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魂歷劫自序（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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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所謂「存在的深淵」可以把一切浮華掃盡，還你本來面目，只是這一刻常常太殘酷；不殘酷不足以逼你現原形。
當坍塌化為悠長的認命
蘇曉康為妻子而寫的懺悔錄
他曾以《河殤》叩問整個華夏文明的命運與未來，
可當輪到問自己的命的時候，才發現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無所憑。
一九八九年，蘇曉康因「六四」流亡海外，當他仍處在僥倖逃劫、演講邀約不斷的「飄飄然」時，九三年的一場車禍，妻子傅莉重殘，他被拉回殘酷的現實，開始漫長的下一段人生。他嚴苛拷問自己的輕率，面對創傷後的驚悚、崩塌與憂鬱，陪伴傅莉度過艱辛的復健之路：召喚記憶、等盼神蹟、疏離外界、與兒子衝突，以及無盡的自咎——在時間流洗中慢慢將自我尋找回來的歷程，亦是遭遇大難者最謙卑誠摯的告白。
二０一二年《離魂歷劫自序》增訂版，不忍觸碰的細節終於浮現……
痛苦從不因時間的流逝而稍減，但歲月卻照清了心靈的處境
體能癱瘓的傅莉，才是永不向命運低頭的勇者
得獎紀錄
一九九七年《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
一九九八年第二十一屆時報文學獎推薦獎
當坍塌化為悠長的認命
蘇曉康為妻子而寫的懺悔錄
他曾以《河殤》叩問整個華夏文明的命運與未來，
可當輪到問自己的命的時候，才發現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無所憑。
一九八九年，蘇曉康因「六四」流亡海外，當他仍處在僥倖逃劫、演講邀約不斷的「飄飄然」時，九三年的一場車禍，妻子傅莉重殘，他被拉回殘酷的現實，開始漫長的下一段人生。他嚴苛拷問自己的輕率，面對創傷後的驚悚、崩塌與憂鬱，陪伴傅莉度過艱辛的復健之路：召喚記憶、等盼神蹟、疏離外界、與兒子衝突，以及無盡的自咎——在時間流洗中慢慢將自我尋找回來的歷程，亦是遭遇大難者最謙卑誠摯的告白。
二０一二年《離魂歷劫自序》增訂版，不忍觸碰的細節終於浮現……
痛苦從不因時間的流逝而稍減，但歲月卻照清了心靈的處境
體能癱瘓的傅莉，才是永不向命運低頭的勇者
得獎紀錄
一九九七年《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
一九九八年第二十一屆時報文學獎推薦獎
名人推薦
王德威（中研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
王丹（專欄作家．國立清華大學客座助理教授）
史景遷（漢學家．美國耶魯大學講座教授）
余英時（中研院院士．克魯格獎得主）
李維菁（小說家．專欄作家）
季季（作家．資深媒體人）
哈金（小說家．1999年美國國家書卷獎得主）
楊澤（詩人．資深媒體人）
楊渡（作家．文化總會秘書長）
劉克襄（散文家．資深媒體人）
劉曉波（作家．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顏擇雅（專欄作家．知名出版人）
依姓氏筆畫排列
連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故事其實是：一個精神癱瘓的人，陪護著一個體能癱瘓的人。——蘇曉康
聽到你說：「世界上哪有像我們這樣輝煌的流亡，這輝煌讓人陷於錯覺……。」這話讓我感到精神深處的震撼和共鳴。八０年代，我也曾陶醉於輝煌的錯覺之中。誠實地面對自己，是保持謙卑和敬畏的前提。——劉曉波
