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重探抗戰史》系列眾所矚目的完結篇！
重探一場改變世界走向的戰爭，
新世界，在謎團與未熄的煙火中開展！
集合多國現代史學者，近10年的重新探索、追求真相。
徹底分析抗戰時期懸而未解的偽政權、祕密和議、國共關係！
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得到了什麼經驗與教訓？我們如何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這場戰爭與現在的我們有什麼關聯？80多年過去了，許多問題仍待解答。
──〈寫在前面‧不容青史盡成灰〉╱郭岱君
顛覆後的世界充斥謎團、誤解與曲解。
意識形態、政治先行的抗戰歷史，還待後人公正論析。
《重探抗戰史》是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與中國與亞太研究學會（CAPRS）合作的跨國研究計畫，結合台、美、中、日四地學者，以國際視野、最新史料、多元角度，探討近代史轉捩點，影響中國、台灣、日本、歐美深遠的中日戰爭。
▍徹底解密中日戰爭的未解之謎
《重探抗戰史》力圖融合跨國視角、檔案，顛覆既有研究與史觀，試圖以不受限的角度評析歷史。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抗戰終於有了結局，但仍有諸多延續至今真相未明、眾說紛紜的重大議題尚待釐清。第三卷集中探索這些被真假資料與流言環繞的事件與發展，揭開東京與重慶之間，其實在抗戰期間從未中斷過的祕密和議內容，並大膽討論汪精衛與汪政權建立的種種祕辛，以及它如何運作、真的是個壞政權嗎？中國究竟為何有那麼多偽政權？他們彼此間的關係是如何，又怎麼互動？同時解析由於政治因素始終未能明辨的國共關係，如：中共為何能在抗戰中坐大？國共敵後關係真相為何？還有，蔣介石戰後對日「以德報怨」的策略，並爬梳他未能收復東北的原因。最後將眼光投往國際，論析戰時中蘇、中英、中美關係中一些不為人知的事實，如何使美國拋棄國民政府？而國民政府又如何在這樣的命運中贏了抗戰卻輸掉了政權？
▍思索過去、重構未來
釐清、重構、重新審視歷史、思索人類長時段積累的結果，是史家不分國界、無論時代，以丹心照汗青的精神與追求，更是思索、構築未來時的重要參照。
《重探抗戰史》最後一卷是全面的檢討與省思，希望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能夠藉此鑑往知來。
重探一場改變世界走向的戰爭，
新世界，在謎團與未熄的煙火中開展！
集合多國現代史學者，近10年的重新探索、追求真相。
徹底分析抗戰時期懸而未解的偽政權、祕密和議、國共關係！
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得到了什麼經驗與教訓？我們如何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這場戰爭與現在的我們有什麼關聯？80多年過去了，許多問題仍待解答。
──〈寫在前面‧不容青史盡成灰〉╱郭岱君
顛覆後的世界充斥謎團、誤解與曲解。
意識形態、政治先行的抗戰歷史，還待後人公正論析。
《重探抗戰史》是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與中國與亞太研究學會（CAPRS）合作的跨國研究計畫，結合台、美、中、日四地學者，以國際視野、最新史料、多元角度，探討近代史轉捩點，影響中國、台灣、日本、歐美深遠的中日戰爭。
▍徹底解密中日戰爭的未解之謎
《重探抗戰史》力圖融合跨國視角、檔案，顛覆既有研究與史觀，試圖以不受限的角度評析歷史。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抗戰終於有了結局，但仍有諸多延續至今真相未明、眾說紛紜的重大議題尚待釐清。第三卷集中探索這些被真假資料與流言環繞的事件與發展，揭開東京與重慶之間，其實在抗戰期間從未中斷過的祕密和議內容，並大膽討論汪精衛與汪政權建立的種種祕辛，以及它如何運作、真的是個壞政權嗎？中國究竟為何有那麼多偽政權？他們彼此間的關係是如何，又怎麼互動？同時解析由於政治因素始終未能明辨的國共關係，如：中共為何能在抗戰中坐大？國共敵後關係真相為何？還有，蔣介石戰後對日「以德報怨」的策略，並爬梳他未能收復東北的原因。最後將眼光投往國際，論析戰時中蘇、中英、中美關係中一些不為人知的事實，如何使美國拋棄國民政府？而國民政府又如何在這樣的命運中贏了抗戰卻輸掉了政權？
▍思索過去、重構未來
釐清、重構、重新審視歷史、思索人類長時段積累的結果，是史家不分國界、無論時代，以丹心照汗青的精神與追求，更是思索、構築未來時的重要參照。
