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思想》第27期的專題是「太陽花之後」，共收錄10篇文章。
在太陽花期間，新生代受到啟發，自身觀點逐漸成形。除了左右之辯，策略上的調整亦成為「後太陽花時代」的重心。堅持左派抗爭傳統的一方，和轉而爭取更多政治影響力的一方，逐漸劃出涇渭分明的路線差異。這場以「黑箱服貿」為抗爭焦點的運動，匯聚了四條論述軸線：獨派深耕的「反中國因素」軸線；左派的「反自由貿易」論述；民主改革派的「反黑箱」；青年學生對「世代正義」的追求。民主憲政體制讓各種不同意見、利益相歧的人，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但絕不是「包贏」或「包不輸」。只要合理的競爭機會存在，就不能輕易指控這個體制是不給異議者救濟機會的暴政。
本期的訪談對象陳子明先生，主張唯有建立符合普世價值的憲政民主制度，以革政挽革命，才能實現相對平穩的民主轉型，推動中國憲政民主的思想與社會建設不遺餘力。
致讀者
華人世界2014年最引爭議也最耐思考的事件，當推今年3月間台北爆發的太陽花運動，以及9月底香港出現的佔中運動。這兩次大規模的佔領與抗議，不僅對在地社會帶來了強烈的衝擊，也對兩岸三地的既有互動模式形成挑戰。而且如台灣最近的選舉結果所示，即使運動告一段落，所造成的社會氛圍與政治後果也會持續發酵。
在《思想》26期，我們針對香港的歷史發展與近期的社會態勢製作了一個「香港：本土與左右」專輯，對於理解稍後的佔中運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分析。在本期《思想》，我們又邀集多篇文章組成專輯，對於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展開詮釋、評價。在26期的〈致讀者〉中，我們指出大體上港台社會正處在三個因素糾結構成的歷史處境之中：中國大陸的強勢崛起造成震撼與不安，港台現有政治結構本身短絀而僵硬，世代板塊的移動更帶來了不同世代群體的脫節甚至摩擦。這些因素其實並非港台所獨見；世界上的多數社會都面臨類似的難題。不過香港與台灣由於其地理位置、歷史牽連、以及其本身社會的小體量高密度，在這幾個方面的感受都特別強烈。太陽花與佔中充分表現了這幾個問題的尖銳與迫切。運動本身當然沒有提供答案；但它們至少逼大家去面對問題，摸索出路。
借著地利之便以及運動所激發的反思浪潮十分豐富，本期太陽花專輯一共邀請到了十篇文章，雖然遠非全面，不過尚稱多元，呈現了各方對這次運動的多樣理解與評價。各篇之間多有扞格齟齬，頌揚與批評並容，所見與所蔽互補，也正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這個運動的不同認知。《思想》並不是學報，作者們在敘述與分析之外，有充分的機會表達自己的立場；不過本刊也不是運動刊物，所以我們並不需要固守某種特定立場。我們眼中的重要問題是：如何認識這場運動的產生背景與支撐的動力？如何理解參與者的嚮往與局限？如何面對運動所帶來的後續效應？以及──最重要的──這場劃時代的運動何所得、何所失？
從編者的角度來說，必須承認，港台兩個專輯有一個共同的缺失，就是都只能做到「本地人說本地事」(雖然本期太陽花專輯收入了一位大陸作者的論述)，並沒有如期許發展出在幾個相鄰華人社會之間的對話。這個缺失，受制於具體的條件，並不容易彌補，但我們願意繼續努力。
葛兆光先生關於「什麼是中國」的研究是近年史學界與思想界的亮點，新書《何為中國》備受矚目。本期發表他的〈納「四裔」入「中華」〉，雖與新書中第三章標題相同，所涵蓋的內容卻更為廣泛，請讀者明察。
區建英教授介紹丸山真男的「思想史學」，指出丸山的「超學問動機」如何與「嚴密的學術操作」並行，在戰前著力於發掘日本的「現代思想」根源，對抗當時的法西斯傾向，戰後又繼續對日本傳統的精神構造進行病理分析，試圖理解日本接納普世價值為什麼始終受制於日本思想古層的「執拗的低音」。讀者不難看出，丸山的思想對於今天中文世界正能提供深刻的儆醒。如區教授引丸山在生命末期所說：「想起我的青春時代，整個日本國就是一個奧姆真理教。……一出了日本就完全行不通的邏輯，在日本社會內卻可以堂堂通行。」不能不令人有無言的感慨。
最後，本期發表陳子明先生的訪談，陳先生卻已經於10月下旬去世。我們深表悼念，也很遺憾未能讓他目睹這篇天鵝之歌的問世。
內文選摘（節錄）
一夜長大：台灣當代青年社會參與之濫觴╱劉美妤
2014年3月18日凌晨，兩百名學生率先翻牆進入立法院，展開為期24天的國會占領行動。這場參與人數一度超過50萬的抗爭，不僅在台灣掀起了反服貿議題的全民關注，同時攻占世界各國媒體的國際新聞版面，可謂投下亞洲政治局勢的一枚震撼彈。
