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看我們乘著電影飛翔

用影像、聲音說故事，就是有一種魔力，讓拍電影的人熱血沸騰，看電影的人好生癡迷。

影中世界與現實世界總是有那麼幾分的相似，又不相干，多少時候導演與編劇在電影中創造了如鏡像般的世界，一方面投射出對真實社會的反省與觀察，另一方面又帶著我們飛往現實中無法觸及的想望，與不能揭露的慾念共舞。這樣的多功能藝術載體，是電影獨有的魅力，無可取代。

回望台灣電影史上幾個不同階段的風格類型，彷彿也可循此找到一種閱讀台灣的方式，無論是主旋律或是禁忌題材，政策指導或是商業導向，創作者都必須在電影中造個世界，說個故事，設定角色，暗藏信念，也因此當觀眾說「我們去看電影」時，事實上對許多電影人來說，卻是「我們拍電影，但電影可不只是說說故事而已呀」！

2002年，正當台灣電影的創作氛圍與票房都很低迷之際，記憶並沒有忘記提醒大家一個電影史上的時間刻記，就是新電影20年了！1982年中央電影公司製作的電影《光陰的故事》，由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四位年輕導演拍攝的四段故事，揭開了台灣新電影的紅幕，緊接著隔年又由侯孝賢、萬仁、曾壯祥三位導演改編作家黃春明的短篇小說，以三段式故事經營的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票房超越了當年由三位資深導演李行、白景瑞、胡金銓拍攝的《大輪迴》，彷彿正式宣告了一個電影新時代的到來。我們用電影說自己的故事！何其重要啊！這一波寫實浪潮，不只將台灣電影帶上了電影藝術的世界舞台，甚至也影響了台灣接下來近乎三代電影人的創作精神。因此，在這一年我拍了《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20年》的紀錄片。

白鴿計畫，是訪問作家小野（當年任職中央電影公司企劃）時，在他保留的老筆記本上看到的一頁，在那泛黃的格紋頁面上，他畫了一隻大鳥，寫下了「白鴿計畫」四個字，希望提醒自己要反封建，不要在這單位一事無成，最後只大了中年肚圍，他在筆記上還註記著：我能為它做什麼？單純、勇敢、智慧、改革、起飛……。當下我也被當年這群新導演和電影人的理想、熱情打動，於是便決定用了「白鴿計畫」當成回顧台灣新電影二十年的紀錄片片名。

影片中，我訪問了許多電影人，包括當年的中影總經理明驥先生、作家小野，導演李行、侯孝賢、柯一正、張艾嘉、萬仁、陳坤厚、張毅、曾壯祥、王童、朱延平、蔡明亮、張作驥、陳懷恩，林正盛、柯淑卿，演員楊惠姍、鈕承澤，攝影師李屏賓，剪接師廖慶松、陳博文，錄音師杜篤之，製片徐立功，影評人焦雄屏、梁良、黃建業、藍祖蔚等人。透過他們的回憶與心情，編織完成了《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20年》的內容。也因為這個拍攝工作，讓我有機會深入這些電影圈前輩們的創作歷程，雖然關於台灣新電影的論述、影評、研究等出版著作已經非常多了，但多是評論分析的角度，或許因為我自己也是拍片的人，更多時候我對於一個作者的創作動機，與拍攝過程中的心境，是有著更多的在意與感動，因此這些第一線參與者的故事，更為吸引我的鏡頭與目光。

就如同提問新電影是什麼？這是世界電影史上被標註的重要電影運動之一，也是許多國際影人景仰的大師與電影浪潮，但對這些電影前輩來說，我沒想到新電影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回憶竟是「友情」，這是在訪問中讓我驚訝又感動的部分（待後面篇章再分享）。就連當年唯一拒絕我的吳念真導演，他當時在電話中說的理由我還記得很清楚，他說我們可以喝咖啡聊天，但我就是不要談新電影，新電影對我來說就是朋友！當友情變了，新電影對我來說就不重要了。當時這番話，我聽得啞口無言，似懂非懂卻又無法反駁，最後只能當成是此片的遺憾了。

那一年《白鴿計畫》在金馬影展首映，並在韓國釜山影展舉行國際首映，且成為那次釜山影展台灣新電影之夜中，送給國際貴賓的禮物。

無論如何，留住故事是重要的！我始終這麼認為。後來陸續聽到不少老師及學生說，這影片是他們上台灣新電影課時必看的片子。我一則以喜，終究是發揮了良能，一則以嘆息，其實我根本沒發行呢！（網路上誰放的呀？）

一晃眼到了2015年，剛好是韓國釜山影展20週年，他們想為此製作一個特別單元「亞洲電影的力量」，介紹亞洲十個國家的當代電影故事，台灣部分希望邀請我拍攝，當時一想到可以讓台灣電影被看見，我就這麼衝動的答應了。

答應之後，一連串的難題才接踵而來，我要說什麼故事？台灣電影的當代主題是什麼？時間這麼趕怎麼辦？錢不夠去哪兒找？

想著想著，我想起了《白鴿計畫》的片尾，就在邁入21世紀的當口，台灣電影掉入了谷底，中央電影公司也準備要賣了，那時候我看到的電影未來，就像在台灣克難的片庫裡發酸、融化的電影底片般，膠著成塊，毫無辦法。後來再回頭查閱歷年的電影資料，才發現2001年前後竟然真的是台灣電影至今，創作量與票房最慘澹的時期，當時一年內就開了好多次拯救國片的會議，「台灣電影已死」的字眼，不斷在報章上曝光。但誰也沒料到，在2007年《練習曲》會颳起了台灣的單車旋風，而2008年魏德聖導演的《海角七號》竟然創下了台灣電影史上最高票房5.3億的紀錄，此後每年都有破億的電影票房出現……。