《重探抗戰史》最後一卷是全面的檢討與省思，希望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能夠藉此鑑往知來。
作者簡介
編者簡介
郭岱君（Tai-chun Kuo）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史丹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客座教授，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副教授，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秘書、英文秘書、第一局副局長、行政院新聞局駐波士頓辦事處主任等職。專長為政治經濟發展、中國經濟發展、近現代中國歷史檔案研究等。
2003年起參與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資料保存與研究」專案，此項收藏包括國民黨檔案、《蔣介石日記》、《蔣經國日記》、宋子文檔案、孔祥熙檔案等，學術界公認是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之外，全球收藏近代中國檔案資料最豐富的史料中心。
共同作者簡介
肖如平：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岩谷將（Nobu Iwatani）：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
林孝庭：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東亞館藏部主任
洪小夏：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
張世瑛：中華民國國史館纂修
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
陳立文：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圖書館館長
鹿錫俊：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主任
黃自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嵯峨隆（Takashi Saga）：日本靜岡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榮譽教授
楊天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潘 敏：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蘇聖雄：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Kanou Seikichi：中日文翻譯
郭岱君（Tai-chun Kuo）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史丹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客座教授，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副教授，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秘書、英文秘書、第一局副局長、行政院新聞局駐波士頓辦事處主任等職。專長為政治經濟發展、中國經濟發展、近現代中國歷史檔案研究等。
2003年起參與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資料保存與研究」專案，此項收藏包括國民黨檔案、《蔣介石日記》、《蔣經國日記》、宋子文檔案、孔祥熙檔案等，學術界公認是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之外，全球收藏近代中國檔案資料最豐富的史料中心。
共同作者簡介
肖如平：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岩谷將（Nobu Iwatani）：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
林孝庭：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東亞館藏部主任
洪小夏：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
