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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哈伯馬斯以一種地道的德國方式、一種現在看來已不太合潮流的方式堅持並傳播着自己的宏大理論。對於現代社會的本質、現代社會面臨的問題，以及語言、道德、倫理、政治、法律在現代社會中的位置等，提出了一些重大問題，而他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由多個學科的知識精心編織在一起的，是錯綜複雜又包羅萬象的複合體。他的理論著作篇幅長、術語多，令人望而生畏。哈伯馬斯並不為初入門者寫作，第一次讀到他著作的讀者往往會產生挫敗感。本書的一個目的，就是想為讀者簡明地勾劃出哈伯馬斯理論的主要脈絡，將其著述的不同部分置於一個整體化的背景中。
目錄
vii 致 謝
ix 前 言 于爾根．哈伯馬斯其人
1 第一章 哈伯馬斯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
19 第二章 哈伯馬斯研究社會理論的新方法
35 第三章 語用意義專題
59 第四章 社會理論專題
77 第五章 哈伯馬斯的現代性理論
93 第六章 商談倫理學 I：道德的商談理論
111 第七章 商談倫理學II：倫理商談與政治轉向
129 第八章 政治、民主與法律
149 第九章 德國、歐洲以及後民族公民身份
169 附 錄 哈伯馬斯的五個主要研究專題概要
173 推薦閱讀書目
ix 前 言 于爾根．哈伯馬斯其人
1 第一章 哈伯馬斯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
19 第二章 哈伯馬斯研究社會理論的新方法
35 第三章 語用意義專題
59 第四章 社會理論專題
77 第五章 哈伯馬斯的現代性理論
93 第六章 商談倫理學 I：道德的商談理論
111 第七章 商談倫理學II：倫理商談與政治轉向
129 第八章 政治、民主與法律
149 第九章 德國、歐洲以及後民族公民身份
169 附 錄 哈伯馬斯的五個主要研究專題概要
173 推薦閱讀書目
序／導讀
前言
于爾根．哈伯馬斯其人
于爾根．哈伯馬斯( Jürgen Habermas ) 是二戰後最為重要、擁有最廣泛讀者面的社會理論家之一。他的理論著作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許多不同領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任何研究社會學、哲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或研究英國、德國以及歐洲的學者都無法迴避他的名字。他的著作之所以擁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力，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哈伯馬斯是個跨學科理論家。他的學術涉獵之廣令人驚嘆。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 曾經提到過一種「沒有靈魂的專家」，這種人作為學者從來不去嘗試超越自己狹仄的專業領域，而哈伯馬斯恰恰與這類人相反。他的研究衝破了學科的界限，完全不像大多數研究人員和學者那樣螺螄殼裏做道場。對於他的思想，大多數讀者只能從其著作中窺豹一斑。其次，哈伯馬斯在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撰寫了大量的作品，他不僅是公認的社會政治理論家，還是當今歐洲首屈一指的公共知識份子。他是德國左派民主主義的元老與靈魂人物，在捍衛自己哲學原則的同時，積極以公民而非學者身份參與到德國和歐洲公共領域對文化、道德、政治等普遍性話題的批判中去。
為了使本書盡量精簡，我對於哈伯馬斯的生平不作詳述。箇中原因不在於哈伯馬斯的一生不精彩——雖然學者的生平很少能稱得上引人入勝，而在於我還是認為作品比作者本人重要。(當然，我也不會簡略到像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寫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那樣，在專著中就其生平僅漫不經心地寫下：「他生於斯地斯時，工作過，然後辭世了。」)哈伯馬斯生平所經歷的里程碑式的歷史事件影響並激發了他的著述，1945年二戰結束、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從經濟與社會廢墟中誕生、冷戰、1968年學生抗議運動、1989年柏林牆倒塌以及蘇聯解體等事件影響尤甚。
1929年，哈伯馬斯出生於杜塞爾多夫。他在一個德國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家人識時務地適應了納粹政權，但也談不上擁護納粹。哈伯馬斯的政治觀點最初形成於1945年，他十六歲的時候。二戰行將結束之時，哈伯馬斯與當時幾乎所有身體健康的德國同齡青少年一樣，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戰後，在觀看了納粹屠猶的紀錄片並經歷了紐綸堡審判之後，他終於看清了奧斯威辛的駭人事實和納粹當權期間德國民眾在道義上的集體淪喪。
青年時期，哈伯馬斯曾在哥廷根大學、蘇黎士大學和波恩大學學習過哲學。那時他談不上激進。1949年至1953年間，他沉浸於馬丁．海德格爾的著作中。但是，很快便對海德格爾幻滅了。這主要不是因為海德格爾曾經是納粹黨成員並公開支持納粹黨，而是因為他後來迴避這個歷史問題，拒絕對其行為表示任何懺悔，拒絕承認真相然後將這一頁翻過去。194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屆政府成立，由保守派的阿登納(Konrad Adenauer )主政。對海德格爾，青年哈伯馬斯一開始滿懷期待與熱情，但隨即便感到了失望和上當；對阿登納政權他的態度也經歷了這樣的轉變。在他看來，這個政權代表了一個集體對不光彩歷史的蓄意否認和留戀。
