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萬曆時代的中國人形象——富而好禮

十六世紀，歐洲傳教士來到明朝的中國，驚嘆世上竟然有這個「烏托邦」。那時，中西兩方在科學、文學、藝術、思想等各方面平等交流、相互尊重。明朝中國社會的政府體制、經濟、交通、城市規劃，以及中國人彬彬有禮、整潔、文明、謙虛的性格特質，令外國傳教士讚不絕口。也許現代人難以想像，但若翻開明人筆記，或者戲曲與小說，我們會發現，中國歷史上曾有那樣美好的時光：人才濟濟，富而好禮，自重人重。

社會生活

政府治理井井有條

「明朝中國政府是由一群博士（進士）來治理的。」利瑪竇讚嘆中國政府以極度的智慧治理百姓，內閣制度發展高度成熟。一六四○年代，葡萄牙人克路士來到中國，說道：「中國比其他國人口多，國土大，政體和政府優越。」現代研治明代政府體制的專家，密西根大學榮譽教授賀凱（Charles O. Hucker），也認同明代政府是同時代世界上最成功的龐大的政府。

明朝官員並非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他們注重實踐、親自躬行。有像王守仁、唐順之那般允文允武的將官。也有像翁大立、潘季馴等實際場勘，站在百姓立場來規劃建設工程的治水名臣。居鄉的士大夫們聚徒講學、評議朝政，如明朝著名的東林領袖顧憲成曾說：「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明朝的知識份子們，在朝時成為利益百姓的官員，在野時就宣揚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理念。

經濟繁榮

由於明朝政府優越的政體，平民們安居樂業。只要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各行各業，如農業、漁業、商業、餐飲、貿易、交通、航運、紡織、陶瓷、出版、娛樂、演藝、家具、建築等等，都以巨大的創造力高度發展，受到世界各國人的喜愛。明代晚期，全世界因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約一萬噸白銀）。由於中國生產的陶瓷、絲綢、茶葉等大量銷往國外，一六○○年中國的GDP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中國可說是地球村中的精品工廠！

傳教士曾德昭來到中國，讚嘆這片土地的富饒與貿易的發達：「這個國家的財富值得稱羨，……他們還把所有東方最好最貴重的商品售賣給外國人。」門多薩描述中國人經濟活絡與致富之因，是由於勤奮，「中國食品豐富，講究穿著，家裡陳設華麗，努力工作勞動！大商人和買賣人使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富饒的國家。」因為賺錢取之有道，「人們長壽愉快，老人精力旺盛」，經濟繁榮的表象之下，還有充足、飽滿的精神生活。

交通發達

有明史研究者指出，明代農業稅低、商業稅更低，這對經濟與交通影響至鉅。一五九八年利瑪竇隨著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沿著大運河想要取道南京，前往北京。利瑪竇觀察到無數裝有貢品的船隻絡繹不絕地駛往京城。大運河上之所以能有這麼多艘貨船航行，是由於明代的船隻通行稅（船鈔）在整段航程中，只在揚州、淮安等數處關口，被徵收一次（最多二次）關稅。低稅的政策使得運河沿岸商業發達，航運也欣欣向榮。

明代的陸運同樣便捷。宋應星《天工開物．序》中描述了萬曆年間的交通盛況：「幸生聖明極盛之世，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宦商，衡遊薊北。為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由於交通極端發達，新事物、新資訊更快速的進到百姓日常生活當中。可以說，《天工開物》這本中國工藝百科全書，是宋應星靠著便捷的交通網絡，闖南走北才寫成的！

