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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88年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
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縮影。
2020年2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正式對外界公開蔣經國私人日記，這是繼2006年蔣介石日記開放後，另一件引起全球華人社會與學術界矚目的盛事。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中華民國總統任內離世後，三十多年來，其歷史地位與評價仁智互見，也引發不少討論。本書作者林孝庭以大量中、英文檔案史料為研究基礎，包括蔣經國日記的新材料與台、美、日、英新解密檔案，揭示1970年代起，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國府失去代表「中國」的正統地位後，台灣從威權統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曲折進程。
本書以三大篇十個章節的篇幅，從軍事情報、政工、白色恐怖、外交、台獨運動、民主化、本土化、民生與經濟建設、兩岸關係等全方位的視角，剖析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蔣經國與其政治生涯。這段歷史過程呈現了國府於國共內戰中潰敗、自大陸倉皇撤退播遷來台之後，如何在風雨飄搖中站穩腳跟，並利用冷戰國際兩極對抗的態勢，維持在台統治的正當性。
第一篇以三個章節窺探蔣經國與台灣的軍事情報、軍隊政工、國家安全、敵後工作的關聯，及其與美國情報機構──主要為中央情報局──長達三十年的愛恨糾葛，從五○年代初期到七○年代他主掌國政後發生的諸多爭議。台灣時期蔣經國的政治生涯始於情治、特務、敵後與軍隊政工，受命督導情治工作，對五○年代白色恐怖所應負的政治責任也無從迴避。若將時間回溯至半個多世紀以前，或許我們更想知道，當時參與其中的蔣經國，其內心的想法究竟為何？
在冷戰時期全球政治格局壁壘分明的態勢下，蔣經國初掌軍情業務的過程中面臨了諸多挑戰，其蘇共背景也受到美國政府的強烈猜疑。五○年代起，蔣經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互動秘辛，體現出台、美雖基於反共戰略的利益而關係密切，但彼此卻依現實權力的原則來運作。六○年代起，蔣經國逐漸從政治幕後走向台前、為接班做準備，他逐步放下見不得光的情報業務，然而從1972年他以行政院長之姿出掌國政到1988年於總統任內逝世，來台後蔣經國賴以立足的軍事情報、國安與政工三大領域卻屢屢出現危機，迫使他必須以國家領導人親自涉入，設法管控危機並挽救危局。這些難題不但對其領導統御帶來沉重的壓力，讓台、美關係蒙上陰影，也對八○年代國民黨權力基礎與蔣經國晚年時的人事布局帶來深遠的影響。
第二篇以四個章節探討蔣經國與1949年後台灣的對外關係，其中台灣與蘇聯秘密外交的開展，以及蔣經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本書關注的焦點之一。六○年代起中、蘇共發生嚴重分歧，雙方的關係江河日下，同時間美國朝野謀求改善與北京的關係，而對美、台關係帶來負面的影響，讓台北與莫斯科在各自利益的考量下，逐漸接近並建立起接觸的管道，試探雙方合作的可能性。於是，冷戰時期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之間的地下交往，年少留學蘇聯的蔣經國便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國府冒著來自華府可能的不良反應，以及違背數十年來自身意識型態的教條與宣傳，而開展這段大膽的外交冒險與嘗試，其來龍去脈究竟為何？兩蔣父子內心真實的想法是什麼？七○年代蔣經國主政之後，台、蘇關係又呈現何種面貌？這些問題都成了待解之謎，也是本篇的焦點。