台灣當前的青年世代，從來被長輩們喚作「草莓族」，在媒體呈現的形象多是玩物喪志、不思努力、著迷小情小愛小確幸、缺乏責任感與企圖心、不關心社會脈動，和他們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父母觀念天差地遠。也正因此，這場「太陽花學運」（一個並不受核心參與者歡迎的命名）令不少中高齡族群驚訝。
但以運動脈絡而言，這不應該令人驚訝。依筆者作為同屬這個世代的社運參與者和媒體工作者所經歷與觀察，「太陽花」的龐大社會動能，不過是長期累積的社運參與行動模式，在這一波反服貿運動中串連而發揮，結合諸多不同議題的參與者一同進入運作。青年世代最顯著的特質是網路媒介的運用，而如此以網路資訊為主、不依賴傳統媒體的社運動員模式，早在2004年樂生保留運動時便開始。不少參與反服貿運動的青年運動者，也同樣是從樂生展開腳步或受其啟發。
一、邊緣苦楚：這個世代的學運起點
1994年，台北市捷運工程局選定樂生療養院為捷運新莊機廠預定地，大多數院民全然不知情。2003年進行首波拆除，2004年2月青年樂生聯盟成立，同年3月樂生保留自救會成立。日治時期為強制隔離漢生病患所設立的樂生院，病患長年隱身於社會邊緣，無人聞問，卻由於捷運開發的利益，在都市發展的藍圖下進一步遭受人權剝奪。彼時的大學校園中，樂生還是一個多數學生缺乏概念的議題，然而透過網路傳播和各校異議性學生社團的串連合作，樂生議題仍得到部分青年的積極關注。至2005年，樂生院情勢告急，樂生保留運動在大專學生之間受到廣泛討論，也吸引許多「社運素人」投入。
2005年8月開始的「大樹下音樂會」系列藝文活動，帶進了為數不少的學生群眾。這些學生還不曾經歷高強度的抗爭現場，但受到表演活動的吸引而走進樂生院，透過實地身處院內的感受及與院民直接的接觸，產生同理。這些人都成為議題擴散的種子，一部分人加入抗爭，另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持續接收議題資訊，使運動同時能在青年之間的談話和網路討論中擁有能見度。當時在大專學生最大論壇「批踢踢」上，「樂青」（青年樂生聯盟）是經常引起筆戰、遭受酸言酸語諷刺的關鍵詞，然而這種對立，卻使曾接觸樂生的學子因為對議題認知較清楚而產生「圈內」的團體認同感。這種「社運圈內」的認同情感，也在往後其他事件的戰場上扮演了助力。
筆者是在2005年開始實地接觸樂生，雖未進入核心組織工作，但數次身在阻擋拆除的人鍊當中，並參加過「六步一跪」苦行隊。在抗爭現場被強制驅離的經驗，是我與眾多走上街頭的夥伴共同的「一夜長大」。當赤裸裸的暴力加諸人身，我們僅憑肉身去面對國家政策不容妥協的壓迫，一夜之間，妳不再能夠天真，妳甚至再也不相信體制。那些真實的疼痛逼使青年正視體制中根本的病因。從樂生時便是如此，之後在野草莓、在華光、在323佔領行政院那夜，在428凌晨反核抗爭時噴水車強力驅逐人群的忠孝西路，一次又一次，更多的青年經歷了洗禮，得知了民主自由表象下的醜陋真實，而無法再信仰小確幸。
許多學生參與者都有類似的啟蒙經驗，在僅有的粗淺認識之下走進抗爭現場，親眼目睹了國家機器最猙獰的一面，親身體會被強制驅離，而就此更深地捲入。樂生保留運動承繼了台灣左派社運傳統，從找回弱勢者被剝奪的聲音出發，關懷、理解，進而展開行動。新世代抗爭者接續了這個脈絡，進一步連結上反全球化、反都更、反滅農、勞工權益、性別平權等議題。接下來幾年間，在台灣大大小小的社運中，都時常可見樂青及其外圍參與者在其中出力，尋找屬於自己的作戰位置。包括在反蘇花高、反美麗灣、反國光石化及其他土地議題、農業、勞工、反迫遷、環境運動之中，都能找到受樂生保留運動影響的青年們，戰略上也常見以深度理解與培力╱賦權支援弱勢者、結合藝文創作展演和青年網路動員為特色的「樂生模式」。
這樣的「樂生模式」可說是左派抗爭血脈下的創新，不牽涉統獨意識型態的差異，故與野草莓、太陽花等涉及中國因素的抗爭相比，較能涵括統獨不同立場的人在其中，也較能拉出論辯基本權益、發展、社會模式等主題的空間。然而，在長期受統獨紛爭左右的台灣社會，這類社運引起的媒體效應便相對有限。
二、2000年的分歧點
目前活躍在社運場景的青年世代，與過去爭取台灣民主化的「黨外」及野百合世代有根本上的思想差異。這是台灣第一個民主世代，以20至35歲間的主力群體而言，出生於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成長於台灣民主起步的時期，甫成年便擁有總統直選的投票權，更在青年或青少年階段就經歷兩度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帶給這一代社運青年的主要影響有三：其一是對藍綠兩大黨皆不信任；其二是本土意識的內化；其三是在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後，對黨國體系遲來的爆炸式覺醒。