城市美觀

明朝中國人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好的工匠。門多薩說：「大道都認真盡力的修築和保持平坦，城鎮的入口很講究，極其雄偉，有三座或四座門，用鐵堅固地包覆。他們的街道鋪得很好，寬到十五騎可以並行，而且很直，以致它們儘管很長，你仍可望到盡頭。」大道平坦寬闊、城門堅固雄偉，明朝的城市規劃令外國人嘆為觀止。人們居住的房屋不僅漂亮，而且還在屋邊布置花園：「他們的房屋一般都很漂亮，通常在門外整齊的植樹，顯得美觀，給街道生輝。房屋內部都白如奶汁，看來都像是光滑的紙，地板用很大和很平的方石鋪成，天花板用木料製作，結構良好並且塗色，看去像是錦緞，色彩金黃，顯得非常好看；每座屋舍都有三個庭院和種滿供觀賞花草的院子。他們無人不備有魚塘，儘管它只是小的。庭院的一方布置得很華麗。」總之，又美觀、又耐用。中國人所追求的內外和諧，充分表現在建築工藝視覺與實用的平衡當中。

人文素質

極為乾淨

明代〈朱子治家格言〉起首便說：「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以打掃作為一日之始，不論居室或內心，「內外整潔」是第一要務。傳教士門多薩也注意到中國人愛乾淨：「他們第一是極其清潔，不僅在他們的屋內，也在街上。」伯來拉也說：「全中國的人和我們一樣，坐在椅子上就高高的桌子吃飯，儘管不用桌布和餐巾，仍是那樣整潔。……他們用兩根棍子（筷子）取食，不用手接觸食物。」這是高度文明國家的用餐禮儀。另一種乾淨是來自中國人扶弱濟貧的內心。門多薩從未見過有中國人行乞，因為每個城市裡都有收容所，其中有很多給窮人、瞎子、瘸子、老人、無力謀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始終有充分的大米供給。這些人可以在上述的大館舍中安養天年，此外他們在這些地方養有豬和雞，因此窮人無須行乞也能生活。這真能讓現代人引以為鑒，我們不忍街友的居住品質，卻不知明朝社會是這樣照顧「弱勢族群」的。中國人不僅自身愛乾淨，更慷慨行善，推己及人，淨化社會！

禮儀之邦

中國人是文明有禮的民族。利瑪竇說：「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以普遍講究溫文有禮而知名於世，仁義禮智信是他們最為重視的五大美德。對於他們來說，辦事要體諒、尊重和恭敬別人。」我們的祖先以禮儀之邦而揚名國際，這是中國人共同的驕傲。伯來拉更進一步稱讚：「吃飯文明，講話也文明，論禮節他們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民族。」禮儀不應徒具形式，更需發自內心對待日常生活的人事物。更進一步來說，禮儀不僅體現在人與人的交往，更具有改變社會狀態的力量。王陽明的弟子及其後學於居鄉時，主導家族建立宗祠，凝聚宗族的向心力，又舉辦講會，闡述睦族之道。而在出任地方官時，大力贊助刊刻簡明的禮儀書籍，並召集學生、童子演習禮儀。明代中國人身體力行，將禮儀的精神與實踐普及於一般大眾，值得現代人深刻反思。

謙虛的美德

治水名臣翁大立曾與萬恭合作《孔子觀欹器圖》。欹器不盛水時，傾斜而無法放置端正。若注入滿滿的水，又會向另一則翻倒。只有在水量適當時，可以擺放端正。君子時常將這種欹器放在座右，提醒自己時時謙虛。《易經》中也記載：「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可見從遠古以來，中國人就至為強調謙虛的美德。曾德昭看見了這一點，他說：「中國人爽快的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嘆。……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如今我們比起明朝更加富有了，在財富曲線增長的同時，莫忘了我們祖先的諄諄教誨，謙虛與禮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內涵。

瞻仰大師丰采

十七世紀的科學天才萊布尼茲曾說：「我們很難用語言來形容，中國人是如何完美地致力於謀求社會的和平與建立人與人相處的秩序，以便人們能夠儘可能地減少給對方造成的不適。」又說：「我們從前誰也不信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倫理更美滿、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給我們以一大覺醒！」其中所言的「立身處世之道」正含納於謙虛與禮儀當中。因為明朝中國人的文化是如此可敬，傳教士們率先學習漢語、改穿儒服，甚至為此改變天主教的某些教規，接納中國祭祖祭孔的習俗，大批中國精英士人因此加入天主教。中國最早成為天主教司鐸的吳歷，更主張推行「華化天學」＊。明朝時，中國與歐洲是以尊重的態度相互學習、文化交流的，可惜明亡後中斷了，否則天主教也可能像佛教一樣，發展出中華人文的特色。

