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愛是什麼？
是關於你（妳）是誰？還是你（妳）做了什麼？
是維生的「一頓飯」？還是一場肯定自我的男女「對手戲」？
這是迄今為止唯一從透析中西文化深層結構的基礎上，橫跨台灣、香港、中國兩岸三地及西方社會，深入、全面、又寬廣地探索「性」在中西文化各自背景之下深藏的意義。
張瑞珊博士 （Dr Jui-shan Chang） 以創新社會學研究方法對「性」在台灣、香港、中國大陸和西方社會進行一系列比較研究，本書為其二十多年來的研究精華與總結，也是她對「性」這一個人生重要課題獨到見解的呈現。
本書英文原著（Making a Meal of It : Sex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Settings, 2011, Outskirts Press）已經連續在美國榮獲三項殊榮。第一項獎是由USA Book News 頒發的「美國2011年度最佳著作獎」，是在「健康」（以「性」為主題）類別內唯一得獎的作品（sole winner of The USA Best Books 2011 Awards for the category of Health: Sex and Sexuality）。第二項獎是「2012年讀者評選文藝獎」，是在「人文」領域類別內獲獎（winner of The 2012 Reader Views Literary Awards for the category of Humanities）。第三項是「2012年新一代英地最佳著作獎」，此著作入圍「兩性關係」類別的最後決選 （finalist of The 2012 Next Generation Indie Book Awards for the category of Relationships）。
本書的主題、發現、及獨特見解，與中西文化及社會裡的每個人都習習相關。本書不僅在多種學術領域內獲得肯定，也在一般讀者群中獲得許多迴響。
※本書英文原著榮獲：
‧ 美國2011年度最佳著作獎
（The USA 2011 Best Book Awards）
‧ 美國2011年讀者評選文藝獎
（The 2011 Reader Views Literary Awards）
‧ 美國2012年新一代英地最佳著作獎／入圍決選
（The 2012 Next Generation Indie Book Awards）
【自序】 我的中西文化「性」研究旅程
我對「性」所做的社會學研究已經有二十年了。這個長途旅程，是我的學術及個人生涯裡很重要的一段經歷。人生會有幾個這樣的二十年呢？
當二○○七年，我以得獎人的身分出席澳洲全國教學優異獎，以及墨爾本大學教學傑出獎的頒獎典禮時，腦海中卻浮現出，一九八三年我剛離開台灣到美國讀博士的時候，連一句英文都開不了口的那一幕。當時襁褓中的兒子，如今已是一個二十多歲離家自立的小伙子……
回想我在這漫長的歷程中，不只經由歲月的累積和由廣入深的研究，逐漸發展出在「性」這個學術領域裡自己的見解，我的個人生涯也在跨越世界三大洲的同時，歷經了人生各方面的衝擊、磨練和成長。
我生長在台灣，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與研究所，並取得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社會學博士。我對「性」的研究開始於一九八○年代的台灣。因為當時報章雜誌報導，台灣正在悄悄地展開了一個西方學者所謂的「寧靜的性革命」（a quiet sexual revolution）。這引起了許多人感嘆台灣人的性關係似乎正走向西方人的性開放，或以此來憂心道德的淪喪。而我的想法是，對於這種說法，我們應該趕快做些嚴謹的學術研究，讓事實真相來告訴我們該有多感嘆憂心和能怎麼辦。
在我對台灣的性行為做過一番研究之後，我的下一個問題是：其他的華人社會又是如何呢？我的研究很自然地擴展到香港及中國大陸。因為，我很想知道，在「性」這方面，除了在個人、社區或地域層次的差異，兩岸三地華人的性行為是否有其共通性？如果有，他們的共通性是什麼？
為了要瞭解橫跨這三個華人社會裡，有關「性」的共同特色到底是不是一種在中華文化下特有的「華人的性」（Chinese sexuality），我們得把它和非中華文化裡的「性」來做比較才行。所以，從一九九○年代起，我的比較研究又再擴展到西方社會文化裡的「性」，並且發展出「性的深藏意義」（embedded meanings of sex）這個新概念，來對中西文化脈絡裡的「性」的意涵，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