1950年韓戰爆發後，台灣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圍堵共產黨勢力的前哨站，歷經國共內戰失利、退守台灣的蔣介石，再度成為美國的盟友。迄今將近四分之三世紀以來，不論台、美雙方有無正式邦交，「對美關係」依然是中華民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當今有意角逐總統大位的台灣政治人物，不分黨派，都以赴美訪問作為爭取華府支持與累積個人政治能量的重要途徑。回顧歷史，1949年後蔣經國曾五度訪美（不包括1956年兩次密訪太平洋美國屬地塞班島），藉由「訪美」及環繞此議題所衍生的諸多紛爭，吾人得以一窺小蔣如何領悟台、美關係，以及這個議題如何牽動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關係。持平而論，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作為全球霸權，其對外政策經常是自身內政議題的延伸；而台灣的情況恰好相反，內部諸多政治角力與折衝，往往是對外（特別是對美）關係陰影下的投射，此種反差與對比，在小蔣歷次訪美所產生的問題上，被強烈地映照出來。七○年代以後，隨著華府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蔣經國時時刻刻都處在台、美斷交陰影的煎熬之下，他如何認知此種痛苦的關係？他如何設法在困境中保有國家的自主性，而不被美國老大哥牽著鼻子走？此刻影響美、中、台三角互動的變數有哪些？台、美斷交後複雜的雙邊關係之調整談判內幕又是如何？以上議題都是本篇探討的重點。
1949年以後，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維持與亞太各國的密切關係，對國府領導人而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日本乃東亞地區的龍頭，維繫台、日邦交是蔣介石內心的重中之重，但與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蔣經國，又是如何看待對日關係？就反共意識型態而論，冷戰時期台灣與南韓常被喻為「兄弟之邦」，彼此同屬分裂國家，同樣面對來自北方的共產黨敵對政權；就圍堵共產勢力在亞洲擴散的角度觀之，台灣與南越的關係往往被形容為「唇齒相依」；除此之外，國府當局為配合美國的冷戰政策，曾在東南亞地區暗中支援當地的反共勢力，輸出以反共意識型態為基礎的軍事與情報外交，但同時也引發不少爭議，蔣經國如何協助其父親處理台灣與亞太地區各鄰邦的關係？其內心如何看待與這些周邊國家的往來互動？本篇都有生動的分析。
第三篇的三個章節探討蔣經國與台灣民生經濟建設、政治民主化、本土化與兩岸關係等議題的關聯。小蔣啟動國民黨本土化的工程，以及台灣逐步自威權統治走向民主化，無疑是一條漫長、艱辛而曲折的道路。四十年來，蔣經國從最初主掌情治特務工作、參與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經歷七○年代國民黨的正當性遭嚴重弱化，以及隨之而來風起雲湧的海外台獨運動與島內黨外勢力的急遽發展，直到八○年代他著手開啟全面民主化，其心路歷程與內心轉折為何？在台灣生活大半輩子之後，他對於島上總人口占絕大多數的本省籍民眾，是如何理解與認知？來自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壓力，對於他處理省籍問題、台獨運動、本土化與民主化又發生了什麼作用？終其一生，蔣經國無法全然拋開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陸時期所留下來的憲政法統框架，以及父親留下來的「光復大陸」之沉重包袱，而主政後所面對的諸多內外艱困挑戰，又迫使他必須逐步讓政治走向「可控」與「有限」的在地化，並接受伴隨民主化而來的諸多政治遊戲規則，對於出身且得益於威權體制的蔣經國，其內心的痛苦轉折與體悟為何，將是本篇關懷的重點。
1949年以來，在國際社會中以代表「全中國」正統地位自居的國府當局，以「反攻大陸」的最高國策與伴隨而來的軍事、政治與社會動員，相當程度化解了各方對蔣介石威權領導的反抗暗流。1971年秋天起，國府先後失去聯合國席位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外交承認，面對此一局面，接班的蔣經國勢必在國政大方向上有所調整。然而，美、中關係正常化與台北在國際社會深陷孤立，卻開啟了兩岸關係的契機。鄧小平主政下的中國大陸，開始走向理性化與改革開放，而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艱困處境，也讓蔣經國必須以更務實和彈性的立場，處理兩岸與對外關係。八○年代起，隨著國際間冷戰格局走向緩解，蔣經國成為兩岸融冰、終結彼此長達四十年隔絕的關鍵推手。小蔣在兩岸關係演變過程中的角色與心路歷程，四十年來國、共雙方擺盪於敵對與和緩兩端的複雜情形，以及美國政府在兩岸關係各個階段所處的關鍵地位，都是本篇最後一章所欲探究的重點。
縱觀1949至1988年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何嘗不是二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縮影。
