港再度成為外來人口大量湧進的地方，但香港在1941年也淪陷在日本人手上，直至1945年日本人撤出。隨之而來的是國共內戰，以及中共建國初期不斷的政治動盪。香港政府為了管理一個龐大的「難民社會」，也承繼日本制度，實行人口登記，發出識別香港人身分的「身分證」，但對入境人數仍無限制。直至六十年代，大陸發生饑荒導致漫山遍野越境而至的難民潮，殖民政府才開始實施較為嚴格的入境管理制度，中國內地人士再不能隨意隨時移居香港，違者會被遣返內地。
當初日本人在香港實施「身分證」制度，是因為要配給米糧和監控人口。所以「身分證」並不自動等同明確界定的公民權責，也與人們當時的「身分歸屬」感並不完全相應。相反地，當時香港大部分人口仍然自視為內地來港的移民，並不認為自己屬於香港。1949年遷到台灣的國民政府，也視居港華人為「僑胞」，而按中共政府對香港「充分打算、長期利用」的政策，則視香港為「尚未恢復行使主權的領土」，居住在香港的都是「香港同胞」。在東南亞等地，因為英國決意撤退，終結殖民統治，當地土著族群的民族主義急速發展，令華人惶恐不安，四處遷移，這些局勢也為香港帶來大量的臨時人口。
由於社會上充滿大量的移居者，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在香港的土地上，令人關注的並非本土政治，而是在「冷戰」支配下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派勢力之間的政治角力和鬥爭。不少論者將這種兩派角力視為國際上兩大陣營「文化冷戰」的延伸，但這只是說出了實況的一面。因為無論是英國統治者還是冷戰中居西方世界領導地位的美國，都沒有把香港變成冷戰中一邊倒地反共的地方。英國既沒有在香港強加一套明顯的文化政策的傳統，也一貫地維護殖民商港政治中立性的「非政治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英國要透過香港維持與新中國的良好關係，方便英國在遠東地區部署自身在戰後的長久利益。所以，一方面香港舊有的華商階層仍然可以公開展示他們對大英帝國的忠誠，但香港一樣可以容許各派的民族主義思想互相競逐。而左、右兩派被高度政治化地組織起來的支持者，不時將他們之間的鬥爭上升為暴力毆鬥和暴動，與警察發生衝突。但是這些暴動與本土意識的關係其實極其淡薄。
可是，這並不表示戰後香港不曾有人試圖建立自身身分的力量。事實上，戰後香港的華商中間，以先施百貨少東馬文輝為首的一群香港華人精英，連同一批受左翼思想或費邊社改良主義影響的外籍人士，包括知名的葉錫恩、貝納祺等，就積極針對殖民地政府的不良施政，成立議政及行動組織，包括「革新會」和「公民協會」。這兩個組織成為香港戰後初期主要的民間反對力量。雖然，它們由於取向基本溫和，也未能完全深入以難民為主的社會基層，所以發展受到很大局限。這些以香港為家的華洋精英，打破了過去乏人關注香港本地政事的消極狀況，公開要求香港施行更開放的政治制度和進行民主化。
他們意圖反映香港民情，以獨立民間的身分向香港政府施加輿論壓力，在中西報章發表批評施政的文章，又直接向英國國會投訴殖民地政府的不善施政，頻頻往倫敦揭露香港實況，令香港殖民政府受到不少來自英國祖家的壓力。這些壓力團體的工作，在六十年代後，更發展成為一股組織政黨之風。他們分別組織過諸如「聯合國香港協會」、「民主自治黨」、「工黨」、「香港民主社會黨」等組織，也策劃過一些基層商戶抗議、小販抗爭和其他示威活動。1961年聯合國香港協會提出全面普選立法機關的要求。1963年，該會轉化為「民主自治黨」，提出既反殖亦反共的綱領，追求英國給予香港自治，及由香港人出任總督。這些不落入國共兩派對抗的、以市民權益為本、以民主自治為主要理念的政治活動，相比於由親國民黨右派或親共產黨左派所組織的群眾暴動或工潮，顯得十分溫和。但在殖民政府眼中，這些同樣是激進的政治活動，因為相對於左、右兩派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活動直接針對殖民政府，因而也受到殖民政府密切的監視。
