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列強的西元1856年，是大清帝國咸豐六年，也是太平天國丙辰六年，更是
決定大清帝國命運的關鍵一年！
「行雲流水，字字珠璣……使已進入時間深處的歷史現象，呈現活潑鮮明地立體化。」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周健 專文推薦
如果，1856年，太平天國沒有內鬨，也許就能取代大清帝國！
如果，1856年，列強沒有從中攪局，也許大清不會如此不濟！
可是，歷史沒有如果，所以才讓天朝與天國出現了命運的交叉點……。
1856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其關鍵的一年，也是中外關係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在這一年裡，大清帝國與太平天國間的戰事達到了高潮，先後發生了「天京-鎮江戰役」和「天京事變」兩件決定性的大事件。前者以太平天國的完勝告終，而後者則導致了太平天國權力核心崩潰、政治理念和信仰渙散的內訌。兩大事件在短時間內接踵而至，令大清帝國與太平天國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來到了決定未來命運的十字路口。
在這一年裡，英、美、法諸列強和中國的關係顯得撲朔迷離，他們到底是清廷或天國的朋友還是敵人？在帝國發生內亂之際，他們將如何伺機而動？而影響深遠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也正是在這一年開始。
這一年，兩個政權交爭不止，中國與世界碰撞不斷，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而國家又將去往何方……
決定大清帝國命運的關鍵一年！
「行雲流水，字字珠璣……使已進入時間深處的歷史現象，呈現活潑鮮明地立體化。」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周健 專文推薦
如果，1856年，太平天國沒有內鬨，也許就能取代大清帝國！
如果，1856年，列強沒有從中攪局，也許大清不會如此不濟！
可是，歷史沒有如果，所以才讓天朝與天國出現了命運的交叉點……。
1856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其關鍵的一年，也是中外關係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在這一年裡，大清帝國與太平天國間的戰事達到了高潮，先後發生了「天京-鎮江戰役」和「天京事變」兩件決定性的大事件。前者以太平天國的完勝告終，而後者則導致了太平天國權力核心崩潰、政治理念和信仰渙散的內訌。兩大事件在短時間內接踵而至，令大清帝國與太平天國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來到了決定未來命運的十字路口。
在這一年裡，英、美、法諸列強和中國的關係顯得撲朔迷離，他們到底是清廷或天國的朋友還是敵人？在帝國發生內亂之際，他們將如何伺機而動？而影響深遠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也正是在這一年開始。
這一年，兩個政權交爭不止，中國與世界碰撞不斷，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而國家又將去往何方……
作者簡介
陶短房
出生於南京，原本的專業是法語，但自幼喜愛古文、詩詞和歷史，尤其是太平天國，早年曾受過羅爾綱先生的指點，後長期在非洲等地工作，但一直未中斷寫作和歷史研究。移民加拿大後開始活躍在媒體，專欄文章涉及法語圈國際政治、歷史文化、經濟和風土人情等多方面。在書籍寫作方面，先後出版歷史隨筆集《皇帝公關學》、《誰謀殺了大唐》、《從歷史中我們能學到什麼》、《這個天國不太平》(1、2)，以及歷史小說集《小天堂》等。
出生於南京，原本的專業是法語，但自幼喜愛古文、詩詞和歷史，尤其是太平天國，早年曾受過羅爾綱先生的指點，後長期在非洲等地工作，但一直未中斷寫作和歷史研究。移民加拿大後開始活躍在媒體，專欄文章涉及法語圈國際政治、歷史文化、經濟和風土人情等多方面。在書籍寫作方面，先後出版歷史隨筆集《皇帝公關學》、《誰謀殺了大唐》、《從歷史中我們能學到什麼》、《這個天國不太平》(1、2)，以及歷史小說集《小天堂》等。