第一個影響可直接由樂生保留運動發生的脈絡、反核運動於2001年核四復工後的消沉，以及近年社運圈對民進黨慣常的切割看出。曾參與樂生的人大概都難以忘記時任副總統的呂秀蓮那句「你咁賠得起」，樂生案是貨真價實的藍綠共業，歷經中央政府和地方首長的政黨輪替，無論蘇貞昌還是周錫瑋，國民黨政府或民進黨政府，都未能真正回應老院民們原地保留安養天年的悲願。2005-06年是最多學生捲入樂生運動的時期，彼時中央是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台北縣長為國民黨籍的周錫瑋，因此，這群年輕的街頭新血多數無法產生強烈的政黨認同。
反核運動則從更漫長的脈絡而來。「廢除核四」曾經是民進黨黨綱，但2001年初停工僅110天後，又宣佈復工，時任行政院長的張俊雄稱此決定為「痛苦的抉擇」。此舉造成反核運動的重挫，直到2010年，由於行政院預計於隔年民國一百年商轉核四作為「建國百年大禮」，反核聲浪才在告急的情勢下再度拉高；而至民國一百年的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引發311核災，反核運動方才取回全國性的關注。在這個脈絡下參與近年反核行動的青年生力軍之中，相當多都表達了對民進黨的不信任。近年其他社會運動亦然，不願遭外界抹綠，更怕被民進黨「割稻仔尾」。包括此次318學運，現場參與者盡可能切割與民進黨的關係，雖不拒絕民進黨人「以個人名義到場參加」，然而對外也同樣公開譴責在野的民進黨未盡監督之責，無疑對這個街頭出身並自稱跟人民站在一起的政黨甩了一大巴掌，也使民進黨「被社運邊緣化」的現象昭然若揭。
而本土意識的內化，除了與台灣歷史地理在這一代的學校教育中納入教材有關，更多則是因為政治氛圍的鬆動，以及成長過程中不斷看見中國對台灣的外交打壓、文攻武嚇。若以切身的事例談，如筆者出身中部，少年時遭遇921震災的痛苦洗禮，當時各國紛派救難隊來台協助搶救，唯獨不見臨近的中國大陸伸出援手，甚至傳出阻擋他國人員來台救災之事。當時的我們，開始有了不同於上一代國共情仇的敵我之分。
國族情感源自集體生活經驗，生在解嚴後言論百花齊放、出國遊玩或留學時強烈感受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差異的這一代，更加對「中國」缺乏認同。此外，中華民國政權流亡日久，如今外省家族出身的青年已是第三代，筆者聽多位外省家庭友人提過「無法認同家人的政治觀」，並強調自己是台灣人。從省籍情結的降低，也可見本土化的端倪。因此，當白狼張安樂於立院外嗆抗議學生「不配當中國人」時，立刻在網路上被搭配學生們一臉漠然的表情，做對比圖廣為流傳，圖片上的文字寫著：「本來就不是啊。」青年世代自我認同僅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群，這也解釋了何以近年因「中國因素」而爆發的抗爭之中，總是年輕人眾多。
族群認同情感是一回事，而促成青年參與抗爭的，則是反省身處的社會之缺失。一部分青年重新思索作為台灣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展開許多針對在地議題的行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反美麗灣、反國光石化、反迫遷、反農地徵收（例如大埔案、反中科等）的抗爭行動，都從鄉土關懷出發，重新定義人與環境，或說人與土地的關係。從土地，更延伸出人文關懷，走進農村的青年重新認識了台灣農業文化和糧食的重要性，走進（或返回）原鄉的青年學習了原住民文化及傳統知識技藝的獨特珍貴。不少企業主疑惑著為何愈來愈多青年不追求經濟發展？實際上，這一代年輕人已看見盲目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傷害，並轉而擁抱更多元的價值。
生長在解嚴後的台灣，加上歷史課本對二二八、白色恐怖等並不遠的威權統治描述籠統，不曾經歷過各種禁制的這一代，視言論集會自由為理所當然，更在匿名的網路世界無所顧忌暢所欲言，享受民主化的果實。這樣的理所當然，在被警察強行拉走、看見政府強拆民宅和古蹟時遭到了徹底的冒犯。2008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在台北攜帶自家國旗的民眾竟遭驅趕、扯下國旗，更引起社會群情激憤。以台大學生為主的青年群體11月6日當晚於行政院前靜坐抗議，演變為那年震撼台灣社會的野草莓學運。