可是，這些由本地華洋精英分子組成的政治運動，並未能像當時的左、右派民族主義組織一樣，深入到廣大的群眾中間進行組織，又因為內部很多領導風格和路線上的分歧，所以頻頻分裂。不過，他們的抗議行動與改革的呼聲，也喚起了香港市民對本土政治的醒覺，這些努力間接地誘發了1966年反對天星渡輪加價的抗議，以及往後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反天星渡輪加價的示威，是香港首次出現的本地自發抗爭，但因為缺乏組織，最終也失控而引發了暴動，招來殖民政府的強力打壓，引起保守派的巨大反挫，也波及到葉錫恩這類溫和派。而在當時高度專權的殖民地架構下，也著實沒有讓這些立意植根於本土的民主自治主義者有選舉參政的平台。況且，民主、自治這些理念，在一個以「非政治化」策略為管治手段的殖民政府，及那個散亂及內部派系傾軋非常嚴重的「難民社會」中，也顯得左右為難，相關的機構和政黨在七十年代之後亦失去活力，無疾而終。
六十年代香港首次出現的自治運動所依據的價值是人人平等，具有自決權利的聯合國精神及背後的一套普世價值。這種具國際視野和世界主義精神的民主自治理念，既反對殖民主義，也反對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但它在五十年代左右派冷戰對立的環境下未能脫穎而出，也不敵繼後在香港興起的左翼激進主義，其功績也被往後在青年人中間流行的新的左傾的民族主義熱情所蓋過。
四、嬰兒潮世代：本土意識第一波
事實上，土生土長的戰後嬰兒潮一代雖然有著一種強烈的「以港為家」的願望，但他們成長過程所接受的薰陶，主要還是來自父母一代的難民意識。而最能表達這種難民的飄泊命運情懷的，要不是左派的「北歸」主張，就是「右派」以海外作為基地，靜候未來重返大陸，推動文化復興的寄望。在這些「右派」文化民族主義者中，「新儒家」致力中國文化教育，影響至大，吸引不少香港青年認同。但自從出現了1966及1967年兩次暴動，這些文化民族主義理想便顯得過於虛玄和不貼現實。這些土生青年一代希望能夠更深入地去了解香港社會現實，不再像上一代沉溺於飄泊「海外」的悲情。因為他們這一代認定要以香港為家，香港也是個讓他們成長和生活的社會。所以，他們對身旁發生的不公義和社會上普遍的政治苦悶更為敏感。
六十年代末期是香港土生土長一代建立其文化及政治主體性的時期，這一代人成長於一個由英國人殖民統治的香港，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都只有矇矓或支離破碎的認識，但甚少有實際的感性經驗。他們在政府學校裡，接受的是非政治化和非歷史化的教育，因為殖民政府非常忌諱
本期的專題是「香港：本土與左右」，共收錄6篇文章。這幾年，香港興起了本土意識的話題，也出現了不少訴諸本土意識和香港人族群身分的新興社會運動。身分政治占據了香港的文化及政治舞台。香港人的身分政治在「回歸」前後引起永不休止的爭論，根源來自1997香港的主權治權移交中共的過程中，「香港人」一直都缺席，香港前途談判中，中、英雙方也無意讓任何有「香港人代表」身分的人參與談判，可以說沒有代表香港整體的民意。
本期的訪談對象吳思先生，長期思索中國的政治轉型課題，提出「用特赦換憲政和民主」的思路，主張中國共產黨應啟動、主導政治體制改革，並主動轉型為憲政制度下的社會民主黨。
致讀者