張世瑛：中華民國國史館纂修
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
陳立文：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圖書館館長
鹿錫俊：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主任
黃自進：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嵯峨隆（Takashi Saga）：日本靜岡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榮譽教授
楊天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潘 敏：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蘇聖雄：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Kanou Seikichi：中日文翻譯
內容目錄
前言
第八編 和戰問題及各地的偽政權
第一章 重探汪精衛及汪政權╱郭岱君、岩谷將、嵯峨隆
一、汪精衛主張對日和議
二、汪精衛與日和議
三、近衛食言 汪精衛進退失據
四、從推動和平運動到組建新政府
五、日汪邦交談判 事事不如意
六、汪精衛政府是什麼樣的政府？
七、觀察與檢討
第二章 重探戰時中日和議問題╱楊天石、岩谷將、郭岱君
一、絕無僅有的三方和議：陶德曼調停
二、孔祥熙、宇垣一成祕密和議
三、萱野長知與重慶代表香港密談
四、蕭振瀛、和知鷹二會談
五、桐工作：詭譎迷離的祕密和議
六、和知鷹二、張季鸞密談
七、幾乎從未間斷的祕密談判
八、觀察與檢討
第三章 重探抗戰時期的偽政權╱潘敏
一、主要偽政權的建立
二、淪陷區基層社會概況
三、各地偽政權的互動與紛爭
四、日本占領者與偽政權的奧妙關係？
五、偽政權的職能為何？
六、他們為何要加入偽政權機關？
七、觀察與檢討
第九編 敵後作戰
第四章 國軍敵後作戰之謎╱洪小夏、張世瑛
一、國軍敵後作戰的開展及實施
二、國軍敵後作戰的特點：具正規軍編制與運作
三、國軍敵後作戰典型案例：中條山會戰
四、觀察與檢討
第五章 揭密中共的敵後作戰╱洪小夏、張世瑛
一、「平型關之役」與「平型關大捷」的真相
二、中共敵後根據地的建立
三、 組建全新的基層組織：統一戰線、階級鬥爭與整風運動
四、中共敵後作戰典型案例研究：百團大戰
五、「一號作戰」為中共帶來擴張契機
六、觀察與檢討
第六章 敵後國共關係╱洪小夏
一、敵後國共關係的三個階段
二、國共從合作到分道揚鑣
三、試探國共敵後合作與衝突的案例
四、觀察與檢討
第十編 抗戰勝利與戰後中國
第七章 戰後中國的命運╱黃自進
一、「以德報怨」政策有何特殊考量？
二、東北接收失利與國共內戰的轉折
三、中美關係為何生變？
四、觀察與檢討
第八章 重探戰時對外關係╱肖如平、林孝庭、鹿錫俊、陳立文
一、微妙的戰時中蘇關係
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談判與簽訂
三、戰時最重要的對美關係
四、重探開羅會議
五、重探史迪威事件
六、觀察與檢討
終章 觀察與省思╱郭岱君
一、中國為何能獲得最終勝利？
二、日本為何能贏而未贏？
三、日本有戰勝的機會嗎？
四、日本軍政體制的重大缺陷
五、沒有如果「兩顆原子彈」，中國會否勝利？
六、國共勢力消長的關鍵何在？
七、蔣介石為何贏了抗戰卻輸了江山？
八、戰爭對中國社會及中華民族的深層影響
後記
推薦序/導讀/自序
前言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慘烈悲壯的抗戰終於有了結局。然而，橫貫抗戰時期的幾個議題仍然真相未明、眾說紛紜。例如：汪精衛與汪政權，開國元勛為何在抗戰最艱難時離開他參與創建的國民政府？為何在南京另組政權，甘為侵華日軍的傀儡？日汪合作也牽涉出抗戰期間最詭譎迷離的現象──東京與重慶間從未中斷的祕密和議。日本是否真的想和談？蔣介石究竟是要和還是要戰？中國為什麼有那麼多偽政權？它們彼此間的關係與互動究竟如何？還有，中共為何能在抗戰中坐大？國共敵後關係究竟如何？這個問題相當敏感，國共雙方都未能道出實情。
此外，蔣介石為何對日本侵略者「以德報怨」？為何未能收回東北？中美關係為何突然生變以致美國竟拋棄了並肩作戰的國民政府？為什麼國民政府贏了抗戰卻輸掉了政權？
本卷除探索上述幾個未解之謎外，並在最後一章就這場中日之戰試作全面的檢討與省思，希望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得到一些經驗與教訓，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