內容目錄
序一 1856，一個多事之秋
序二 1856，好戲連臺
前言 1856，這一年發生了什麼？
第一部
第一回 長江，長江
黃金水道
割據長江
靜觀時變
第二回 天京，鎮江，瓜州
強基固本
欲攻無力
暗渡陳倉
第三回 兩個江西省
被遺忘的角落
共同關注
江西劇變
第四回
不速之客
天地會
一山二虎
第五回 一招險棋
歷史的迷霧
天國的真相
太平軍新生代
第六回 天京-鎮江戰役
頂天燕
以快打慢
以慢打快
一戰乾坤
第二部
第七回 奇怪的戰爭
向大人
看不懂的撤退
撲朔迷離
第八回 天京事變
天京亂了
天國體制
權力的爭奪
天京城裡的真相
第九回 血，還在流
神人一體
天父、天兄、天王
三師一主
血雨腥風
第十回 樂觀且急躁的咸豐
有情無報
君臣異心
第十一回 神與人
輔政人臣
半神半人
第三部
第十二回 忙碌的美國人
初為主角
節點之年
忙碌的伯駕
第十三回 開始忙碌起來的英法
樹欲靜，風不止
亞羅號戰爭
第十四回 一切還未結束
袁州嘩變
互有攻守
天王的思考
水火未濟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對於中國而言，一八五六年真是糾結的一年。
自有確切歷史記載起，「正朔」就成為帝王時代中國必須計較；必須認真的大是大非問題。《春秋》的第一句便是「元年春王正月」，身為蜀漢降官的陳壽，入晉後編纂《三國志》，凡寫蜀漢；東吳紀年，必鄭重加注曹魏紀年，以示「只承認曹魏正朔」；唐將劉仁軌出海遠征，臨行前特意去領了許多曆書，表示此行的意義和目的，在於「頒正朔於海表」。年號之鄭重，可見一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一個「天下」，照理只能有一個「存活」的年號，才能凸顯國家之體統，君王之威儀。
然而在這一年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坐在北京紫禁城裡的中國最高統治者、清朝文宗皇帝愛新覺羅．奕，攤開嘉慶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一七年）製成的《大清一統天下全圖》，會很不愉快地在這片理應「莫非王土」的「天下」，尋得至少四個並行的年號：在北京和大半個中國，一八五六年是大清咸豐六年；在長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地許多府縣，這一年是太平天國丙辰六年；在廣西潯州府，這一年是天地會大成國的洪德二年；而在遙遠的滇西，這一年是杜文秀的丙辰年。
太平天國是被清廷稱作「發逆」的「亂臣賊子」，他們不但改了年號，還順帶改掉了整個曆法，不再用大清用慣了的陰陽曆，而是用一種「均勻圓滿」，一年十二個月，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的「天曆」。無巧不巧，這兩套「勢不兩立」的曆法如今非但無可奈何地「兩立」著，而且它們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時人之新正；今天我們所言之春節，也恰巧是同一天。「爆竹聲中一歲除」，在這一天裡，北京和南京（那時已被太平天國改叫天京了）倒是可以暫且放下廝殺，同時過一個好年了。公私記載都顯示，這一天，「清妖」（太平天國對清朝官兵的蔑稱）與對手間，保持了難得的休戰狀態。也難怪，一八五六年的新正，也是「咸豐」和「太平天國」兩個「正朔」間，唯一一次從同一天開始新的一年。不過這兩個「正朔」的重疊也僅限於此，因為到了二月它們之間就會相差一天，三月差兩天，四月差三天……到十二月，就將整整相差十一天之多了。兩朔並行，國有二主，是「天崩地裂」的不祥之兆，這一點，當年正月，連湖南安化農村一個叫李汝昭的落魄老文人都能感悟到，從小受過嚴格教育和訓練的奕自然不會無動於衷，當然，有一點他可聊以自慰：太平天國的曆法編得實在粗糙，他們的中秋節，月亮不過是掛在天邊的一把梳子。
