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揭開國王新衣的眼光

讀這本書，我其實是驚心動魄大於甘美的。

第一次拍案落淚，是在看到柯札克描述「你的孩子不是你的」時。詩人紀伯倫在《先知》裡的描述是甘美的，用明日之屋，用弓與箭，藝術地訴說著：「你們的孩子並不是你們的孩子。他們是生命對自身渴求的兒女。他們藉你們而來，卻不因你們而來。儘管他們在你們身邊，但並不屬於你們。」但柯札克是更誠實且驚心動魄：「你們會一起經歷那決定性的一刻，一起體驗共同的痛苦……你會把他擠出來，顧不得他的痛苦。他會堅定地用力從你身體裡鑽出來，顧不得你的痛苦。這是殘忍的一幕……你們兩人都發出了十萬個沒有人注意到的、美妙又細緻的顫動，為了取得屬於自己的那一份生命，不多也不少……」

各自取得屬於自己的那一份生命啊！當孩子出生時，不只孩子是獨立的，身為母親的也要再次獨立了。而那個不曾經歷過合一再分離過程的父親，有時候，說不定，反倒更獨立不起來，總忍不住與家國黏為一體。要先認知了自身的獨立自主，不以他人為自身（成就）代表，不以自身需求取代他人需要，如此才能看見嬰兒、兒童、未成年者的獨立自主。

這是本質，也是根本，但卻淹沒在許多以倫理或愛為名的枷鎖叢裡。我曾經在婚禮餐桌上聽見一個四歲孩子轉頭問：「媽媽，我吃飽了嗎？」，而孩子的媽竟也回答了：「還沒」。我這旁人目瞪口呆，親身見證一場偷天換日之戲碼。母親以呵護之名妨礙孩子自身感受的發展。當孩子在母親指示下繼續取食，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個無法確認自己飽餓感受的孩子，還有一個代理他人生命的母親。在習於代理他人之後，母親的「自己」會在哪裡？所謂的家族親情，總不能只是場無止盡循環的「代理文化」。

要能體會柯札克那一句理直氣壯的：我不知道。我們就要能打從內心最深的深淵，承認每一個人各自的完整獨立性，不分年齡大小、也不分財富多寡。於是我們能懂得，不能將自身的認定與經驗硬套在另一個生命體上。我們也能明白，生命不能被要求按照既定的SOP成長，無論是自己的生命，還是他人的。假使徹底理解「我們獨立於彼此」，也許就將踏上柯札克所承諾的路途──「我想要教導人們，去了解並喜愛那美妙、充滿生命、令人讚嘆的驚奇——那帶有創造性的『我不知道』」

在現實生活裡，大多數的大人是害怕面對、或承認自己的獨立性的。我們躲在文化、制度裡，躲在成長陰影裡，躲在專家學說裡，躲在職稱地位裡，不敢自己思想、自己下決定，不敢擁有自己的人性，有如上了手鐐腳銬的軀體，還當鐐銬是國王的新衣。

我總想，柯札克提供的眼光，恰巧讓我們穿透這國王新衣，直視有什麼手鐐腳銬。接著，需要的就是我們的信心，去擺脫國王新衣了。唯有我們去除自身的手鐐腳銬，我們才能讓身邊的生命奔向自由、自在與自信。

這不只是浪漫的情懷、多情的想像，在這本書裡，我們見識到柯札克是怎樣在現實中為此鍛鍊。無論是夏令營、收容所還是孤兒院裡的紀錄，都不斷逼我們思考關於人、孩子、環境、教育以及如何愛的問題。面對孩子的行為、謊言、防衛、討好與完整人性，我們都需要不斷進化的眼光、不斷淬煉的哲學，還有不停止的實踐。偏方無他呀──一旦開始願意面對與思考，付諸行動，那麼，我們也能漸漸對自由有信心。

柯札克對於兒童人權的思考，並不僅止於將兒童視為權利的受體，而是視為權利的主體。他在兒童議會、同伴法庭所實踐的，正是這樣的參與權、表意權。這樣的見解與實踐，不僅在當時是劃時代的先進，即使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仍有太多啟發。我們不能再只將兒童解放停留在「不要虐待」、「不可做為勞動工具」之類觀念，我們還需更進一步去呵護兒童身為一個「人」的完整權利，包括心智的自由、參與和改變世界的權利。

一旦我們能對兒童的完整權利如此呵護、堅持，我們也將成為更獨立自主、更自由的大人。
導讀

以人的身分，愛身為人的孩子－談柯札克《如何愛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的教育札記》

會接觸到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札克的人和他的作品，可以說是機緣巧合，但也有一種冥冥中註定的感覺。

