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大出版中心20週年紀念選輯第8冊）

導讀

戰後臺灣社會的私密、政治民主化與臺灣民族主義（摘錄）

　　若林教授在1971 年代初步入臺灣研究的學術生涯，他在1983 年於日本出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2117 年臺灣發行中文版），成為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反抗運動研究的重要著作。此後若林教授的研究重點，逐漸轉向臺灣當代政治變遷，尤其是集中在威權統治到自由化、民主化而風起雲湧、詭譎多變的政治轉型過程。1992 年在日本出版的《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隨即於1994 年發行中文版，是若林教授在臺灣出版的第一本研究當代臺灣政治的專書。身為日本學界臺灣研究者第三代的領軍人物，若林教授從早期關於臺灣反抗殖民史到後來戰後政治史的著作，幾乎都是這些領域的學子與研究者必讀之作。這對於在臺灣研究剛開始發展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成長的一代臺灣讀者而言，更是如此。

　　出生於1949 年的若林教授，目前已從東京大學教養學部退休，轉任到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在1992 年的《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一書中，若林教授指出1980年代初到1991年的十年中，左右臺灣政治體制變化的方向，是中國國民黨統治下「臺灣型威權主義體制」的民主化。他並且明白強調，這些變化的方向，「一言以蔽之即為『中華民國的臺灣化』」。這本《戰後臺灣政治史》，可說是若林教授從1980年代之後四十幾年來觀察、研究臺灣政治變遷的結晶。這本將近六百頁的大作，奠基於他過去的專書與相關論文，並呈現他對戰後臺灣政治變遷的整體觀點。若林教授指出，隨著臺灣「政治體制民主化」的結構性變動，認同政治也逐漸浮現，因而出現另一種內容與意義不同的政治結構變動，亦即「中華民國臺灣化」。他強調，這兩者同屬政治結構變動，但前者屬於政治體制層次，後者則屬於政治共同體層次；民主化也具有臺灣化的意義，但臺灣化在民主化之後卻繼續進行，更因中國勢力崛起的刺激，而進一步挑戰美國所有意維持的臺海現狀。

　　若林教授所謂的「中華民國臺灣化」，指的是「1949 年以後出現的、所謂『正統中國國家之政治結構（國家體制、政治體制、國民統合意識形態）只統治著臺灣』的事實發生變化的過程」。換句話說，這是戰後國民黨政權對立於共產中國，宣稱以中華民國為名的臺灣為合法、正統的中國時，所仰賴的制度、意識形態、政策，與實際所統治的領域、人民、歷史逐漸相符的變遷過程。《戰後臺灣政治史》全書主旨，即在於探討這個過程的「啟動」與「展開」。

　　在「啟動」的部分，若林教授指出，臺灣在歷史上先後成為滿清、日本、美國三個帝國的邊陲，使不同移民移入而形成多重族群社會。這在經歷多次的社會重組後，成為後來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史「前提條件」。1949年之後的戰後臺灣國家，既是國際社會中東西冷戰的前哨基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抗而宣稱的正統中國國家，也是相對於臺灣社會的「遷占者國家」，而這即是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初期條件」。這種正統中國國家與遷占者國家的性質，使1947年二二八事件所導致的「省籍矛盾」固定下來，並且具現為不平等的「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亦即外來的外省籍政治菁英占據中央層級的優越地位，而地方政治菁英則主要為本省人。不過若林教授指出，1970年代初美國與中國改善外交關係及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等外交危機，使國民黨政權做為正統中國國家與遷占者國家，因此喪失外部正當性，使得中華民國臺灣化開始啟動，而接下來也正是1972年6月就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掌握大權的時期。為應付危機，國民黨政權在內政上實行有限的民主化與臺灣化，以強化內部正當性，包括允許國會部分定期改選而開始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在黨及中央政府層級起用本省籍菁英、以及實施包容臺灣的文化政策。當時的局勢也激發出「戰後世代」在政治與文化上的異議，亦即「回歸現實」思潮湧現、「黨外」勢力發展，因此使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動能無可遏止。

　　在「展開」的部分，若林教授認為1988 年蔣經國去世，是中華民國臺灣化全面展開的起點，而這個政治結構變動，涵蓋四個相互關連的面向。第一個面向是「憲政改革」，亦即以修改《中華民國憲法》來建立民主體制、修正國家體制。在憲政改革的啟動階段（1988-1990），李登輝在蔣經國逝世後繼任總統，並隨之擔任黨主席，與黨內保守派鬥爭，取得能與體制保守派及反對黨雙方交涉的「平衡者」的權力地位，也掌控開啟憲政改革的條件。此後在憲政改革第一個階段（1990-1996），由李登輝與國民黨主流派主導三次修憲，制訂國會全面改選、臺灣省與行政院直轄市的臺北市、高雄市首長民選、總統直選等制度，建立「最小綱領的民主體制」，基本上達成政治權力正統性的臺灣化，使外省人做為遷占者族群的政治優勢面臨崩潰。這期間，民進黨與臺灣獨立團體與其他在野力量的挑戰，都發揮重要作用。第二階段（1996-2005），在直接民選總統李登輝、陳水扁任內，第四到七次修憲包括廢止臺灣省長、省議員選舉的「凍省」，以及修憲案於立法院決議後須交付公民投票，調整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之間權限而建立「臺灣式半總統制」、立法委員席次減半及採小選區與政黨比例代表制並立、廢止國民大會等。這些都超越最小綱領的民主體制，並推進臺灣化。