文章試閱
第一章 重探汪精衛與汪政權
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
岩谷將（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
嵯峨隆（日本靜岡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榮譽教授）
抗戰時期最戲劇性的事件當屬黨國元老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汪精衛公開脫離抗日陣營，與日本合作，在南京另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重慶的國民政府對峙。
汪精衛名兆銘，字季新，號精衛，年輕時在日本加入同盟會，1910年，謀刺攝政王載灃，事敗被捕，在獄中寫下著名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民國成立後，歷任黨政要職一度是黨國最高領導，這樣一位熱情勇敢的開國元勛，卻在1938年底離開他參與創建的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唱和，成了侵華日軍的傀儡。
多年來，汪精衛一直戴著「漢奸」的帽子，他組建的政府被稱為「偽政權」，所作所為一概被視為投敵、傀儡、破壞中華民族的團結。然而，汪政權統治了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及地區，前後長達5年，其人、其事恐不宜被「漢奸」二字簡化。他為何從革命元勛變成「漢奸」？他為何堅決主張與日本和談？為何決心拋開一切與侵略者合作？汪政權實際作為究竟如何？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已有學者指出，海峽兩岸長久以來對汪精衛的研究存在若干不足之處，例如：汪精衛一生與日本糾葛密切，但學術界對汪精衛與日本的關係研究不夠深入，尤其是大量日文檔案資料未能充分使用。本研究針對這些偏失，試著探討汪精衛的行為、思念，以及他所建立的汪政權，希望還原當年的事實真相，並提出合理的觀察與評估。
一、汪精衛主張對日和議
首先，汪精衛從九一八開始，就對抗日戰爭缺乏信心，深感戰既不能和亦難，常言「不和不戰兩俱可虞」。1932年1月開始，他和蔣介石合作，汪主政、蔣掌軍，聯手處理第一次淞滬戰役（又稱「一二八戰役」）。1933年的熱河抗戰一爆發，汪精衛就宣布中國還無能力對日作戰，必須採取「交涉與抵抗並行之方針」。可見，他認為中國無力抗日，但與蔣介石立場一致，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盡量避免戰事擴大。
經過熱河、長城之役，落後的中國軍隊被日軍打得潰不成軍，國民政府苦無對策，只得與日軍簽訂《塘沽協定》，作出讓步。汪精衛更確定中國不可「不量力而戰」，必須避其鋒，以外交手段解決戰。
1935年6月，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致國民政府華北負責人何應欽「覺書」，要求中央軍及國民黨退出河北，蔣介石嚴詞反對，但何應欽抵不過日方壓力，並獲行政院長汪精衛同意，簽下《何梅協定》，屈從日本條件。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汪精衛對抗戰態度的分歧逐漸明顯。蔣介石相信持久戰、消耗戰必能拖住日本，日軍一旦陷入中國地廣人眾的泥沼中，必定進退維谷，最後勝利必屬中國。因此，蔣介石堅持，若要和談，日軍必須退回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絕不能簽下任何屈辱的合約，否則中國將永遠受日本的束縛，「民不成民，國不成國，存不如亡也！」
相對於蔣介石的堅持，汪精衛則認定中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打贏這場仗，應審時度勢，不妨委曲求全，與日和談。他經常感嘆「此仗如何能打下去？」還數度致函蔣介石，主張對日和談。1937年淞滬大戰，國防最高會議上，對於是否對日絕交，汪精衛公開持反對意見。11月，德國大使陶德曼受日本之請出面調停，汪精衛主張接受日本條件停戰。12月，南京淪陷，國民政府的士氣跌到谷底，黨內一片主和之聲，汪精衛更加悲觀，認為如果再打下去，國民政府恐亡黨亡國，共產黨將坐收漁利。他向蔣介石建議，「以第三者出面組織掩護」與日和談。所謂的「第三者」，就是他自己。蔣當即拒絕：「此不可能之事也。」