本書為一段酷烈的靈魂拷問留下紀錄，重新省思家庭中的自我定位，並為命運之無法宰制留下最佳註解。－－哈金
看蘇曉康與傅莉走過幽谷荒野，我們為之肅然，因為知道我們其實同在一條路上，只是走得比較僥倖。——王德威
在妻子命在旦夕之際，作者面對人生至悲之大威脅，反而在懸崖前大覺醒，再次肯定生命的無上價值。－－史景遷
看著蘇曉康的《離魂歷劫自序》，其實不是一種「離魂」，而是蘇曉康終於「回魂」，是生命與記憶的復歸。那是中國知識分子未曾有過的靈魂的自剖，深刻至生活與情感內核的自白。——楊渡
曉康以前在大陸出的書，都背負著為天下蒼生請命的大骨架，沉重而冰冷。寫《離魂》之書，大骨架已被大時代拆解；在異國守著癱瘓的傅莉，筆下只有血肉和血淚，一字一句柔軟而滾燙。——季季
王丹（專欄作家．國立清華大學客座助理教授）
史景遷（漢學家．美國耶魯大學講座教授）
余英時（中研院院士．克魯格獎得主）
李維菁（小說家．專欄作家）
季季（作家．資深媒體人）
哈金（小說家．1999年美國國家書卷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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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渡（作家．文化總會秘書長）
劉克襄（散文家．資深媒體人）
劉曉波（作家．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顏擇雅（專欄作家．知名出版人）
依姓氏筆畫排列
連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故事其實是：一個精神癱瘓的人，陪護著一個體能癱瘓的人。——蘇曉康
聽到你說：「世界上哪有像我們這樣輝煌的流亡，這輝煌讓人陷於錯覺……。」這話讓我感到精神深處的震撼和共鳴。八０年代，我也曾陶醉於輝煌的錯覺之中。誠實地面對自己，是保持謙卑和敬畏的前提。——劉曉波
本書為一段酷烈的靈魂拷問留下紀錄，重新省思家庭中的自我定位，並為命運之無法宰制留下最佳註解。－－哈金
看蘇曉康與傅莉走過幽谷荒野，我們為之肅然，因為知道我們其實同在一條路上，只是走得比較僥倖。——王德威
在妻子命在旦夕之際，作者面對人生至悲之大威脅，反而在懸崖前大覺醒，再次肯定生命的無上價值。－－史景遷
看著蘇曉康的《離魂歷劫自序》，其實不是一種「離魂」，而是蘇曉康終於「回魂」，是生命與記憶的復歸。那是中國知識分子未曾有過的靈魂的自剖，深刻至生活與情感內核的自白。——楊渡
曉康以前在大陸出的書，都背負著為天下蒼生請命的大骨架，沉重而冰冷。寫《離魂》之書，大骨架已被大時代拆解；在異國守著癱瘓的傅莉，筆下只有血肉和血淚，一字一句柔軟而滾燙。——季季
序／導讀
增訂版自序
精神癱瘓與書寫休眠
為了《離魂歷劫自序》增訂再版，我重讀了當年的日記，再舔了舊日的傷口。我們九三年發生車禍，九七年書寫出版，其間只隔了四年。初版迄今，十五年過去了，每次讀它，我都會淚水漣漣；傅莉讀它，不是在讀回憶錄，而是重讀她自己的前半生。這種近乎痛苦的閱讀，可能造成某種心理障礙，使得我拒絕「重返現場」，毋寧耽溺於眼前的鬆散。
此刻隔了十五年去重讀那次書寫，依然可以感覺到無以替代的摧肝斷腸。書寫只有貼近現場，才能記錄情感的鮮活度。時效猶如保鮮膜。記憶是極其短暫的。這種直覺告訴我，再版除了盡可能增添當初遺漏的細節，無需變動全書的整體結構和脈絡。
然而也不盡然如此。這次重讀、增訂的另一種意外收穫是，九三、九四年我在悲痛欲絕之中，呼天告地的搶救傅莉，感覺是渾沌的、自我是麻木的；九五年春天西醫治療接近尾聲，我開始恐懼傅莉的終身殘廢，至九七年終於被迫面對殘廢的事實，安身立命的荒蕪感逐漸升起，逼我走向孤獨。我的徹底變異，發生在那三年當中：求神求佛、疏離外界、跟兒子衝突；人整個兒換了一個，其痛苦實在不比前兩年輕。
