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分子的厄難【目擊中國14】

序

山寨史學的勃興和當代知識分子的分裂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民間逐漸興起了回顧、反思當代歷史的熱潮，出版各種形式的回憶錄、訪談錄、口述歷史等等，蔚然成風。通過對個人經歷和所見所聞的歷史事件的敘述，撕開了當局蓄意掩蓋、歪曲事實真相的帷幕，為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提供了微觀的素材。趙旭根據大量採訪記錄整理的《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一百位知識分子的厄難》，就是眾多這樣的時代產物之一。雖然它所記述的，多數是生活在社會底層、名不見經傳的知識分子，但由於他們的生平經歷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和社會特徵，更使這部著作獲得了文學以外的豐富涵義。它從一些側面勾勒出那個時代的真相，戳穿了當局小心翼翼地掩蓋著的某些神話，批駁了毛左派散佈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最平等的社會」之類的濫言。因而，就其性質和功能來說，它不失為一部具有深遠意義和史料價值的寶貴著作。

山寨史學的勃興

我把諸如此類提供歷史細節、足以匡正歷史謬誤而又不為官方所容納的著作，統稱為「山寨史學」。「山寨史學」是「山寨文化」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要把這類秉筆直書的著作冠以「山寨」的名稱，是因為在嚴厲的《出版管理條例》的管制下，它們很難在正式的出版機關出版發行，即使被出版社接受，也要按照他們的要求，進行大量的刪削修改，而那些刪改的部分，往往又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內容。因此，許多作者被迫把書稿送到香港出版，或者自費印刷，這就有點被「逼上梁山」的味道，稱之為「山寨文化」、「山寨史學」，就是要突出它們受官方逼迫、同官方對抗、向官方挑戰的特徵。

山寨文化和山寨史學是專制主義逼迫之下的無可奈何的產物，我們可以從縱橫兩個不同角度來加以考察。

從橫向的空間來說，文化專制主義剝奪了民間的出版自由，凡是超越官方容許範圍的著作，媒體和出版機構一概拒絕提供出版或發表的機會，人們只好另行開闢自由的新天地，或自印，或複製，在中華大地的各個角落，生產出無數「山寨出版物」，各自在雖然有限、然而持續擴大的空間裡流布，為老百姓源源不斷地提供官方媒體不可能提供的健康的精神食糧。這些山寨出版物雖然不斷遭受權力部門的打壓：查抄、收繳、封鎖郵路，甚至判刑罰款，但作為山寨文化和山寨史學的載體，它既然為當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所必需，受到人們的喜愛，山寨出版物就有著廣闊無垠的原野可供滋生繁育，絕不是專制主義的野火能燒盡的。特別是在香港出版的一些記錄歷史事件、臧否歷史人物的著作，儘管中宣部嚴令禁絕，海關查扣，郵局沒收，但依靠網路和複印、傳真等現代技術，這些資料豐富、內容新穎的書籍，仍然跨越「兩制」的地域限制，在境內廣泛流傳，使人們瞭解官修史書裡的許多謬誤，喚起民眾對瞭解歷史真相、觀察社會現象的興趣，在閱讀和傳播、交流的過程中，建立起或加強了他們關切國家前途的歷史責任感。

從縱向的時間來說，八十年代培育起來的民主力量，經過一九八九年的殘酷鎮壓，幾乎被摧殘殆盡。但是在民間，依然潛存著對於民主自由和先進文化的強烈期待。面對專制統治的日益嚴酷，許多逃過浩劫的知識分子不甘寂寞，陸陸續續地開闢新的陣地，探尋著推動政治變革和社會轉型的路徑。有的開書店，有的辦雜誌，更多的人則潛下心來，利用八十年代所開拓的眼界和積累的知識，反思歷史，探討問題。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歷史的潮流》和《防「左」備忘錄》，就是支持改革的民主力量投向專制統治的梭鏢和匕首。而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對於當代歷史的探究，在尋覓歷史的本來面目的基礎上，總結經驗教訓，從中發現種種社會弊病的來龍去脈，幫助人們從久被蒙蔽的騙局和神話裡走將出來。如王若水的《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通過對蘇區肅反、延安整風、反右派、廬山會議、文革等歷史真相的陳述和分析，揭示了毛澤東的權術和陰謀詭計，從而突破了不許評毛批毛的禁令，把毛澤東推下神壇。這部書雖然到二○○二年才由香港明報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在九十年代就已不脛而走，到處流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進入新世紀後，諸如此類具有史學意義的作品不斷問世，網路的普及，更使山寨文化、山寨史學獲得了寬廣的發展餘地。

新世紀的頭十年，是山寨史學勃興的十年。有些書寫歷史關節的事實真相和重評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史學著作，以其豐富扎實的史料和令人信服的評述，直截了當地推翻了官方的某些為了適應政治需要而編造的偽歷史。例如，何方老在香港出版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就根據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批駁了黨史上的所謂「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延安整風是一次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等等傳統結論，對於先後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八一年經過共產黨中央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與批判，把這些歷史問題的本來面目，呈現在全黨黨員和廣大民眾的面前，糾正了長期以來以訛傳訛的偽劣史學傳統。