最近香港爆發的公民街頭運動，一如今年三月在台灣發生的太陽花學運，所涉及的問題需要從跨越了運動本身的宏觀視野來掌握。運動之所以出現，當然有明確具體的當下原因。不過在這兩個運動的背後，似乎均有幾個共同的歷史趨勢在發生作用，為運動提供了豐沛的動力與特定的方向。這包括了一、中國崛起對於周邊社會所造成的衝擊日形強大，迫使港台社會必須從維護自主性的角度思考與中國大陸的互動方式；二、這些社會內部的政治支配結構（代議體制與主流政黨）凍結在上一個階段的記憶中，無法反映社會的多元動態與新生的訴求，從而很難凝聚共同體的意志與決策；三、年輕世代業已形成新的價值觀，嚮往一種個人化而摻雜了美學情調與道德想像的自我感覺方式，對於嬰兒潮世代價值體系的運作方式感到壓抑與疏離。這三方面的問題都很複雜棘手，但既不可能迴避，也是這些社會中的宏觀思考者需要面對的問題。
今年年初開始規劃本期的「香港：本土與左右」專輯時，我們當然不可能預料後來事態會如何發展。不過不言而喻，香港正面臨一個其來有自的歷史時刻，需要歷史與結構性的分析與展望。「本土與左右」這個主題，呈現了幾位作者探討香港問題的共同焦點。本期的香港專輯並不是時事評析，而是從香港百餘年積累下來的身份認同問題著眼，回顧香港的歷史、社會、文化，以及族群、階級等多個面向之間的糾結。如今，學運之後的局面仍然混沌，香港的政治面貌還在蛻變之中，但香港的自我意識畢竟發生了重大的質變。值此之時，這個專輯對於理解當前香港的困局有其可觀的啟發。
在此或可預告，針對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本刊在未來一期也將推出專輯，邀請多位作者提出檢討與反思，相信讀者們會有興趣。
本期《思想》除了聚焦香港，還有文章分別梳理中越邊界的戰爭記憶、探討馬華文學中的身分認同問題、也介紹了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考的一些糾結之處。此外，秦暉先生對比分析「綠色」(環保)議題在中國與西方所處的政治脈絡之不同，問題意識獨特，見解犀利，對關心環境議題的讀者會很有啟發。
《炎黃春秋》是一份馳名海內外的重要刊物，其總編輯吳思先生則以《潛規則》一書，為中文創造了一個傳神而耐咀嚼的概念兼流行新詞。在陳宜中先生對吳思的訪談中，讀者可以認識到「潛規則」這個概念的來由、含意，以及它所涵蓋、說明的廣泛現象。吳思對中國政治轉型的看法也很獨特，並不贅詞於民主的應然，而是強調民主轉型的成本與利益，寄希望於既得利益者「算通利害關係」。這種想法不免會引起爭議，不過吳思先生對中國各層級的政治均積累了深厚的認識，思路踏實而又敢言直言，讀者可以取為參考。
內文選摘（節錄）
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羅永生
一、前言：被動的回歸
這幾年間，香港興起了關於本土意識的熱烈話題，也出現了不少訴諸本土意識和香港人族群身分的新興社會運動。身分政治毫無疑問已經占據了香港的文化及政治舞台，成為決定香港未來走向一個繞不開的面向。香港人的身分政治在「回歸」前後引起永不休止的爭論，問題的根源來自1997香港的主權治權移交中共的整個過程中，「香港人」一直都是一個缺席的存在。英國在百多年殖民統治中，均沒有讓香港人組成任何可以代表香港人整體意見的機構。香港前途談判中，中、英雙方也無意讓任何有「香港人代表」身分的人參與談判。基本法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收回」香港的命運拍了板之後才開始，而且所謂港方參與基本法草擬的「草委」、「諮委」，都是按中共分化統戰策略的安排，而且大部分都由中方委任，談不上可以代表香港整體的民意。