兒子快滿四歲的時候，有一天我帶他來到克拉科夫（Kraków）的「綿羊電影院」（Kino pod Baranami），去參加一場兒童電影的放映。那天看的是一部動畫，改編自柯札克所著的少年小說《麥堤國王》（Król Maciuś Pierwszy／King Matt the First）。主人翁麥堤的父親過世了，於是他才小小年紀就得接下王位。在學習當國王的過程中，他遇到了許多困難及挑戰，比如野心勃勃的將軍一直想篡位；麥堤和全國小孩成立了兒童議會，然而孩子們缺乏經驗，不知道如何治理國家。在他們摸索的期間，國家失去了原有的秩序，戰爭一觸即發......幸好，憑藉著智慧、勇氣、從錯誤中學習的反省能力，以及來自他人的幫助，麥堤化解了危機，並且建立了社會的新秩序......

我和兒子都很喜歡這部電影，雖然兒子看到老國王去世會難過、害怕，但是他很喜歡麥堤率領兒童去島嶼尋找動物（為了建立一個開放的、人和動物平等相處的動物園）的橋段。而我最喜歡這個故事的地方，是它沒有塑造出一個兒童救世主的神話。麥堤不是來解放兒童或拯救他們的，更不是要創造一個屬於兒童的獨裁政權。他相信兒童的自主權，並且相信兒童和大人可以彼此溝通、互相幫助，共同創造一個適合兩者居住的世界。

關懷孤兒、為兒童爭取權益的「老醫生」

雅努什‧柯札克本名亨利‧哥德史密特（Henryk Goldszmit），是一位波蘭─猶太小兒科醫生、教育家、社會運動者及作家。他年少時家境優渥，然而在他青少年期間，身為律師的父親罹患精神疾病，造成家道中落，柯札克於是經歷到貧窮的滋味。父親過世後，柯札克必須身兼家教，負擔家計。

柯札克很早就開始關注兒童的處境及權益。他曾在童年時看到華沙猶太貧民窟兒童的困苦生活，印象深刻。戰時的經驗（柯札克曾以軍醫身分被徵召到前線，參與過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最遠到過哈爾濱），也讓他看到戰爭帶給孩子的痛苦。他曾參觀歐洲各地的孤兒院，也透過閱讀教育和心理學理論讓自己更了解兒童。他以寫作和廣播喚起人們對兒童權益的重視（他的筆名包括「老醫生」、「醫生先生」、「柯札克」，身後留下二十餘本著作），同時身體力行，以行醫、義診維護兒童的健康。

一九○四到一九○八年間，他幾乎每年都會在提供給貧窮猶太孩子的夏令營擔任帶領人。一九一二年，他成為猶太孤兒院「孤兒之家」（Dom Sierot）的院長，和合作夥伴史蒂芬‧維琴絲卡（Stefania Wilczyńska，1886-1942）一同經營孤兒院長達三十年，直到他們和孤兒們一起在二次大戰期間因為猶太人身分被納粹殺害為止。

雖然柯札克和孤兒院的結局充滿悲劇性，但在悲劇到來之前，他和兒童曾經一起做出許多不凡的努力，讓兒童人權、兒童自治在理念和實踐上都往前推進了一大步。他的理念及著作深深影響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制定（這個公約有超過兩百個國家簽屬，台灣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即依據公約的精神與內容所制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把一九八七年訂為柯札克年，聯合國（UN）亦將一九七九年訂為「國際兒童年」，向柯札克致敬。

「沒有孩子，只有人」的教育方式

柯札克如此重要，可惜的是台灣關於他的資料很少，只有林真美老師翻譯的，關於柯札克生平事蹟的童書《好心的國王：兒童權利之父──柯札克的故事》（親子天下，2012），除此之外沒有他自己的著作出版。我於是向心靈工坊推薦柯札克的代表作《如何愛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的教育札記》，幸運的是，我的建議被採納了，並且獲得大力支持。

《如何愛孩子》共兩部、四個主題章節：家庭中的孩子、收容所、夏令營和孤兒院中的孩子。在〈家庭中的孩子〉中，柯札克探討孩子與母親的親密關係、肯定母親對孩子的照顧及關愛（他稱讚母親甚至可以看到醫生注意不到的細節），但同時也提醒：如果母親想要控制孩子、盲目地相信專家和書本，她可能會因為「自己的孩子無法像別人家的孩子或書上寫的一樣」而陷入焦慮，以至於無法好好對待孩子。

「命令別人、塞給她們現成的想法，等於叫一個陌生的女人去生你的孩子。有些想法要自己經歷過痛苦才會誕生，而這些正是最寶貴的想法。」柯札克說。因此，他在書中沒有告訴母親「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而是鼓勵母親相信自己，用眼睛、耳朵、手、腦和心去觀察孩子的哭泣、尖叫、微笑，不要把孩子的情緒當成「唱反調」或「太興奮」，而是試圖理解孩子在情緒背後想要溝通表達的訊息。