二十多年前的我，萬萬沒有想到，當初對台灣「寧靜性革命」的好奇及存疑，竟變成了我的一塊巨大的畫布，讓我在日後畫上我對「性」這個課題的種種反思，以及自己陸續的研究發現。
也從金賽博士說起
其實從二○○四年起，我就開始思考是否應該將自己這樣的一段學術兼人生旅程，每一個起伏轉折、一步一腳印的經驗寫成一本書呢？巧的是，在同一年，正好有一部叫做《金賽》的電影在墨爾本上映。這部電影描述了世界聞名性學研究先驅金賽博士（Alfred Kinsey, 1894–1956）一生的故事，包括他如何從動物學家變成「性學家」，如何在一九五○年代的美國，開創對男女性行為的研究，以及他的學術研究和個人生涯之間的糾葛關係。
可想而知，在一九五○年代的美國，金賽博士的性調查會是多麼的令人震驚。金賽的研究對美國人有極其深遠的貢獻。其中一個特別的貢獻是：許多所謂「正常的」、「一般的」美國人，其實都經驗過一些在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被認為「不正常」的性行為（abnormal sexual practices）。這個研究結果的發表，讓多少暗地裡懷疑自己「有問題」的美國人鬆了一口氣。發現「原來，不只是我一個人有這樣的問題！」更值得安慰的是，「從此，我不必再為這樣的經驗而感到羞恥或罪過！」
金賽的研究發現許多美國人對性知識與性技巧的無知，包括夫妻在洞房花燭夜嘗試「第一次」時的不知所措，以及美國人對性知識的瞭解大多來自於一般自認為所謂的「常識」，而這些性常識基本上是來自於宗教以及道德的訓示。金賽因此立志要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美國人的性行為，好讓美國人對性的認識來自於有事實根據的科學。
同時，金賽也發現那些同性戀、雙性戀或其他非異性戀取向的美國人，飽受外人（包括家人）對他們荒唐或無理的對待。金賽承認他本人也曾經驗過同性戀的感情。根據金賽所發展出來著名的測量「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的量表，零代表百分之百的異性戀取向（exclusively heterosexual）、六代表百分之百的同性戀取向（exclusively homosexual）。金賽的分數則是在零與六之間流動而不固定。他經歷過幾次「非傳統的性」事件，帶給三方極大的痛苦，包括：金賽他自己、他的妻子，以及他的男性情人。因此，金賽的性研究不僅是針對一九四○與一九五○年代一般美國人的性經驗，更是與他本人非傳統的性取向，以及他親身（痛苦）的性經驗有關。
對我而言，《金賽》這部電影出現的正是時候，給了我很深的感動及鼓舞，更增強了我寫這本書的念頭。相較於金賽，我只是個名不見經傳、對「性」這個題目默默做研究的一個社會學者。但是，「性」實在是個極為重要的人生課題。它是人生常態，卻又如此錯綜複雜。任何學者對它所做二十年的研究及反省，都是值得記載下來的。因為，人類的知識與經驗需要分享傳承，智慧才得以累積。
當東方與西方相遇
一九八三年八月，我剛到位於美國密西根州安娜堡城（Ann Arbor）的密西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時，立刻感受到了強大的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對許多美國同學能在課堂上侃侃而談，既驚訝又羨慕。當時我有個願望，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在課堂上用英文發言。一年之後，我真的能在課堂上開口了。那時若單純談論社會學的客觀知識就比較容易，但如果要以個人主觀的見解為出發點，我則不知從何說起。
不過，在課堂之外的我，在第一年就交到了幾個美國好朋友。剛開始的時候，我對洋人朋友會有很強的新奇感。隨著友誼的進展，我發現，即使來自不同的種族和文化，人還是人，是可以將心比心的。這個深刻的體認，大大增加了我的信心，非常有助於我在第二年、第三年逐漸參與課堂上的學術討論，或者在社交場合表達我的想法。
然而到了一九九一年，來到夏威夷東西方研究中心（The East-West Centre），我發現，自己在密西根所認知及體驗到的「東方」相對於「西方」的文化二元觀（East-West duality），在這個東西方交會的地方似乎變得不適用了。在夏威夷，所謂的「東方人」佔大多數。我想像應該會像是回到了老家。但是，在現實經驗中，我似乎比在夏威夷的「東方人」來得更西化。相較之下，我在密西根時跟西方朋友間的溝通，感覺反而比我跟夏威夷的東方朋友間的溝通來得更容易些。