筆者大學時代曾在野草莓學運中擔任幹部，依自身的觀察，現場以「社運素人」居多，對於經過11月7日下午的強制驅離而轉往自由廣場集結展開學運的學生們而言，領受驅離的洗禮是他們能支撐運動達一個月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群年輕學子直到那個秋天才頓悟：完成第二次政黨輪替的台灣尚未落實百分之百的民主，這使國民黨過去的專制威權終於被想起、被談論。那個秋天的自由廣場，是許多大學生的台灣現代政治史啟蒙課，野草莓學運中最常使用的標語即是：「戒嚴傳統，全新感受。」
三、野草莓：太陽花之前世
野草莓的組成與樂生有小部分重疊，但性質差別甚大，且其內部異質性也遠高於其他社運。除了其親綠╱傾獨成員明顯較多，比起長期蹲點、左派性格強烈的樂生，野草莓更多的是「大拜拜」的味道，類似318占領立院的情形。由於是短時間內爆發，缺乏組織下引來大量民眾參與，各方學生勢力進來爭搶主導權，再加上媒體高度注目，自然也多的是想在社運圈卡個位置、取得政治資本的年輕野心家。
當時野草莓的命名，結合向1990年「野百合」致敬的「野」和翻轉草莓族污名語境的「草莓」，被社會視為「新世代的野百合」，也有不少野百合學運世代人士前往鼓勵、給學生建議。初期形成的決策群在不由任何個人或既有團體來領導運動的考量下，採取了審議式民主的形式，此後運動中所有決策皆開放每一個具有學生身分的參與者共同討論表決。這個決定，亦排除了一開始發文號召學生靜坐的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或其他教師主導運動走向的可能。
當然，野草莓仍有核心決策小組，但按照規則，其功能是排定討論事項，交由大帳篷裡所有靜坐學生共商。然而審議式民主的冗長、無效率導致了運動能量的散逸，白天和期中考期間學生少時，大帳篷裡時常僅有個位數的學生，根本無法進行議事；部分牽涉重大的議程，更有持不同意見的雙方動員各自人際網絡前來投票的情況。實際上，後期重要討論事項多半在決策小組每晚的「九人帳篷會議」裡大致議定，許多事務也難以一一交付大會討論，便由各組執行幹部自行決定。如此等同架空了直接民主的平台，而「誰能進入小帳篷」更遭到不少參與者質疑與詬病，但同時亦證明了直接民主的難行。
另一個、也是最大爭議點的，則是「糾察線」的內外區分。野草莓為保持所謂「學運的純潔性」，將現場參與者以一條線分成學生及聲援公民兩種，明確劃出身分的分野。然而野草莓既然接受了公民社會廣大的資源，如此分割便引起內外諸多不滿。沒有線外參與者各種資源的供應與行動協助，沒有NGO工作者以經驗扶持和教戰，這個學運根本撐不起來，更別說抵禦親中幫派人士的威脅。一條糾察線壓抑的憤怒，愈往後期，愈浮上檯面。
除此之外，不同學生團體相互傾軋的情況明顯。部分學生，包含筆者本身，在後期不僅無法忍受糾察線，更厭倦於內部政治，在鬥爭中被消磨出「運動傷害」，那又是不同於面對國家暴力的一夜長大。參與者透過內部角力而認知到政治運作的複雜，幾乎是野草莓、太陽花這一類大型學運必然發生的結果。也因此，原本便是抗爭場合熟面孔或批判思考訓練較扎實的一群，對上有政治企圖或因反中而參加的另一群，摩擦就此產生。
野草莓的訴求本身亦有相當大的問題。總統道歉、部長下台、修正集遊法，在這三點之中，僅有最後一點對體制提出挑戰。但這個運動的主要意義在於，它成為許多非樂生脈絡之學生的「社運第一課」，從大帳篷裡每夜的討論、對談、演講和影片放映之中學習，認識到社會參與的歷史與未來的各種可能。也正因此，野草莓後幾年之間，更多學生投入社運，而大量「社運外圍」學生也往往能在大型行動發起時迅速響應號召。這與他們從野草莓時期累積的公眾事務關注，以及實體╱網路社群的建立頗有關係。
太陽花學運參與者之中，相當多曾參與野草莓，包括台中、台南等分場。就過去的社運戰場對太陽花的影響而言，野草莓、反媒體壟斷、大埔案後續「818拆政府」占領內政部、白衫軍等四個行動，從成員重疊度和抗爭形式來看，無疑是相關性最高的。太陽花因為有議場內外的區隔，區分學生身分的糾察線（進入議場的門）爭議雖有，但不如野草莓劇烈；而野草莓留給太陽花最重要的教訓，便是直接民主的不可行。太陽花因而走向另一極端──即被稱作「黑箱民主」的九人決策會議。由於323行政院流血衝突暴露出權責歸屬不清、多方資訊不對稱之弊，議場內隨後對決策參與做出整頓，意見僅能透過少數代表例行的會議被討論。這雖是為釐清權責而設的規範，卻也犧牲了資訊、意見開放流通的可能。
最開放與最集權的兩次實驗，都不甚成功。這些年街頭竄動的年輕聲音，彷彿每一次集結後，都快速消散而不再留下什麼。然而，這些行動之間的扣連與發酵，早已遠遠超過了單一議題本身涵蓋的範圍，鏈接了青年世代對國家政府失職和濫權的全面抵抗。
四、社運場合之間的異質性
前述樂生與野草莓（兩者時期有所重疊）性質的不同，在近年的台灣街頭帶出明確的兩種不同類型的抗爭，也成為太陽花學運內部歧見的由來之一。一種延續樂生的傳統，以左派價值、長期蹲點或深入田調、爭取弱勢者權益、主打既有法規或政策之弊、保留舊有特色文化、修正人權侵害現況等為重心，通常僅在重大事件發生時才會成為媒體焦點，例如關廠工人臥軌
