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長
—迎余國藩院士返台講學

西元二○○○年台灣政黨輪替，五月二十日是新任總統就職大典。當晚南港後山微涼，我在書房譯完余國藩教授的長文〈靜觀其變—儒家思想與人權的展望〉（“Enduring Change: Confucianism and the Prospect of Human Rights”）之後順手關掉電腦，起身踱到室外，望著幾乎泛白的夜空，忽然想到離開芝加哥大學已近一年，史威夫特堂（Swift Hall）前應該又到了綠草如茵、花木扶疏的季節，而老師是否仍然夾著書本匆匆走在幽靜的堂前小徑？史威夫特堂是座哥德式的城堡建築，乃芝大神學院的所在地，一向也是舉世宗教研究的重鎮。三十餘年來，老師於此作育英才，俯之仰之，辦公室由小到大，學問也由神學、文學而擴及人權思想。〈靜觀其變〉關心與反映的入世精神，正是中國六四事件以後老師的心情。
這篇長文質疑所謂「亞洲價值」，對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與李光耀等高舉儒家大旗而壓抑個人的思潮痛加批判。譯完之後，我倒抽了一口冷氣，因為此文部分雖屬舊作，老師卻是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之邀而花了近一年的時間大幅改寫才成。然而就我所知，文哲所內研究哲學的師友多數是儒家的擁護者，所以六月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老師蒞臨演講的時候，昔年鵝湖激辯的歷史不知是否會在文哲所重演？老師是中研院開院迄今第一位文學院士，也是文哲所禮遇有加的通信研究員。寬鬆言之，六月來台，他可算是「返鄉之旅」，不過我在電話中卻戲稱他是「踢館」而來。

「踢館」兩字當然是學術切磋琢磨的誇張說法。我從學老師近十四年，常看他在課堂上和學生議論，在會議場合和同僚激辯，深知老師所服膺的是「真理愈辯愈明」這個中外至理，所以中研院雅會，我心裡其實也不太在意，況且文哲所向有雅量，異議雜音兼容並蓄。倒是老師唯恐我的文化固習發酵，有次越洋電話裡連聲安慰我，要我不必擔心演講廳可能發生的針鋒相對。老師反而希望有人挑戰論點，如此返台也才不枉辛苦一趟。老師出身將門，老太爺抗日剿共，官拜三軍大學校長，按說意識形態應該停留在國民黨黨國一家的舊時代。然而三、四十年來，老師在美一面以行動支持金恩（Martin Luther King）博士，一面在思想上強調民主與人權，擴及中國與台灣等華人國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老師悲憤莫名，不但連夜夥同北美同僚大聲抗議，也開始反省儒家在中國的功過，認為孔門「重群體而輕個人」和「倫序有別」的思想已為當代中國屯積了太多的人權問題，嚴重得幾難解決。他寫〈靜觀其變〉，其實有時局和文化體認上的苦心，倒和學術關係不大。

譯完講稿，我最大的感想是老師的反省力確強，而這恐怕得益於他的跨學科專業。老師二十五歲進入芝大攻讀博士學位，在校所習一向都是人文學科的整合性研究，尤以文學與宗教為主。五、六○年代，老師師事過的名師不少，包括史考特（Nathan Scott）、田立克（Paul Tillich）、奧森（Elder Oson）與格林（David Grene）等人，在希臘悲劇、中世紀義大利文學、英國文藝復興史詩和當代法國文學上所下的工夫尤深，同儕多以「現代人文主義者」目之，可謂「新亞里士多德學派」最新的傳人。老師所撰的伊斯奇勒士（Aeschylus）研究，迄今仍為美國的古典文學界稱道。可惜台灣專攻希臘羅馬文學者尟，注意力似乎尚未擴及上述傳統。

上述文學細目的重點自然是「託喻」（allegory），是以老師的學問基礎應再加上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和《聖經》解經學等等。他詮釋但丁和米爾頓，莫不循託喻出發，而如此詮解勢必強調所謂「類比」（analogy）之學，進而看重「等同關係」（homology）。所以老師在反省儒家思想的時候，一再強調傳統中「修齊治平」的觀念邏輯有誤，類比失準。加上「忠君」與「孝親」又經統治階層「等同」處理了，終於造成數千年來政治意識停滯不前的局面。像胡適一樣，老師大聲疾呼華人社會應該養成一種或可稱為「健全的個人主義」，如此現代普世的「人權」價值才有可能在中國落地生根。