內容摘文
第八章 蔣經國眼中的台灣、台獨、本土化與民主化
國際孤立下曲折的民主化進程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日後李登輝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此時蔣經國不惜以強硬的態度對付反對勢力，與來自國民黨內保守派的壓力不無關聯，他從國安部門上呈的政治情報中，知悉國民黨內CC派要員對「本土化」政策極表不滿，外省勢力認為小蔣不斷啟用台籍人士，似有意「逐步將政權轉移台灣人手中」，為求自保，CC派打算暗中與「台籍有識之士切取連繫，以便進退自如」，並決定由立法委員齊世英與梁肅戎負責秘密聯繫工作。這群CC派要角還嚴厲批評國民黨的競選策略與宣傳工作毫無方向、軟弱不堪，不但無法有效打擊黨外，反而讓廣大民眾對黨外運動產生同情與共鳴，令執政黨進退失據，長此以往，台灣政局終將形成一種「外省人為國民黨、本省人為反對黨」的對立態勢。面對黨內保守力量的憤怒與疑慮，蔣經國必須採取姿態與手段加以安撫化解。
國安與情治系統對於黨外勢力不斷坐大，同樣抱持戒慎與敵視的態度，並力主應以強硬手段對付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國安局在一份上呈蔣經國的報告裡，明確指出該年底立委選舉「偏激份子與海外叛國份子勾聯，結合不滿現實份子，利用狹隘的地域觀念，鼓煽民心，企圖作有計畫的製造事端，爭取多數當選，成立反對黨，形成反對力量，進行政治顛覆，昭然若揭。」不待蔣下達指示，國安局即主動告知各地情治單位要妥善準備，提高政治警覺，並加強情報布建、蒐證、研判與運用，以打擊政治上的敵人。也許受此類報告的影響，小蔣深信「外來勢力」正在「策動和支持國內的流氓、反動份子，利用今年的選舉機會，發動運動，企圖推翻我政府，手段陰險惡毒，來勢洶洶」。小蔣在面對鄧小平主政下中國大陸逐步走向改革開放，同時又顧忌美方斷交的壓力，其內心擺盪在究竟應以強硬手段或以寬大態度來對待反對勢力，而難以抉擇。台、美斷交風暴發生前三天，他在日記裡有這麼一段話：「惡劣的形勢緊迫而來，似有非採取強壓手段不得其定，但是此路不通，亦不可走。從政者有感無愧於心而行仁政者，不可以鎮壓而作為方法，今天是我考驗『忍耐』和堅強的時刻。」或許直到這一刻，他內心依然在掙扎，努力避免衝動、對國內政治採取高壓手段，然而隨後發生的劇烈外交衝擊，讓他的思維明顯轉向強硬保守。
(續)
1949-1988年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
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縮影。
2020年2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正式對外界公開蔣經國私人日記，這是繼2006年蔣介石日記開放後，另一件引起全球華人社會與學術界矚目的盛事。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中華民國總統任內離世後，三十多年來，其歷史地位與評價仁智互見，也引發不少討論。本書作者林孝庭以大量中、英文檔案史料為研究基礎，包括蔣經國日記的新材料與台、美、日、英新解密檔案，揭示1970年代起，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國府失去代表「中國」的正統地位後，台灣從威權統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曲折進程。
本書以三大篇十個章節的篇幅，從軍事情報、政工、白色恐怖、外交、台獨運動、民主化、本土化、民生與經濟建設、兩岸關係等全方位的視角，剖析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蔣經國與其政治生涯。這段歷史過程呈現了國府於國共內戰中潰敗、自大陸倉皇撤退播遷來台之後，如何在風雨飄搖中站穩腳跟，並利用冷戰國際兩極對抗的態勢，維持在台統治的正當性。
第一篇以三個章節窺探蔣經國與台灣的軍事情報、軍隊政工、國家安全、敵後工作的關聯，及其與美國情報機構──主要為中央情報局──長達三十年的愛恨糾葛，從五○年代初期到七○年代他主掌國政後發生的諸多爭議。台灣時期蔣經國的政治生涯始於情治、特務、敵後與軍隊政工，受命督導情治工作，對五○年代白色恐怖所應負的政治責任也無從迴避。若將時間回溯至半個多世紀以前，或許我們更想知道，當時參與其中的蔣經國，其內心的想法究竟為何？