「大成洪德」是大清的老對手了，這些裹著紅頭巾、舉著大紅旗幟的天地會眾，前仆後繼、「陰魂不散」地已和清廷纏鬥了一兩百年。時代在進步，「反清復明」的天地會也不例外，以往的「紅兵」，除非姓朱或自稱姓朱，通常是不會稱王稱帝的，可從廣州被趕到潯州的這些起事者，卻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稱起王、改起國號年號來—當然，「正統皇帝」奕大可以嘲笑這些人居然有陳、李、梁三姓「並肩王」，簡直比太平天國還不成體統。
至於遠在滇西的杜文秀，此時不過一個蒙化縣境一小隊打著白旗抗命的頭目，至於他占據大理府，自稱「總統兵馬大元帥」，則還要等到這一年的八月十八。不過以清廷耳目之細密，帝王批閱奏摺之勤勉，理事之事必躬親、瑣屑畢至，奕應該也早已知道了這個小小「僭偽」政權的存在。
如果說，已被驅離廣州的「大成洪德」不過癬疥之患，山遙水遠的杜文秀更不值一提，那麼太平天國的洪天王便是心腹大害了。
儘管此前一年，北犯京畿的數萬太平軍已被僧格林沁的大軍圍剿殆盡，暫時無力向北京發動新的「掃北」，但鎮江和瓜洲久攻不下，維繫京城糧食、財賦生命線的運河航道也因此無法打通，僅此一點，就足以讓整個朝廷寢食難安。
在過去一年裡，奕的「老班底」—圍困天京的江南、江北兩大營師勞而無功，巨大的軍費開支，正日甚一日地考驗著這位體虛皇帝的耐心；在過去一年裡，曾國藩、胡林翼的湘軍雖然一度給奕帶來「新希望」，卻在一連串「勝利」後慘敗於湖口，強大的水陸勁旅被切作兩支，武漢三鎮也重新落到太平軍手裡。
不過，新春之際，對忙碌操勞的皇帝而言，也並非只有糾結，沒有希望：長江上游，湘軍的主力並無太大損失，江西的曾國藩正與石達開部苦戰，湖北的胡林翼則一點點扳回優勢；長江下游，江南、江北兩大營緩慢但有效地縮小對南京、鎮江的包圍，據說曾經以「每天三頓飯」招徠新兵的天王洪秀全，已不得不下令全城男女老少一律喝粥了。
有個住在英國倫敦名叫卡爾．馬克思的德國人，根據輾轉得來的報紙消息點評這場遙遠而陌生的「革命」，這時他斷言，北京城裡的咸豐皇帝與南京城裡的洪秀全，暫時都無法危及對方的安全。此時的奕當然早已知道了英國，卻大概還不知道什麼是德國（事實上這時也的確還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德國」），當然更不會聽到這樣一個人的這樣一句話，不過此時此刻，在他心裡，對未來一年的所謂「剿逆」戰局，照現在的說法，應該抱著份「謹慎樂觀」的態度吧。
此時此刻他未必會相信，再過半年，自己會因戰局的驟然惡化而驚慌失措，甚至開始擔心自己與「江山社稷」的命運；此時此刻他更未必會相信，驚慌失措後再熬上幾天，自己就會因情勢的戲劇性逆轉而欣喜若狂，以至於相信曾國藩所謂的洪楊所部，「不患今歲不平」的浪漫主義斷語。
此時此刻，他應該會想到遙遠的廣州—西洋人口中的「廣東府」、當地百姓眼裡的「省城」吧？畢竟，運河生命線斷絕後，廣州海關的財賦收入，已成為國家預算尤其是軍費的重要來源。不僅如此，那裡還聚集著很多英國人，這些早已知曉「船堅炮利」、很是厲害的洋人，在得到通商權、傳教權後意猶未盡，此刻正糾纏著要入城呢。
奕一點也不喜歡洋人，不錯，他履約、開埠、允許傳教，甚至在上海、廣州告急時對地方大員「借師助剿」網開一面，但這些對他而言都是不得已、被迫的，只要有可能，他就要努力把這些舶來的人、事和思想，限制在盡可能狹小、安全的範圍內，他當然不能允許這些洋人進入廣東的省會，自己更不想和他們直接打什麼交道，只是把和西洋人交涉的一應事務全部踢給自己最信賴的大臣之一—兩江總督葉名琛。此前他已諄諄告誡這位能吏，一不能啟釁開戰，二不能允許入城，三不能同意洋人和其他中國官員、部門交涉接觸，其他的，「該大臣」就瞧著辦吧。
好在，於此時此刻以及接下來的日子裡，「令人放心」的葉名琛陸陸續續帶給他許多安慰和信心：嶺南民心穩固得很，廣州城裡城外的紳商團練、士子庶民，正眾志成城地將英國人拒之廣州門外；英國人也「恭順」得很，正是他們的戰船，幫著官兵擊退了圍困省城近兩年的天地會，而他們所貪圖的，不過是一些貿易上的蠅頭小利，且對自己這位天子的得力幹臣敬佩有加。「我辦事，您放心」，廣州也好，英國人也罷，都不會出什麼亂子。
當然，按照「祖宗規矩」，一個皇帝是不能偏聽偏信的，他必定會依靠肇始於康熙、大成於雍正的密折制度，從諸如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以及廣東省、廣州府有「專折奏事」權的大小文武官吏的「單線密報」，來核實葉名琛的「獨家消息」是否靠譜。可想而知，他會因此看到多如牛毛、莫衷一是甚至自相矛盾的各種資訊，從未去過廣州、更未見過洋人的他，自然也很難建立起一個足以分辨真偽的思維體系，並從中獲取真實資訊。不過他或許能聽到「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順口溜，並因此更加增添一些信心—官怕洋人？朕卻是不怕的。
