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在幹嘛? | 拾書所

政治工作在幹嘛?

$ 380 元 原價 380
政治給參?可參嗎?
從街頭到體制
從抗爭到參與
15個年輕人的政治告白
新世代參政的勇氣與挑戰

他們平均年齡不到30歲,各式各樣的成長背景和族群認同經驗,卻不約而同的為了公平正義,早已歷經無數的街頭衝撞;太陽花運動之後,這些年輕世代進入體制擔任各種政治工作,在本書中以跨越黨派的視角,以及個人經歷,闡述政治現實與想像的落差、縫合。

讓大家知道:走上街頭並非一時的腎上腺激素作祟、從事政治的人,不見得長得像電視上那些人的樣子;讓學生知道:除了參加社運之外,政治也可能是一種選項;讓關心政治的人可以更明白問政是怎麼一回事。

  1.無役不與的運動者──

看他們在決定參與政治工作之前,對政治的看法和傾向。
看他們決定參與政治工作的時間點和原由。
看他們相較於過去,有哪些重要的認知變化。
我只是希望這個世界上,能再有多一點點的人,過得更快樂、更自在、更平等。
然而,這個願望竟然如此困難。──呂欣潔

想要改變社會的人,必定要承擔別人不能忍受、不敢承擔的風險。我們只要記得一件事:我們要樂觀,我們要對未來有期待,事情一定會有所改變,哪怕只有一點點。──范綱皓

對我這樣一個懷抱著讓台灣更公平正義的理想,卻對追逐權力毫無興趣的人而言,尋找可以讓自己實踐理想的位置,儼然是生命裡最重要的課題。──許韋婷

我們或許認識了個別的社運議題,但那只是理解政治的一小塊拼圖。要能更深入地說服大眾,做出改變,靠的不是課堂上學到就拿出來花拳繡腿的理論,或什麼華麗的詞藻,而是更細緻地調查和分析,去理解這些眾人的想法和處境。──陳為廷

我相信人人心中都有一個一百分的世界,每個一百分或許不太一樣,但總有一個對理想的想像。如果目前的現況是零分,那麼社會運動無疑是拿著一百分的圖像,大聲疾呼。--曾柏瑜

  2.體制裡前進,從0到100──

聽聽他們參與政治後所為所聞及心得體悟,
從網路、媒體、青年組織、文宣、組織、總幹事、候選人等等角度剖析。

要相信選民是有能力看穿虛偽包裝的,特別是在新媒體的時代,如果候選人和你要宣傳的內容是根本抵觸的,再怎麼精細的技巧也無能為力,甚至會成為負面宣傳。──吳沛憶(文宣)

由於人手不足,所以我們在黨部的工作,彼此是高度的交叉持股,相互幫忙。換句話說,就是什麼雜事都要做。不只是發文宣這樣的事情,偶爾會有來自國外的選舉觀察團參訪,或是開記者會前,我也會協助操作投影機、做場地的佈置和整理;或者,會協助製作遊行的道具;又或者是,偶爾也需要接選民的電話⋯⋯──陳廷豪(黨部工作)

大多數的例子跟經驗,是地方累積經驗後,提供給中央做普遍、全盤性的政策制定。從中央到地方,就跟從文本到真實世界很雷同,濃縮的理論奠基於真實世界的積累,但仍需考慮地方的差異性與特定經驗。──張慧慈(地方輔選)

在參選過程中,我並沒有將資源投入在類似造勢活動或者成立競選總部等。相反地,大部分的時間,我選擇在里內和里民一對一對談,傾聽民意。尤其是自己過去多數時間都離開里內念書,平時待在里內的時間並不多,對於自己所居住社區的人、事、物並不熟悉。──詹晉鑒(里長候選人)

輔選過程中,一個禮拜有超過一半的時間是在各地奔波,另外一半的時間在辦公室確認文宣工作。我本來自信的以為這會是我得心應手的領域,但過程中不得不承認身為政治菜鳥,又是面對總統級的輔舉工作,我還是太嫩了。──SavungazValincinan撒丰安•瓦林及那(原民部選舉組織)

雖然黨中央有綱要式的政見,但要進入日常筆戰、應對媒體追訪、排妥選戰節奏,團隊還是必須完整掌握議題。甚至透過訪談,進一步拉攏戰友,組織空戰部隊。這些在兩大黨都有既成的資料,一般藍綠對決的選戰,甚至很少聚焦政策爭辯。而我們只能土法煉鋼。──陳為廷(總幹事)