一九九三年，我來到了澳洲塔斯馬尼亞州（Tasmania）的首都賀巴特（Hobart）。那裡山明水秀、如詩如畫的天然美景使我立刻著迷，也因此放棄了紐約市立大學的任教機會而來到了塔斯馬尼亞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Tasmania)。我很快體驗到了兩種似乎特別屬於澳洲社會的結構與文化價值觀。第一個，是所謂的「忠於大夥的精神」（mateship）。團體成員會在乎所有其他成員們的共同利益，他們對「夥伴們」（mates）的忠誠度要大過於對權威的尊從。第二個價值觀，則是「給每個人一個公平的機會」（“a fair go”）。
同時，我也從好幾位來自英國的同事身上，看到了或許是一些屬於英國中產社會階級的文化特色。相對於我所接觸過的澳洲或者美國同事而言，那些生長於倫敦而移民澳洲的英國同事們，在表達上顯得比較含蓄，似乎對自己或他人的社會階級或地位也比較敏感和在乎。
因此，從在密西根、夏威夷和塔斯馬尼亞的工作環境及生活經驗變遷中，我發現所謂的「西方」並不是一個單一同質性的文化。在所謂的「西方」社會或文化裡，諸多國家、社會、族裔、地域、階級之間，雖然有其明顯的共同點，但也有許多微妙的相異之處。不難想像，在從倫敦來的英國同事眼中，我或許是太「美國式」了些（“too American”），譬如言行太過直來直往。在澳洲同仁的眼中，我則或許是太過「個人主義」了些（“too individualistic”）。更或許，大家都有點失望，因為，我大概與他們心目中對華人女性的期待不符。
一九九六年，我重回美國，任教於愛荷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Iowa) 社會學系。在我對澳洲與英國文化有了些接觸與瞭解之後，使我這一次在美國工作及生活上的體驗，跟我當初從台灣直接到密西根，和在那兒多年的生活感受很不一樣。因為，這一次，我瞭解西方文化之內尚有許多相異的文化（diversity within the West）。我已經不會用過去刻板印象裡所謂「美國式」的單一模式，來回應不同時、地、工作及生活上的要求。因?，「西方式」並不就是等於「美國式」。我可以想像，這一次我在美國同事的眼中或許變得更難定位：有一些中式、美式、英式，乃至澳洲式的風格，大概什麼都有一點，但卻也什麼都不完全一樣。
一九九七年，我來到澳洲墨爾本，與另外兩位社會學者在墨爾本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創立社會學系。這十多年來住在墨爾本的經驗，更擴大了我對西方的瞭解。墨爾本是一個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的城市。我從義大利裔、希臘裔，或者其他南歐地中海社會的移民朋友身上，看到了很強的家族主義。這與我們華人的家族結構，以及重視家庭的文化價值觀念相當接近。但是，這些重視家庭的好男好女們，似乎仍然有著那種專門屬於西方的靈魂。對他們而言，如何能夠顯現自我並讓自我得到印證（self validation）呢？這種對自我最終的確認與印證超越了自己所有的家庭角色。也就是說，「自我」（self）不只是等於家庭角色的總合。
到了二○○九年，我開始在墨爾本接受心理治療師 (psychotherapist) 的專業訓練。在臨床訓練過程中，我的治療對象絕大多數是安格魯凱提克族裔的白人（Anglo-Celtic adults）。不論他們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態、社會經濟地位、所處的人生階段，或者當下所遭遇的某種危機導致他們向我尋求專業協助，他們的最終問題多半是關於：「我是誰？」（Who am I?），「我真正要的是什麼？」（What do I really want?），「我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麼？」（What is the purpose of my life?）等等。總括來說，他們求診的問題主要是和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慾望（desire），以及存在的意義（existential issues）等的疑惑與困擾有關。
對二十多歲的人而言，最讓他們困擾的是：如何界定自己是個成年人（adult）？如何才能具備獨立生活的能力與條件？
對三十或四十多歲的人而言，他們多半被既存的工作與家庭多方面的角色壓得透不過氣來。他們最迫切的自我存在的問題則是：如何才能超越（transcend）這些角色和責任，感受到一種屬於自己「個人」存在的意義？
對五十歲以上的人而言，他們進入子女長大離家後的空巢期（empty nest），他們存在的危機則變成：過去大半生以養兒育女為生活重心，只關注家裡每一個其他成員要的是什麼，而非自己要的是什麼。現在，既然家庭責任已了，那麼，我該如何對自己重新定位（redefining and repositioning myself）、來探索「我」是誰呢？我的下半生，能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呢？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又是什麼？