在冷戰時期全球政治格局壁壘分明的態勢下，蔣經國初掌軍情業務的過程中面臨了諸多挑戰，其蘇共背景也受到美國政府的強烈猜疑。五○年代起，蔣經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互動秘辛，體現出台、美雖基於反共戰略的利益而關係密切，但彼此卻依現實權力的原則來運作。六○年代起，蔣經國逐漸從政治幕後走向台前、為接班做準備，他逐步放下見不得光的情報業務，然而從1972年他以行政院長之姿出掌國政到1988年於總統任內逝世，來台後蔣經國賴以立足的軍事情報、國安與政工三大領域卻屢屢出現危機，迫使他必須以國家領導人親自涉入，設法管控危機並挽救危局。這些難題不但對其領導統御帶來沉重的壓力，讓台、美關係蒙上陰影，也對八○年代國民黨權力基礎與蔣經國晚年時的人事布局帶來深遠的影響。
第二篇以四個章節探討蔣經國與1949年後台灣的對外關係，其中台灣與蘇聯秘密外交的開展，以及蔣經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本書關注的焦點之一。六○年代起中、蘇共發生嚴重分歧，雙方的關係江河日下，同時間美國朝野謀求改善與北京的關係，而對美、台關係帶來負面的影響，讓台北與莫斯科在各自利益的考量下，逐漸接近並建立起接觸的管道，試探雙方合作的可能性。於是，冷戰時期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之間的地下交往，年少留學蘇聯的蔣經國便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國府冒著來自華府可能的不良反應，以及違背數十年來自身意識型態的教條與宣傳，而開展這段大膽的外交冒險與嘗試，其來龍去脈究竟為何？兩蔣父子內心真實的想法是什麼？七○年代蔣經國主政之後，台、蘇關係又呈現何種面貌？這些問題都成了待解之謎，也是本篇的焦點。
1950年韓戰爆發後，台灣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圍堵共產黨勢力的前哨站，歷經國共內戰失利、退守台灣的蔣介石，再度成為美國的盟友。迄今將近四分之三世紀以來，不論台、美雙方有無正式邦交，「對美關係」依然是中華民國外交的重中之重，當今有意角逐總統大位的台灣政治人物，不分黨派，都以赴美訪問作為爭取華府支持與累積個人政治能量的重要途徑。回顧歷史，1949年後蔣經國曾五度訪美（不包括1956年兩次密訪太平洋美國屬地塞班島），藉由「訪美」及環繞此議題所衍生的諸多紛爭，吾人得以一窺小蔣如何領悟台、美關係，以及這個議題如何牽動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關係。持平而論，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作為全球霸權，其對外政策經常是自身內政議題的延伸；而台灣的情況恰好相反，內部諸多政治角力與折衝，往往是對外（特別是對美）關係陰影下的投射，此種反差與對比，在小蔣歷次訪美所產生的問題上，被強烈地映照出來。七○年代以後，隨著華府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蔣經國時時刻刻都處在台、美斷交陰影的煎熬之下，他如何認知此種痛苦的關係？他如何設法在困境中保有國家的自主性，而不被美國老大哥牽著鼻子走？此刻影響美、中、台三角互動的變數有哪些？台、美斷交後複雜的雙邊關係之調整談判內幕又是如何？以上議題都是本篇探討的重點。
1949年以後，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維持與亞太各國的密切關係，對國府領導人而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日本乃東亞地區的龍頭，維繫台、日邦交是蔣介石內心的重中之重，但與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蔣經國，又是如何看待對日關係？就反共意識型態而論，冷戰時期台灣與南韓常被喻為「兄弟之邦」，彼此同屬分裂國家，同樣面對來自北方的共產黨敵對政權；就圍堵共產勢力在亞洲擴散的角度觀之，台灣與南越的關係往往被形容為「唇齒相依」；除此之外，國府當局為配合美國的冷戰政策，曾在東南亞地區暗中支援當地的反共勢力，輸出以反共意識型態為基礎的軍事與情報外交，但同時也引發不少爭議，蔣經國如何協助其父親處理台灣與亞太地區各鄰邦的關係？其內心如何看待與這些周邊國家的往來互動？本篇都有生動的分析。