從鴉片戰爭以來，西方挾船堅炮利武力叩關，以強凌弱，殖民亞洲，造成被壓迫國家人民極大的痛苦。回看萬曆時代，明朝身為世界大國，卻沒有侵略別的國家，也沒有殖民的行為，把別國變成自己的領土。馬來西亞前總統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曾表示，中國和馬來西亞有上千年和平友好的貿易交往，中國從來沒有占據或殖民馬來西亞的意識，和西方的殖民主義完全不同！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也說：「中國從來沒有侵略過菲律賓。」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再度站上世界舞台，東西方世界應當平等交流、互相尊重。如今恐怖攻擊頻傳，發生世紀難民潮，人心惶惶，而造成恐怖主義的原因更多種多樣。我認為，世界各國應該參考明朝不向外侵略的原則，這種模式才是世界和平的基礎。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說，中國比西方更成功之處在於，中國在和平而有規律（peace and order）、相對較安定的環境中，成功地維繫了數百萬人的團結一致。這個現象的內在邏輯，值得我們深思。

能夠收到這些名賢的書跡，對我而言是特別的緣分。我編寫這本書，希望讓現代人親眼看到這些墨跡，從他們的選紙、用墨、印章，感受他們運筆書寫的情景與心境，大師的丰采躍然眼前，充滿光輝的生命力！他們一起創造了一個文明、繁榮、創意、開放的時代，他們就是值得我們學習、禮敬的祖先。「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我想要仿傚司馬遷《史記》列傳的方式，「藏諸名山，傳之其人」，用真實的作品、貼近生活的故事來呈現明代大師的生命智慧。至聖先師孔子曾說，「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擁抱富而好禮的文化資產，推己及人，這個地球村將會更加和諧美好。

謝誌

歷史很迷人，卻也讓人迷惑，每當讀到史書上精采的人物史事，總興起無限的景仰與喟嘆。

這本書從構思到付梓，歷經了相當長的時間，幾乎橫跨了我研讀明史，收藏明代書畫的整個過程，在這當中我發現了不少精彩的人物，因此集結諸多心得與大家分享。

對於這本書的出版，我要特別感謝臺灣大學傅申教授多年來在鑑賞上給我的指導，他始終為我們的展品嚴格把關，讓展出品質更加完美。我也要感謝清華大學楊儒賓教授在學術與出版上對我的支持，在每次與他的談話中，總能激發我對一些現象的重新思考。

感謝何創時基金會主任吳國豪先生長期參與研究討論、研究員胥若玫小姐協助查考文獻史料並記錄整理文字，以及作家胡守芳女土為本書潤筆。此外，也感謝遠流出版公司的編輯團隊，他們的專業態度使得本書更臻美善。

他序

在萬曆文藝復興面前

如果你問英國人，英國文學與文化的根基最遠可以回溯到何時，多數會回答：伊麗莎白時代。這時代裡知名人物輩出，如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班．瓊森（Ben Jonson）、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約翰．鄧恩（John Donne），更不可忘記因她命名的伊麗莎白女王。這些才華洋溢的人們，多數出身平民，於時代交替至十七世紀之時聚集到倫敦。在文藝復興百家爭鳴中，以新思維、新道德承諾，甚至是領導者統治的新典範，重新塑造了英國文化。伊麗莎白世代所留下的資產裡，今日我們最熟悉的是語文。當時的英語現在聽來可能有些古舊，但莎翁與他同時代的人們在紙上所寫下的，是今日三、四億人使用的英語的根基，而且有這兩倍數字的人們熱切學習著。伊麗莎白世代翻轉了他們的世界，還有我們的。