政治上的「收回主權」為香港人政治上的身分及相應的權利義務做出了安排，但也留下很多產生矛盾和漏洞的縫隙。在文化意識上，因為中英兩國均要合力營造所謂「順利過渡」的環境，遂大力粉飾香港過去發展經濟的成就，但同時也掩埋香港英治殖民的過去，企圖把人們的眼光都導向美好的未來。香港殖民歷史的真貌，因此也並沒有得以全面的呈現，引起辯論，使人們可以做出公允的評價及妥善的清理。相反地，英國人只是努力去讓香港人相信，殖民史是一段奇蹟發生史：英國給香港帶來了法治、自由和先進的城市建設。而中國為了安穩人心，平穩過渡，也對殖民地的過去諱莫如深，只會選擇性地以「游子歸鄉」的悲喜劇式民族主義故事來述說「回歸」。這種煽情劇的話語，在與英國人同一調子讚揚香港經濟成就之外，也借用英國殖民者的眼光，把香港人概括為一群「經濟動物」，只是今後要令香港人懂得「飲水思源」，承認「祖國」一直以來都在「支持」香港，有份貢獻這殖民地上香港人享有的繁榮安定。
可是，香港人的殖民經驗，就僅是一個經濟奇蹟的故事嗎？香港的過去，就僅是一個孩子由「養父」交還給「生母」的故事嗎？「回歸」的故事，的確是如此簡化的一齣煽情劇，而殖民主義就真是如此就隨之而過去了嗎？
真正徹底的解殖過程，應該是從殖民結構下解放住民們被壓抑剝奪的獨立主體精神，但在「九七政治」底下，香港社會的發展被刻意地安排和設計，以保證殖民時代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權力結構，在九七之後一樣運作順利。因為中英雙方均沒有承認在這土地上生活的人，應有份參與決定自身的命運，香港人事實上是在極大的無力感和無奈底下，被動地目睹這城市的未來，為兩國政府用作談判的籌碼。這種交易安排底下達成的「回歸」，不可能是「殖民主義」的結束，反而是「解殖」的無限延擱。就如筆者在另文曾經闡述過的，由於香港所經歷的是「被動的回歸」，所以是處於一種「解殖未完成」的狀態，所欠缺仍是一個建構「主體性」的過程，無論這種主體性最終是以真正的「自治」還是「獨立」去體現。
因此，香港近年出現的本土意識和本土運動，可說是一種「被壓抑的回返」，是對「被回歸」命運的清算，回返的是被壓抑的香港文化與政治主體精神，索還被拖欠的「承認」。如果我們不能從制度上去改革這種「殖民未解」的結構，不能從歷史上清理「主體參與欠缺」的狀況，檢討與反思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香港人」主體成長的掙扎，我們亦無從建立香港人對自己的清楚認識，俾使香港人成為自己的歷史主體，洽當地處理自身與他者的關係。
二、土著紳士的香港人身分
關於香港人在殖民時代究竟有沒有自己的獨特身分，以及有沒有哪怕是處於萌芽階段的本土意識，存在著不同的說法。按照英國人為自身帝國主義歷史辯白的史觀，香港是一個貿易商港，也是東西文化的交匯點。在這塊土地上，重要的是貨物、資金、人員的流動，因為流動而產生了各種文化碰撞。但是，這些碰撞都是流動性派生出來的，由外面帶進來的。除此之外，真正土生於香港的文化，均只是不足道的地方庶民生活風俗，這些文化風俗也只有等待最終被現代性發展所淘汰。
上述這種殖民史觀輕忽地看待香港的本土文化，但無疑它也點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早期香港的人口的確存在著極高的流動性。這些從外地過來找尋工作和生活機會的人，當中包括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他們並不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殖民地政府不承認他們的公（市）民地位，也不賦予他們公民權責。而中國歷任政府也刻意利用這種含糊狀態，不設邊防，華人基本上自由出入，情況與其他中國沿海城市的「租界」相若。「本土意識」在租界的歷史環境下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哪怕是有一種租界住民的意識，它都不會是一種排他和獨一的歸屬，而是和其他的身分認同高度重疊。租界住民的意識亦只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才會轉化成政治上的能動性。