第三篇的三個章節探討蔣經國與台灣民生經濟建設、政治民主化、本土化與兩岸關係等議題的關聯。小蔣啟動國民黨本土化的工程，以及台灣逐步自威權統治走向民主化，無疑是一條漫長、艱辛而曲折的道路。四十年來，蔣經國從最初主掌情治特務工作、參與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經歷七○年代國民黨的正當性遭嚴重弱化，以及隨之而來風起雲湧的海外台獨運動與島內黨外勢力的急遽發展，直到八○年代他著手開啟全面民主化，其心路歷程與內心轉折為何？在台灣生活大半輩子之後，他對於島上總人口占絕大多數的本省籍民眾，是如何理解與認知？來自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壓力，對於他處理省籍問題、台獨運動、本土化與民主化又發生了什麼作用？終其一生，蔣經國無法全然拋開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陸時期所留下來的憲政法統框架，以及父親留下來的「光復大陸」之沉重包袱，而主政後所面對的諸多內外艱困挑戰，又迫使他必須逐步讓政治走向「可控」與「有限」的在地化，並接受伴隨民主化而來的諸多政治遊戲規則，對於出身且得益於威權體制的蔣經國，其內心的痛苦轉折與體悟為何，將是本篇關懷的重點。
1949年以來，在國際社會中以代表「全中國」正統地位自居的國府當局，以「反攻大陸」的最高國策與伴隨而來的軍事、政治與社會動員，相當程度化解了各方對蔣介石威權領導的反抗暗流。1971年秋天起，國府先後失去聯合國席位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外交承認，面對此一局面，接班的蔣經國勢必在國政大方向上有所調整。然而，美、中關係正常化與台北在國際社會深陷孤立，卻開啟了兩岸關係的契機。鄧小平主政下的中國大陸，開始走向理性化與改革開放，而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艱困處境，也讓蔣經國必須以更務實和彈性的立場，處理兩岸與對外關係。八○年代起，隨著國際間冷戰格局走向緩解，蔣經國成為兩岸融冰、終結彼此長達四十年隔絕的關鍵推手。小蔣在兩岸關係演變過程中的角色與心路歷程，四十年來國、共雙方擺盪於敵對與和緩兩端的複雜情形，以及美國政府在兩岸關係各個階段所處的關鍵地位，都是本篇最後一章所欲探究的重點。
縱觀1949至1988年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何嘗不是二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縮影。
內容摘文
第八章 蔣經國眼中的台灣、台獨、本土化與民主化
國際孤立下曲折的民主化進程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日後李登輝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此時蔣經國不惜以強硬的態度對付反對勢力，與來自國民黨內保守派的壓力不無關聯，他從國安部門上呈的政治情報中，知悉國民黨內CC派要員對「本土化」政策極表不滿，外省勢力認為小蔣不斷啟用台籍人士，似有意「逐步將政權轉移台灣人手中」，為求自保，CC派打算暗中與「台籍有識之士切取連繫，以便進退自如」，並決定由立法委員齊世英與梁肅戎負責秘密聯繫工作。這群CC派要角還嚴厲批評國民黨的競選策略與宣傳工作毫無方向、軟弱不堪，不但無法有效打擊黨外，反而讓廣大民眾對黨外運動產生同情與共鳴，令執政黨進退失據，長此以往，台灣政局終將形成一種「外省人為國民黨、本省人為反對黨」的對立態勢。面對黨內保守力量的憤怒與疑慮，蔣經國必須採取姿態與手段加以安撫化解。
國安與情治系統對於黨外勢力不斷坐大，同樣抱持戒慎與敵視的態度，並力主應以強硬手段對付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國安局在一份上呈蔣經國的報告裡，明確指出該年底立委選舉「偏激份子與海外叛國份子勾聯，結合不滿現實份子，利用狹隘的地域觀念，鼓煽民心，企圖作有計畫的製造事端，爭取多數當選，成立反對黨，形成反對力量，進行政治顛覆，昭然若揭。」不待蔣下達指示，國安局即主動告知各地情治單位要妥善準備，提高政治警覺，並加強情報布建、蒐證、研判與運用，以打擊政治上的敵人。也許受此類報告的影響，小蔣深信「外來勢力」正在「策動和支持國內的流氓、反動份子，利用今年的選舉機會，發動運動，企圖推翻我政府，手段陰險惡毒，來勢洶洶」。小蔣在面對鄧小平主政下中國大陸逐步走向改革開放，同時又顧忌美方斷交的壓力，其內心擺盪在究竟應以強硬手段或以寬大態度來對待反對勢力，而難以抉擇。台、美斷交風暴發生前三天，他在日記裡有這麼一段話：「惡劣的形勢緊迫而來，似有非採取強壓手段不得其定，但是此路不通，亦不可走。從政者有感無愧於心而行仁政者，不可以鎮壓而作為方法，今天是我考驗『忍耐』和堅強的時刻。」或許直到這一刻，他內心依然在掙扎，努力避免衝動、對國內政治採取高壓手段，然而隨後發生的劇烈外交衝擊，讓他的思維明顯轉向強硬保守。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