　　此外，若林教授指出，中國民國臺灣化的第二個面向，是「民族主義政黨制」的形成。從1970年代「黨外」形成與「回歸現實」思潮發展，歷經美麗島事件，臺灣民族主義逐漸成為政治反對勢力的核心理念，並且在憲政改革與歷次選舉的民主化過程中合法化。民主化所出現的多黨政治，也形成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抗主軸。因此可以說，臺灣民主體制的政黨體系，是在民族主義政黨制下形成的，具有清楚的「族群的―民族的」脈絡，而其政治動員具有族群動員的特色。至於第三個面向，則在於國民統合理念與多重族群社會的重組。遷占者的優位喪失、針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等重新審視過去、臺灣民族主義的挑戰，以及原住民運動及客家運動興起等社會文化多元性的浮現，都使得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漸失統合理念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主義，並且臺灣民族主義幾乎已成為準官方民族主義。這些都促成「四大族群」概念出現、原住民族政策法制化等多重族群社會的族群關係重組。不過，若林教授也強調，由於歷史記憶分歧、國民統合概念不確定等因素，都造成多元文化主義下錢幣、紀念日、節日中代表中華民國或臺灣化意涵的國家不同象徵並存，呈現「拼布化」的國族認同。

　　若林教授認為，中華民國臺灣化的第四個面向，可以歸納為「一個中國」原則的倒退以及與「七二年體制」的衝突。從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時與中國簽署《上海公報》開始，逐漸形成以「一個中國」原則來規範臺灣地位的國際秩序，而美國也堅持臺灣與中國對立必須「和平解決」。但民主化的臺灣內部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支持衰退，因此不可避免地與這種國際體制衝突。這也使得面對崛起的中國時，美國必須費力藉著《臺灣關係法》而將臺灣納入其非正式帝國周邊，以維持臺海和平。歸納全書，若林教授在結論指出，中華民國臺灣化涵蓋政治菁英、政治權力正統性、國民統合意識形態、以及國家體制的臺灣化，終使國民黨政權的正統中國國家與中華民國的虛構形象解體。

　　整體來看，若林教授這部著作有四點特色，尤其值得肯定。第一，這是一部縱觀全局、具有開闊歷史視野的著作。若林教授以「中華民國臺灣化」的角度，綜括1945年之後超過一甲子的臺灣政治變化方向。在學術高度專業化、學者的研究領域與課題往往分殊嚴重的時代，這類的著作尤其值得肯定。當代的客觀學術制度，很少對這種著作撰述有鼓勵作用，而眾多學者的主觀知識心態上，大致也已遠離追求這種著作。類似若林教授這本書的著作，往往均擅於運用社會科學的概念與理論角度，清楚描述並詮釋繁複的歷史過程，且具有「物語」或故事的性質，讓不同背景的讀者都覺得可以親近。這種足以通貫長遠歷史、牽涉不同研究領域與課題的論著，經常能為讀者抖落瑣碎、提綱挈領，提供宏闊的理解角度與完整視野，有利於讀者掌握時代大勢與觀察高度。這不管對於學生、學者，或是對社會一般大眾的讀者而言，都是迫切需要的。

　　若林教授在中文版序中談到，由於當前的歷史仍在變動，沒有「明顯的歷史歸著點」，因此撰寫當代史有著「險惡冒險」。但是他認為，「書寫者還是要或硬是要在面前乍看之下非常雜亂的千變萬化當中理出個脈絡，給當代歷史編個有頭有尾的故事。本書理出來的脈絡，我給它的總稱叫『中華民國臺灣化』。」筆者曾借用美國社會學家John Shelton Reed的觀點，談到「敘事的或詮釋的社會學」（narrative or interpretive sociology）應該受到更多重視，亦即社會學不管基於智識上或政治上的理由，都應該更加重視描述性的、詮釋性的、說故事的社會學著作。而這對於渴望瞭解社會、瞭解自己與他人、時代關連的廣泛讀者大眾來說，更加重要，也更有趣。這個看法，對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應該也適用。若林教授的這本專著，正具有這樣的旨趣。他做為日本學者，努力訴說臺灣的故事，既促進日本讀者了解臺灣，也幫助臺灣讀者了解自己與自己的社會。

　　第二，全書的分析架構與論述角度清楚，條理井然。若林教授分析中華民國臺灣化，主要著眼於政治體制的結構性變動，闡述這種變化的初期條件、啟動過程、展開歷程。這本書始於威權統治的正統中國國家體制的建立與鞏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