1954年，哈伯馬斯憑研究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 )的論文而獲博士學位。之後，他便轉向了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 和早年馬克思(Karl Marx ) 的作品，兩年後在法蘭克福的社會研究院成了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 的第一位研究助手。哈伯馬斯同情他在法蘭克福的老師阿多諾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 的經歷，這兩個人都有德國猶太人血統，因此兩人對於德國傳統在歸屬感上持有可以理解的矛盾情緒。從兩人身上，哈伯馬斯學會了如何批判地認同自己祖國的傳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使他「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懷疑主義的態度、被欺騙過的人的清醒的頭腦去繼承德國的傳統」。(《自主與團結》，第46頁)在這一階段，哈伯馬斯的著作變得更為激進，對於馬克思有更多的認同。對於霍克海默的偏好來說，這便過分了。這位法蘭克福研究院院長反感哈伯馬斯不加掩飾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哈伯馬斯暗地裏下了逐客令。1958年，哈伯馬斯離開法蘭克福去了馬堡大學，並在1961年取得了該校的任教資格。後來，他成了海德堡大學的哲學教授，並於1964年又回到法蘭克福大學擔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一職。在這段政治動盪時期，哈伯馬斯與學生激進份子卻產生了齟齬，這件事在當時眾所周知。雖然哈伯馬斯對於這些學生在總體上持同情態度，但在當時，他具有挑釁意味地把這些學生所持有的與所有權威都徹底對立的態度斥為「左派法西斯主義」。從1971年到1983年，他都在施塔恩貝格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當院長。1983年，哈伯馬斯回到法蘭克福大學教授哲學，並在此建立了他作為西德主要社會理論家和受人尊重的民主主義左派發言人的地位。
1989年11月柏林牆倒掉了，哈伯馬斯親眼見證了隨之而來的德國統一。對於德國統一，哈伯馬斯和某些人一樣，對其統一進程的推進方式持激烈的批評態度。90年代早期，哈伯馬斯對於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 的著作、他的自由主義觀點以及美國的憲政民主興趣與日俱增。從左邊批評哈伯馬斯的人往往對他一生的學術活動進行漫畫式的描述，根據這類描述，他的一生始自馬克思主義式的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終於對美式自由民主的捍衛。這一漫畫式概括雖然表面上合理，但仍然膚淺，究其原因，乃在於未能理解哈伯馬斯複雜的政治與思想立場。哈伯馬斯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批判家，更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者，他對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一直懷有深深的憂懼。但是，儘管他以與自己錯誤的政治文化見解相決裂的姿態，對西方民主傳統作出了趨於負面的評價，他又把西德對西方民主傳統的成功照搬說成是西德最偉大的文化成就。正因為這個原因，德國社會學家達倫多夫(Ralph Dahrendorf )言過其實地稱哈伯馬斯為「阿登納之嫡孫」(《柏林共和國》，第88–89頁)，當然，這其中帶有戲謔之意。然而，儘管哈伯馬斯思想非常複雜，過去五十年知識界和政界又經歷了風雲突變，哈伯馬斯的學術觀點和政治觀點還是保持了高度的連貫性。
關於哈伯馬斯對德國的矛盾情感和對民族主義的一貫憂懼，我已經簡述了其心理動因與出身因緣。然而，我們應當努力避免把哈伯馬斯作品中的這些因素個人化。人們很容易忘卻的一點是，近代德國歷史與政治的內在複雜性與張力仍然實實在在地存在着。要獲得對於歷史和現實的生動認識，就去柏林的德國國會大廈透明穹頂上看看吧，在這裏可以眺望勃蘭登堡門和新建的大屠殺紀念館，也可以俯視國會議事廳。
沒有哪種社會政治理論能像哈伯馬斯的理論那樣，如此好地捕捉到這些複雜性和張力，並且如此好地利用它們。哈伯馬斯的世界主義，他對歐盟的支持、對民族主義的懷疑、對憲政愛國主義的捍衛，他的道德普遍主義，這些都是基於他的理論體系。哈伯馬斯的哲學是純粹德國式的，同時他的哲學眼界又絲毫不受限於德國或德國哲學。
1994年從法蘭克福大學的職位退休之後，哈伯馬斯便在施塔恩貝格生活和從事著述，也在美國兼職講學。他仍然定期發表文字，還一如既往地積極評論政治和文化。近期他的文章涵蓋了各種主題，如生物倫理學、基因工程、伊拉克、恐怖主義、世界主義和「9．11事件」之後的美國外交政策。
本文主要討論哈伯馬斯的成熟理論，即他從1980年至今的作品。對於他偶爾發表的政治評論文章我只是一筆帶過。這種安排並不是在暗示哈伯馬斯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一生和他作為學者的生涯孰輕孰重，只是由於他的理論較其政治觀點和文化評論更難懂，後者是寫給外行讀者看的，不用嵌入理論系統之內。
哈伯馬斯以一種地道的德國方式、一種現在看來已有幾分不合潮流的方式堅持並傳播着自己的宏大理論。對於現代社會的本質、現代社會面臨的問題，以及語言、道德、倫理、政治、法律在現代社會中的位置等，哈伯馬斯提出了一些重大問題，而他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由多個學科的知識精心編織在一起的，是錯綜複雜又包羅萬象的複合體。不僅如此，他的主要理論著作篇幅之長、術語之多令人望而生畏。哈伯馬斯並不為入門者寫作，第一次讀到他著作的讀者可能會產生挫敗感。又因為哈伯馬斯著述的重點都放在整體框架上，所以填補局部細節的工作就經常留待其研究合作者和學術繼承人他日完成了。有時，論證的個別環節是缺失的，但同時哈伯馬斯與其批評者又處於不斷的對話狀態，通過經常性地重述觀點來回應批評者，並且對理論作一些細微的、意義並非總是一目了然的調整。基於以上原因，如果缺乏對哈伯馬斯理論的總體了解，不知道哪些是其理論主幹，哪些又屬於旁枝末節，讀者就很容易迷失閱讀的方向。本書的寫作目的之一，就是想為讀者勾劃哈伯馬斯理論的主要脈絡，方法便是將其著述的不同部分置於一個整體化的背景中。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首先在此給出哈伯馬斯全部成熟著作的體系提綱。這個提綱包括了五個研究專題：