1938年1月，汪精衛公開發表講話，質疑蔣介石的消耗戰、焦土戰，並呼籲朝野人要認清敵人的力量，了解國際情勢，更要清楚自己的力量」。3月22日，蔣介石和汪精衛討論日本請託義大利調停事，汪主和，蔣介石以日本條件嚴苛而反對，兩人意見相左，可能言語上發生衝突，氣得蔣抱怨「世人只知戰時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後痛苦更甚於戰時，何況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
為了和與戰的問題，汪精衛與蔣介石多次爭得面紅耳赤，自盧溝橋事變到汪精衛離開重慶這1年多時間，汪勸蔣暫時委屈與日本言和多達10餘次。由於蔣對和議的堅持，汪的意見總是被壓制下來。
低調俱樂部
事實上，國民政府內認為抗戰前途堪憂的黨政高層不在少數，尤其是抗戰初期，開戰不到半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等大城市相繼淪陷，舉國一片悲觀與主和之聲，蔣介石也承認黨政高層「主和者尤多。」行政院長孔祥熙公開主張與日本議和，外交部長張羣對戰局也極為悲觀。有一些文人及黨政要員也對抗戰前途憂心。他們認為，中日國力懸殊，跟日本作戰猶如螳臂擋車，蔣介石和那些高喊持久戰、消耗戰的，其實是在唱高調，不切實際。他們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對日不宜操之過急，應保持低調，以免予日本軍閥擴大戰爭的藉口。這些人經常聚會，逐漸形成一個討論時政的小團體，成員包括胡適（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周佛海（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陳布雷（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中宣部副部長）、熊式輝（江西省主席、國民黨政學系要角）、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蔣夢麟（北大校長）、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陶希聖（中央大學教授）、梅思平（原為中央大學教授，汪精衛重要幕僚）、董道寧（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蕭同茲（中央通訊社社長）、程滄波（中央日報社長）等。他們標榜說實話、不唱高調，戲稱是個「低調俱樂部」。
低調俱樂部雖是個非正式的小團體，但他們隱然視汪精衛為精神領袖，強調「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醞釀對日和議。幾位成員更因而攪動風雲，簇擁汪精衛掀起一場和平運動，最後離開國民政府與日本合作，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董道寧、陶希聖等正是這齣驚
第八編 和戰問題及各地的偽政權
第一章 重探汪精衛及汪政權╱郭岱君、岩谷將、嵯峨隆
一、汪精衛主張對日和議
二、汪精衛與日和議
三、近衛食言 汪精衛進退失據
四、從推動和平運動到組建新政府
五、日汪邦交談判 事事不如意
六、汪精衛政府是什麼樣的政府？
七、觀察與檢討
第二章 重探戰時中日和議問題╱楊天石、岩谷將、郭岱君
一、絕無僅有的三方和議：陶德曼調停
二、孔祥熙、宇垣一成祕密和議
三、萱野長知與重慶代表香港密談
四、蕭振瀛、和知鷹二會談
五、桐工作：詭譎迷離的祕密和議
六、和知鷹二、張季鸞密談
七、幾乎從未間斷的祕密談判
八、觀察與檢討
第三章 重探抗戰時期的偽政權╱潘敏
一、主要偽政權的建立
二、淪陷區基層社會概況
三、各地偽政權的互動與紛爭
四、日本占領者與偽政權的奧妙關係？
五、偽政權的職能為何？
六、他們為何要加入偽政權機關？
七、觀察與檢討
第九編 敵後作戰
第四章 國軍敵後作戰之謎╱洪小夏、張世瑛
一、國軍敵後作戰的開展及實施
二、國軍敵後作戰的特點：具正規軍編制與運作
三、國軍敵後作戰典型案例：中條山會戰
四、觀察與檢討
第五章 揭密中共的敵後作戰╱洪小夏、張世瑛
一、「平型關之役」與「平型關大捷」的真相
二、中共敵後根據地的建立
三、 組建全新的基層組織：統一戰線、階級鬥爭與整風運動
四、中共敵後作戰典型案例研究：百團大戰
五、「一號作戰」為中共帶來擴張契機
六、觀察與檢討
第六章 敵後國共關係╱洪小夏
一、敵後國共關係的三個階段
二、國共從合作到分道揚鑣
三、試探國共敵後合作與衝突的案例
四、觀察與檢討
第十編 抗戰勝利與戰後中國
第七章 戰後中國的命運╱黃自進
一、「以德報怨」政策有何特殊考量？
二、東北接收失利與國共內戰的轉折
三、中美關係為何生變？
四、觀察與檢討
第八章 重探戰時對外關係╱肖如平、林孝庭、鹿錫俊、陳立文
一、微妙的戰時中蘇關係