相對來看，對當今絕大多數兩岸三地的華人而言，他們仍然是以家庭角色（familial roles）來界定自己存在的意義。扮演好自己的家庭角色，就等於是扮演好了一個男人、女人，或是一個高尚的人的角色。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在西方的華人研究（Chinese studies）學術領域裡，有一個論點是：許多華人都沒有所謂的「自我」（“self”），而且多數華人的「自我」基本上是由人際關係以及角色來界定。
二○○七年時，我在北京深入訪談了十二位文化精英，在香港則訪談了五位。在這些受訪的精英當中，最年輕的將近三十歲，最年長的大約是五十五歲。他們都不約而同地闡述出同一個核心價值觀，那就是中華文化裡重視「和諧」（harmony）的理想。我在這本書裡稱呼這個華人普遍崇尚和諧的價值觀是「一個華人內心的習慣」（the habit of a Chinese heart）。這些受訪的文化精英們還同時提到另一個共同的倫理規範，就是我們應該對自己的所有角色負起責任（piety）。他們都認為生命的意義是扮演好自己所有的角色、善盡本分與職責。這些角色始於家庭，包括上對父母、下對子女該負的責任，然後向外擴及到工作場合、社區，以及國家社會。
就我來說，二十多年來，我在幾個不同的西方社會裡學習並體驗做一個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在這漫長的路程中，我似乎也逐漸發展出了一種「自我」。這個「自我」就在自己的教學、研究、寫作及與他人的互動中（有時在爭辯中）表現出來。雖然，我漸漸有了自己的聲音（my voice），卻也同時感受到，那聲音下面的「我」（me），仍舊是與家庭角色緊密相連，而比較不是一個以個人為單位，或是以一個「個人」為中心的自我（an individualistic and/or individualised self）。在這個層次裡，我還是頗為「華人式的」（“Chinese”）。但是，我的「華人性」（“Chineseness”）又與當今兩岸三地（包括我的老家台灣）的華人不盡相同。
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當然，我還是與所謂的「西方人」不同。在二十多年跨文化的情境中，經歷了無數的嘗試錯誤學習（trial-and-errors），從痛苦中，我漸漸地發展出一個「自我」。這個「自我」，有著華人的家庭結構和文化價值理想的根，是在西方文化的情境裡萌芽出來的。雖然某些時刻會激起我的反思：「『我』只不過是等於我的所有家庭角色的總合嗎？」不過，這個問題似乎只是偶爾出現罷了；不像我的西方朋友或門診的個案們，這種有關自我存在與意義的問題，是他們對自己生命的一種終極的關懷。
我從小就對文化感興趣，尤其是當我觀察到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似乎大不相同時，我更是對兩種文化都充滿了無限的好奇與嚮往。在一九六○年代的台灣，我為什麼會注意中西文化的不同呢？
在我兒時、跨中西文化的?蒙老師，是坊間的國語流行歌曲，以及在台灣的美軍電台排行榜的西洋熱門音樂。長我五歲的大哥在念中學時，對西洋搖滾音樂十分著迷。在耳濡目染下，我從小學起就接觸西洋流行歌曲。那時我聽不懂英文歌詞，但能感覺到中西歌曲的風味大不相同。西方情歌聽起來明朗、浪漫、渴望性愛，直接吶喊出一種屬於「我」的強烈情緒。而國語情歌聽起來含蓄、深情、哀怨動人，藉著對優美景緻的描述，來表達內心對情的愛戀或感傷。當我在欣賞中西方的繪畫或小說時，也有類似的感覺。
我瞭解家庭是中國社會的基石，但我不解的是，家庭也是西方社會的一個基本的社會組織，為什麼西方流行歌曲、繪畫與小說中所表達出的自我，是這麼的鮮明有力？為什麼這些中西文化作品所呈現的「愛」（love）是如此不同？是因為中西文化對「愛」的定義與解釋不同嗎？那麼對「性」（sex）呢？為什麼西方的歌曲、電影勇敢的表現出人們對性的渴望？在中西各別的文化脈絡下，「性」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這些是我在十幾歲時所想到的一些頗為天真的問題。它們也是本書所企圖回答的問題。我希望這本書可以激發更多生活在中西文化裡的個人及家庭，對這些與我們每一個人都切身相關的議題，來繼續進行研究辯論，或者自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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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關於你（妳）是誰？還是你（妳）做了什麼？