民意代表和幕僚是24小時待命,不能關機,凌晨沒接到電話,隔天就會聽到選上了就不接電話的風聲。從週一忙到週日就不用說了,什麼?假日應該可以休息吧?錯了!假日更忙,因為活動都辦在假日,平日沒人來;邀請你了,如果你不到,就是不給面子。──吳哲希(地方選舉)

青年組織工作如果真的要「成事」,勢必就是要先「正名」。這就會回到青年組織工作之目的。對於任何一個關心青年在政治領域與社運領域發展與前途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是比「接住」青年更重要的事情了。──黃守達(青年組織)

  3.給下一輪世代的留言──

我眼中的台灣是怎樣?
「年輕世代」的困境VS.優勢?
年輕問政究竟是否可行?組黨是否會比較好?

這幾年來,整個社會不管上一個世代或我們這一個世代,大家都覺得需要改變,需要做些事情,改變這個困境,也開始起身行動,只是似乎還找不到一個方法,找不到一個解答,要怎麼樣做、怎麼行動,才能看到有什麼改變。一個很變動的時代,就是我這個階段看到的台灣。──吳沛憶

雖然是個壓抑的社會,但我們從社會運動的經驗中學到,選擇改革就是除了懷抱希望之外,其實一無所有。因此,我們只好仍然持續相信未來總是能夠變好,然後在這壓抑的社會夾縫中生活與希望。──陳廷豪

台灣真正的改變,或許不會在我的這個世代發生,但至少,我必須要為下一個世代,創造更多的條件。我們走的路並不冤枉,但如果還要讓我們的學弟學妹再走過一遍,那才是冤枉。
如果說青年參政有什麼必要,我覺得會在於此。──黃守達

年輕人需要組一個政黨,原因在於年紀畢竟還是很重要的一個分類。年紀,就跟族群身份、性別一樣,是一個社會身份,當一個政黨,能夠以年輕人的角度來討論低薪、轉型正義、性別平等、住宅政策,會是比較貼近我們想要的。我們就是要以年輕為主打,就是要去搶年輕人的票。在國會裡,可以搶到幾席算幾席,在地方也是,能搶到幾席代表、議員,就多一份力量。──范綱皓

我當然鼓勵更多的年輕人一起參與政治,因為我私心想要更多的夥伴,但我覺得欺騙年輕人說參與政治就可以改變社會是不可以的,我們要誠實的讓年輕人知道參政的困境和成本,這裡的成本包括物質的也包括心靈的。──Savungaz Valincinan撒丰安•瓦林及那

以青年人而言,目前青年的幾個困境,例如普遍低薪又窮忙、房價過高等,其實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他是社會整體的問題,也確實有世代間資源分配的問題,但光靠以上,是否有必要以青年為主體組成政黨,我認為都還不是這樣急迫。──詹晉鑒

我們更需要的是去創造新的政治風氣和運作的方式,如果創造一個新的政黨,但沿用舊的手段與方式,只是多討論的青年所面對到的問題,我不認為可以對台灣做整體性徹底的改變和影響,那還是一種上對下、很父權的結構複製,等我們變成「上一代」的時候,「下一代」依舊是在面對同樣的結構性因素。──呂欣潔

重要的是,如何讓大家知道,政治是應該被關心的,也能夠讓大家對每個議題有更多深入認識的興趣。可能大家會意識到,中間真的好多妥協,不見得是想像中美好的樣子,但這就是政治的更清楚的樣子。──苗博雅

名人推薦

(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丹(作家、民運人士)
巴奈.庫穗(原住民歌手)
林飛帆(島國前進發起人、台大政治所研究生)
Freddy林昶佐(立法委員)
李根正 (前綠黨召集人)
邱顯智(執業律師)
柯一正(導演)
姚立明(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長)
范雲(社民黨第一屆召集人)
馬世芳(廣播人、作家)
馬躍.比吼(前原住民電視台台長)
梁益誌(綠黨召集人)
張鐵志(政治評論人)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黃國昌(立法委員)
鄭弘儀(資深媒體人)
推薦序(依姓氏筆畫排序)

林飛帆(島國前進發起人、台大政治所研究生)

「我們這一代人是會重蹈覆轍,成為舊體制的繼承者,成為延續舊政治的人物?還是,能成為打破既有體制的革命者、改革者,開創新局的拓荒者?」這個難解的困擾,籠罩在無數個世代裡的台灣反抗青年身上。終究,沒有答案;或者說,歷史早已一次一次給出答案,只是,我們迴避、閃躲、有時不願面對⋯⋯最終,我們對歷史的解答做出不同的詮釋和回應,試著從中找到撫平自己焦躁不安,甚至是合理化自身選擇的說法。