此時此刻，相較於「海晏河清」的廣東省和廣州府，西鄰廣西恐怕更令他牽腸掛肚，這並不僅僅因為那個剛剛把潯州府改作「秀京」的「大成洪德」—越來越多情報顯示，已有一些法蘭西人跑到廣西腹地傳教，而根據道光廿六年（西元一八四六年）正月（西曆一月二十五日）弛禁天主教詔書，西洋人原本只能在通商五口合法傳教。這一年即便大多數歐美傳教士，也還弄不明白太平天國和自己所信奉的，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上帝」，奕和清廷自然更弄不清楚，此刻他所想的，恐怕只能是「決不能讓廣西再鬧教亂」。
此時的他當然不會想到，大半年後，「恭順」的英國人會突然在廣州翻臉，而此前沒怎麼打過交道的法國人會站在英國一邊，闖禍的則正是廣西發生的教案—事實上即便大半年後他也一樣會糊裡糊塗，因為葉名琛屆時給他遞上的，將是一紙「痛剿英夷」的捷報。
再過幾個月，英國治下香港的首任總督；曾在鴉片戰爭中帶兵北犯的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就要去世於任上，這標誌著香港在英國治下，已悄然逾越了最初的過渡期。英國人以及後來的法國人、美國人，此刻已不滿足於五口通商，更不滿足於在幾個通商口岸和葉名琛之類的老滑頭打交道，他們野心勃勃，渴望澈底打開中國門戶和市場，並與中國中央政府建立直接聯繫。
不過，至少在年初，他們仍在小心翼翼地觀望：此前對太平天國的外交試探讓他們頗感失望，而與腐朽不堪的清廷交往也因奕的鴕鳥政策和葉名琛的欺上瞞下，而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如今他們要等待的，是清廷和太平天國間的內戰能產生一個明顯的勝利者，或更方便打交道的一方。當然，種種跡象表明，他們的耐心已經越來越小了。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此時此刻，每一個中國人乃至每一個對中國感興趣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去想：這一年，究竟將會發生些什麼？
文章試閱
第一回 長江，長江
黃金水道
清朝時，中國人的地理知識尚不十分豐富，他們甚至還不知道長江的源頭是金沙江，更不知道沱沱河–通天河與長江間有什麼淵源。事實上，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大多數人還錯誤地以為，長江的正源是青海境內的那曲，而在一八五六年的時候，不論中國人或外國人，「大清朝」人或「天國」人，都普遍把岷江當作長江的正源，所謂「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在那個年代，是默認為一位四川人對一位江蘇人的遙遙思念的。
儘管如此，任何一個關注中國命運的人，都不可能將這條中國第一大河流置之度外。
對於遠在北京的清廷和咸豐皇帝而言，長江流域關乎國家財政的穩定，甚至國家的運數。
早在唐代，江南就已取代關中、河南，成為中央政府的主要財政和糧食來源，曾擔任要職的著名文學家韓愈說「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即百分之九十）」，語雖誇張，卻凸顯了江南對全國經濟的重要意義。唐德宗李適貞元年間，由於藩鎮割據，坐困關中的唐朝君臣無時無刻不惴惴不安，唯恐缺餉缺糧的禁軍再度嘩變，當大批江南漕米沿著運河–黃河水道運抵陝州的消息傳出，一向沉穩的李適竟狂喜失態，抱住太子的頭高呼「吾父子得生」。當時因為江南的米糧、財賦無法運進長安，皇宮裡居然連酒都找不到（釀酒需用的米也來自江南）。有記載稱，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間，全國每年租賦收入約為一千二百萬緡，其中來自江南的竟占逾百分之五十。
宋室南渡和北方連年戰亂，令長江流域在全國財政方面的地位更加突出，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世，已形成「天下哺給，仰賴東南半壁」的格局。順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年