一、意義的語用學理論
二、交往理性理論
三、社會理論專題
四、商談倫理學專題
五、民主理論和法律理論( 政治理論)專題
以上每個研究專題都相對獨立，在各不相同的知識領域有所創新。但同時，每一部分又都同所有其他部分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系統性聯繫。
哈伯馬斯的意義語用學理論和交往理性理論，一同為他的社會學、倫理學、政治學理論提供了前導性理念。另一方面，後面三個研究專題之間又能起到相互支撐作用。我之所以稱它們為研究專題，是因為它們仍在進行之中。每個專題都通過融合不同學科的真知灼見，回應一系列不同的問題。在本書末尾的附錄部分，我
于爾根．哈伯馬斯其人
于爾根．哈伯馬斯( Jürgen Habermas ) 是二戰後最為重要、擁有最廣泛讀者面的社會理論家之一。他的理論著作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許多不同領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任何研究社會學、哲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或研究英國、德國以及歐洲的學者都無法迴避他的名字。他的著作之所以擁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力，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哈伯馬斯是個跨學科理論家。他的學術涉獵之廣令人驚嘆。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 曾經提到過一種「沒有靈魂的專家」，這種人作為學者從來不去嘗試超越自己狹仄的專業領域，而哈伯馬斯恰恰與這類人相反。他的研究衝破了學科的界限，完全不像大多數研究人員和學者那樣螺螄殼裏做道場。對於他的思想，大多數讀者只能從其著作中窺豹一斑。其次，哈伯馬斯在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撰寫了大量的作品，他不僅是公認的社會政治理論家，還是當今歐洲首屈一指的公共知識份子。他是德國左派民主主義的元老與靈魂人物，在捍衛自己哲學原則的同時，積極以公民而非學者身份參與到德國和歐洲公共領域對文化、道德、政治等普遍性話題的批判中去。
為了使本書盡量精簡，我對於哈伯馬斯的生平不作詳述。箇中原因不在於哈伯馬斯的一生不精彩——雖然學者的生平很少能稱得上引人入勝，而在於我還是認為作品比作者本人重要。(當然，我也不會簡略到像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寫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那樣，在專著中就其生平僅漫不經心地寫下：「他生於斯地斯時，工作過，然後辭世了。」)哈伯馬斯生平所經歷的里程碑式的歷史事件影響並激發了他的著述，1945年二戰結束、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從經濟與社會廢墟中誕生、冷戰、1968年學生抗議運動、1989年柏林牆倒塌以及蘇聯解體等事件影響尤甚。
1929年，哈伯馬斯出生於杜塞爾多夫。他在一個德國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家人識時務地適應了納粹政權，但也談不上擁護納粹。哈伯馬斯的政治觀點最初形成於1945年，他十六歲的時候。二戰行將結束之時，哈伯馬斯與當時幾乎所有身體健康的德國同齡青少年一樣，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戰後，在觀看了納粹屠猶的紀錄片並經歷了紐綸堡審判之後，他終於看清了奧斯威辛的駭人事實和納粹當權期間德國民眾在道義上的集體淪喪。
青年時期，哈伯馬斯曾在哥廷根大學、蘇黎士大學和波恩大學學習過哲學。那時他談不上激進。1949年至1953年間，他沉浸於馬丁．海德格爾的著作中。但是，很快便對海德格爾幻滅了。這主要不是因為海德格爾曾經是納粹黨成員並公開支持納粹黨，而是因為他後來迴避這個歷史問題，拒絕對其行為表示任何懺悔，拒絕承認真相然後將這一頁翻過去。194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屆政府成立，由保守派的阿登納(Konrad Adenauer )主政。對海德格爾，青年哈伯馬斯一開始滿懷期待與熱情，但隨即便感到了失望和上當；對阿登納政權他的態度也經歷了這樣的轉變。在他看來，這個政權代表了一個集體對不光彩歷史的蓄意否認和留戀。
1954年，哈伯馬斯憑研究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 )的論文而獲博士學位。之後，他便轉向了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 和早年馬克思(Karl Marx ) 的作品，兩年後在法蘭克福的社會研究院成了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 的第一位研究助手。哈伯馬斯同情他在法蘭克福的老師阿多諾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 的經歷，這兩個人都有德國猶太人血統，因此兩人對於德國傳統在歸屬感上持有可以理解的矛盾情緒。從兩人身上，哈伯馬斯學會了如何批判地認同自己祖國的傳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使他「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懷疑主義的態度、被欺騙過的人的清醒的頭腦去繼承德國的傳統」。(《自主與團結》，第46頁)在這一階段，哈伯馬斯的著作變得更為激進，對於馬克思有更多的認同。對於霍克海默的偏好來說，這便過分了。