《思想》第27期的專題是「太陽花之後」，共收錄10篇文章。
在太陽花期間，新生代受到啟發，自身觀點逐漸成形。除了左右之辯，策略上的調整亦成為「後太陽花時代」的重心。堅持左派抗爭傳統的一方，和轉而爭取更多政治影響力的一方，逐漸劃出涇渭分明的路線差異。這場以「黑箱服貿」為抗爭焦點的運動，匯聚了四條論述軸線：獨派深耕的「反中國因素」軸線；左派的「反自由貿易」論述；民主改革派的「反黑箱」；青年學生對「世代正義」的追求。民主憲政體制讓各種不同意見、利益相歧的人，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但絕不是「包贏」或「包不輸」。只要合理的競爭機會存在，就不能輕易指控這個體制是不給異議者救濟機會的暴政。
本期的訪談對象陳子明先生，主張唯有建立符合普世價值的憲政民主制度，以革政挽革命，才能實現相對平穩的民主轉型，推動中國憲政民主的思想與社會建設不遺餘力。
致讀者
華人世界2014年最引爭議也最耐思考的事件，當推今年3月間台北爆發的太陽花運動，以及9月底香港出現的佔中運動。這兩次大規模的佔領與抗議，不僅對在地社會帶來了強烈的衝擊，也對兩岸三地的既有互動模式形成挑戰。而且如台灣最近的選舉結果所示，即使運動告一段落，所造成的社會氛圍與政治後果也會持續發酵。
在《思想》26期，我們針對香港的歷史發展與近期的社會態勢製作了一個「香港：本土與左右」專輯，對於理解稍後的佔中運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分析。在本期《思想》，我們又邀集多篇文章組成專輯，對於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展開詮釋、評價。在26期的〈致讀者〉中，我們指出大體上港台社會正處在三個因素糾結構成的歷史處境之中：中國大陸的強勢崛起造成震撼與不安，港台現有政治結構本身短絀而僵硬，世代板塊的移動更帶來了不同世代群體的脫節甚至摩擦。這些因素其實並非港台所獨見；世界上的多數社會都面臨類似的難題。不過香港與台灣由於其地理位置、歷史牽連、以及其本身社會的小體量高密度，在這幾個方面的感受都特別強烈。太陽花與佔中充分表現了這幾個問題的尖銳與迫切。運動本身當然沒有提供答案；但它們至少逼大家去面對問題，摸索出路。
借著地利之便以及運動所激發的反思浪潮十分豐富，本期太陽花專輯一共邀請到了十篇文章，雖然遠非全面，不過尚稱多元，呈現了各方對這次運動的多樣理解與評價。各篇之間多有扞格齟齬，頌揚與批評並容，所見與所蔽互補，也正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這個運動的不同認知。《思想》並不是學報，作者們在敘述與分析之外，有充分的機會表達自己的立場；不過本刊也不是運動刊物，所以我們並不需要固守某種特定立場。我們眼中的重要問題是：如何認識這場運動的產生背景與支撐的動力？如何理解參與者的嚮往與局限？如何面對運動所帶來的後續效應？以及──最重要的──這場劃時代的運動何所得、何所失？
從編者的角度來說，必須承認，港台兩個專輯有一個共同的缺失，就是都只能做到「本地人說本地事」(雖然本期太陽花專輯收入了一位大陸作者的論述)，並沒有如期許發展出在幾個相鄰華人社會之間的對話。這個缺失，受制於具體的條件，並不容易彌補，但我們願意繼續努力。
葛兆光先生關於「什麼是中國」的研究是近年史學界與思想界的亮點，新書《何為中國》備受矚目。本期發表他的〈納「四裔」入「中華」〉，雖與新書中第三章標題相同，所涵蓋的內容卻更為廣泛，請讀者明察。
區建英教授介紹丸山真男的「思想史學」，指出丸山的「超學問動機」如何與「嚴密的學術操作」並行，在戰前著力於發掘日本的「現代思想」根源，對抗當時的法西斯傾向，戰後又繼續對日本傳統的精神構造進行病理分析，試圖理解日本接納普世價值為什麼始終受制於日本思想古層的「執拗的低音」。讀者不難看出，丸山的思想對於今天中文世界正能提供深刻的儆醒。如區教授引丸山在生命末期所說：「想起我的青春時代，整個日本國就是一個奧姆真理教。……一出了日本就完全行不通的邏輯，在日本社會內卻可以堂堂通行。」不能不令人有無言的感慨。
最後，本期發表陳子明先生的訪談，陳先生卻已經於10月下旬去世。我們深表悼念，也很遺憾未能讓他目睹這篇天鵝之歌的問世。
內文選摘（節錄）
一夜長大：台灣當代青年社會參與之濫觴╱劉美妤
2014年3月18日凌晨，兩百名學生率先翻牆進入立法院，展開為期24天的國會占領行動。這場參與人數一度超過50萬的抗爭，不僅在台灣掀起了反服貿議題的全民關注，同時攻占世界各國媒體的國際新聞版面，可謂投下亞洲政治局勢的一枚震撼彈。