「沒有孩子──只有人；但是他們的認知和我們不同，經驗和我們不同，衝動和我們不同，情感和我們不同。我們要記得，我們不了解他們。」在孩子面前，大人必須知道自己並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並且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這呼應著英國小兒科醫生／兒童心理學家溫尼考特說的「不需要完美，夠好就好」），如此他們才能尊重孩子、同理孩子，不以威權的方式管教他們眼中低人一等的孩子，而是把孩子當成平等、同樣不完美（也就是「夠好」）的人來愛。

透過兒童議會和法庭學習民主精神

柯札克呼籲大人要看見兒童、了解兒童、相信兒童。但這不表示教育者要對孩子採取放任、不給他們規範。他強調孩子需要自由，但也要負責任。他深知孩子有天真善良的一面，但也有世故卑劣的一面──就像所有的大人一樣。身為一個孤兒院的院長，他清楚明白社會對他的機構有什麼期待，也知道當孩子在未來要獨自面對冷酷無情的現實世界時，必須具備足夠的智慧、判斷力和自制能力，才能在本能衝動和社會規範之間取得平衡。

在柯札克的孤兒院裡沒有正式的懲罰（也就是說，不用毆打、責罵、威脅的手段規範孩子的行為）。為了解決孩子們之間的糾紛和衝突，以及對孩子的不良行為作出懲戒，柯札克設立了「同伴法庭」。孩子們透過案件的審理，來學習人與人之間的界線，以及如何尊重每個人的權益。與一般法庭不同，「同伴法庭」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孩子、原諒孩子，只有在孩子的行為嚴重危及他人及群體的利益時，才會循序漸進地給予制裁。所有不服判決的孩子都可以上訴，所有的大人（包括柯札克自己）也都可能成為被告，需要接受審判。

如此理想、信任孩子的教育系統，是有可能實現的嗎？從柯札克紀錄的「法庭報」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有可能的，但必須經歷過一連串慘痛的失敗教訓，並從錯誤中學習。柯札克從不諱言自己的失敗，也不避談困難和問題。他如實記錄法庭如何失去孩子的信任、成為一個可有可無的機構，於是被迫休庭、做出改革，然後重新回到孩子身邊。

就像《麥提國王》的主人翁，柯札克相信大人與兒童需要共同合作、溝通對話、教學相長，才能打造出更好的生活（這和巴西教育家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提出的「對話性教育」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生活的品質取決於大人與兒童的個性、他們所處的環境、他們的關係、優勢和侷限。因此，每一對親子、每一個老師和孩子所打造出的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的。

讓柯札克成為對話的橋樑

如果說每個人的經驗都是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的，那麼在柯札克寫下這本書一百年後，身處台灣的我們，能從柯札克的經驗中學到什麼？當時的社會背景以及孩童的處境（那時候童工還是很普遍的）和現在如此不同，他的經驗依然能和我們的現實對話嗎？如果我們想要採納他的經驗，需要作出什麼樣的取捨及改革？

身為一個在波蘭住了十一年、在波蘭養育孩子五年、生活中也不斷面臨文化衝突（我先生是波蘭人）的台灣媽媽，我認為柯札克的經驗可以和我的現實對話，雖然這對話並不總是心平氣和的。在讀這本書的第一部時，我時而會心微笑，時而羞愧尷尬，時而潸然淚下，時而困惑，時而反感。我因為孩子和我的愉快互動而微笑，因為我偶爾的不講理和獨裁（是啊，再好的媽媽也無法避免犯錯）而羞愧，因為柯札克對孩子的同理而感動哭泣（連我自己的內心小孩也因為被同理而感動了），因為無法抓住柯札克的思路而困惑（第一部比較難讀，可能因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線匆促寫成的，其他的章節就好讀許多），又因為他有時對母親的言詞太過嚴苛而反感（可能因為他本身是老師，他對老師有較多的同理，這在第二部中可以看到）。

在波蘭生活時，我不時可以看到柯札克的影子，譬如兒子的幼兒園讓小孩們自己給自己評分（柯札克的孤兒院也有這樣的機制）。他們也沒有處罰，如果小孩犯錯，會讓他坐在旁邊的椅子上，一段時間不能參與遊戲，但等他改善後就可以再次加入。在許多公共場合（政府機關、藥局、餐廳、咖啡廳）會有一個給小孩的遊戲角落，有一張小桌子，上面擺一些玩具和紙筆，讓小孩在公共空間裡也可以有一個位置......

我相信這些在波蘭的美好經驗（友善小孩的空間、友善小孩的評分標準）可以翻譯到台灣來。我用「翻譯」而非「複製」或「移植」，正是因為我明白，如果我們要採納波蘭的經驗，一定得做出一些改變和在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