序二 1856，好戲連臺
前言 1856，這一年發生了什麼？
第一部
第一回 長江，長江
黃金水道
割據長江
靜觀時變
第二回 天京，鎮江，瓜州
強基固本
欲攻無力
暗渡陳倉
第三回 兩個江西省
被遺忘的角落
共同關注
江西劇變
第四回
不速之客
天地會
一山二虎
第五回 一招險棋
歷史的迷霧
天國的真相
太平軍新生代
第六回 天京-鎮江戰役
頂天燕
以快打慢
以慢打快
一戰乾坤
第二部
第七回 奇怪的戰爭
向大人
看不懂的撤退
撲朔迷離
第八回 天京事變
天京亂了
天國體制
權力的爭奪
天京城裡的真相
第九回 血，還在流
神人一體
天父、天兄、天王
三師一主
血雨腥風
第十回 樂觀且急躁的咸豐
有情無報
君臣異心
第十一回 神與人
輔政人臣
半神半人
第三部
第十二回 忙碌的美國人
初為主角
節點之年
忙碌的伯駕
第十三回 開始忙碌起來的英法
樹欲靜，風不止
亞羅號戰爭
第十四回 一切還未結束
袁州嘩變
互有攻守
天王的思考
水火未濟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對於中國而言，一八五六年真是糾結的一年。
自有確切歷史記載起，「正朔」就成為帝王時代中國必須計較；必須認真的大是大非問題。《春秋》的第一句便是「元年春王正月」，身為蜀漢降官的陳壽，入晉後編纂《三國志》，凡寫蜀漢；東吳紀年，必鄭重加注曹魏紀年，以示「只承認曹魏正朔」；唐將劉仁軌出海遠征，臨行前特意去領了許多曆書，表示此行的意義和目的，在於「頒正朔於海表」。年號之鄭重，可見一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一個「天下」，照理只能有一個「存活」的年號，才能凸顯國家之體統，君王之威儀。
然而在這一年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坐在北京紫禁城裡的中國最高統治者、清朝文宗皇帝愛新覺羅．奕，攤開嘉慶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一七年）製成的《大清一統天下全圖》，會很不愉快地在這片理應「莫非王土」的「天下」，尋得至少四個並行的年號：在北京和大半個中國，一八五六年是大清咸豐六年；在長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地許多府縣，這一年是太平天國丙辰六年；在廣西潯州府，這一年是天地會大成國的洪德二年；而在遙遠的滇西，這一年是杜文秀的丙辰年。
太平天國是被清廷稱作「發逆」的「亂臣賊子」，他們不但改了年號，還順帶改掉了整個曆法，不再用大清用慣了的陰陽曆，而是用一種「均勻圓滿」，一年十二個月，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的「天曆」。無巧不巧，這兩套「勢不兩立」的曆法如今非但無可奈何地「兩立」著，而且它們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時人之新正；今天我們所言之春節，也恰巧是同一天。「爆竹聲中一歲除」，在這一天裡，北京和南京（那時已被太平天國改叫天京了）倒是可以暫且放下廝殺，同時過一個好年了。公私記載都顯示，這一天，「清妖」（太平天國對清朝官兵的蔑稱）與對手間，保持了難得的休戰狀態。也難怪，一八五六年的新正，也是「咸豐」和「太平天國」兩個「正朔」間，唯一一次從同一天開始新的一年。不過這兩個「正朔」的重疊也僅限於此，因為到了二月它們之間就會相差一天，三月差兩天，四月差三天……到十二月，就將整整相差十一天之多了。兩朔並行，國有二主，是「天崩地裂」的不祥之兆，這一點，當年正月，連湖南安化農村一個叫李汝昭的落魄老文人都能感悟到，從小受過嚴格教育和訓練的奕自然不會無動於衷，當然，有一點他可聊以自慰：太平天國的曆法編得實在粗糙，他們的中秋節，月亮不過是掛在天邊的一把梳子。
「大成洪德」是大清的老對手了，這些裹著紅頭巾、舉著大紅旗幟的天地會眾，前仆後繼、「陰魂不散」地已和清廷纏鬥了一兩百年。時代在進步，「反清復明」的天地會也不例外，以往的「紅兵」，除非姓朱或自稱姓朱，通常是不會稱王稱帝的，可從廣州被趕到潯州的這些起事者，卻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稱起王、改起國號年號來—當然，「正統皇帝」奕大可以嘲笑這些人居然有陳、李、梁三姓「並肩王」，簡直比太平天國還不成體統。