這也顯示，只有隔開了距離，你才讀得出另一種真實。同時也讓我找到了十五年來逃避的根源——我幾乎看不到在情感灼痛的背後，還有精神的、心理的坍塌。連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故事其實是：一個精神癱瘓的人，陪護著一個體能癱瘓的人。
坍塌：化為悠長的認命
前面我敘述了兩個時間概念：車禍四年後書寫初版，十五年後增訂再版。還有第三個時間概念是一九九三年夏末，在水牛城附近那場車禍中昏迷的傅莉，最初曾被醫生診斷為可能成為植物人，而我則遲至2004年才獲知這個可怕的細節；其間隔了十一年。
也就是說，當時「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所有朋友瞞住我一個人。今天回想起來，與其說那時大家怕我垮掉，不如說整個群體也難以面對這樁慘劇。當時，作家鄭義曾起草一封旅美華人知識界致氣功師嚴新的呼救信，簽署者幾乎囊括了中國流亡知識精英，還有幾位份量極重的學界巨擘，說明它已成為一個「文化事件」。這兩件事都顯示，這個車禍已成為一種集體焦慮，但是至今無人對此寫過一個字，又說明或者昏厥仍在繼續；或者已被遺忘。我的書寫只有能力敘述個人焦慮，鮮少旁及更廣闊的集體焦慮；這也許並非是情感自私，而是一種精神癱瘓。
這本書關於個人焦慮的敘述，如「黑洞」、「靈媒」等章節，涉及了存在、信仰、神秘主義、超越性等等課題，但無意間更淺顯地展示了一個精神癱瘓的病例。你可以說那是車禍後難免的驚悚、崩塌、憂鬱症等等，但是當我在歲月流逝中慢慢找回自我——對自己的感受、審視、反芻，慢慢跳出悔恨，那被籠罩其中的唯一情緒之後，我才看到痛苦的更多層次和面向，看到我在災難中的真相、原形、侷限……。
換句話說，我的「神跡」期待，成為我應付突發災難的精神支撐，但那不過是把一切往後推延而已，也給了我一個慢慢適應的過程。結局卻是，半身癱瘓的傅莉，只能按照她剩下的有限能力，以她自己願意的方式，去尋找一種殘障在世的活法，我則必須陪她去經歷這種尋找。於是我的精神癱瘓了。
這個結局，正是我在這本書裡所描摹的自殺衝動所恐懼的。或者說，這個延續至今的漫長殘障生涯，最初給出的滋味，竟然是在林子盡頭的湖邊出現的甜絲絲的感覺。甚至九七年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的記憶對這些細節仍很清晰，絕望也還沒有真的降臨。此後絕望是一天一天地降臨著。霎那間的坍塌，漸漸地化為悠長緩慢的認命。然而，即便我認命了，傅莉也至今不肯接受。
書中引述了杜思妥也夫斯基說的「希望永遠失去了，而生命卻單單地留下……。」這句話，你若不搭進歲月的消耗，是體會不出其雋永的哀痛的。也許你對它可以有哲學的思辨領悟、文學的朦朧把握、美學的情境想像，也可以輕易地使用「靈魂拷問」的字眼，但是你若用生命去度過它，它從頭到尾都是難以忍受的。遺留下來的生命是殘缺的：不是殘缺了別的什麼，只是缺了希望；天不再是湛藍的，世界失去了五顏六色。
攙扶：相濡以沫的儀式
我從醫院出來，就注定要進廚房。我不僅餘生要當一個護理，也必須當一個「家庭主夫」。至今，我已經打理了快二十年的一日三餐。我的烹飪手藝的進步，不是因為嘴饞。我到四十歲離國時還不會包餃子，後來這十多年竟可以調餡、□皮、包餡一手拿。我的生活半徑，大致可以拿一家中國超市的距離來劃定；甚至引誘兒子回家的最終計謀是一碗紅燒肉…。
夫妻的含義，從牽手變成了攙扶。生活裡最重要的東西，是一張輪椅。而傅莉對車禍的憎恨，轉向憎恨輪椅。她拒絕殘廢的所有情緒，都找到了一個發洩物件。直到她蹌蹌踉踉能走幾步了，都還沒學會使用那張輪椅。但她這輩子，可能都離不開它了；我豈不也如此？輪椅比一輛汽車對我更重要，甚至選購汽車的第一考量，是放置一張輪椅的空間和方便。車禍後的最初幾年裡，從汽車後箱搬上搬下輪椅，幾乎扭斷我的左臂。輪椅譜寫在我們生活的各種篇章裡。這種行走的限制，使生存空間跟著生活半徑一道萎縮。公共交通基本上跟我們是無緣的。我回北京奔喪，百般尋找一隻足夠大的雙肩背包，因為我雙手被輪椅佔用，不能使用拉杆滑輪式旅行箱。
