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台灣如何兩全？
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卜睿哲在《艱難的抉擇》探討了台灣面臨的廣泛問題與政策選擇，並就台灣可以如何幫助自己，以及美國應該如何協助台灣，提供實際的建議。對台灣來說，最艱難的政策取捨，就是如何一邊處理兩岸關係，一邊維持經濟繁榮與競爭力，讓這座美麗島上的人民，繼續過著美好的生活。
台灣是1980年代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典型代表，也是華人社會中第一個在和平的狀態下逐步實現民主制度的國家。但是，今日的台灣面臨著許多內部問題與外在危機：社會的高齡化以及由此產生的世代衝突；中國長期威脅要以類似於香港的方式來統一這座美麗島，加劇了島內的本土化問題。
台灣在國家安全上，嚴重依賴美國，但它必須利用自己的資源來應對北京所施加的壓力。台灣如何應對自身所面臨的內部與外部挑戰，以及美國和其他大國如何施以援手，將決定台灣是否能夠堅持自己的立場去面對中國的野心。
內容摘文
本書的宗旨
這本書並不只是聚焦在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當然也關注台灣社會所面對的困境，以及其政治體制調解這些困境的難處。再者，這本書特別強調了台灣民眾的觀點對於這些困境所起的作用。下一章定調了正在發揮作用的已知的內部議題的公共意見。之後的四章檢視了內部政策的問題和攸關的爭議：政府預算、經濟、能源安全和轉型正義。再接續的六章則檢視了台海兩岸關係的不同面向。第七章介紹了北京的對台政策、其政策為何至今依舊失敗，以及處理失敗的可能選項。第八章呈現了台灣面對自身安全問題可以採行的各種方式，並在第九章檢驗了台灣的防禦戰略。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檢視了台灣公民之間彼此對抗的觀點，包含他們的國家認同，對於台灣的國家地位的可能定義，以及與北京爭論不休的關鍵論點。第十二章描述了中國如何透過非武力脅迫的手段，為了削弱台灣實力所下的工夫。第十三章討論了台灣的政治體制、就不可否認的困難議題達成共識的障礙，以及無法達成共識的後果。第十四章檢驗了美國對台與對中政策的涵義，並在第十五章針對面臨雙重困境的台灣如何保有安全和「美好生活」，提出了我的看法。
台灣的民主是我特別感興趣的議題，這是因為我的專業和智識生涯的軌跡與台灣近來的政治歷史是平行發展的。我在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居住在台北，時值我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的中期，而當時台灣仍處在威權體制的強力掌控之下。不過，我在一九七○年代末和一九八○年代初的主要研究興趣是，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建立的外交關係，那對台灣來說是個沉痛的打擊。台灣成為我關注的焦點是在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成為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f Foreign Affairs）的雇員之後。往後十年的大部分時光，我都在眾議員索拉茲（Steve Solarz）的旗下工作，他想要推動台灣的民主化和人權工作，而我的職責就是協助他。在我擔任雇員後沒多久，台灣總統蔣經國就決定要展開民主化的程序。
(續)
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卜睿哲在《艱難的抉擇》探討了台灣面臨的廣泛問題與政策選擇，並就台灣可以如何幫助自己，以及美國應該如何協助台灣，提供實際的建議。對台灣來說，最艱難的政策取捨，就是如何一邊處理兩岸關係，一邊維持經濟繁榮與競爭力，讓這座美麗島上的人民，繼續過著美好的生活。
台灣是1980年代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典型代表，也是華人社會中第一個在和平的狀態下逐步實現民主制度的國家。但是，今日的台灣面臨著許多內部問題與外在危機：社會的高齡化以及由此產生的世代衝突；中國長期威脅要以類似於香港的方式來統一這座美麗島，加劇了島內的本土化問題。
台灣在國家安全上，嚴重依賴美國，但它必須利用自己的資源來應對北京所施加的壓力。台灣如何應對自身所面臨的內部與外部挑戰，以及美國和其他大國如何施以援手，將決定台灣是否能夠堅持自己的立場去面對中國的野心。
內容摘文
本書的宗旨
這本書並不只是聚焦在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當然也關注台灣社會所面對的困境，以及其政治體制調解這些困境的難處。再者，這本書特別強調了台灣民眾的觀點對於這些困境所起的作用。下一章定調了正在發揮作用的已知的內部議題的公共意見。之後的四章檢視了內部政策的問題和攸關的爭議：政府預算、經濟、能源安全和轉型正義。再接續的六章則檢視了台海兩岸關係的不同面向。第七章介紹了北京的對台政策、其政策為何至今依舊失敗，以及處理失敗的可能選項。第八章呈現了台灣面對自身安全問題可以採行的各種方式，並在第九章檢驗了台灣的防禦戰略。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檢視了台灣公民之間彼此對抗的觀點，包含他們的國家認同，對於台灣的國家地位的可能定義，以及與北京爭論不休的關鍵論點。第十二章描述了中國如何透過非武力脅迫的手段，為了削弱台灣實力所下的工夫。第十三章討論了台灣的政治體制、就不可否認的困難議題達成共識的障礙，以及無法達成共識的後果。第十四章檢驗了美國對台與對中政策的涵義，並在第十五章針對面臨雙重困境的台灣如何保有安全和「美好生活」，提出了我的看法。
台灣的民主是我特別感興趣的議題，這是因為我的專業和智識生涯的軌跡與台灣近來的政治歷史是平行發展的。我在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居住在台北，時值我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的中期，而當時台灣仍處在威權體制的強力掌控之下。不過，我在一九七○年代末和一九八○年代初的主要研究興趣是，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建立的外交關係，那對台灣來說是個沉痛的打擊。台灣成為我關注的焦點是在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成為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f Foreign Affairs）的雇員之後。往後十年的大部分時光，我都在眾議員索拉茲（Steve Solarz）的旗下工作，他想要推動台灣的民主化和人權工作，而我的職責就是協助他。在我擔任雇員後沒多久，台灣總統蔣經國就決定要展開民主化的程序。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