台灣當前的青年世代，從來被長輩們喚作「草莓族」，在媒體呈現的形象多是玩物喪志、不思努力、著迷小情小愛小確幸、缺乏責任感與企圖心、不關心社會脈動，和他們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父母觀念天差地遠。也正因此，這場「太陽花學運」（一個並不受核心參與者歡迎的命名）令不少中高齡族群驚訝。
但以運動脈絡而言，這不應該令人驚訝。依筆者作為同屬這個世代的社運參與者和媒體工作者所經歷與觀察，「太陽花」的龐大社會動能，不過是長期累積的社運參與行動模式，在這一波反服貿運動中串連而發揮，結合諸多不同議題的參與者一同進入運作。青年世代最顯著的特質是網路媒介的運用，而如此以網路資訊為主、不依賴傳統媒體的社運動員模式，早在2004年樂生保留運動時便開始。不少參與反服貿運動的青年運動者，也同樣是從樂生展開腳步或受其啟發。
一、邊緣苦楚：這個世代的學運起點
1994年，台北市捷運工程局選定樂生療養院為捷運新莊機廠預定地，大多數院民全然不知情。2003年進行首波拆除，2004年2月青年樂生聯盟成立，同年3月樂生保留自救會成立。日治時期為強制隔離漢生病患所設立的樂生院，病患長年隱身於社會邊緣，無人聞問，卻由於捷運開發的利益，在都市發展的藍圖下進一步遭受人權剝奪。彼時的大學校園中，樂生還是一個多數學生缺乏概念的議題，然而透過網路傳播和各校異議性學生社團的串連合作，樂生議題仍得到部分青年的積極關注。至2005年，樂生院情勢告急，樂生保留運動在大專學生之間受到廣泛討論，也吸引許多「社運素人」投入。
2005年8月開始的「大樹下音樂會」系列藝文活動，帶進了為數不少的學生群眾。這些學生還不曾經歷高強度的抗爭現場，但受到表演活動的吸引而走進樂生院，透過實地身處院內的感受及與院民直接的接觸，產生同理。這些人都成為議題擴散的種子，一部分人加入抗爭，另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持續接收議題資訊，使運動同時能在青年之間的談話和網路討論中擁有能見度。當時在大專學生最大論壇「批踢踢」上，「樂青」（青年樂生聯盟）是經常引起筆戰、遭受酸言酸語諷刺的關鍵詞，然而這種對立，卻使曾接觸樂生的學子因為對議題認知較清楚而產生「圈內」的團體認同感。這種「社運圈內」的認同情感，也在往後其他事件的戰場上扮演了助力。
筆者是在2005年開始實地接觸樂生，雖未進入核心組織工作，但數次身在阻擋拆除的人鍊當中，並參加過「六步一跪」苦行隊。在抗爭現場被強制驅離的經驗，是我與眾多走上街頭的夥伴共同的「一夜長大」。當赤裸裸的暴力加諸人身，我們僅憑肉身去面對國家政策不容妥協的壓迫，一夜之間，妳不再能夠天真，妳甚至再也不相信體制。那些真實的疼痛逼使青年正視體制中根本的病因。從樂生時便是如此，之後在野草莓、在華光、在323佔領行政院那夜，在428凌晨反核抗爭時噴水車強力驅逐人群的忠孝西路，一次又一次，更多的青年經歷了洗禮，得知了民主自由表象下的醜陋真實，而無法再信仰小確幸。
許多學生參與者都有類似的啟蒙經驗，在僅有的粗淺認識之下走進抗爭現場，親眼目睹了國家機器最猙獰的一面，親身體會被強制驅離，而就此更深地捲入。樂生保留運動承繼了台灣左派社運傳統，從找回弱勢者被剝奪的聲音出發，關懷、理解，進而展開行動。新世代抗爭者接續了這個脈絡，進一步連結上反全球化、反都更、反滅農、勞工權益、性別平權等議題。接下來幾年間，在台灣大大小小的社運中，都時常可見樂青及其外圍參與者在其中出力，尋找屬於自己的作戰位置。包括在反蘇花高、反美麗灣、反國光石化及其他土地議題、農業、勞工、反迫遷、環境運動之中，都能找到受樂生保留運動影響的青年們，戰略上也常見以深度理解與培力╱賦權支援弱勢者、結合藝文創作展演和青年網路動員為特色的「樂生模式」。
這樣的「樂生模式」可說是左派抗爭血脈下的創新，不牽涉統獨意識型態的差異，故與野草莓、太陽花等涉及中國因素的抗爭相比，較能涵括統獨不同立場的人在其中，也較能拉出論辯基本權益、發展、社會模式等主題的空間。然而，在長期受統獨紛爭左右的台灣社會，這類社運引起的媒體效應便相對有限。
二、2000年的分歧點
目前活躍在社運場景的青年世代，與過去爭取台灣民主化的「黨外」及野百合世代有根本上的思想差異。這是台灣第一個民主世代，以20至35歲間的主力群體而言，出生於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成長於台灣民主起步的時期，甫成年便擁有總統直選的投票權，更在青年或青少年階段就經歷兩度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帶給這一代社運青年的主要影響有三：其一是對藍綠兩大黨皆不信任；其二是本土意識的內化；其三是在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後，對黨國體系遲來的爆炸式覺醒。