輪椅的下一個層級是拐杖。其間還有一個過渡型：Rollators，大概新造的一個詞，翻譯成「助行車」，其實就是帶(車古)轆的拐杖。其中又有份量之別，製造商變更材質使之輕便，輕到十一磅，真令我感激涕零。我們其實還沒福氣用上真的拐杖。不過是恨恨地扔下輪椅之後，跋涉在接近拐杖的途中而已。這途中，我攙扶她的機率大增。她常常要我走在她前面，她好搭上我的肩膀。不是她能走了，而是我變成了「活拐杖」。
空間的侷促不僅是物理性的。我們蛻化為「非社會動物」。早年的社會聯繫統統脫落。排斥新的聯繫進來。社交幾乎是禁忌。住宅之外的含義，只意味著看病、採購、寄帳單等幾件很少的事情。傅莉關閉了她的交流意願。她的安全感只能是室內的。幸虧近十餘年誕生了一種新的空間：網路互聯網，否則不知道她還能去哪裡遊逛。我們2002年由普林斯頓異地而居，遷入完全陌生的環境，卻安之若素。如果說我在這本書裡，還只能以追悔的姿態，去寫傅莉的種種剛烈性格，那麼後來的故事，我寫進續集《寂寞的德拉瓦灣》裡的我所守護的這個女人，已經孤絕、癡醉、沉困，卻決不認命、放棄。我不知道，我的筆墨還能不能接近她緊閉的內心。
傅莉常常言不由衷自稱「幸虧清醒得晚」，否則會難受得太早。一個腦傷者與社會的關係，毋寧病人被社會（正常人）所誤解的成分更大，人們似乎只有能力接受她的肢體癱瘓，卻不懂她的腦力、心智、情感的癱瘓。這方面又以社會不能忍受腦傷者的非理性反應為尤。難怪西方文學常以瘋癲者為主角。
記錄「失望」：一種書寫掙扎
我在初版〈後記〉中說過：「我渾渾噩噩『寫』了這本書」、「我第一次不知道自己在寫而寫著」。「寫」還原成一種本能。寫不是「創作「而是一種機械行為。寫不是為了要人家去讀。寫出來的文字是睡眠的。
寫完《離魂歷劫自序》，我又再次跌進這種狀態。我逃離「公共領域」、逃離報刊雜誌、逃離讀者、逃離書本和鉛字，自然，也逃離那個無處不在的互聯網，躲到我自己的「洞穴」裡去寫，依然是「不知道在寫而寫著」。十五年來，舊世界被顛覆了，私密的書信、電話和耳語，已成網路上的眾聲喧嘩。人人都在最大化自己的聲音和書寫。表達欲第一次超越了所有的欲望。博客、臉書、推特，是每個人的報紙和出版社。而我，竟心如止水地休眠了。
「休眠」是私密地寫、不要讀者地寫、寫自己的宣洩也宣洩地寫、站在路燈底下寫自己孤獨瘦削的影子、感覺須臾溜走時拽住它就寫、痛苦地寫也逗樂地寫、寫出來的句子「休眠」在紙張和硬碟裡……。假如有機會把我十多年來寫的日記全部輸入電腦，搜索一下最多的字句，大概是「她終於會走了」、「她真的走了起來」、「她怎麼走得這麼好」等等。
常有人說：書寫有益於醫治創傷。我覺得很難說。十五年前寫了這本書後，我一直在私底下掙扎著寫。我不厭其煩地記錄每一次的物理治療。傅莉只要出現症狀，我就會滿紙驚惶。如果詞句歡快輕佻起來，一定是病痛抽絲而去。我從來沒有意識到，我一直在記錄「失敗」。我飽蘸希望地書寫著「失望」。我寫內心的掙扎無意間成了掙扎著寫。我不知道我曾經寫掉、寫走、寫好了內心的什麼；也許反而是寫出了更多的彷徨、哀愁、懊悔？但無論如何，這本書和它的續集將顯示：在災難和悲傷之外，書寫仍然是我唯一喜歡的事情。
回味「麗質」：一種曖昧的快樂
只有在回味傅莉的beauty時我才快樂。那快樂是曖昧的。beauty這個詞在中文裡不容易準確譯出來；「美」、「魅力」皆不能盡釋其意，讓我暫借「麗質」一詞吧。她慘痛地失去了她的麗質，外在的內在的，大部分失去了，而她與生俱來的那種麗質是回味不盡的。只說她當年嫁進蘇家後營造的那個長媳的姿態，就是無與匹敵的。她不卑不亢，做事滴水不漏，四面八方平平穩穩，其光彩掩及親朋鄰居；而我媽媽是個嚴苛的婆婆，對這個兒媳沒有半句挑剔。那段時期，媽媽的平和安詳神態，是她悲苦的一生裡最罕見的。如今回想起來，傅莉當初隱而不顯的這個姿態，是何等的一種beauty!