不過，香港是很早就割讓出去的殖民地。英國人在這裡的治理，開始於十八世紀中，比清朝覆亡、現代中國民族主義革命早了近半個世紀。按歷史學家卡洛爾所指，雖然香港這塊殖民地上充滿流動性，卻在殖民早期就出現一批以香港為永久居所的買辦資產階級，建立起他們非常獨特的香港身分認同。他們為英國殖民主人所信任，被委任為香港的華人領袖，除了自身參與商貿活動，也主理香港為華人服務的慈善機構，成為香港華洋兩大族群之間的橋樑。他們忠誠於大英帝國，但又不會放棄自身的中國人身分，因為擁有「雙重身分」正是他們可以做到「左右逢源」的最有利條件。他們內化了英國士紳階層的文化價值觀，鄙夷「外來」的中國人道德低下，素質低劣，他們很自覺地和低下層、來自內地的華人區隔。但他們並沒有徹底地在生活上「去中國化」，因為在英國式「間接統治」的殖民體制內，他們是「華人代表」。他們會為華人生活風俗習慣辯護，修正或抵擋英國人或其他洋人提出的改革訴求，例如按西方標準來提升華人居所的衛生水平，及以性別平權的原則禁止華人收養婢女的制度等。再者，這些「高等華人」之效忠於大英帝國，也毫不與他們投身或支持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有所扞格。也就是說，這些擁有獨特「香港人」身分的買辦階級，可以毫無困難地同時是中國的「愛國者」，參與不同時期的中國國家建設。當然，在民族主義走向激進化的時候，他們的「雙重身分」也會為他們帶來麻煩，被民族主義者指責為不中不西的「漢奸」。
民國初期，中國大陸政治混亂，部分香港華商也捲入中國的地方派系政治。後來國共相爭開始惡化，中國民族主義日趨激烈。在1925-26年的省港大罷工中，香港買辦資產階級更緊密地站在打擊罷工，維持秩序的殖民政府一方。因此，香港的買辦階層也開始與來自國共兩黨的激進民族主義者為敵。而自此之後，香港高等華人的政治保守性格亦牢牢地與殖民體制緊扣在一起，成為香港土地上牢不可破的「勾結式殖民結構」的一部分。
回顧這些殖民早期買辦階級的「香港身分」歷史，對了解歷史上的「中港關係」其實十分有用，因為雖然這班華人精英人數並不多，但他們對塑造香港的政治文化有深遠的影響。他們是非常忠誠於大英帝國的土著紳士，接受優良的英語教育，對英國帝國文明下的法治制度、自由主義精神心儀嚮往，他們也不斷努力把這些內化為他們自身的價值標準，並且把這些價值觀納入他們改革中國的藍圖內。但是，他們卻只能在一個殖民體制下取得蔭庇，不能充分地發展成一種歐洲啟蒙時期帶領自由主義革命運動的、具有遠大政治使命的資產階級。所以，雖然卡洛爾指出了他們之間分享著一種共同的資產階級文化，主動地將自己和周圍其他中國人區隔開來，也有別於其他國籍背景的有財勢階級，並且積極地追求英國承認他們獨特的香港身分，但實際上，他們的買辦性格使他們和啟蒙時期歐洲的資產階級有很大的區別，這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軟弱性。
因此之故，他們也無法超出優勢階級的局限，去建構一個包含各階層在內的本土運動，也無法像在印度，把自己改變成反殖民運動的精英。他們孕生於英國人占領香港之後，那是晚清洋務運動的年代，當時英帝國熱衷於透過香港培養具英國文明素養和技能的華人去幫助改革清朝政府。香港的買辦階級很早就懂得利用這種在兩大朝廷之間穿梭往來的能力，來建立自身的社會地位，並從這種在兩大帝國夾縫之中游走的經驗，塑造了自我的形像，並如此地定義香港獨特的身分認同。他們非常在意於要英國人承認他們是有別於「其他華人」的「大英子民」。他們內化了大英帝國的文化價值，也透過這套價值觀去審視中國在那個時期的種種弊端，進而把自身放置在幫助「改革」中國，為中國輸入西方現代文明的計畫當中。