是維生的「一頓飯」？還是一場肯定自我的男女「對手戲」？
這是迄今為止唯一從透析中西文化深層結構的基礎上，橫跨台灣、香港、中國兩岸三地及西方社會，深入、全面、又寬廣地探索「性」在中西文化各自背景之下深藏的意義。
張瑞珊博士 （Dr Jui-shan Chang） 以創新社會學研究方法對「性」在台灣、香港、中國大陸和西方社會進行一系列比較研究，本書為其二十多年來的研究精華與總結，也是她對「性」這一個人生重要課題獨到見解的呈現。
本書英文原著（Making a Meal of It : Sex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Settings, 2011, Outskirts Press）已經連續在美國榮獲三項殊榮。第一項獎是由USA Book News 頒發的「美國2011年度最佳著作獎」，是在「健康」（以「性」為主題）類別內唯一得獎的作品（sole winner of The USA Best Books 2011 Awards for the category of Health: Sex and Sexuality）。第二項獎是「2012年讀者評選文藝獎」，是在「人文」領域類別內獲獎（winner of The 2012 Reader Views Literary Awards for the category of Humanities）。第三項是「2012年新一代英地最佳著作獎」，此著作入圍「兩性關係」類別的最後決選 （finalist of The 2012 Next Generation Indie Book Awards for the category of Relationships）。
本書的主題、發現、及獨特見解，與中西文化及社會裡的每個人都習習相關。本書不僅在多種學術領域內獲得肯定，也在一般讀者群中獲得許多迴響。
※本書英文原著榮獲：
‧ 美國2011年度最佳著作獎
（The USA 2011 Best Book Awards）
‧ 美國2011年讀者評選文藝獎
（The 2011 Reader Views Literary Awards）
‧ 美國2012年新一代英地最佳著作獎／入圍決選
（The 2012 Next Generation Indie Book Awards）
【自序】 我的中西文化「性」研究旅程
我對「性」所做的社會學研究已經有二十年了。這個長途旅程，是我的學術及個人生涯裡很重要的一段經歷。人生會有幾個這樣的二十年呢？
當二○○七年，我以得獎人的身分出席澳洲全國教學優異獎，以及墨爾本大學教學傑出獎的頒獎典禮時，腦海中卻浮現出，一九八三年我剛離開台灣到美國讀博士的時候，連一句英文都開不了口的那一幕。當時襁褓中的兒子，如今已是一個二十多歲離家自立的小伙子……
回想我在這漫長的歷程中，不只經由歲月的累積和由廣入深的研究，逐漸發展出在「性」這個學術領域裡自己的見解，我的個人生涯也在跨越世界三大洲的同時，歷經了人生各方面的衝擊、磨練和成長。
我生長在台灣，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與研究所，並取得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社會學博士。我對「性」的研究開始於一九八○年代的台灣。因為當時報章雜誌報導，台灣正在悄悄地展開了一個西方學者所謂的「寧靜的性革命」（a quiet sexual revolution）。這引起了許多人感嘆台灣人的性關係似乎正走向西方人的性開放，或以此來憂心道德的淪喪。而我的想法是，對於這種說法，我們應該趕快做些嚴謹的學術研究，讓事實真相來告訴我們該有多感嘆憂心和能怎麼辦。
在我對台灣的性行為做過一番研究之後，我的下一個問題是：其他的華人社會又是如何呢？我的研究很自然地擴展到香港及中國大陸。因為，我很想知道，在「性」這方面，除了在個人、社區或地域層次的差異，兩岸三地華人的性行為是否有其共通性？如果有，他們的共通性是什麼？
為了要瞭解橫跨這三個華人社會裡，有關「性」的共同特色到底是不是一種在中華文化下特有的「華人的性」（Chinese sexuality），我們得把它和非中華文化裡的「性」來做比較才行。所以，從一九九○年代起，我的比較研究又再擴展到西方社會文化裡的「性」，並且發展出「性的深藏意義」（embedded meanings of sex）這個新概念，來對中西文化脈絡裡的「性」的意涵，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