我曾對我們的一位摯友說：我對傅莉，大概也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愛了，我越愛她會越恨自己；愛變成一個弔詭，令我無法承受。我只痛惜，可能是那種此恨綿綿，天長地久式的遺恨。懺悔、贖罪、盡責等等，都不能盡其意；唯有內心的咀
精神癱瘓與書寫休眠
為了《離魂歷劫自序》增訂再版，我重讀了當年的日記，再舔了舊日的傷口。我們九三年發生車禍，九七年書寫出版，其間只隔了四年。初版迄今，十五年過去了，每次讀它，我都會淚水漣漣；傅莉讀它，不是在讀回憶錄，而是重讀她自己的前半生。這種近乎痛苦的閱讀，可能造成某種心理障礙，使得我拒絕「重返現場」，毋寧耽溺於眼前的鬆散。
此刻隔了十五年去重讀那次書寫，依然可以感覺到無以替代的摧肝斷腸。書寫只有貼近現場，才能記錄情感的鮮活度。時效猶如保鮮膜。記憶是極其短暫的。這種直覺告訴我，再版除了盡可能增添當初遺漏的細節，無需變動全書的整體結構和脈絡。
然而也不盡然如此。這次重讀、增訂的另一種意外收穫是，九三、九四年我在悲痛欲絕之中，呼天告地的搶救傅莉，感覺是渾沌的、自我是麻木的；九五年春天西醫治療接近尾聲，我開始恐懼傅莉的終身殘廢，至九七年終於被迫面對殘廢的事實，安身立命的荒蕪感逐漸升起，逼我走向孤獨。我的徹底變異，發生在那三年當中：求神求佛、疏離外界、跟兒子衝突；人整個兒換了一個，其痛苦實在不比前兩年輕。
這也顯示，只有隔開了距離，你才讀得出另一種真實。同時也讓我找到了十五年來逃避的根源——我幾乎看不到在情感灼痛的背後，還有精神的、心理的坍塌。連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故事其實是：一個精神癱瘓的人，陪護著一個體能癱瘓的人。
坍塌：化為悠長的認命
前面我敘述了兩個時間概念：車禍四年後書寫初版，十五年後增訂再版。還有第三個時間概念是一九九三年夏末，在水牛城附近那場車禍中昏迷的傅莉，最初曾被醫生診斷為可能成為植物人，而我則遲至2004年才獲知這個可怕的細節；其間隔了十一年。
也就是說，當時「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所有朋友瞞住我一個人。今天回想起來，與其說那時大家怕我垮掉，不如說整個群體也難以面對這樁慘劇。當時，作家鄭義曾起草一封旅美華人知識界致氣功師嚴新的呼救信，簽署者幾乎囊括了中國流亡知識精英，還有幾位份量極重的學界巨擘，說明它已成為一個「文化事件」。這兩件事都顯示，這個車禍已成為一種集體焦慮，但是至今無人對此寫過一個字，又說明或者昏厥仍在繼續；或者已被遺忘。我的書寫只有能力敘述個人焦慮，鮮少旁及更廣闊的集體焦慮；這也許並非是情感自私，而是一種精神癱瘓。
這本書關於個人焦慮的敘述，如「黑洞」、「靈媒」等章節，涉及了存在、信仰、神秘主義、超越性等等課題，但無意間更淺顯地展示了一個精神癱瘓的病例。你可以說那是車禍後難免的驚悚、崩塌、憂鬱症等等，但是當我在歲月流逝中慢慢找回自我——對自己的感受、審視、反芻，慢慢跳出悔恨，那被籠罩其中的唯一情緒之後，我才看到痛苦的更多層次和面向，看到我在災難中的真相、原形、侷限……。