至於遠在滇西的杜文秀，此時不過一個蒙化縣境一小隊打著白旗抗命的頭目，至於他占據大理府，自稱「總統兵馬大元帥」，則還要等到這一年的八月十八。不過以清廷耳目之細密，帝王批閱奏摺之勤勉，理事之事必躬親、瑣屑畢至，奕應該也早已知道了這個小小「僭偽」政權的存在。
如果說，已被驅離廣州的「大成洪德」不過癬疥之患，山遙水遠的杜文秀更不值一提，那麼太平天國的洪天王便是心腹大害了。
儘管此前一年，北犯京畿的數萬太平軍已被僧格林沁的大軍圍剿殆盡，暫時無力向北京發動新的「掃北」，但鎮江和瓜洲久攻不下，維繫京城糧食、財賦生命線的運河航道也因此無法打通，僅此一點，就足以讓整個朝廷寢食難安。
在過去一年裡，奕的「老班底」—圍困天京的江南、江北兩大營師勞而無功，巨大的軍費開支，正日甚一日地考驗著這位體虛皇帝的耐心；在過去一年裡，曾國藩、胡林翼的湘軍雖然一度給奕帶來「新希望」，卻在一連串「勝利」後慘敗於湖口，強大的水陸勁旅被切作兩支，武漢三鎮也重新落到太平軍手裡。
不過，新春之際，對忙碌操勞的皇帝而言，也並非只有糾結，沒有希望：長江上游，湘軍的主力並無太大損失，江西的曾國藩正與石達開部苦戰，湖北的胡林翼則一點點扳回優勢；長江下游，江南、江北兩大營緩慢但有效地縮小對南京、鎮江的包圍，據說曾經以「每天三頓飯」招徠新兵的天王洪秀全，已不得不下令全城男女老少一律喝粥了。
有個住在英國倫敦名叫卡爾．馬克思的德國人，根據輾轉得來的報紙消息點評這場遙遠而陌生的「革命」，這時他斷言，北京城裡的咸豐皇帝與南京城裡的洪秀全，暫時都無法危及對方的安全。此時的奕當然早已知道了英國，卻大概還不知道什麼是德國（事實上這時也的確還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德國」），當然更不會聽到這樣一個人的這樣一句話，不過此時此刻，在他心裡，對未來一年的所謂「剿逆」戰局，照現在的說法，應該抱著份「謹慎樂觀」的態度吧。
此時此刻他未必會相信，再過半年，自己會因戰局的驟然惡化而驚慌失措，甚至開始擔心自己與「江山社稷」的命運；此時此刻他更未必會相信，驚慌失措後再熬上幾天，自己就會因情勢的戲劇性逆轉而欣喜若狂，以至於相信曾國藩所謂的洪楊所部，「不患今歲不平」的浪漫主義斷語。
此時此刻，他應該會想到遙遠的廣州—西洋人口中的「廣東府」、當地百姓眼裡的「省城」吧？畢竟，運河生命線斷絕後，廣州海關的財賦收入，已成為國家預算尤其是軍費的重要來源。不僅如此，那裡還聚集著很多英國人，這些早已知曉「船堅炮利」、很是厲害的洋人，在得到通商權、傳教權後意猶未盡，此刻正糾纏著要入城呢。
奕一點也不喜歡洋人，不錯，他履約、開埠、允許傳教，甚至在上海、廣州告急時對地方大員「借師助剿」網開一面，但這些對他而言都是不得已、被迫的，只要有可能，他就要努力把這些舶來的人、事和思想，限制在盡可能狹小、安全的範圍內，他當然不能允許這些洋人進入廣東的省會，自己更不想和他們直接打什麼交道，只是把和西洋人交涉的一應事務全部踢給自己最信賴的大臣之一—兩江總督葉名琛。此前他已諄諄告誡這位能吏，一不能啟釁開戰，二不能允許入城，三不能同意洋人和其他中國官員、部門交涉接觸，其他的，「該大臣」就瞧著辦吧。
好在，於此時此刻以及接下來的日子裡，「令人放心」的葉名琛陸陸續續帶給他許多安慰和信心：嶺南民心穩固得很，廣州城裡城外的紳商團練、士子庶民，正眾志成城地將英國人拒之廣州門外；英國人也「恭順」得很，正是他們的戰船，幫著官兵擊退了圍困省城近兩年的天地會，而他們所貪圖的，不過是一些貿易上的蠅頭小利，且對自己這位天子的得力幹臣敬佩有加。「我辦事，您放心」，廣州也好，英國人也罷，都不會出什麼亂子。
當然，按照「祖宗規矩」，一個皇帝是不能偏聽偏信的，他必定會依靠肇始於康熙、大成於雍正的密折制度，從諸如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以及廣東省、廣州府有「專折奏事」權的大小文武官吏的「單線密報」，來核實葉名琛的「獨家消息」是否靠譜。可想而知，他會因此看到多如牛毛、莫衷一是甚至自相矛盾的各種資訊，從未去過廣州、更未見過洋人的他，自然也很難建立起一個足以分辨真偽的思維體系，並從中獲取真實資訊。不過他或許能聽到「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順口溜，並因此更加增添一些信心—官怕洋人？朕卻是不怕的。