他們會猛烈批評中國狀況，但這不妨礙他們自視為深愛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但亦因為這個原因，他們並沒有著力於建立與中國完全區隔的香港本土意識，建構香港城市的政治共同體。他們善於與強勢的外來統治者打交道，政治上長期寄託命運於保護他們階層利益的殖民體制，政治認同上的雙重性也發展出以實用主義為外表的依從主義、甚至投機主義。這種「識時務」的「實用主義」，已經成為香港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份，也是日後香港走上「被動回歸」之路的結構性因素之一。
三、難民社會與民主自治
香港出現真正有廣泛社會意義的本土意識，始於二次大戰。中日戰爭使香港再度成為外來人口大量湧進的地方，但香港在1941年也淪陷在日本人手上，直至1945年日本人撤出。隨之而來的是國共內戰，以及中共建國初期不斷的政治動盪。香港政府為了管理一個龐大的「難民社會」，也承繼日本制度，實行人口登記，發出識別香港人身分的「身分證」，但對入境人數仍無限制。直至六十年代，大陸發生饑荒導致漫山遍野越境而至的難民潮，殖民政府才開始實施較為嚴格的入境管理制度，中國內地人士再不能隨意隨時移居香港，違者會被遣返內地。
當初日本人在香港實施「身分證」制度，是因為要配給米糧和監控人口。所以「身分證」並不自動等同明確界定的公民權責，也與人們當時的「身分歸屬」感並不完全相應。相反地，當時香港大部分人口仍然自視為內地來港的移民，並不認為自己屬於香港。1949年遷到台灣的國民政府，也視居港華人為「僑胞」，而按中共政府對香港「充分打算、長期利用」的政策，則視香港為「尚未恢復行使主權的領土」，居住在香港的都是「香港同胞」。在東南亞等地，因為英國決意撤退，終結殖民統治，當地土著族群的民族主義急速發展，令華人惶恐不安，四處遷移，這些局勢也為香港帶來大量的臨時人口。
由於社會上充滿大量的移居者，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在香港的土地上，令人關注的並非本土政治，而是在「冷戰」支配下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派勢力之間的政治角力和鬥爭。不少論者將這種兩派角力視為國際上兩大陣營「文化冷戰」的延伸，但這只是說出了實況的一面。因為無論是英國統治者還是冷戰中居西方世界領導地位的美國，都沒有把香港變成冷戰中一邊倒地反共的地方。英國既沒有在香港強加一套明顯的文化政策的傳統，也一貫地維護殖民商港政治中立性的「非政治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英國要透過香港維持與新中國的良好關係，方便英國在遠東地區部署自身在戰後的長久利益。所以，一方面香港舊有的華商階層仍然可以公開展示他們對大英帝國的忠誠，但香港一樣可以容許各派的民族主義思想互相競逐。而左、右兩派被高度政治化地組織起來的支持者，不時將他們之間的鬥爭上升為暴力毆鬥和暴動，與警察發生衝突。但是這些暴動與本土意識的關係其實極其淡薄。
可是，這並不表示戰後香港不曾有人試圖建立自身身分的力量。事實上，戰後香港的華商中間，以先施百貨少東馬文輝為首的一群香港華人精英，連同一批受左翼思想或費邊社改良主義影響的外籍人士，包括知名的葉錫恩、貝納祺等，就積極針對殖民地政府的不良施政，成立議政及行動組織，包括「革新會」和「公民協會」。這兩個組織成為香港戰後初期主要的民間反對力量。雖然，它們由於取向基本溫和，也未能完全深入以難民為主的社會基層，所以發展受到很大局限。這些以香港為家的華洋精英，打破了過去乏人關注香港本地政事的消極狀況，公開要求香港施行更開放的政治制度和進行民主化。
