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的旅行箱

我讀《漢娜的旅行箱》----讓我們成為歷史追尋之旅的下一棒
黃惠貞／新北市板橋高中歷史科教師

這是一個透過旅行箱連結三個世界的故事：日本兒童的世界、大屠殺倖存者喬治現今在加拿大生活的世界，以及一個來自捷克斯洛伐克、死亡多年的猶太女孩和她所失去的世界。因為，關注一個旅行箱，以及它背後所象徵的苦難，經由「小翅膀」們的提問，日本教師石岡史子被引領走上探索、追尋的道路。

這趟師生共築的歷史之旅把猶太大屠殺的歷史立體化了，包括漢娜短暫而真實的生命；她的幸福、恐懼、悲傷都有機會被理解、被詮釋，世人得以透過漢娜的故事理解猶太人的苦難，使得她早夭的人生產生出巨大意義。

這是一個「由下而上」的歷史教學方法，一個由孩子串連起「是誰？」「哪裡來？」「去哪裡？」「發生什麼事？」「為什麼？」的提問，促使教師一層層深入歷史事件的核心，在追尋中把故事建構出來，這讓歷史不再只是背誦文字的學科，而成為一股促使思考和追尋的動力。本書不但提供一個很好的教材，同時，也是一個很勵志的教學故事。

然而，這也是一個悲傷的故事。雖是帶著旅行箱離家，漢娜並沒有去旅行。她是去見證了地獄，一個執政者用極端偏差的意識形態構築出來的地獄，並且被投入其中。如果故事只停留在這裡，那麼，這還只是一個關於「他人」的苦難故事，學生唯一能獲得的心得是：「還好，那不是我！」而這段歷史則成為「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的奇聞軼事蒐羅。

沒有理解的故事只是歷史的殘忍，這不是歷史教育的目的。通常，重要的歷史故事都很痛，特別是近現代的政治史。身為一名歷史教師，如何把這樣的痛苦傳達出來、吸引生活相對安逸的學生注意到這樣的苦難，正是歷史教學要面對的首要難題。

歷史教師們通常都擅長、也樂於講故事，但是過程驚心動魄、能夠勾起澎湃情感的故事，並不是一種促成記憶的工具，而是刺激學生思考、提問，使其生活與真實世界產生連結的橋粱。歷史教師說故事的目的，在於為之後的問題埋下伏筆，我們想要做的是帶領學生追問：「然後呢？」。

精彩的歷史課堂經常是好問題與澎湃的好奇心相互激盪而促成的。有時候，教師基於豐富的研究經驗而能提出好問題來引領學生；有時候，則扮演充滿好奇心的探問者給學生做示範，促成學生發展出自己的問題。真正的歷史探究往往在於故事之後的提問。但是，這裡的提問不只是故事情節的發展、時序上的「後來怎麼了」，而是去探索故事的整體時代結構和制度，從這裡開始撥開故事的紋理，去進行真正的理解。

在見證漢娜經歷大屠殺的苦難故事之後，小翅膀們的生活和二次大戰時猶太人的受難發生了連結，他們決定把故事告訴更多的人，為了漢娜、為了同一個集中營受難的一萬五千名無辜的猶太兒童，他們立志要創造一個不同的世界，要讓世界和平，大屠殺永遠不再發生。這是追尋之後的反思，從此，他們自願地為他人的苦難負起責任。面對孩子們的主動性，閱讀本書的我們，難道不該是這追尋之旅的下一棒嗎？

我們可不可以進一步去追問：「僅僅因為是猶太人，漢娜就應該受害嗎？」「當時的社會情境如何？當時的人何以容許這種事情發生？」「這個情境還有可能再發生嗎？」以及「加害者呢？」納粹大屠殺經常被理解為是基於歧視而針對特定種族所進行的屠殺，卻很少看到這是政府對其統治下（無論是對國內人民或戰時占領地區）的人民進行財產權、自由權、生命權剝奪的國家暴力，這是反人類罪，而不是戰爭行為。台灣的歷史教科書都會交代這一段歷史的發展，但是往往只停留在「法西斯」、「極權政府的暴行」這類空洞的抽象詞彙。以至於我們的社會不時仍發生以納粹扮裝取樂的事件，拿集中營的建築、納粹的軍裝、禮儀式開玩笑。當然，我們也就對自身社會的轉型正義無感。

現代史中，各地都曾出現政府以合法的國家暴力對治下「非我族類」的人民犯下恐怖的暴行。納粹德國以一系列的紐倫堡法案執行對猶太人的驅逐，以及財產權、自由權及生命的剝奪。一九五〇年代，從南韓、台灣到馬來西亞、印尼都有以反共政策為名的法律，對被指為「異議份子」者進行國家暴力的剝奪，我們一概都只當作是可以一掬同情之淚的受害者的故事。因為我們不去探究結構的原因，不去問為什麼，所以，距離較遠的悲劇就拿來窺奇，而腳下土地過往的悲劇，則視為一種髒污，只想快一點兒甩開，或者最好視而不見。可見歷史教育如果沒有落實，轉型正義就無法成為可能。

歷史中的苦難往往不容易面對，這些苦難在這個追求小確幸的時代，非常不討人喜歡。然而，只有透過提問與追尋將苦難立體化，讓當下的生活與過往產生連結，用理解之後流下的淚水清洗自我，在歷史中看見人性美醜的極致，將過往的歷史詮釋出意義，然後，我們才可能帶著理解和愛，一起面對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