換句話說，我的「神跡」期待，成為我應付突發災難的精神支撐，但那不過是把一切往後推延而已，也給了我一個慢慢適應的過程。結局卻是，半身癱瘓的傅莉，只能按照她剩下的有限能力，以她自己願意的方式，去尋找一種殘障在世的活法，我則必須陪她去經歷這種尋找。於是我的精神癱瘓了。
這個結局，正是我在這本書裡所描摹的自殺衝動所恐懼的。或者說，這個延續至今的漫長殘障生涯，最初給出的滋味，竟然是在林子盡頭的湖邊出現的甜絲絲的感覺。甚至九七年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的記憶對這些細節仍很清晰，絕望也還沒有真的降臨。此後絕望是一天一天地降臨著。霎那間的坍塌，漸漸地化為悠長緩慢的認命。然而，即便我認命了，傅莉也至今不肯接受。
書中引述了杜思妥也夫斯基說的「希望永遠失去了，而生命卻單單地留下……。」這句話，你若不搭進歲月的消耗，是體會不出其雋永的哀痛的。也許你對它可以有哲學的思辨領悟、文學的朦朧把握、美學的情境想像，也可以輕易地使用「靈魂拷問」的字眼，但是你若用生命去度過它，它從頭到尾都是難以忍受的。遺留下來的生命是殘缺的：不是殘缺了別的什麼，只是缺了希望；天不再是湛藍的，世界失去了五顏六色。
攙扶：相濡以沫的儀式
我從醫院出來，就注定要進廚房。我不僅餘生要當一個護理，也必須當一個「家庭主夫」。至今，我已經打理了快二十年的一日三餐。我的烹飪手藝的進步，不是因為嘴饞。我到四十歲離國時還不會包餃子，後來這十多年竟可以調餡、□皮、包餡一手拿。我的生活半徑，大致可以拿一家中國超市的距離來劃定；甚至引誘兒子回家的最終計謀是一碗紅燒肉…。
夫妻的含義，從牽手變成了攙扶。生活裡最重要的東西，是一張輪椅。而傅莉對車禍的憎恨，轉向憎恨輪椅。她拒絕殘廢的所有情緒，都找到了一個發洩物件。直到她蹌蹌踉踉能走幾步了，都還沒學會使用那張輪椅。但她這輩子，可能都離不開它了；我豈不也如此？輪椅比一輛汽車對我更重要，甚至選購汽車的第一考量，是放置一張輪椅的空間和方便。車禍後的最初幾年裡，從汽車後箱搬上搬下輪椅，幾乎扭斷我的左臂。輪椅譜寫在我們生活的各種篇章裡。這種行走的限制，使生存空間跟著生活半徑一道萎縮。公共交通基本上跟我們是無緣的。我回北京奔喪，百般尋找一隻足夠大的雙肩背包，因為我雙手被輪椅佔用，不能使用拉杆滑輪式旅行箱。
輪椅的下一個層級是拐杖。其間還有一個過渡型：Rollators，大概新造的一個詞，翻譯成「助行車」，其實就是帶(車古)轆的拐杖。其中又有份量之別，製造商變更材質使之輕便，輕到十一磅，真令我感激涕零。我們其實還沒福氣用上真的拐杖。不過是恨恨地扔下輪椅之後，跋涉在接近拐杖的途中而已。這途中，我攙扶她的機率大增。她常常要我走在她前面，她好搭上我的肩膀。不是她能走了，而是我變成了「活拐杖」。
空間的侷促不僅是物理性的。我們蛻化為「非社會動物」。早年的社會聯繫統統脫落。排斥新的聯繫進來。社交幾乎是禁忌。住宅之外的含義，只意味著看病、採購、寄帳單等幾件很少的事情。傅莉關閉了她的交流意願。她的安全感只能是室內的。幸虧近十餘年誕生了一種新的空間：網路互聯網，否則不知道她還能去哪裡遊逛。我們2002年由普林斯頓異地而居，遷入完全陌生的環境，卻安之若素。如果說我在這本書裡，還只能以追悔的姿態，去寫傅莉的種種剛烈性格，那麼後來的故事，我寫進續集《寂寞的德拉瓦灣》裡的我所守護的這個女人，已經孤絕、癡醉、沉困，卻決不認命、放棄。我不知道，我的筆墨還能不能接近她緊閉的內心。