此時此刻，相較於「海晏河清」的廣東省和廣州府，西鄰廣西恐怕更令他牽腸掛肚，這並不僅僅因為那個剛剛把潯州府改作「秀京」的「大成洪德」—越來越多情報顯示，已有一些法蘭西人跑到廣西腹地傳教，而根據道光廿六年（西元一八四六年）正月（西曆一月二十五日）弛禁天主教詔書，西洋人原本只能在通商五口合法傳教。這一年即便大多數歐美傳教士，也還弄不明白太平天國和自己所信奉的，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上帝」，奕和清廷自然更弄不清楚，此刻他所想的，恐怕只能是「決不能讓廣西再鬧教亂」。
此時的他當然不會想到，大半年後，「恭順」的英國人會突然在廣州翻臉，而此前沒怎麼打過交道的法國人會站在英國一邊，闖禍的則正是廣西發生的教案—事實上即便大半年後他也一樣會糊裡糊塗，因為葉名琛屆時給他遞上的，將是一紙「痛剿英夷」的捷報。
再過幾個月，英國治下香港的首任總督；曾在鴉片戰爭中帶兵北犯的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就要去世於任上，這標誌著香港在英國治下，已悄然逾越了最初的過渡期。英國人以及後來的法國人、美國人，此刻已不滿足於五口通商，更不滿足於在幾個通商口岸和葉名琛之類的老滑頭打交道，他們野心勃勃，渴望澈底打開中國門戶和市場，並與中國中央政府建立直接聯繫。
不過，至少在年初，他們仍在小心翼翼地觀望：此前對太平天國的外交試探讓他們頗感失望，而與腐朽不堪的清廷交往也因奕的鴕鳥政策和葉名琛的欺上瞞下，而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如今他們要等待的，是清廷和太平天國間的內戰能產生一個明顯的勝利者，或更方便打交道的一方。當然，種種跡象表明，他們的耐心已經越來越小了。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此時此刻，每一個中國人乃至每一個對中國感興趣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去想：這一年，究竟將會發生些什麼？
文章試閱
第一回 長江，長江
黃金水道
清朝時，中國人的地理知識尚不十分豐富，他們甚至還不知道長江的源頭是金沙江，更不知道沱沱河–通天河與長江間有什麼淵源。事實上，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大多數人還錯誤地以為，長江的正源是青海境內的那曲，而在一八五六年的時候，不論中國人或外國人，「大清朝」人或「天國」人，都普遍把岷江當作長江的正源，所謂「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在那個年代，是默認為一位四川人對一位江蘇人的遙遙思念的。
儘管如此，任何一個關注中國命運的人，都不可能將這條中國第一大河流置之度外。
對於遠在北京的清廷和咸豐皇帝而言，長江流域關乎國家財政的穩定，甚至國家的運數。
早在唐代，江南就已取代關中、河南，成為中央政府的主要財政和糧食來源，曾擔任要職的著名文學家韓愈說「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即百分之九十）」，語雖誇張，卻凸顯了江南對全國經濟的重要意義。唐德宗李適貞元年間，由於藩鎮割據，坐困關中的唐朝君臣無時無刻不惴惴不安，唯恐缺餉缺糧的禁軍再度嘩變，當大批江南漕米沿著運河–黃河水道運抵陝州的消息傳出，一向沉穩的李適竟狂喜失態，抱住太子的頭高呼「吾父子得生」。當時因為江南的米糧、財賦無法運進長安，皇宮裡居然連酒都找不到（釀酒需用的米也來自江南）。有記載稱，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間，全國每年租賦收入約為一千二百萬緡，其中來自江南的竟占逾百分之五十。
宋室南渡和北方連年戰亂，令長江流域在全國財政方面的地位更加突出，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世，已形成「天下哺給，仰賴東南半壁」的格局。順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