這位法蘭克福研究院院長反感哈伯馬斯不加掩飾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哈伯馬斯暗地裏下了逐客令。1958年，哈伯馬斯離開法蘭克福去了馬堡大學，並在1961年取得了該校的任教資格。後來，他成了海德堡大學的哲學教授，並於1964年又回到法蘭克福大學擔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一職。在這段政治動盪時期，哈伯馬斯與學生激進份子卻產生了齟齬，這件事在當時眾所周知。雖然哈伯馬斯對於這些學生在總體上持同情態度，但在當時，他具有挑釁意味地把這些學生所持有的與所有權威都徹底對立的態度斥為「左派法西斯主義」。從1971年到1983年，他都在施塔恩貝格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當院長。1983年，哈伯馬斯回到法蘭克福大學教授哲學，並在此建立了他作為西德主要社會理論家和受人尊重的民主主義左派發言人的地位。
1989年11月柏林牆倒掉了，哈伯馬斯親眼見證了隨之而來的德國統一。對於德國統一，哈伯馬斯和某些人一樣，對其統一進程的推進方式持激烈的批評態度。90年代早期，哈伯馬斯對於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 的著作、他的自由主義觀點以及美國的憲政民主興趣與日俱增。從左邊批評哈伯馬斯的人往往對他一生的學術活動進行漫畫式的描述，根據這類描述，他的一生始自馬克思主義式的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終於對美式自由民主的捍衛。這一漫畫式概括雖然表面上合理，但仍然膚淺，究其原因，乃在於未能理解哈伯馬斯複雜的政治與思想立場。哈伯馬斯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批判家，更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者，他對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一直懷有深深的憂懼。但是，儘管他以與自己錯誤的政治文化見解相決裂的姿態，對西方民主傳統作出了趨於負面的評價，他又把西德對西方民主傳統的成功照搬說成是西德最偉大的文化成就。正因為這個原因，德國社會學家達倫多夫(Ralph Dahrendorf )言過其實地稱哈伯馬斯為「阿登納之嫡孫」(《柏林共和國》，第88–89頁)，當然，這其中帶有戲謔之意。然而，儘管哈伯馬斯思想非常複雜，過去五十年知識界和政界又經歷了風雲突變，哈伯馬斯的學術觀點和政治觀點還是保持了高度的連貫性。
關於哈伯馬斯對德國的矛盾情感和對民族主義的一貫憂懼，我已經簡述了其心理動因與出身因緣。然而，我們應當努力避免把哈伯馬斯作品中的這些因素個人化。人們很容易忘卻的一點是，近代德國歷史與政治的內在複雜性與張力仍然實實在在地存在着。要獲得對於歷史和現實的生動認識，就去柏林的德國國會大廈透明穹頂上看看吧，在這裏可以眺望勃蘭登堡門和新建的大屠殺紀念館，也可以俯視國會議事廳。
沒有哪種社會政治理論能像哈伯馬斯的理論那樣，如此好地捕捉到這些複雜性和張力，並且如此好地利用它們。哈伯馬斯的世界主義，他對歐盟的支持、對民族主義的懷疑、對憲政愛國主義的捍衛，他的道德普遍主義，這些都是基於他的理論體系。哈伯馬斯的哲學是純粹德國式的，同時他的哲學眼界又絲毫不受限於德國或德國哲學。
1994年從法蘭克福大學的職位退休之後，哈伯馬斯便在施塔恩貝格生活和從事著述，也在美國兼職講學。他仍然定期發表文字，還一如既往地積極評論政治和文化。近期他的文章涵蓋了各種主題，如生物倫理學、基因工程、伊拉克、恐怖主義、世界主義和「9．11事件」之後的美國外交政策。
本文主要討論哈伯馬斯的成熟理論，即他從1980年至今的作品。對於他偶爾發表的政治評論文章我只是一筆帶過。這種安排並不是在暗示哈伯馬斯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一生和他作為學者的生涯孰輕孰重，只是由於他的理論較其政治觀點和文化評論更難懂，後者是寫給外行讀者看的，不用嵌入理論系統之內。
哈伯馬斯以一種地道的德國方式、一種現在看來已有幾分不合潮流的方式堅持並傳播着自己的宏大理論。對於現代社會的本質、現代社會面臨的問題，以及語言、道德、倫理、政治、法律在現代社會中的位置等，哈伯馬斯提出了一些重大問題，而他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由多個學科的知識精心編織在一起的，是錯綜複雜又包羅萬象的複合體。不僅如此，他的主要理論著作篇幅之長、術語之多令人望而生畏。哈伯馬斯並不為入門者寫作，第一次讀到他著作的讀者可能會產生挫敗感。又因為哈伯馬斯著述的重點都放在整體框架上，所以填補局部細節的工作就經常留待其研究合作者和學術繼承人他日完成了。有時，論證的個別環節是缺失的，但同時哈伯馬斯與其批評者又處於不斷的對話狀態，通過經常性地重述觀點來回應批評者，並且對理論作一些細微的、意義並非總是一目了然的調整。基於以上原因，如果缺乏對哈伯馬斯理論的總體了解，不知道哪些是其理論主幹，哪些又屬於旁枝末節，讀者就很容易迷失閱讀的方向。本書的寫作目的之一，就是想為讀者勾劃哈伯馬斯理論的主要脈絡，方法便是將其著述的不同部分置於一個整體化的背景中。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首先在此給出哈伯馬斯全部成熟著作的體系提綱。這個提綱包括了五個研究專題：
一、意義的語用學理論
二、交往理性理論
三、社會理論專題
四、商談倫理學專題
五、民主理論和法律理論( 政治理論)專題
以上每個研究專題都相對獨立，在各不相同的知識領域有所創新。但同時，每一部分又都同所有其他部分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系統性聯繫。
哈伯馬斯的意義語用學理論和交往理性理論，一同為他的社會學、倫理學、政治學理論提供了前導性理念。另一方面，後面三個研究專題之間又能起到相互支撐作用。我之所以稱它們為研究專題，是因為它們仍在進行之中。每個專題都通過融合不同學科的真知灼見，回應一系列不同的問題。在本書末尾的附錄部分，我
試閱
第一章
哈伯馬斯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