在互聯網上和山寨出版物裡，出現更多的是記錄個人生平遭遇、坎坷經歷的文章和書籍，它們以繁多而詳盡的微觀細節和對社會動態的翔實描述，揭露了幾十年來發生在社會各個角落的事件真相，佐證某些官方史著的虛偽和荒誕，成為補充歷史脈絡的不可缺少的構件。

與此同時，這十年間還有大量評述施政得失、探討理論是非的宏文和專著，許多描述現當代的人物、家庭和社會現象的文學作品，甚至不少介紹國外先進理論和成功經驗的譯作，也往往滲透著豐富的歷史元素和濃郁的史學意識。雖然其中很多作品因為涉及所謂的「敏感」話題而被拒斥在官方媒體之外，不得不採取「山寨」的形式，但恰恰是在這些不能見容於官方的「山寨文化」、「山寨出版物」裡，包含著最真實、最可靠的史學內容，構成對官方史學的挑戰。清朝的章學誠在他的《文史通義》一書的「易教」篇裡指出：「六經皆史也。」他甚至認為「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龔自珍在《古史鉤沉論》裡也說：「史之外，無有文字焉。」我們不妨說，所有體現社會脈搏和具有時代色彩的作品，都將成為未來歷史的元素。與在輿論導向束縛下的官方媒體不同，山寨出版物的主要特色是自由、真實、豐富多彩。那些被「導向」的作品，充滿了裝腔作勢的陳詞濫調，死板僵化，千篇一律，既缺乏歷史感，也沒有生命力，轉瞬即逝，成為過眼雲煙。而山寨文化卻由於擺脫了輿論導向的枷鎖，得以自由馳騁，因而萬花齊放，千姿百態，其中自有許多可以進入歷史視野的思想成果。所以，同藉口突出政治而弄虛作假的宮廷史學相比較，山寨史學有著更為強盛的活力。它的勃興，既是文化專制主義掩蓋歷史真相、禁錮自由思想的產物，同時也為歷史的去偽存真、撥亂反正，提供了基礎性的材料。

（二）當代知識分子的分裂與彌合的歷史回顧

《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一○○個知識分子的厄難》一書所記述的，從一九四九年起整整六十多個春秋的歷史，這裡有土改的殘酷、鎮反肅反文革的血腥、反胡風運動涉及面的廣大，但大部分是一九五七、五八兩年裡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知識分子。他們當年響應共產黨「幫助黨整風」的號召，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進行揭露與批評，滿懷熱情地提出許多建議，期待著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卻不料掉進了毛澤東設下的「陽謀」陷阱，成為社會底層的賤民，受盡迫害凌辱，有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在暗無天日的勞教場所餓死、累死、凍死、被打死，屍骸無存。

這場針對知識分子的曠古未有的大鎮壓，發揚了同類相殘的獸性，使人性中那些善良的道德傳統蕩然無存。它消除了對毛澤東的獨裁統治的威脅，同時也引起了知識分子的大分裂。本來同心同德地為建設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而埋頭苦幹的知識分子，由此分裂成為三類處境不同的群體：除了淪為賤民的三百多萬（一說五十餘萬）右派分子和所謂「地富反壞」中的知識分子外，有許多知識分子從反右運動中發現了出人頭地、加官進爵的捷徑，那就是唯上唯左，黨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他們是共產黨的馴服工具，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被毛澤東稱為「左派」。最為大量的是戰戰兢兢地「夾著尾巴做人」的知識分子，他們接受反右運動的教訓，「對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不知道階級鬥爭的大棒哪一天會打到自己的頭上，整天生活在臨深履薄的恐懼之中。這三類完全由於政治因素而陷於分裂的知識分子，分別處在不同的社會地位，各有自己的精神天地。經歷反右傾、四清、文革，儘管具體人員所屬的類別有所變化，但總的說來，整個知識分子的分野，大體上還是這三類。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了。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一場平反冤假錯案的政治解放運動和真理標準討論的思想解放運動交錯展開，開闢了知識分子的新生活。賤民階級的消失和對歷史的全民反思，彌合了知識分子的裂痕，即使是極少數留戀往日「人上人」地位的「極左派」，也不得不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而進退俯仰，隨聲附和。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血案，撕開了知識分子的舊瘡疤，在政治路線上，民主與專制、改革與倒退的矛盾與鬥爭，逐漸由隱而顯。特別是九十年代後期出現權貴、豪強這兩個新的剝削階級之後，知識分子群體呈現出新的分裂形態。進入新世紀後，隨著山寨史學的勃興和毛左派的飆起，這種分裂形態出現了一個不易察覺的變化，到二○○九年才逐漸明朗化。它不僅表現在政治取向上，而且日益明顯地反映在歷史觀方面：對六十年來以至近百年來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