第一個影響可直接由樂生保留運動發生的脈絡、反核運動於2001年核四復工後的消沉，以及近年社運圈對民進黨慣常的切割看出。曾參與樂生的人大概都難以忘記時任副總統的呂秀蓮那句「你咁賠得起」，樂生案是貨真價實的藍綠共業，歷經中央政府和地方首長的政黨輪替，無論蘇貞昌還是周錫瑋，國民黨政府或民進黨政府，都未能真正回應老院民們原地保留安養天年的悲願。2005-06年是最多學生捲入樂生運動的時期，彼時中央是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台北縣長為國民黨籍的周錫瑋，因此，這群年輕的街頭新血多數無法產生強烈的政黨認同。
反核運動則從更漫長的脈絡而來。「廢除核四」曾經是民進黨黨綱，但2001年初停工僅110天後，又宣佈復工，時任行政院長的張俊雄稱此決定為「痛苦的抉擇」。此舉造成反核運動的重挫，直到2010年，由於行政院預計於隔年民國一百年商轉核四作為「建國百年大禮」，反核聲浪才在告急的情勢下再度拉高；而至民國一百年的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引發311核災，反核運動方才取回全國性的關注。在這個脈絡下參與近年反核行動的青年生力軍之中，相當多都表達了對民進黨的不信任。近年其他社會運動亦然，不願遭外界抹綠，更怕被民進黨「割稻仔尾」。包括此次318學運，現場參與者盡可能切割與民進黨的關係，雖不拒絕民進黨人「以個人名義到場參加」，然而對外也同樣公開譴責在野的民進黨未盡監督之責，無疑對這個街頭出身並自稱跟人民站在一起的政黨甩了一大巴掌，也使民進黨「被社運邊緣化」的現象昭然若揭。
而本土意識的內化，除了與台灣歷史地理在這一代的學校教育中納入教材有關，更多則是因為政治氛圍的鬆動，以及成長過程中不斷看見中國對台灣的外交打壓、文攻武嚇。若以切身的事例談，如筆者出身中部，少年時遭遇921震災的痛苦洗禮，當時各國紛派救難隊來台協助搶救，唯獨不見臨近的中國大陸伸出援手，甚至傳出阻擋他國人員來台救災之事。當時的我們，開始有了不同於上一代國共情仇的敵我之分。
國族情感源自集體生活經驗，生在解嚴後言論百花齊放、出國遊玩或留學時強烈感受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差異的這一代，更加對「中國」缺乏認同。此外，中華民國政權流亡日久，如今外省家族出身的青年已是第三代，筆者聽多位外省家庭友人提過「無法認同家人的政治觀」，並強調自己是台灣人。從省籍情結的降低，也可見本土化的端倪。因此，當白狼張安樂於立院外嗆抗議學生「不配當中國人」時，立刻在網路上被搭配學生們一臉漠然的表情，做對比圖廣為流傳，圖片上的文字寫著：「本來就不是啊。」青年世代自我認同僅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群，這也解釋了何以近年因「中國因素」而爆發的抗爭之中，總是年輕人眾多。
族群認同情感是一回事，而促成青年參與抗爭的，則是反省身處的社會之缺失。一部分青年重新思索作為台灣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展開許多針對在地議題的行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反美麗灣、反國光石化、反迫遷、反農地徵收（例如大埔案、反中科等）的抗爭行動，都從鄉土關懷出發，重新定義人與環境，或說人與土地的關係。從土地，更延伸出人文關懷，走進農村的青年重新認識了台灣農業文化和糧食的重要性，走進（或返回）原鄉的青年學習了原住民文化及傳統知識技藝的獨特珍貴。不少企業主疑惑著為何愈來愈多青年不追求經濟發展？實際上，這一代年輕人已看見盲目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傷害，並轉而擁抱更多元的價值。
生長在解嚴後的台灣，加上歷史課本對二二八、白色恐怖等並不遠的威權統治描述籠統，不曾經歷過各種禁制的這一代，視言論集會自由為理所當然，更在匿名的網路世界無所顧忌暢所欲言，享受民主化的果實。這樣的理所當然，在被警察強行拉走、看見政府強拆民宅和古蹟時遭到了徹底的冒犯。2008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在台北攜帶自家國旗的民眾竟遭驅趕、扯下國旗，更引起社會群情激憤。以台大學生為主的青年群體11月6日當晚於行政院前靜坐抗議，演變為那年震撼台灣社會的野草莓學運。
筆者大學時代曾在野草莓學運中擔任幹部，依自身的觀察，現場以「社運素人」居多，對於經過11月7日下午的強制驅離而轉往自由廣場集結展開學運的學生們而言，領受驅離的洗禮是他們能支撐運動達一個月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群年輕學子直到那個秋天才頓悟：完成第二次政黨輪替的台灣尚未落實百分之百的民主，這使國民黨過去的專制威權終於被想起、被談論。那個秋天的自由廣場，是許多大學生的台灣現代政治史啟蒙課，野草莓學運中最常使用的標語即是：「戒嚴傳統，全新感受。」