法蘭克福學派
在英語國家，哈伯馬斯為人熟稔的作品有《交往行為理論》、關於商談倫理學的各類文章以及《在事實與規範之間》。籠統地講，他的社會、道德和政治理論都已經在這些作品中得到了各自闡發。哈伯馬斯還被視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理論家的領軍人物，他的著作也應被看成是對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理論家的批判理論進行不斷反思的結晶。
二戰之前和之後的一段時間，一群哲學家、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文化批評家，在法蘭克福由私人資助的社會研究院進行研究工作，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由來。這些思想者在學院一本名為《社會研究雜誌》的期刊上發表文章，寬泛地說，他們遵從共同的學術範式：他們作同樣的理論假設，提出類似的問題，都受到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 )和馬克思( 1818–1883 ) 辯證哲學的影響。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所追隨的當代德國辯證哲學的傳統，有時又被稱為黑格爾—馬克思主義，在當時它遠不是社會思潮的主流。作為知識份子中的少數派，他們同當時佔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義歐洲傳統和邏輯經驗主義盎格魯—奧地利傳統針鋒相對。後來人談到所謂的法蘭克福學派和法蘭克福學派理論時，這個認識是不可少的。
霍克海默( 1895–1973 )，法蘭克福研究院名譽院長，對於1930年代「批判理論」範式的發展起到了主要作用。
在霍克海默看來，批判理論將成為新的跨學科理論活動，它補充並改造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哲學，在其中注入了來自精神分析這一相對新生的學科，以及來自德國社會學、人類學與非主流哲學家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的敏銳洞見。所以，批判理論的研究方法具有四個主要特點：跨學科性、反思性、辯證性和批判性。法蘭克福學派率先將多視角、多學科的方法同時運用於道德、宗教、科學、理性和合理性研究。他們認為，不同學科視角的交叉能夠產生新的洞見，這樣的見識在一個視閾狹隘、日趨專業化的學術領域內則無法獲得。這樣，他們便挑戰了當時盛行的想當然的看法，即唯有自然科學的經驗主義方法具有有效性。與幾乎包括了從數學、形式邏輯到自然科學的所有方面、霍克海默所謂的「傳統理論」不同，批判理論具有反思特徵，即內在的自我意識特徵。批判理論反思其自身產生的社會背景，反思自身在社會中的作用，反思其實踐者的意圖和利益，等等。批判理論同這樣的反思密不可分。
與跨學科性相結合，批判理論的反思特徵有望揭開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困擾着傳統理論(比如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幻象；也就是說，批判理論就是對於獨立的事實王國的正確反映。
知識的二元圖景加深了一種觀點，即事實是固定的、給定的、無法更改的、獨立於理論的。批判理論家摒棄了這種圖景，支持更為黑格爾式、辯證的知識觀。這種知識觀認為，事實和我們的理論都是變動不居的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在這一進程中，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理論地或實踐地)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之間是相互決定的。
最後，霍克海默認為批判理論應當具有批判性。這一要求包含了幾個明確的主張。總的來說，這一要求意味着理論的目標應該具有實踐性，而不能是純理論的；也就是說理論的目標不應該僅僅是正確的理解，還應該是創造出比現有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更有利於人類發展繁榮的局面。再具體一些，即理論應該有兩種不同的規範性目標：診斷和治療。理論的目的不僅限於為當代社會診斷病情，還應該通過指明社會進步的方面和發展的趨勢，來為改造社會助一臂之力。當納粹主義盛行的政治氛圍使得學派成員( 他們幾乎都是猶太血統) 無法在法蘭克福繼續工作時，研究院不得不暫時遷址。先是移到了日內瓦，然後是美國。在美國，法蘭克福學派直接遭遇了對他們來說聞所未聞的社會現象，一個深陷於福特式工業資本主義和大規模生產的消費社會。在美國，好萊塢的大製片公司、廣播公司、出版公司已經實現了文化的工業化生產，這尤其讓他們深感震驚。這些壟斷巨頭採用巧妙的操縱手段，使大眾接受甚至支持一種隱藏在生活背後、干預乃至壓制人們的基本興趣的社會系統。例如，好萊塢制作的低成本商業電影，往往以俗套的大團圓結局為大眾提供廉價的滿足感。觀看這樣的電影，大眾對阻礙他們追求真正幸福的社會制度不再批判，而是融入銀幕偶像的虛構幸福。這樣，文化便無意中充當了真實世界的廣告。霍克海默和比他年輕的同事阿多諾(1903–1969)，稱這類現象為「文化工業」。
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整體傾向的一個關鍵部分，這種傾向將創造、改變人們的需要與慾望，直至使他們真正欲求批量製造的垃圾，不再追求有價值的生活。分析這樣的現象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廣告和其他形式的媒介如何操控主體的意識，製造出法蘭克福學派所稱的「虛假的和諧狀態」。虛假的和諧之所以產生，乃在於人們認為社會具有理性、可以促進人類自由和幸福，並且社會無法改變，而實際上，社會是徹底非理性的，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障礙，也是可以改變的。一百年前，在與當今社會狀況迥異的普魯士，黑格爾曾聲稱社會已經達到了真正的和諧，即在當時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下理性的主體能夠接受並贊同的狀態，因為在權衡一切因素之後，理性主體哈伯馬斯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最深層次的利益能夠得到實現。而法蘭克福學派，在馬克思的影響下，基於他們在20世紀的經歷，把黑格爾的樂觀主義徹底顛覆。