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談判與簽訂
三、戰時最重要的對美關係
四、重探開羅會議
五、重探史迪威事件
六、觀察與檢討
終章 觀察與省思╱郭岱君
一、中國為何能獲得最終勝利？
二、日本為何能贏而未贏？
三、日本有戰勝的機會嗎？
四、日本軍政體制的重大缺陷
五、沒有如果「兩顆原子彈」，中國會否勝利？
六、國共勢力消長的關鍵何在？
七、蔣介石為何贏了抗戰卻輸了江山？
八、戰爭對中國社會及中華民族的深層影響
後記
推薦序/導讀/自序
前言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慘烈悲壯的抗戰終於有了結局。然而，橫貫抗戰時期的幾個議題仍然真相未明、眾說紛紜。例如：汪精衛與汪政權，開國元勛為何在抗戰最艱難時離開他參與創建的國民政府？為何在南京另組政權，甘為侵華日軍的傀儡？日汪合作也牽涉出抗戰期間最詭譎迷離的現象──東京與重慶間從未中斷的祕密和議。日本是否真的想和談？蔣介石究竟是要和還是要戰？中國為什麼有那麼多偽政權？它們彼此間的關係與互動究竟如何？還有，中共為何能在抗戰中坐大？國共敵後關係究竟如何？這個問題相當敏感，國共雙方都未能道出實情。
此外，蔣介石為何對日本侵略者「以德報怨」？為何未能收回東北？中美關係為何突然生變以致美國竟拋棄了並肩作戰的國民政府？為什麼國民政府贏了抗戰卻輸掉了政權？
本卷除探索上述幾個未解之謎外，並在最後一章就這場中日之戰試作全面的檢討與省思，希望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得到一些經驗與教訓，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
文章試閱
第一章 重探汪精衛與汪政權
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
岩谷將（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
嵯峨隆（日本靜岡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榮譽教授）
抗戰時期最戲劇性的事件當屬黨國元老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汪精衛公開脫離抗日陣營，與日本合作，在南京另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重慶的國民政府對峙。
汪精衛名兆銘，字季新，號精衛，年輕時在日本加入同盟會，1910年，謀刺攝政王載灃，事敗被捕，在獄中寫下著名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民國成立後，歷任黨政要職一度是黨國最高領導，這樣一位熱情勇敢的開國元勛，卻在1938年底離開他參與創建的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唱和，成了侵華日軍的傀儡。
多年來，汪精衛一直戴著「漢奸」的帽子，他組建的政府被稱為「偽政權」，所作所為一概被視為投敵、傀儡、破壞中華民族的團結。然而，汪政權統治了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及地區，前後長達5年，其人、其事恐不宜被「漢奸」二字簡化。他為何從革命元勛變成「漢奸」？他為何堅決主張與日本和談？為何決心拋開一切與侵略者合作？汪政權實際作為究竟如何？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已有學者指出，海峽兩岸長久以來對汪精衛的研究存在若干不足之處，例如：汪精衛一生與日本糾葛密切，但學術界對汪精衛與日本的關係研究不夠深入，尤其是大量日文檔案資料未能充分使用。本研究針對這些偏失，試著探討汪精衛的行為、思念，以及他所建立的汪政權，希望還原當年的事實真相，並提出合理的觀察與評估。
一、汪精衛主張對日和議
首先，汪精衛從九一八開始，就對抗日戰爭缺乏信心，深感戰既不能和亦難，常言「不和不戰兩俱可虞」。1932年1月開始，他和蔣介石合作，汪主政、蔣掌軍，聯手處理第一次淞滬戰役（又稱「一二八戰役」）。1933年的熱河抗戰一爆發，汪精衛就宣布中國還無能力對日作戰，必須採取「交涉與抵抗並行之方針」。可見，他認為中國無力抗日，但與蔣介石立場一致，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盡量避免戰事擴大。
經過熱河、長城之役，落後的中國軍隊被日軍打得潰不成軍，國民政府苦無對策，只得與日軍簽訂《塘沽協定》，作出讓步。汪精衛更確定中國不可「不量力而戰」，必須避其鋒，以外交手段解決戰。