老師強調「忠君」不應和「孝親」相提並論，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尤其如此。〈靜觀其變〉裡有一句話我印象深刻：在血緣的層次上，「家中的兒輩」只要經過婚媾，來日都可望變成「人父」，可以倒轉「父子」一倫，但是在君權政治的範疇裡，「除非那身為人臣者有朝一日篡位成功，推翻舊主，否則他一輩子甭想超生，永遠得屈居下屬」。「君臣」既然不能倒轉，豈可由「父子」類推成理，而「治國」的複雜性大，「平天下」後還有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國際政治問題，又哪裡是父慈子孝的「齊家」理想所能共攀？由是觀之，《西遊記》中所謂「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根本就是類比謬論。孔孟以降，中國人服膺權威垂數千年，思想中幾無科學性的邏輯概念，看不出上舉「錯誤的類比」（false analogy），並非怪事，而證諸今天中國和台灣在政治社會上的大異，老師所言，自然又信然，洵然。

前面我刻意提到《西遊記》，因為老師的青壯歲月幾乎都奉獻給這本小說的英譯大業，成果皇皇然有四巨冊之多。除了荷馬與希臘悲劇的研究外，英譯本《西遊記》（Journey to the West）應該是老師以學問揚名國際的首要著作。從中國傳統的角度看，老師的政治思想「前衛」，然而從現代人的立場看，他堅持的《西遊記》詮釋又「保守」之至，猶如他雖走胡適自由主義的思想大道，同時卻也多方抨擊這位自己推崇備至的學者對《西遊記》的見解。

胡適認為小說中一無「微言大義」，老師則從清人陳士斌之見，確信不由「丹道託喻」下手，我們不可能掌握得住《西遊記》多數章回的真諦。他譯《西遊》，注《西遊》，西方史詩與文體論固屬助力，不過他冶宗教與文學於一爐的貢獻更大，看出了許多當代學者不曾察覺的書中精神。《西遊記》的英譯，老師花了十三年才完成。所得一字不漏，所注則翔實與識見兼備，和衛里（Arthur Waley）膾炙人口的節譯本大異其趣。老師譯書乃為學術，層樓更上，所以他功在學界，眾議僉同。

老師類似的精神也表現在《紅樓夢》的研究上。他前前後後寫了十年左右，最近終於開花結果。有趣的是，老師的《紅樓》解讀除了傳統論述外，也帶有強烈的後現代色彩，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和新歷史主義者的影響尤重。老師治學，論述上的主要客體大多由原文入手，荷馬他讀的是希臘文本，但丁用的是中古義大利文原著，奧古斯丁的拉丁文名篇，他則可以倒背如流。十幾年前德希達當紅的時代，他應邀到北京大學擔任比較文學講座，回來後告訴我《文字科學論》（De la grammatologie）一書，他已利用短短的講學課餘逐字看完法文原著。除非必要，他不碰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英譯。所以研究《紅樓夢》，他雖然徵引霍克思（David Hawkes）眾口交譽的英譯本，但是更常據中文予以局部重譯，絕不盲從。這種治學要求，當然累壞了門下涉及西方古典的東方學生。除了現代語言外，我和徐東風都讀過拉丁文，周佚群則希臘、拉丁文念得比西方人還要出色。讀原文可以掃除隔閡，中文縱然是老師的閱讀母語之一，可是如果他不發揮「原文治學」的精神，恐怕也無從看出《紅樓夢》中豐富的宗教託喻。新著《重讀石頭記》（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裡，他視青埂峰上那顆「頑石」為全書總綱的象徵，石背所鏨的《石頭記》又是總綱中的總綱。就像寶玉所見的鏡中像，《紅樓夢》其實也是夢中有夢，全書又「書中有書」，託喻裡另外還夾有託喻。老師有如德希達，苦讀細品，將那紅學歷來成見解構了。