三、野草莓：太陽花之前世
野草莓的組成與樂生有小部分重疊，但性質差別甚大，且其內部異質性也遠高於其他社運。除了其親綠╱傾獨成員明顯較多，比起長期蹲點、左派性格強烈的樂生，野草莓更多的是「大拜拜」的味道，類似318占領立院的情形。由於是短時間內爆發，缺乏組織下引來大量民眾參與，各方學生勢力進來爭搶主導權，再加上媒體高度注目，自然也多的是想在社運圈卡個位置、取得政治資本的年輕野心家。
當時野草莓的命名，結合向1990年「野百合」致敬的「野」和翻轉草莓族污名語境的「草莓」，被社會視為「新世代的野百合」，也有不少野百合學運世代人士前往鼓勵、給學生建議。初期形成的決策群在不由任何個人或既有團體來領導運動的考量下，採取了審議式民主的形式，此後運動中所有決策皆開放每一個具有學生身分的參與者共同討論表決。這個決定，亦排除了一開始發文號召學生靜坐的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或其他教師主導運動走向的可能。
當然，野草莓仍有核心決策小組，但按照規則，其功能是排定討論事項，交由大帳篷裡所有靜坐學生共商。然而審議式民主的冗長、無效率導致了運動能量的散逸，白天和期中考期間學生少時，大帳篷裡時常僅有個位數的學生，根本無法進行議事；部分牽涉重大的議程，更有持不同意見的雙方動員各自人際網絡前來投票的情況。實際上，後期重要討論事項多半在決策小組每晚的「九人帳篷會議」裡大致議定，許多事務也難以一一交付大會討論，便由各組執行幹部自行決定。如此等同架空了直接民主的平台，而「誰能進入小帳篷」更遭到不少參與者質疑與詬病，但同時亦證明了直接民主的難行。
另一個、也是最大爭議點的，則是「糾察線」的內外區分。野草莓為保持所謂「學運的純潔性」，將現場參與者以一條線分成學生及聲援公民兩種，明確劃出身分的分野。然而野草莓既然接受了公民社會廣大的資源，如此分割便引起內外諸多不滿。沒有線外參與者各種資源的供應與行動協助，沒有NGO工作者以經驗扶持和教戰，這個學運根本撐不起來，更別說抵禦親中幫派人士的威脅。一條糾察線壓抑的憤怒，愈往後期，愈浮上檯面。
除此之外，不同學生團體相互傾軋的情況明顯。部分學生，包含筆者本身，在後期不僅無法忍受糾察線，更厭倦於內部政治，在鬥爭中被消磨出「運動傷害」，那又是不同於面對國家暴力的一夜長大。參與者透過內部角力而認知到政治運作的複雜，幾乎是野草莓、太陽花這一類大型學運必然發生的結果。也因此，原本便是抗爭場合熟面孔或批判思考訓練較扎實的一群，對上有政治企圖或因反中而參加的另一群，摩擦就此產生。
野草莓的訴求本身亦有相當大的問題。總統道歉、部長下台、修正集遊法，在這三點之中，僅有最後一點對體制提出挑戰。但這個運動的主要意義在於，它成為許多非樂生脈絡之學生的「社運第一課」，從大帳篷裡每夜的討論、對談、演講和影片放映之中學習，認識到社會參與的歷史與未來的各種可能。也正因此，野草莓後幾年之間，更多學生投入社運，而大量「社運外圍」學生也往往能在大型行動發起時迅速響應號召。這與他們從野草莓時期累積的公眾事務關注，以及實體╱網路社群的建立頗有關係。
太陽花學運參與者之中，相當多曾參與野草莓，包括台中、台南等分場。就過去的社運戰場對太陽花的影響而言，野草莓、反媒體壟斷、大埔案後續「818拆政府」占領內政部、白衫軍等四個行動，從成員重疊度和抗爭形式來看，無疑是相關性最高的。太陽花因為有議場內外的區隔，區分學生身分的糾察線（進入議場的門）爭議雖有，但不如野草莓劇烈；而野草莓留給太陽花最重要的教訓，便是直接民主的不可行。太陽花因而走向另一極端──即被稱作「黑箱民主」的九人決策會議。由於323行政院流血衝突暴露出權責歸屬不清、多方資訊不對稱之弊，議場內隨後對決策參與做出整頓，意見僅能透過少數代表例行的會議被討論。這雖是為釐清權責而設的規範，卻也犧牲了資訊、意見開放流通的可能。
最開放與最集權的兩次實驗，都不甚成功。這些年街頭竄動的年輕聲音，彷彿每一次集結後，都快速消散而不再留下什麼。然而，這些行動之間的扣連與發酵，早已遠遠超過了單一議題本身涵蓋的範圍，鏈接了青年世代對國家政府失職和濫權的全面抵抗。
四、社運場合之間的異質性
前述樂生與野草莓（兩者時期有所重疊）性質的不同，在近年的台灣街頭帶出明確的兩種不同類型的抗爭，也成為太陽花學運內部歧見的由來之一。一種延續樂生的傳統，以左派價值、長期蹲點或深入田調、爭取弱勢者權益、主打既有法規或政策之弊、保留舊有特色文化、修正人權侵害現況等為重心，通常僅在重大事件發生時才會成為媒體焦點，例如關廠工人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