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台灣：七○年代起提倡的「改」與「變」

【推薦序】
從「天下沒有白吃午餐」到創辦天下、遠見、天下文化
張作錦

一九七七年四月間，我在當時的媒體上，看到兩篇署名「高希均」的文章，字數不多，但觀點新穎，說理動人。經打聽，作者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受當時行政院經建會及台灣大學的邀請回國。我請他吃飯聊天，當然意在約稿。當時台灣雖不富裕，《聯合報》請作者下個小館還是不成問題的，但高先生卻隨意走進一家快餐店，每人一杯咖啡一個漢堡，吃得簡單，談得深入。

（一）「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沒有幾天，稿子來了，是評述「當前經濟觀念」的系列文章，篇篇都有與眾不同的觀點。到了第五篇〈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更叫每個人眼睛為之一亮，腦袋像猛然被鑿開了。那個時代的台灣，還沒有「國際化」，對新知識、新觀念了解不夠，而當時的蔣經國政府，處處以人民生計為念，不僅稅賦要低，公用事業如水電瓦斯等等費用，都不准漲價，以安定百姓的生活。但高希均教授警告國人，不能靠政府開支票過日子，羊毛一定出在羊身上。他呼籲政府和社會大眾在觀念和行動上要懂得「付出」和「創新」，才能過渡到一個真正有尊嚴的富裕社會。

高教授的文章，直如暮鼓晨鐘，社會大眾都聽進去了，人人都能琅琅上口他那句話。高先生因感冒去診所求診，醫生一看表上是高教授大名，堅不收診察費，以感謝他為我們國家所做的「診察」。高先生坐計程車，司機在報上看過他的照片，認出他來，一定要免費送他一程，表示升斗小民的尊敬。

「白吃午餐」不僅激勵了廣大讀者，也激勵了作者自己，高教授在以後短短幾個月內，接連寫了很多漂亮精闢的文章，提出的都是言人所未言的主張，譬如：
低物價政策是有害的；
公立大學的學費應該調整；
在政府機構裡，公事不可私辦。

當然，不會忘記他另一宏文〈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等於再給政府一記重拳。而當時的政府雖被人形容為「專權」，倒是有容言的雅量，也有改進的勇氣。中華民國能逐漸走向現代化，發展經濟，增強國力，靠各方面的努力，輿論界是其中的一環。而在媒體上發揮導引作用的學者，高希均教授無疑是先鋒隊中的主力。

高教授的每一篇文章，都引起社會極大的回響。我雖然沒有跟他詳細談過，但我想他那時一定有兩點感受：
第一、台灣需要輸入更多新觀念，以促進國家社會的整體進步；
第二、媒體的影響力很大，但報紙是一種大眾讀物，雜誌才能深入而細緻地討論問題。

（二）創辦《天下》、《遠見》與「天下文化」
在台灣辦一本雜誌，那時大概在他心裡已經埋下了一顆種籽。
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一時人心惶惶。大家多認為，台灣應該發展經濟，充實自己的力量，才能渡過難關。如果一般人都有這樣的認識，在美國大學教經濟學的高希均教授，自然更了解這一點。於是他從美國請假回來，邀請殷允芃、王力行兩位女士，又拉上我，在一九八一年共同創辦了以討論經濟問題為核心的《天下》雜誌。在那個「要害一個人就勸他辦雜誌」的年代，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高教授承擔了最大股份。

當時台灣還有《出版法》，依規定出版刊物要有一位本國籍的人任發行人，負法律責任。高教授在美國任教，尚未返國常住，還沒有恢復戶籍，所以由我擔任發行人，高教授自任社長，殷小姐負責編輯部門，王小姐負責業務部門。但因為人手少，其實都是「共管」。因為當時我是《聯合報》總編輯，報館負責人覺得我兼任雜誌發行人多有不便，沒多久我就辭謝發行人，由殷小姐擔任發行人兼總編輯，王小姐擔任副總編輯，他們幾位堅持要我保留「共同創辦人」的頭銜。

雖然《天下》雜誌一創刊就轟動，發行、廣告、讀者、聲譽都直線上升，但高教授在美國大學有專任教職，只能短期回來，雜誌的「領導中心」不免有些扞格。我一九八二年去美國休假一年，隨後即留在聯合報系美國《世界日報》任職，其間曾回來與高教授和殷、王兩位小姐共商雜誌的「分合大計」，以求長久發展之道。最後協議，《天下》雜誌由殷小姐負責主持，高教授和王小姐負責「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並另行創辦了《遠見》雜誌。

高教授也許覺得台灣經濟已經站穩了腳步，《遠見》雜誌就比較是一本綜合性的刊物。目標在「傳播新觀念，開拓新視野」。就是希望國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所以叫《遠見》。

沒有知識的人怎會有「遠見」？除了兩本雜誌，加上「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高教授以「豐富閱讀世界」來服務社會。而推廣讀書，更是他長期的努力目標，他提出「新讀書主義」，有四點倡議：自己再忙，也要讀書；收入再少，也要買書；住處再擠，也要藏書；交情再淺，也要送書。」「天下文化」選書嚴謹，高教授堅信：「好書正如好人一樣，有時寂寞，但不會孤獨。」

為了使《遠見》成為「台灣前進的動力」，高教授在他的「出版集團」裡增加好幾本給「青少年」和「家庭」閱讀的刊物；又經常舉辦大型的文化和社會性活動，帶動台灣超越前進。

（三）「天下文化」二○一八年售書高約四十座「一○一」
外人常感覺奇怪，「天下文化」出版了這麼多好書，都是從哪裡找來的？祕密藏在「天下文化」附設的「人文空間」裡。這是台北有名的「文化沙龍」，精力充沛的高教授，幾乎早、午、晚三餐都在這裡和文化、學術、政經等各界人士喝咖啡、吃簡餐聊天。很多有內容、有分量的好書，都是從「聊天」裡出來的。

如果以文字述說「遠見．天下文化」的成就比較抽象，那就說一點具體數字：事業群二○一八年總銷售書刊是一百七十萬冊。以一冊書平均厚度一．二公分估算，二○一八年總銷售書刊約當四十座台北「一○一大樓」。

高教授在台灣為文化出版事業努力奮戰幾十年，作為他一位長期的朋友，我確知，他的貢獻、他的影響力，就像他形容好書一樣，不僅不孤獨，也將不寂寞。

二○一九年九月發表於《姑念該生》／二○二一年九月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