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撐這些電影人行過荒漠呀？
怎麼台灣電影垂死之際，還能有人前仆後繼用著熱情、抵押房子繼續拍片？
用電影拍出台灣土地上的故事真的那麼重要嗎？
為什麼我認識的電影人，包括魏德聖導演，大家都還是如履薄冰般的走在電影創作的鋼索上，破億的票房炫光下，前途真的是一片光明嗎？

於是《FaceTaiwan—我們這樣拍電影》就這麼開拍了，再一次訪問了導演侯孝賢、張艾嘉、朱延平、林正盛、作家小野，而鈕承澤也從演員成了豆導，還有製片李烈、葉如芬，導演王小棣、易智言、陳玉勳、戴立忍、魏德聖、蔡岳勳、林靖傑、鄭文堂、周美玲、林書宇、鄭有傑、趙德胤、吳乙峰、楊力州、陳芯宜、齊柏林、程偉豪、李中、勒嘎‧舒米，攝影師秦鼎昌，音樂人林強，影評人聞天祥、藍祖蔚、李光爵等人。從2001年到2015年，台灣電影走過谷底與票房高峰的轉機是什麼？新電影是光芒還是包袱？台灣電影面對自我認同與外在環境挑戰的拉扯，孰輕孰重？類型片再起是台灣電影的救命丸還是安慰劑？為什麼要拍電影啊?!

片子終於完成了，並且在釜山影展（短版）和金馬影展（長版）首映，然後它也開始展開自己的旅程了。

關於台灣電影的故事仍然繼續發生著……，雖然很多老問題還沒有等到答案就已經被放下了，很多新問題又不斷湧出，不過在拍了《白鴿計畫》、《FaceTaiwan—我們這樣拍電影》後，我唯一確定的答案是—台灣電影不會死！因為這些電影人的熱情和熱血不會熄滅，台灣電影仍會沒完沒了的跟著我們一起活著，活得熱烈，活得長久，為我們紀錄下台灣的故事，並且和我們一起面對台灣的處境與難題。

既然如此，我繼續抱著上百支帶子、兩大疊的採訪稿自己留著也不是辦法，又笨重又可惜，我想應該讓更多人看見這些影人們的故事！影片的長度有限，能選取的內容有限，發行的傳佈也有限，因此我想了又想，就讓這些資料成冊，透過文字的力量，讓它保存下來或許更精彩吧！

電影這事兒，看著大銀幕上的作品是一個故事、一種論斷，但我們其實可以再退遠一點，再站高一點，看看這一群人如何拍電影？為何而拍電影？或許又是另一番全然不一樣的故事了，而這些對我而言，皆是台灣電影的風景一隅。

推薦序

在影像與文字之間，看見台灣電影

想先引用菊貞在本書〈自序〉寫下的幾句話：「關於台灣電影的故事仍然繼續發生著……，雖然很多老問題還沒有等到答案就已經被放下了，很多新問題又不斷湧出……」──―這幾句話可以說直指台灣電影的歷史宿命。

很難在世界上找到第二個像台灣電影這樣的國家電影，在過去三十年間被貼上「大學生不看國片」、「台灣新電影把國片玩完」、「台灣電影已死」等負面標籤，票房收入更是慘烈到有如墜入無底洞的深坑。然而台灣電影還是一次又一次的挺過難關。在三十年前，當台灣電影跌到谷底時，卻出現台灣新電影作品，建立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展的形象與口碑。接著在二十年前，又是一個台灣電影低潮期，出現一批都是在1990年代初期創作劇情長片的導演，其中有李安，在1991-1994年間完成「父親三部曲」之後，進入好萊塢，在1995年推出《理性與感性》；另外有蔡明亮，從1992年的《青少年哪吒》建立獨特的影像風格與敘事手法後，到了2009年的《臉》，成為法國羅浮宮第一部典藏的影片。

接下來就是過去十年間發生的事情了。台灣電影還是大起大落，2006年，台灣只生產18部影片，票房收入比例僅有不值一提的1.82%。卻在兩年後，出現了《海角七號》，票房收入衝上5.3億。目前在台灣電影票房紀錄，僅次於《鐵達尼號》。這是一個台灣奇蹟。

上述輕描淡寫的文字，當然無法呈現這些年來，參與台灣電影幕前幕後工作者的辛酸血淚。幸好有菊貞拍攝的《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20年》與《Face Taiwan──我們這樣拍電影》兩部紀錄片，透過訪談這些台灣電影先驅與後進工作者，由他們的話語，留下這三十年來珍貴的影像紀錄。

雖然說，一個畫面就可以道出千言萬語。影片的長度與規格還是有限，訪談紀錄內容也就無法全部搬上銀幕。因此，很高興看到菊貞再接再厲的把所有訪談紀錄結集出版，以文字立傳。紀錄影像與文字並沒有孰輕孰重的問題，兩者對照觀看與閱讀，更能看出台灣電影輝煌與幽微之處，相信這是另一個台灣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