二十多年前的我，萬萬沒有想到，當初對台灣「寧靜性革命」的好奇及存疑，竟變成了我的一塊巨大的畫布，讓我在日後畫上我對「性」這個課題的種種反思，以及自己陸續的研究發現。
也從金賽博士說起
其實從二○○四年起，我就開始思考是否應該將自己這樣的一段學術兼人生旅程，每一個起伏轉折、一步一腳印的經驗寫成一本書呢？巧的是，在同一年，正好有一部叫做《金賽》的電影在墨爾本上映。這部電影描述了世界聞名性學研究先驅金賽博士（Alfred Kinsey, 1894–1956）一生的故事，包括他如何從動物學家變成「性學家」，如何在一九五○年代的美國，開創對男女性行為的研究，以及他的學術研究和個人生涯之間的糾葛關係。
可想而知，在一九五○年代的美國，金賽博士的性調查會是多麼的令人震驚。金賽的研究對美國人有極其深遠的貢獻。其中一個特別的貢獻是：許多所謂「正常的」、「一般的」美國人，其實都經驗過一些在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被認為「不正常」的性行為（abnormal sexual practices）。這個研究結果的發表，讓多少暗地裡懷疑自己「有問題」的美國人鬆了一口氣。發現「原來，不只是我一個人有這樣的問題！」更值得安慰的是，「從此，我不必再為這樣的經驗而感到羞恥或罪過！」
金賽的研究發現許多美國人對性知識與性技巧的無知，包括夫妻在洞房花燭夜嘗試「第一次」時的不知所措，以及美國人對性知識的瞭解大多來自於一般自認為所謂的「常識」，而這些性常識基本上是來自於宗教以及道德的訓示。金賽因此立志要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美國人的性行為，好讓美國人對性的認識來自於有事實根據的科學。
同時，金賽也發現那些同性戀、雙性戀或其他非異性戀取向的美國人，飽受外人（包括家人）對他們荒唐或無理的對待。金賽承認他本人也曾經驗過同性戀的感情。根據金賽所發展出來著名的測量「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的量表，零代表百分之百的異性戀取向（exclusively heterosexual）、六代表百分之百的同性戀取向（exclusively homosexual）。金賽的分數則是在零與六之間流動而不固定。他經歷過幾次「非傳統的性」事件，帶給三方極大的痛苦，包括：金賽他自己、他的妻子，以及他的男性情人。因此，金賽的性研究不僅是針對一九四○與一九五○年代一般美國人的性經驗，更是與他本人非傳統的性取向，以及他親身（痛苦）的性經驗有關。
對我而言，《金賽》這部電影出現的正是時候，給了我很深的感動及鼓舞，更增強了我寫這本書的念頭。相較於金賽，我只是個名不見經傳、對「性」這個題目默默做研究的一個社會學者。但是，「性」實在是個極為重要的人生課題。它是人生常態，卻又如此錯綜複雜。任何學者對它所做二十年的研究及反省，都是值得記載下來的。因為，人類的知識與經驗需要分享傳承，智慧才得以累積。
當東方與西方相遇
一九八三年八月，我剛到位於美國密西根州安娜堡城（Ann Arbor）的密西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時，立刻感受到了強大的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對許多美國同學能在課堂上侃侃而談，既驚訝又羨慕。當時我有個願望，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在課堂上用英文發言。一年之後，我真的能在課堂上開口了。那時若單純談論社會學的客觀知識就比較容易，但如果要以個人主觀的見解為出發點，我則不知從何說起。
不過，在課堂之外的我，在第一年就交到了幾個美國好朋友。剛開始的時候，我對洋人朋友會有很強的新奇感。隨著友誼的進展，我發現，即使來自不同的種族和文化，人還是人，是可以將心比心的。這個深刻的體認，大大增加了我的信心，非常有助於我在第二年、第三年逐漸參與課堂上的學術討論，或者在社交場合表達我的想法。
然而到了一九九一年，來到夏威夷東西方研究中心（The East-West Centre），我發現，自己在密西根所認知及體驗到的「東方」相對於「西方」的文化二元觀（East-West duality），在這個東西方交會的地方似乎變得不適用了。在夏威夷，所謂的「東方人」佔大多數。我想像應該會像是回到了老家。但是，在現實經驗中，我似乎比在夏威夷的「東方人」來得更西化。相較之下，我在密西根時跟西方朋友間的溝通，感覺反而比我跟夏威夷的東方朋友間的溝通來得更容易些。