1949年霍克海默回到了法蘭克福，對於實現批判理論的實踐目標——促成社會的巨大轉變，他和阿多諾都更為悲觀了。在兩人合寫的名著《啟蒙辯證法》(1947年出版，1944年曾以《哲學斷片》為名出版過油印本)一書的分析中，這種悲觀主義已經得到了理論化。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啟蒙的分析，為批判理論的後續發展確立了日程表。他們的理論始於黑格爾的假設(馬克思也同意)：人類以精神和物質活動( 或者如馬克思所言，通過腦力或體力勞動) 塑造或決定了他們身邊的世界。然後他們加上了一條歷史命題：到18世紀，工具理性，即對於完成既定目標或滿足既定慾望的最有效方法的思考，已經成為主要的知識形式。啟蒙的歷史進程，賦予了自然科學和技術上可用的認知形式比其他知識形式更高的地位。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聲稱，自然科學對外部世界作出了可驗證的歸納和預言，它是手段/目的推理的一種隱蔽形式。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講，科學不過是深化人類掌握和控制環境的根本需要的一種工具。技術和工業就是這種工具的延伸和應用。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宣稱，工業化和官僚化的現代世界形成於一種合理化進程中。20世紀的社會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而人類的理性能力已經退化，變成僅僅是對如何以最有效方式達成既定目標的一種計算。世界的日益數學化和客觀化，造成了神話世界觀和宗教世界觀的終結。同時，人類賴以認識世界的概念又來自於特定的歷史和社會環境。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認為，制度化的生活愈加受到科學和技術，即工具理性的形塑。社會性的各種現代形式( 工具理性的制度化形式)，依次引發了工具性概念、表現形式以及思考世界的方式：它們造成了一種科學的、計算的、實用的思想傾向。繼之而來的便是工具理性地位的惡性螺旋式上升，它逐漸取得了獨一無二的排他性地位。
科學和理性服務於人類操縱、控制外部世界的基礎性需要——這樣一個假設有其陰暗的一面，即承認支配和統治這兩者與理性具有非常相近的同源關係。不僅是科學和技術，理性本身與支配就有牽連。在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看來，即使是原始的理性形式，例如魔法，也是人支配自然和他人的雛形。魔法師施法的目的就是要掌控自然界，由於手握魔法力量，他們便成為了社會中的統治階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根據盧梭(Rousseau )、伏爾泰(Voltaire )、狄德羅(Diderot ) 、康德( Immanuel Kant )等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觀點，啟蒙運動就是要將人類從自然界解放出來並將人類引入自由與繁榮狀態，現在看來，這一運動事與願違。隨着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在19世紀的強盛，人類逐漸受到更為廣泛的行政力量的約束和管制，逐漸受制於日益強大、難以駕馭的經濟體系。啟蒙不僅沒有把人類從自然界解放出來，相反，它禁錮了作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想要經濟繁榮、物質豐富，得到的卻是貧窮和苦難；想要道德進步，得到的卻是向野蠻、暴力與褊狹的退化。這就是「啟蒙辯證法」，它使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識了他們所處的社會，並影響了他們對於那個社會的弊端的分析。
在年輕的哈伯馬斯眼中，這種無法求證的悲觀主義削弱了社會理論的批判指向。如果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啟蒙的解讀是正確的，如果旨在帶給人類自由和富足的啟蒙自肇始就注定要把人類推入不自由和悲慘的境地，那麼批判的社會理論就陷入了困境。社會理論自身就是一種啟蒙形式，因此按照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社會理論的廣義理解，它就是一種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社會、改良社會的理論。在這種情況下，正如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一書序言中所承認的，啟蒙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能實現的。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若沒有啟蒙，人類就會繼續滑向自我毀滅與不自由；之所以不可能實現，是因為啟蒙的實現有賴於人類的理性活動，而理性又恰恰是問題之所在。這樣一個疑難( aporia )，使得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論及批判理論的現實政治目標時更加慎重。( aporia是一個希臘詞，字面上的意思是「無路可通」，喻指「困惑混亂」。) 阿多諾最初對於理論可以指引社會、政治或道德解放所懷有的信仰，很快就潰散了，他甚至認為幾乎所有的集體政治行動都草率、專斷、徒勞。哈伯馬斯和他的師長之間的區別在於，後者認為疑難實際存在，而哈伯馬斯認為疑難只是後者理論分析中的一個缺陷所致。
哈伯馬斯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
法蘭克福學派