他們意圖反映香港民情，以獨立民間的身分向香港政府施加輿論壓力，在中西報章發表批評施政的文章，又直接向英國國會投訴殖民地政府的不善施政，頻頻往倫敦揭露香港實況，令香港殖民政府受到不少來自英國祖家的壓力。這些壓力團體的工作，在六十年代後，更發展成為一股組織政黨之風。他們分別組織過諸如「聯合國香港協會」、「民主自治黨」、「工黨」、「香港民主社會黨」等組織，也策劃過一些基層商戶抗議、小販抗爭和其他示威活動。1961年聯合國香港協會提出全面普選立法機關的要求。1963年，該會轉化為「民主自治黨」，提出既反殖亦反共的綱領，追求英國給予香港自治，及由香港人出任總督。這些不落入國共兩派對抗的、以市民權益為本、以民主自治為主要理念的政治活動，相比於由親國民黨右派或親共產黨左派所組織的群眾暴動或工潮，顯得十分溫和。但在殖民政府眼中，這些同樣是激進的政治活動，因為相對於左、右兩派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活動直接針對殖民政府，因而也受到殖民政府密切的監視。
可是，這些由本地華洋精英分子組成的政治運動，並未能像當時的左、右派民族主義組織一樣，深入到廣大的群眾中間進行組織，又因為內部很多領導風格和路線上的分歧，所以頻頻分裂。不過，他們的抗議行動與改革的呼聲，也喚起了香港市民對本土政治的醒覺，這些努力間接地誘發了1966年反對天星渡輪加價的抗議，以及往後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反天星渡輪加價的示威，是香港首次出現的本地自發抗爭，但因為缺乏組織，最終也失控而引發了暴動，招來殖民政府的強力打壓，引起保守派的巨大反挫，也波及到葉錫恩這類溫和派。而在當時高度專權的殖民地架構下，也著實沒有讓這些立意植根於本土的民主自治主義者有選舉參政的平台。況且，民主、自治這些理念，在一個以「非政治化」策略為管治手段的殖民政府，及那個散亂及內部派系傾軋非常嚴重的「難民社會」中，也顯得左右為難，相關的機構和政黨在七十年代之後亦失去活力，無疾而終。
六十年代香港首次出現的自治運動所依據的價值是人人平等，具有自決權利的聯合國精神及背後的一套普世價值。這種具國際視野和世界主義精神的民主自治理念，既反對殖民主義，也反對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但它在五十年代左右派冷戰對立的環境下未能脫穎而出，也不敵繼後在香港興起的左翼激進主義，其功績也被往後在青年人中間流行的新的左傾的民族主義熱情所蓋過。
四、嬰兒潮世代：本土意識第一波
事實上，土生土長的戰後嬰兒潮一代雖然有著一種強烈的「以港為家」的願望，但他們成長過程所接受的薰陶，主要還是來自父母一代的難民意識。而最能表達這種難民的飄泊命運情懷的，要不是左派的「北歸」主張，就是「右派」以海外作為基地，靜候未來重返大陸，推動文化復興的寄望。在這些「右派」文化民族主義者中，「新儒家」致力中國文化教育，影響至大，吸引不少香港青年認同。但自從出現了1966及1967年兩次暴動，這些文化民族主義理想便顯得過於虛玄和不貼現實。這些土生青年一代希望能夠更深入地去了解香港社會現實，不再像上一代沉溺於飄泊「海外」的悲情。因為他們這一代認定要以香港為家，香港也是個讓他們成長和生活的社會。所以，他們對身旁發生的不公義和社會上普遍的政治苦悶更為敏感。
六十年代末期是香港土生土長一代建立其文化及政治主體性的時期，這一代人成長於一個由英國人殖民統治的香港，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都只有矇矓或支離破碎的認識，但甚少有實際的感性經驗。他們在政府學校裡，接受的是非政治化和非歷史化的教育，因為殖民政府非常忌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