1935年6月，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致國民政府華北負責人何應欽「覺書」，要求中央軍及國民黨退出河北，蔣介石嚴詞反對，但何應欽抵不過日方壓力，並獲行政院長汪精衛同意，簽下《何梅協定》，屈從日本條件。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汪精衛對抗戰態度的分歧逐漸明顯。蔣介石相信持久戰、消耗戰必能拖住日本，日軍一旦陷入中國地廣人眾的泥沼中，必定進退維谷，最後勝利必屬中國。因此，蔣介石堅持，若要和談，日軍必須退回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絕不能簽下任何屈辱的合約，否則中國將永遠受日本的束縛，「民不成民，國不成國，存不如亡也！」
相對於蔣介石的堅持，汪精衛則認定中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打贏這場仗，應審時度勢，不妨委曲求全，與日和談。他經常感嘆「此仗如何能打下去？」還數度致函蔣介石，主張對日和談。1937年淞滬大戰，國防最高會議上，對於是否對日絕交，汪精衛公開持反對意見。11月，德國大使陶德曼受日本之請出面調停，汪精衛主張接受日本條件停戰。12月，南京淪陷，國民政府的士氣跌到谷底，黨內一片主和之聲，汪精衛更加悲觀，認為如果再打下去，國民政府恐亡黨亡國，共產黨將坐收漁利。他向蔣介石建議，「以第三者出面組織掩護」與日和談。所謂的「第三者」，就是他自己。蔣當即拒絕：「此不可能之事也。」
1938年1月，汪精衛公開發表講話，質疑蔣介石的消耗戰、焦土戰，並呼籲朝野人要認清敵人的力量，了解國際情勢，更要清楚自己的力量」。3月22日，蔣介石和汪精衛討論日本請託義大利調停事，汪主和，蔣介石以日本條件嚴苛而反對，兩人意見相左，可能言語上發生衝突，氣得蔣抱怨「世人只知戰時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後痛苦更甚於戰時，何況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
為了和與戰的問題，汪精衛與蔣介石多次爭得面紅耳赤，自盧溝橋事變到汪精衛離開重慶這1年多時間，汪勸蔣暫時委屈與日本言和多達10餘次。由於蔣對和議的堅持，汪的意見總是被壓制下來。
低調俱樂部
事實上，國民政府內認為抗戰前途堪憂的黨政高層不在少數，尤其是抗戰初期，開戰不到半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等大城市相繼淪陷，舉國一片悲觀與主和之聲，蔣介石也承認黨政高層「主和者尤多。」行政院長孔祥熙公開主張與日本議和，外交部長張羣對戰局也極為悲觀。有一些文人及黨政要員也對抗戰前途憂心。他們認為，中日國力懸殊，跟日本作戰猶如螳臂擋車，蔣介石和那些高喊持久戰、消耗戰的，其實是在唱高調，不切實際。他們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對日不宜操之過急，應保持低調，以免予日本軍閥擴大戰爭的藉口。這些人經常聚會，逐漸形成一個討論時政的小團體，成員包括胡適（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周佛海（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陳布雷（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中宣部副部長）、熊式輝（江西省主席、國民黨政學系要角）、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蔣夢麟（北大校長）、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陶希聖（中央大學教授）、梅思平（原為中央大學教授，汪精衛重要幕僚）、董道寧（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蕭同茲（中央通訊社社長）、程滄波（中央日報社長）等。他們標榜說實話、不唱高調，戲稱是個「低調俱樂部」。
低調俱樂部雖是個非正式的小團體，但他們隱然視汪精衛為精神領袖，強調「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醞釀對日和議。幾位成員更因而攪動風雲，簇擁汪精衛掀起一場和平運動，最後離開國民政府與日本合作，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董道寧、陶希聖等正是這齣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