在英語國家，哈伯馬斯為人熟稔的作品有《交往行為理論》、關於商談倫理學的各類文章以及《在事實與規範之間》。籠統地講，他的社會、道德和政治理論都已經在這些作品中得到了各自闡發。哈伯馬斯還被視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理論家的領軍人物，他的著作也應被看成是對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理論家的批判理論進行不斷反思的結晶。
二戰之前和之後的一段時間，一群哲學家、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文化批評家，在法蘭克福由私人資助的社會研究院進行研究工作，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由來。這些思想者在學院一本名為《社會研究雜誌》的期刊上發表文章，寬泛地說，他們遵從共同的學術範式：他們作同樣的理論假設，提出類似的問題，都受到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 )和馬克思( 1818–1883 ) 辯證哲學的影響。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所追隨的當代德國辯證哲學的傳統，有時又被稱為黑格爾—馬克思主義，在當時它遠不是社會思潮的主流。作為知識份子中的少數派，他們同當時佔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義歐洲傳統和邏輯經驗主義盎格魯—奧地利傳統針鋒相對。後來人談到所謂的法蘭克福學派和法蘭克福學派理論時，這個認識是不可少的。
霍克海默( 1895–1973 )，法蘭克福研究院名譽院長，對於1930年代「批判理論」範式的發展起到了主要作用。
在霍克海默看來，批判理論將成為新的跨學科理論活動，它補充並改造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哲學，在其中注入了來自精神分析這一相對新生的學科，以及來自德國社會學、人類學與非主流哲學家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的敏銳洞見。所以，批判理論的研究方法具有四個主要特點：跨學科性、反思性、辯證性和批判性。法蘭克福學派率先將多視角、多學科的方法同時運用於道德、宗教、科學、理性和合理性研究。他們認為，不同學科視角的交叉能夠產生新的洞見，這樣的見識在一個視閾狹隘、日趨專業化的學術領域內則無法獲得。這樣，他們便挑戰了當時盛行的想當然的看法，即唯有自然科學的經驗主義方法具有有效性。與幾乎包括了從數學、形式邏輯到自然科學的所有方面、霍克海默所謂的「傳統理論」不同，批判理論具有反思特徵，即內在的自我意識特徵。批判理論反思其自身產生的社會背景，反思自身在社會中的作用，反思其實踐者的意圖和利益，等等。批判理論同這樣的反思密不可分。
與跨學科性相結合，批判理論的反思特徵有望揭開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困擾着傳統理論(比如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幻象；也就是說，批判理論就是對於獨立的事實王國的正確反映。
知識的二元圖景加深了一種觀點，即事實是固定的、給定的、無法更改的、獨立於理論的。批判理論家摒棄了這種圖景，支持更為黑格爾式、辯證的知識觀。這種知識觀認為，事實和我們的理論都是變動不居的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在這一進程中，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理論地或實踐地)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之間是相互決定的。
最後，霍克海默認為批判理論應當具有批判性。這一要求包含了幾個明確的主張。總的來說，這一要求意味着理論的目標應該具有實踐性，而不能是純理論的；也就是說理論的目標不應該僅僅是正確的理解，還應該是創造出比現有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更有利於人類發展繁榮的局面。再具體一些，即理論應該有兩種不同的規範性目標：診斷和治療。理論的目的不僅限於為當代社會診斷病情，還應該通過指明社會進步的方面和發展的趨勢，來為改造社會助一臂之力。當納粹主義盛行的政治氛圍使得學派成員( 他們幾乎都是猶太血統) 無法在法蘭克福繼續工作時，研究院不得不暫時遷址。先是移到了日內瓦，然後是美國。在美國，法蘭克福學派直接遭遇了對他們來說聞所未聞的社會現象，一個深陷於福特式工業資本主義和大規模生產的消費社會。在美國，好萊塢的大製片公司、廣播公司、出版公司已經實現了文化的工業化生產，這尤其讓他們深感震驚。這些壟斷巨頭採用巧妙的操縱手段，使大眾接受甚至支持一種隱藏在生活背後、干預乃至壓制人們的基本興趣的社會系統。例如，好萊塢制作的低成本商業電影，往往以俗套的大團圓結局為大眾提供廉價的滿足感。觀看這樣的電影，大眾對阻礙他們追求真正幸福的社會制度不再批判，而是融入銀幕偶像的虛構幸福。這樣，文化便無意中充當了真實世界的廣告。霍克海默和比他年輕的同事阿多諾(1903–1969)，稱這類現象為「文化工業」。
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整體傾向的一個關鍵部分，這種傾向將創造、改變人們的需要與慾望，直至使他們真正欲求批量製造的垃圾，不再追求有價值的生活。分析這樣的現象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廣告和其他形式的媒介如何操控主體的意識，製造出法蘭克福學派所稱的「虛假的和諧狀態」。虛假的和諧之所以產生，乃在於人們認為社會具有理性、可以促進人類自由和幸福，並且社會無法改變，而實際上，社會是徹底非理性的，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障礙，也是可以改變的。一百年前，在與當今社會狀況迥異的普魯士，黑格爾曾聲稱社會已經達到了真正的和諧，即在當時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下理性的主體能夠接受並贊同的狀態，因為在權衡一切因素之後，理性主體哈伯馬斯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最深層次的利益能夠得到實現。而法蘭克福學派，在馬克思的影響下，基於他們在20世紀的經歷，把黑格爾的樂觀主義徹底顛覆。