傅莉常常言不由衷自稱「幸虧清醒得晚」，否則會難受得太早。一個腦傷者與社會的關係，毋寧病人被社會（正常人）所誤解的成分更大，人們似乎只有能力接受她的肢體癱瘓，卻不懂她的腦力、心智、情感的癱瘓。這方面又以社會不能忍受腦傷者的非理性反應為尤。難怪西方文學常以瘋癲者為主角。
記錄「失望」：一種書寫掙扎
我在初版〈後記〉中說過：「我渾渾噩噩『寫』了這本書」、「我第一次不知道自己在寫而寫著」。「寫」還原成一種本能。寫不是「創作「而是一種機械行為。寫不是為了要人家去讀。寫出來的文字是睡眠的。
寫完《離魂歷劫自序》，我又再次跌進這種狀態。我逃離「公共領域」、逃離報刊雜誌、逃離讀者、逃離書本和鉛字，自然，也逃離那個無處不在的互聯網，躲到我自己的「洞穴」裡去寫，依然是「不知道在寫而寫著」。十五年來，舊世界被顛覆了，私密的書信、電話和耳語，已成網路上的眾聲喧嘩。人人都在最大化自己的聲音和書寫。表達欲第一次超越了所有的欲望。博客、臉書、推特，是每個人的報紙和出版社。而我，竟心如止水地休眠了。
「休眠」是私密地寫、不要讀者地寫、寫自己的宣洩也宣洩地寫、站在路燈底下寫自己孤獨瘦削的影子、感覺須臾溜走時拽住它就寫、痛苦地寫也逗樂地寫、寫出來的句子「休眠」在紙張和硬碟裡……。假如有機會把我十多年來寫的日記全部輸入電腦，搜索一下最多的字句，大概是「她終於會走了」、「她真的走了起來」、「她怎麼走得這麼好」等等。
常有人說：書寫有益於醫治創傷。我覺得很難說。十五年前寫了這本書後，我一直在私底下掙扎著寫。我不厭其煩地記錄每一次的物理治療。傅莉只要出現症狀，我就會滿紙驚惶。如果詞句歡快輕佻起來，一定是病痛抽絲而去。我從來沒有意識到，我一直在記錄「失敗」。我飽蘸希望地書寫著「失望」。我寫內心的掙扎無意間成了掙扎著寫。我不知道我曾經寫掉、寫走、寫好了內心的什麼；也許反而是寫出了更多的彷徨、哀愁、懊悔？但無論如何，這本書和它的續集將顯示：在災難和悲傷之外，書寫仍然是我唯一喜歡的事情。
回味「麗質」：一種曖昧的快樂
只有在回味傅莉的beauty時我才快樂。那快樂是曖昧的。beauty這個詞在中文裡不容易準確譯出來；「美」、「魅力」皆不能盡釋其意，讓我暫借「麗質」一詞吧。她慘痛地失去了她的麗質，外在的內在的，大部分失去了，而她與生俱來的那種麗質是回味不盡的。只說她當年嫁進蘇家後營造的那個長媳的姿態，就是無與匹敵的。她不卑不亢，做事滴水不漏，四面八方平平穩穩，其光彩掩及親朋鄰居；而我媽媽是個嚴苛的婆婆，對這個兒媳沒有半句挑剔。那段時期，媽媽的平和安詳神態，是她悲苦的一生裡最罕見的。如今回想起來，傅莉當初隱而不顯的這個姿態，是何等的一種beauty!
我曾對我們的一位摯友說：我對傅莉，大概也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愛了，我越愛她會越恨自己；愛變成一個弔詭，令我無法承受。我只痛惜，可能是那種此恨綿綿，天長地久式的遺恨。懺悔、贖罪、盡責等等，都不能盡其意；唯有內心的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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