經歷過318運動,這場翻轉台灣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歷史性的運動後,我曾經幻想這場壯闊的運動背後的社會期盼與動員能量,將引領台灣更直接的改變,徹底轉變台灣的命運:走向真正的獨立、自主,社會走向公義,不再有剝削,政治上實踐轉型正義,體制走向正常的國家體制,在國際上終能對等地與其他國家交往。但歷史總不是直線前進的,它迂迴著,時常面對逆流,時而面對波折;事實更是如此,我們總是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不斷依循著過去的路徑。

「台灣現階段最需要的是什麼?」「而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是走入體制的政治實務工作者?是體制外持續扎根經營的組織者?」還是,我們對於政治與政治工作的想像,早該突破既有藩籬。一如我在過往諸多運動中的體悟,社運工作者時常面對的是「最最」政治的事務,甚至有時這樣工作過程反倒能夠直搗政治的核心;而政治工作者,也未必都在面對政治體制裡的高政治(highpolitics)的議題,反倒時常得接觸最為社會底層的草根現實-那是許多社運工作者難以進入的場域。

「台灣的現在和未來,需要怎樣的人,在怎樣的社會或政治位置上?」「需要怎樣的新局與開創的可能性?」在試圖卸下運動光環、重回校園沈潛與自我放逐的這段日子,我更加確信,在歷史的不斷循環中,我們終究沒有悲觀、盲目地接受命運安排的份,我們深知,即便是在無限循環的路徑依循裡,那些重大的變革都是開創而來,也都是堅持而來。

本書中的多位受訪者,是我過去在社會運動、街頭抗爭中的夥伴和同志,縱然每每聊起對於政治,乃至於政治工作的想像,我們或許總難有個共同且一致的想像(雖然對許多政治現實的批評倒是相近),但對於台灣的未來,則有著相同的想望。我相信,懷抱這些共同的想望,是台灣社會與政治持續前進、亙古不滅的驅力。

推薦序

邱顯智(執業律師)


川本三郎的《我愛的那個時代》,裡面描述,在這個特徵是下雨的六〇年代,當時的他,是一個剛脫離學生身分的記者。

因此,在採訪日本學生運動的時候,看到警察打學生,由於自己是一個剛脫離學生身分的人,無疑的,警察打在學生身上的痛,彷彿自己也被這樣對待一樣,高度的理解,並且同情學生。

2011年我從德國回台灣,當時我剛脫離學生的身分,開始執業律師,一開始所參與的「社會運動」,是救援冤錯案。

後來,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漸漸地發現,有些學生被警察拖行、毆打,甚至被起訴辦成集遊法案件、妨害公務案件,於是原本通常在看守所或監獄會面當事人,漸漸地變成在大學裡也會有刑案的當事人。

看著年輕世代的學生奮不顧身,為了許多社會上的弱勢站出來,身為一個律師,似乎也沒有理由不站出來支持他們。

我記得我第一個大學生的當事人是孫致宇。她是清大的學生,因為華隆工人案,向當時的行政院長江宜樺丟拖鞋,因此被警察逮捕。當我跟她在清華大學見面,我看到一個非常瘦小的女生,帶著紅白拖這個「凶器」,出現在我的面前。

對於一個刑案的律師來說,這樣的「案件」,實在有無比的荒謬感。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對這些流離失所的華隆關廠工人,不屑一顧,反而,這樣瘦小的年輕學生,願意為這些媽媽們挺身而出,結果,卻反而將要受到國家的追訴、處罰。

看著她及她的紅白拖,我決定為她辯護。

在太陽花學運前的數月,陳為廷帶著這群華隆工人案的媽媽們來到新竹找我,我們約在我家對面的人文年代咖啡廳,總共數次。每一次,我都告訴她們說,「可能真的沒辦法」。然而,陳為廷及這群年輕的學生與這群媽媽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問:「真的沒有其他的辦法嗎?」

我既心疼又深受感動。最後我們成功將這案件帶到關廠工人案律師團,隨後與一群年輕熱情的律師一同努力,成功從銀行團手中,贏回關廠媽媽的資遣費、退休金。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我陪同被警察以警棍擊中頭部,鮮血如注的林明慧老師開庭。林明慧老師是台中一所國中的理化老師,於太陽花期間深受學生感動,因此,當他看到323晚上的行政院警察越來越多,林老師心想,如果人多一點,學生可能就比較不會有危險,抱著這樣單純的想法,他在十一點搭高鐵北上,十二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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