一九九三年，我來到了澳洲塔斯馬尼亞州（Tasmania）的首都賀巴特（Hobart）。那裡山明水秀、如詩如畫的天然美景使我立刻著迷，也因此放棄了紐約市立大學的任教機會而來到了塔斯馬尼亞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Tasmania)。我很快體驗到了兩種似乎特別屬於澳洲社會的結構與文化價值觀。第一個，是所謂的「忠於大夥的精神」（mateship）。團體成員會在乎所有其他成員們的共同利益，他們對「夥伴們」（mates）的忠誠度要大過於對權威的尊從。第二個價值觀，則是「給每個人一個公平的機會」（“a fair go”）。
同時，我也從好幾位來自英國的同事身上，看到了或許是一些屬於英國中產社會階級的文化特色。相對於我所接觸過的澳洲或者美國同事而言，那些生長於倫敦而移民澳洲的英國同事們，在表達上顯得比較含蓄，似乎對自己或他人的社會階級或地位也比較敏感和在乎。
因此，從在密西根、夏威夷和塔斯馬尼亞的工作環境及生活經驗變遷中，我發現所謂的「西方」並不是一個單一同質性的文化。在所謂的「西方」社會或文化裡，諸多國家、社會、族裔、地域、階級之間，雖然有其明顯的共同點，但也有許多微妙的相異之處。不難想像，在從倫敦來的英國同事眼中，我或許是太「美國式」了些（“too American”），譬如言行太過直來直往。在澳洲同仁的眼中，我則或許是太過「個人主義」了些（“too individualistic”）。更或許，大家都有點失望，因為，我大概與他們心目中對華人女性的期待不符。
一九九六年，我重回美國，任教於愛荷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Iowa) 社會學系。在我對澳洲與英國文化有了些接觸與瞭解之後，使我這一次在美國工作及生活上的體驗，跟我當初從台灣直接到密西根，和在那兒多年的生活感受很不一樣。因為，這一次，我瞭解西方文化之內尚有許多相異的文化（diversity within the West）。我已經不會用過去刻板印象裡所謂「美國式」的單一模式，來回應不同時、地、工作及生活上的要求。因?，「西方式」並不就是等於「美國式」。我可以想像，這一次我在美國同事的眼中或許變得更難定位：有一些中式、美式、英式，乃至澳洲式的風格，大概什麼都有一點，但卻也什麼都不完全一樣。
一九九七年，我來到澳洲墨爾本，與另外兩位社會學者在墨爾本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創立社會學系。這十多年來住在墨爾本的經驗，更擴大了我對西方的瞭解。墨爾本是一個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的城市。我從義大利裔、希臘裔，或者其他南歐地中海社會的移民朋友身上，看到了很強的家族主義。這與我們華人的家族結構，以及重視家庭的文化價值觀念相當接近。但是，這些重視家庭的好男好女們，似乎仍然有著那種專門屬於西方的靈魂。對他們而言，如何能夠顯現自我並讓自我得到印證（self validation）呢？這種對自我最終的確認與印證超越了自己所有的家庭角色。也就是說，「自我」（self）不只是等於家庭角色的總合。
到了二○○九年，我開始在墨爾本接受心理治療師 (psychotherapist) 的專業訓練。在臨床訓練過程中，我的治療對象絕大多數是安格魯凱提克族裔的白人（Anglo-Celtic adults）。不論他們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態、社會經濟地位、所處的人生階段，或者當下所遭遇的某種危機導致他們向我尋求專業協助，他們的最終問題多半是關於：「我是誰？」（Who am I?），「我真正要的是什麼？」（What do I really want?），「我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麼？」（What is the purpose of my life?）等等。總括來說，他們求診的問題主要是和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慾望（desire），以及存在的意義（existential issues）等的疑惑與困擾有關。
對二十多歲的人而言，最讓他們困擾的是：如何界定自己是個成年人（adult）？如何才能具備獨立生活的能力與條件？
對三十或四十多歲的人而言，他們多半被既存的工作與家庭多方面的角色壓得透不過氣來。他們最迫切的自我存在的問題則是：如何才能超越（transcend）這些角色和責任，感受到一種屬於自己「個人」存在的意義？
對五十歲以上的人而言，他們進入子女長大離家後的空巢期（empty nest），他們存在的危機則變成：過去大半生以養兒育女為生活重心，只關注家裡每一個其他成員要的是什麼，而非自己要的是什麼。現在，既然家庭責任已了，那麼，我該如何對自己重新定位（redefining and repositioning myself）、來探索「我」是誰呢？我的下半生，能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呢？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又是什麼？