老師對賈寶玉同情之至，認為他飽受傳統倫序與父權的荼毒，而這似乎又是個「人權問題」。老師有軍人嚴以律己的脾氣，但恂恂然也有長者之風，整個人其實傲骨柔腸。從一九八六年進入芝大算起，我的研究生生涯長甚。中間總有些不如意，精神有一度還曾跌到谷底。老師得悉後，馬上捎來一張用英文寫的親筆函，第一句話便用《聖經》口氣說道：「你不可沮喪。」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如今想起，感激莫名，也不免泫然。長年讀書研究，我曾自恃年輕，不怎麼照顧身體，從一九九三到九九年，居然三進三出手術房。有兩次是脊椎開刀，而每次手術才剛結束，老師幾乎馬上就來到病床前，要不就是隔海向家父垂詢後。在芝大醫學院做脊椎鎔合術那一次，手術後背痛改善的程度有限，後遺症又大，老師更是心急如焚，不但拿許倬雲院士五進開刀房而毫不氣餒為例激勵我，又動用了他所能動用的關係，要求醫學院的資深教授調出我的病歷，仔細研究，看看能不能找出問題的癥結。儘管努力迄今仍歸徒勞，師恩浩蕩，我們一家永遠銘感。芝大的生活像壓力鍋一般，學術界共知。我能度過長年背痛、坐骨神經痛的折磨與課業上的壓力，老師的關心與鼓勵始終是關鍵。他剛強的身影背後，其實有一顆宗教家或賈寶玉一般的仁者之心。

這就對了。老師的名字每令人聯想到冷冰冰的文學研究，如果沒有宗教家的精神，如果沒有仁者心腸，他怎可能「撈過界」寫起有關「人權」的文章來，而且時間一花就將近一年，才將舊作改妥？拙文提到哥倫比亞大學的儒學重鎮狄百瑞教授，事實上，〈靜觀其變〉有部分可謂在擴大回應狄氏《儒家的問題》（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一書的論點。老師認為狄氏對孔門的維護有點皂白不分，居然連儒家輕視女性的事實都會想方設法予以開脫。這種「寬容」，老師認為迂腐至極，難以接受。他的批評乃是代言，為史上受害的婦女代言。老師總覺得好的傳統才值得維護，壞的則應嚴辭批判。學者可以有個人好惡，學術則一定要獨立。

一九九六年台灣首屆總統大選前夕，中國導彈威脅，老師忍無可忍，百忙中特地又修書抗議。當時我還以為強權欺凌弱小，老師不過發發不平之鳴。今年總統大選結果揭曉，老師興奮不已，從芝加哥連續寫了兩封頗長的電子郵件給我，我這才知道他關心的不止國際正義，更重要的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前途。老師在郵件中謙稱自己是「局外人」，我想誰當選總統對他都不重要，然而就像許多有識之士一樣，他十分關心「亞洲價值」籠罩下的台灣能否踏上民主大道，而數千年來儒家文化又是否開出人權的花朵？

二○○○年四月杪，美國人文科學院發布老師為新任院士。聞悉當晚，他給我寫了一封信，表示兩年前當選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才是畢生榮耀。五月二十日的新任總統就職大典早已畫下句號，轉眼就是一個月了。不過恍然之際，我若有所悟老師為何更以身為「中華民國的院士」為榮：台灣政權和平轉移乃史上首見，舉世注目，人權的倡導者當然倍覺欣喜。老師對民主自由的關懷猶如〈靜觀其變〉中剴切的剖陳，自己本人又豈能例外於華人大事，豈會不以獲得民主國家最高的學術榮譽為傲？

草此短文的一刻，老師應該身在東來的聯合航空班機上。雲海蒼茫，說不定他還迫不及待要踏進睽違已久的國門！我向來拙於言辭，謹以上文—容我權借《西遊記》中三藏望鄉的話—恭迎老師「回返故田」。

—二○○○年六月二十日《聯合報》

山高水長—迎余國藩院士返台講學西元二○○○年台灣政黨輪替，五月二十日是新任總統就職大典。當晚南港後山微涼，我在書房譯完余國藩教授的長文〈靜觀其變—儒家思想與人權的展望〉（“Enduring Change: Confucianism and the Prospect of Human Rights”）之後順手關掉電腦，起身踱到室外，望著幾乎泛白的夜空，忽然想到離開芝加哥大學已近一年，史威夫特堂（Swift Hall）前應該又到了綠草如茵、花木扶疏的季節，而老師是否仍然夾著書本匆匆走在幽靜的堂前小徑？史威夫特堂是座哥德式的城堡建築，乃芝大神學院的所在地，一向也是舉世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