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一九三九年，沈從文在西南聯大開創作課，汪曾祺是「各體文習作」的學生，其課堂寫作習作經沈從文的修改和推薦，於一九四○年發表首篇小說，其後，寫作生活 時斷時續，一九七九年以後，汪曾祺重新出發，「黃油烙餅」揭露陰黯面，筆法含蓄，卻引起極大回響。一九八○年寫作的「受戒」，逸離現實，回到另一時空，其題材、文 字與格調，對當前大陸年輕一代的作家，影響深遠，被視為「尋根派」之始祖。汪曾祺的小說充滿抒情筆調，具有散文之美，但蘊涵的小說氣氛沛然豐富，汪曾祺自述其小說 創作有云：「我以為氣氛即人物，一篇小說要在字裡行間都浸透了人物作品的風格，就是人物性格」

本書為作者親自為台灣讀者編選的短篇小說精華，依序編年，具有多樣的情節結構，及其散文之抒情筆調，允為汪曾祺小說創作之定本。時值出版三十周年紀念，並有黃錦樹 教授專文導讀。

導論　　　　　　

京派的復歸╱黃錦樹

　　文革落幕後的十年間，大陸文學爆炸，能手名家輩出，佳作如林。人民共和國肇建後迄文革結束間，將近二十年的禁錮，那被壓抑的復返，氣勢頗為驚人。台灣這裡，原 以為戒嚴-美援體制下，三十年的政治高壓裡已隱然超前的華文現代文學，十年左右就被趕上，甚至快速被超過。尤其是小說――現代詩也許除外。八0年代末，也是我們這 代寫作者的「學習時代」，得同時面對三重衝擊:在地的、西方的、大陸的。波赫士、馬奎斯、卡夫卡、昆德拉、福克納……等巨匠展示的現代「奇淫巧技」，在對岸都不難 找到比台灣更豐富的轉換，「革命」的種種歷史苦難快速被轉化為文學的養份。在那龐大華麗的文學劇場裡，汪曾祺無疑是相對簡素而平淡的，但它意味深長，象徵意義也不 尋常。雖然1987年後經由選集(尤其是西西和鄭樹森為洪範編選的六冊「八十年代中國小說選」)和套書(新地、林白、聯合文學等出版社)大規模的引介，但台灣的讀 者恐怕不太清楚箇中系譜，尤其汪曾祺那樣的路徑，好像沒有很明顯的現代感。但有識之仕很快就會認識到，某種可貴的事物回來了。那開啟於新文化運動，經由數個世代的 努力，經由戰爭、亂離、革命的重重考驗，重新萌發於價值的廢墟。簡而言之，那可以說和革命崇高美學大異其趣的「京派」 的歸來。
　　身為沈從文西南聯大最傑出弟子的汪曾祺，1920年出生，很少人會注意到他是張愛玲的同年人 。29歲那年(1949)方出版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之後的二十多年間就很不順利了。歷經共和國的種種政治動蕩――被劃為右派，奉命參與樣板戲的編纂，小說的寫作非常 零星。一直到文革結束、改革開放，1980年發表大獲好評的〈受戒〉，1981年的〈異?〉、〈大淖紀事〉、〈歲寒三友〉均是佳作。但1980年的汪曾祺已經六十 歲，一直到他過世的1997年，他生命最後的十七年，也是大器晚成的他寫作的豐收季 。那是他的幸運，不像長他十八歲的老師沈從文，改革開放後基本上已然被「剪翼」，無法再寫作小說。餘生都在寫作的汪曾祺，1980、81年復出時，風格已然成熟，甚至定 型，視風格如人格的汪老，也不需要甚麼變化，而是完成它、把它醇化。
八0年代「目無餘子」的台灣文壇寵兒張大春曾推許汪曾祺「隨手出神品」，稱許他是新文學運動以來，「堪稱極少數到接近唯一的一位寫作『中國小說』的小說家。一位深 得筆記之妙的小說家。」 這話雖然有點誇張，卻清楚指出汪曾祺的小說路徑之異於西化的時流，他更傳統。張大春舉的例子是古代筆記小說，汪曾祺曾舉出歸有光簡潔文體對他的深刻影響 。
　　相較於結構緊密的現代小說，汪曾祺的小說卻以鬆散、隨意為標榜。這些技術性層面的事務，他自己深具自覺，也曾多次談及。他主張以「節奏」替代結構，強調小說結 構的「無跡可尋」，甚至說:「小說的結構的特點，是，隨便。」「寫小說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說得很有情致。」 故意泯除小說與散文的界線，譬如〈《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自序〉(1981)寫道:

我的一些小說不太像小說，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說。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講故事。我也不喜歡太像小說的小說，即故事性和強的小說。故事性太強了，我就覺得不太真 實。……
我小說的另一特點是:散。這倒是有意為之。我不喜歡佈局嚴謹的小說，主張信馬由繮，為文無法。

　　對語言，他要求精煉、簡潔，準確，不諱言「散文化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抒情詩人。散文化小說是抒情詩，不是史詩。」 就他的作品和小說觀來看，汪曾祺確實可以稱做抒情詩人。這一趨向，當然是繼承廢名、沈從文而來。那種平靜、簡淡的文字風格，歷經時代的考驗後，更意味深長。以隨筆的方式寫 小說，不愛嚴密的佈局、不愛藉由小說思辯、不重視故事性，或許因為這樣，汪曾祺全集裡的散文(王冊)，數量倍於小說(兩冊)。那許多散文，也常富於詩的意味。
　　概觀《茱萸集》裡的小說，好些汪氏名篇都在裡頭。從這些選篇，我們可以看到汪曾祺小說的一些特色。文字風格之平淡自然，渾然天成之外，可以看到作者「多識鳥獸 草木之名」，有著豐富的生活情趣。對市井生活、民間匠人的生活世界觀察細膩，如〈雞鴨名家〉之細寫「照蛋」、炕雞子、趕鴨；〈七里茶坊〉的掏糞、〈大淖紀事〉的錫 匠，〈受戒〉的和尚才藝和「名士風流」、〈異?〉中的中藥店切工等。幾乎每一篇都會涉及一兩種「雜知識」，對世間玩好、吃食的興趣，更別說原屬文人的詩書畫，是汪 曾祺小說和散文趣味的來源。活潑的感知，高尚的品味，信馬由繮的文筆，體現出一種精神上的悠遊。這方面，與他同輩的林斤瀾(1923-2009)和陸文夫 (1927-2005)，都有相近之處。
　　我們可以用兩個小說篇名來概括汪曾祺小說的兩個方面，一個是異稟，另一是鑒賞家。就他對生活，及對書寫對象的態度，可說是個鑒賞家；而他小說主人公，常是具有 「異稟」的市井人物。這些小人物其實多是「小鎮畸人」，而其所謂「異稟」者，〈異?〉中有言，「市井之人，凡有走了一步好運的，也莫不有與眾不同之處。必有非常之 人，乃成非常之事。」雖然在〈異?〉中的「異稟」的展現是反諷的，但凡可記可述者，都有其異於常人處。或本領，或機運，或個性，或天賦……常常帶有幾分傳奇的意 味。如〈八千歲〉的米店老闆八千歲(勤奮但極其吝嗇)，末落世家子弟宋侉子(敗家，但有情有義)，軍人兼綁匪八舅太爺的綁架，卻也改變了八千歲過於苛刻的價值觀。
在汪曾祺的作品裡，有時可以看到沈從文抗戰時期的教誨，即企圖藉由小說「發現與重造民族品德」 ，也就是把美與善結合，藉由美通向善。如宣揚義氣的〈歲寒三友〉、和改寫傳統知音論的〈鑒賞家〉就很有代表性。前者為拯救落難的友人賣掉視若珍寶的、明代的三塊田黃石章； 後者是畫師和水果攤販之間的惺惺相惜。又如〈受戒〉的小和尚和女孩之間「好男好女」的「思無邪」之愛，純真之善。再如彷彿是重寫沈從文〈邊城〉的〈大淖紀事〉，比 〈邊城〉多了些暗黑元素；但那作為考驗，反而讓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情感比〈邊城〉更貼近人世，彰顯堅毅之美。
　　《茱萸集》是汪曾祺為台灣讀者編選的，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自選集，像是給台灣人的一個禮物。編選時是1987年，也就是說，汪曾祺 最後十年的小說都沒有在這本集子裡。是書初版於1988年，那時汪曾祺已68歲。從台灣的中文書寫脈絡來看，1987年台灣解嚴，「去中國」的歷史進程強勢啟動。 之前一年(1986)，歸僑李永平甫出版他歷時八年，深獲好評、以「苦心淬煉出的清純的中國文體」寫就的「中文現代主義」代表作《吉陵春秋》，但因為沒有生活口語 及相關「生活世界」的支援，相較於汪曾祺得地利之便的明淨文體的自在隨意，反倒顯出幾許孤立無依的悲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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