只是為什麼這些人那麼剛好，不早也不晚，都集中在十七世紀拂曉之時現身？我們可以舉出許多英國悠久歷史裡的內在因素，但是最顯而易見的卻根本不在英國國內，而是在國外。其實不只英國，整個歐洲都在這段時間裡遭遇從未見過的新世界。人們旅行，交易貨物，金錢以驚人的速度累積。歐洲人踏上了陌生的土地，遭遇未曾耳聞的文化，造成了大規模的流離失所與痛苦。可是這段經驗卻讓他們對生存有了不同的看法，並以此挑戰過去的每一項假設。伊麗莎白世代緊抓住這項新事實並內化於己，即使他們明白重新塑造世界的過程有多麼艱辛。最好的例子當然就是《暴風雨》，莎士比亞客觀的嘗試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暴力。與他同世代的人們所採取的應對方法，泰半奠定了我們所謂的現代社會樣貌。

那麼改問中國人，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根基最遠可追溯到何時。多數人的思緒會飛躍至，譬如唐朝，或再久遠一些的戰國，甚至是孔子的時代。回顧古早歷史向來是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習慣，但我抱持不同看法。如果我們探究今日居住在城市的中國人實際所思所行，為何卻與他們心裡以為自己應該所思所行背道而馳，那麼我認為與伊麗莎白女王同一時代，明朝萬曆皇帝朱翊鈞才更接近答案的核心。這個時代出了袁宏道、湯顯祖、董其昌、徐光啟等傑出人士。對我而言，他們與身處同一時代的伊麗莎白世代幾乎一樣有膽識、富有創新精神。他們挑戰舊有的思想習慣，想像新的處世之道，並且讓文學語言進化成今日九億人口所使用的形式。而且有越來越多像我這樣的外國人前來學習。五千年歷史博大精深，但尾端的這五百年才形塑了今日中國的樣貌。

萬曆世代對於外國事物的認識的確比不上伊麗莎白世代，但他們並未與外界隔絕。他們知道外面的世界非常廣闊。例如徐光啟與海外遊歷的人士往來，了解到中國不能無視海岸線以外的世界局勢。徐光啟與許多歐洲傳教士合作，為明朝與文藝復興歐洲的知識落差，搭起連結的橋樑。他並非孤軍奮鬥。即便已經是中國繪畫大家，董其昌看過歐洲雕刻術後，將某些繪畫技術運用到自己的繪畫中。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改變，但有誰能站在岸邊阻止時代浪潮來襲？

我們無法回到萬曆年間親眼見到形塑中國未來的男男女女。但感謝何國慶所收藏的文獻史料，讓我們有幸得以親眼目睹萬曆世代的親筆真跡。看著湯顯祖的墨寶，我彷彿看到莎士比亞在紙上書寫。讀著徐光啟的文章，就跟讀班．瓊森的書信一樣令人激動。在袁宏道的書法裡，跟讀約翰．鄧恩的文字一樣發人深省。我是何等榮幸能夠親見這些名垂青史的思想家與作者，他們與我出身的英國伊麗莎白世代一樣是睿智的老祖宗。

仔細看看這些書信。如果不能了解我們的祖先，將無法了解自己。這些文獻幫助我們盡可能的與他們拉近距離。透過這些史料，他們展現了自己身為何人，經歷過哪些事。他們也告訴我們身為何人，以及仍須努力之處。
他序

晚明的世界，世界的晚明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錯綜複雜，過去一直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嘆。長期以來由於「政治掛帥」的歷史觀深入人心，總是把改朝換代作為理解歷史的基調，講起中國歷史，就以官方寫史的維度，逐一敘述王朝的興衰陵替，細說「夏商周、秦漢隋唐、宋元明清」。二十世紀的劇烈歷史變動，促使史家觀點多元，以不同角度探索中國歷史變化的脈絡，有的從社會結構與階級變動著眼，提出唐宋變革，劃分了貴族世家霸權統治轉變為科舉選士的文治架構。強調思想文化的學者，則從文化精神與意識形態著眼，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