相對來看，對當今絕大多數兩岸三地的華人而言，他們仍然是以家庭角色（familial roles）來界定自己存在的意義。扮演好自己的家庭角色，就等於是扮演好了一個男人、女人，或是一個高尚的人的角色。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在西方的華人研究（Chinese studies）學術領域裡，有一個論點是：許多華人都沒有所謂的「自我」（“self”），而且多數華人的「自我」基本上是由人際關係以及角色來界定。
二○○七年時，我在北京深入訪談了十二位文化精英，在香港則訪談了五位。在這些受訪的精英當中，最年輕的將近三十歲，最年長的大約是五十五歲。他們都不約而同地闡述出同一個核心價值觀，那就是中華文化裡重視「和諧」（harmony）的理想。我在這本書裡稱呼這個華人普遍崇尚和諧的價值觀是「一個華人內心的習慣」（the habit of a Chinese heart）。這些受訪的文化精英們還同時提到另一個共同的倫理規範，就是我們應該對自己的所有角色負起責任（piety）。他們都認為生命的意義是扮演好自己所有的角色、善盡本分與職責。這些角色始於家庭，包括上對父母、下對子女該負的責任，然後向外擴及到工作場合、社區，以及國家社會。
就我來說，二十多年來，我在幾個不同的西方社會裡學習並體驗做一個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在這漫長的路程中，我似乎也逐漸發展出了一種「自我」。這個「自我」就在自己的教學、研究、寫作及與他人的互動中（有時在爭辯中）表現出來。雖然，我漸漸有了自己的聲音（my voice），卻也同時感受到，那聲音下面的「我」（me），仍舊是與家庭角色緊密相連，而比較不是一個以個人為單位，或是以一個「個人」為中心的自我（an individualistic and/or individualised self）。在這個層次裡，我還是頗為「華人式的」（“Chinese”）。但是，我的「華人性」（“Chineseness”）又與當今兩岸三地（包括我的老家台灣）的華人不盡相同。
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當然，我還是與所謂的「西方人」不同。在二十多年跨文化的情境中，經歷了無數的嘗試錯誤學習（trial-and-errors），從痛苦中，我漸漸地發展出一個「自我」。這個「自我」，有著華人的家庭結構和文化價值理想的根，是在西方文化的情境裡萌芽出來的。雖然某些時刻會激起我的反思：「『我』只不過是等於我的所有家庭角色的總合嗎？」不過，這個問題似乎只是偶爾出現罷了；不像我的西方朋友或門診的個案們，這種有關自我存在與意義的問題，是他們對自己生命的一種終極的關懷。
我從小就對文化感興趣，尤其是當我觀察到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似乎大不相同時，我更是對兩種文化都充滿了無限的好奇與嚮往。在一九六○年代的台灣，我為什麼會注意中西文化的不同呢？
在我兒時、跨中西文化的?蒙老師，是坊間的國語流行歌曲，以及在台灣的美軍電台排行榜的西洋熱門音樂。長我五歲的大哥在念中學時，對西洋搖滾音樂十分著迷。在耳濡目染下，我從小學起就接觸西洋流行歌曲。那時我聽不懂英文歌詞，但能感覺到中西歌曲的風味大不相同。西方情歌聽起來明朗、浪漫、渴望性愛，直接吶喊出一種屬於「我」的強烈情緒。而國語情歌聽起來含蓄、深情、哀怨動人，藉著對優美景緻的描述，來表達內心對情的愛戀或感傷。當我在欣賞中西方的繪畫或小說時，也有類似的感覺。
我瞭解家庭是中國社會的基石，但我不解的是，家庭也是西方社會的一個基本的社會組織，為什麼西方流行歌曲、繪畫與小說中所表達出的自我，是這麼的鮮明有力？為什麼這些中西文化作品所呈現的「愛」（love）是如此不同？是因為中西文化對「愛」的定義與解釋不同嗎？那麼對「性」（sex）呢？為什麼西方的歌曲、電影勇敢的表現出人們對性的渴望？在中西各別的文化脈絡下，「性」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這些是我在十幾歲時所想到的一些頗為天真的問題。它們也是本書所企圖回答的問題。我希望這本書可以激發更多生活在中西文化裡的個人及家庭，對這些與我們每一個人都切身相關的議題，來繼續進行研究辯論，或者自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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