1949年霍克海默回到了法蘭克福，對於實現批判理論的實踐目標——促成社會的巨大轉變，他和阿多諾都更為悲觀了。在兩人合寫的名著《啟蒙辯證法》(1947年出版，1944年曾以《哲學斷片》為名出版過油印本)一書的分析中，這種悲觀主義已經得到了理論化。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啟蒙的分析，為批判理論的後續發展確立了日程表。他們的理論始於黑格爾的假設(馬克思也同意)：人類以精神和物質活動( 或者如馬克思所言，通過腦力或體力勞動) 塑造或決定了他們身邊的世界。然後他們加上了一條歷史命題：到18世紀，工具理性，即對於完成既定目標或滿足既定慾望的最有效方法的思考，已經成為主要的知識形式。啟蒙的歷史進程，賦予了自然科學和技術上可用的認知形式比其他知識形式更高的地位。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聲稱，自然科學對外部世界作出了可驗證的歸納和預言，它是手段/目的推理的一種隱蔽形式。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講，科學不過是深化人類掌握和控制環境的根本需要的一種工具。技術和工業就是這種工具的延伸和應用。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宣稱，工業化和官僚化的現代世界形成於一種合理化進程中。20世紀的社會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而人類的理性能力已經退化，變成僅僅是對如何以最有效方式達成既定目標的一種計算。世界的日益數學化和客觀化，造成了神話世界觀和宗教世界觀的終結。同時，人類賴以認識世界的概念又來自於特定的歷史和社會環境。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認為，制度化的生活愈加受到科學和技術，即工具理性的形塑。社會性的各種現代形式( 工具理性的制度化形式)，依次引發了工具性概念、表現形式以及思考世界的方式：它們造成了一種科學的、計算的、實用的思想傾向。繼之而來的便是工具理性地位的惡性螺旋式上升，它逐漸取得了獨一無二的排他性地位。
科學和理性服務於人類操縱、控制外部世界的基礎性需要——這樣一個假設有其陰暗的一面，即承認支配和統治這兩者與理性具有非常相近的同源關係。不僅是科學和技術，理性本身與支配就有牽連。在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看來，即使是原始的理性形式，例如魔法，也是人支配自然和他人的雛形。魔法師施法的目的就是要掌控自然界，由於手握魔法力量，他們便成為了社會中的統治階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根據盧梭(Rousseau )、伏爾泰(Voltaire )、狄德羅(Diderot ) 、康德( Immanuel Kant )等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觀點，啟蒙運動就是要將人類從自然界解放出來並將人類引入自由與繁榮狀態，現在看來，這一運動事與願違。隨着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在19世紀的強盛，人類逐漸受到更為廣泛的行政力量的約束和管制，逐漸受制於日益強大、難以駕馭的經濟體系。啟蒙不僅沒有把人類從自然界解放出來，相反，它禁錮了作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想要經濟繁榮、物質豐富，得到的卻是貧窮和苦難；想要道德進步，得到的卻是向野蠻、暴力與褊狹的退化。這就是「啟蒙辯證法」，它使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識了他們所處的社會，並影響了他們對於那個社會的弊端的分析。
在年輕的哈伯馬斯眼中，這種無法求證的悲觀主義削弱了社會理論的批判指向。如果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啟蒙的解讀是正確的，如果旨在帶給人類自由和富足的啟蒙自肇始就注定要把人類推入不自由和悲慘的境地，那麼批判的社會理論就陷入了困境。社會理論自身就是一種啟蒙形式，因此按照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社會理論的廣義理解，它就是一種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社會、改良社會的理論。在這種情況下，正如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一書序言中所承認的，啟蒙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能實現的。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若沒有啟蒙，人類就會繼續滑向自我毀滅與不自由；之所以不可能實現，是因為啟蒙的實現有賴於人類的理性活動，而理性又恰恰是問題之所在。這樣一個疑難( aporia )，使得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論及批判理論的現實政治目標時更加慎重。( aporia是一個希臘詞，字面上的意思是「無路可通」，喻指「困惑混亂」。) 阿多諾最初對於理論可以指引社會、政治或道德解放所懷有的信仰，很快就潰散了，他甚至認為幾乎所有的集體政治行動都草率、專斷、徒勞。哈伯馬斯和他的師長之間的區別在於，後者認為疑難實際存在，而哈伯馬斯認為疑難只是後者理論分析中的一個缺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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