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向高牆說不

推薦序一

當我們站在高牆前
◎呂欣潔（性別與政治工作者、婚姻平權大平台總召）

這陣子以來，台灣的婚姻平權運動受到國際上極大的關注，光是去年的十一、十二月，國際媒體就報導了兩百三十七則和台灣婚姻平權有關的議題，橫越了五大洲。其中有非常多的媒體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台灣為什麼有條件成為亞洲第一個在政治議程上能討論婚姻平權的國家？」

我的回答總是：「民主制度」與「性別平等教育」是兩項台灣非常重要的資產，讓我們成為亞洲進步人權議題的領頭羊。

台灣從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各種公共議題的公民團體蓬勃發展，也間接或直接地促成了一九九六年第一次總統的直選，從此，讓我們走向了人人一票、票票平等的民主社會，政府不再是「官」，人民就此學著做個真正國家的主人。

而如同益中在書中所提及二○○○年的葉永鋕事件，當時的婦女團體與教改團體，共同聯手將《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推過，讓今日二十世代的青年們從基礎教育中去理解性別平等，去認識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的朋友們，他們可能是你的同學、親人、鄰居甚至老師，或許還是你自己。

這樣的基礎教育，創造出在當今的二十世代間，對於婚姻平權的支持率高達超過百分之八十五，同時這個世代對於兩性平等的概念也更加能夠接受。更進一步去了解，許多對於婚姻平權支持的民眾，他們並不只是支持「同志」權益，而是出生於一個民主的時代，平等、自由與包容異己根本就和陽光、空氣、水一樣的自然。

十年前，支持婚姻平權的民調還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至今則已平均超過了百分之五十。民主制度和基礎教育對於人民的影響有多深遠與重大，我想，這也是益中這些年不斷地以教育工作者的身分站出來發聲，將更多教育現場的現狀與公民素養培養的重要性跟社會說明的重要原因。

如果在教育部編撰字典中查詢「為人師表」，你可以得到「學識品德可做為人們學習的榜樣。」這樣看起來非常傳統與制式的答案。然而，我認為教育，不只是單純的教授知識，不只是讓自己成為學生學習的榜樣，更重要的是培養下一代面對未來生活的能力與胸襟，同時協助與陪伴學生去認識自己與他人。

過去的時代，我們對老師總有一種奇妙的想像，或你也可說是一種特定的框架。益中雖然完全不符合那些傳統對老師的想像或框架，但他對於教育的投入，與以身作則鼓勵學生為自己發聲的熱情，我認為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益中做為一個異性戀者，總是不放棄任何一個為同志發聲的機會，甚至在婚禮上都趁機大力推廣婚姻平權，讓雙方親友都上了一堂火熱熱的公民課，令人敬佩。

我記得有次和益中在某個社運場合一邊抗議，一邊聊著天，我問他，像他這樣優質的男生，常常為同志發聲，難道不擔心被很多同志愛上，甚至產生性幻想嗎？ 我之所以會這樣詢問，是因為在我的經驗中，非常多異性戀男性，對於男同志的「青睞」，總表現出非常抗拒或極度害怕的樣子。益中大笑著回覆我，有人表達好感對自己來說總是正向的訊息，「更何況再多的男同志示好也不會讓我愛上男人，大家都還是很好的朋友啊！」這樣健康的態度，提醒了許多的異性戀男性，性別議題不只是身為婦女或身為同志才能投入，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更是需要異性戀男性一同來打造，才能走向真正的平等。

除了為自己的理念和所信仰的價值發聲之外，我認為益中更是為未來的教育工作者，打開了一條更加寬廣和豐富的道路。這些年我跟著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在全台灣走透透，遇到非常多不同樣貌的基層老師，其中不乏交差了事的老師，但當然也有不少希望為學生多做一點，但遭受許多「上層壓力」而左右為難的老師。過去那些「老師必須要中立」、「避免政治入侵校園」、「老師不能參加政治活動」等等的不成文規範，讓許多老師都噤了聲，失去了身為公民的權利。

當教育工作者失去了思辨的能力，還能教育出能夠思辨的下一代嗎？

所以我在此也期許，有機會教育下一代的你，不論你的身分是老師、教授、家長，當我們比我們的下一代先一步站在高牆前的時候，我們不是選擇轉身離開，也不是選擇就地坐下等待，而是起身試著翻越高牆或讓高牆倒下，我們或我們的下一代，才有可能持續地往前行。

推薦序二

高牆下，孤獨而堅毅的行者們
◎邱顯智（雪谷南榕法律事務所律師）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正義，就猶如強盜集團。」——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一個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可以是非常巨大的。

認識黃益中應該是在四、五年前，我應邀到大直高中演講鄭性澤案。當時關注鄭案的人並不多，看到一群高中老師，他們非常熱切地希望學生能夠知道這樣的死刑冤錯案，並且於演講過後，許多學生還寫信給當時人在台中看守所待決的鄭性澤，鼓勵他為自己的無辜戰鬥下去。做為鄭案律師團的一員，實在有著無限的感動。

像黃益中這樣熱血的公民老師，一直讓我想起我的母校，嘉義高中公民老師——林瑞霞。我在九○年代初期念高中，在那剛解嚴不久，蔣公銅像到處林立，刑法一百條還存在的年代，林老師就在課堂講述許多關於自由民主的思想，還有二二八、白色恐怖、五二○、鄭南榕等議題，我記得每次林老師上完課，訓導主任就會來課堂上消毒，訓誡我們不要聽信林老師的話。當時才十六、七歲的我們，當然可以理解老師在學校艱難的處境。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師在課堂上播放華隆關廠女工抗爭的紀錄片。一群媽媽在鶯歌車站集合，為了華隆公司無預警關廠而北上抗爭。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所謂的抗爭畫面，整個紀錄片詳細記錄了這群媽媽求告無門，眼淚無處流，悲苦無依的處境。

二十年後，當我看到關廠工人被政府告，在徵求律師，腦中馬上閃過這部紀錄片，閃過我那位當時懷了雙胞胎的高中公民老師，挺著大肚子告訴大家：「看完這部片，我希望各位同學能夠體會弱勢者的辛苦。有朝一日，或許你們也可以成為這些人的依靠。」

於是我決定拿起電話，參加關廠工人案的義務律師團。

二○○九年秋天，我從德國暫時中止博士班學業，回台灣結婚。一日，載著新婚妻子到嘉義街上買麵包。我一邊吃著麵包，一邊跟太太介紹自己曾經求學的城市，剎那間，看到眼前一幕，我的眼淚馬上掉下來。太太錯愕地看著我，問道：「難道是去國多年，終於吃到台灣的麵包，太感動了？」

其實，我是看到了我的老師，林瑞霞。

我看見我的老師，一個人騎著腳踏車，上面插著她的宣傳旗，孤單卻堅定地踩著她的步伐，正在進行議員的選戰。看著老師的背影，我想到林老師身為一個現代的公民，屢屢以身作則，參與多次選舉。她一次又一次，屢敗屢戰，堅持不懈，親身實踐一個公民的權利與責任。

林老師的精神當然也深深影響了我，直接影響我二○一六年以第三勢力候選人的身分，投入新竹市立委的選舉。這當然是一場非常艱困的選戰，而本書的作者，黃益中，正是背後堅定支持著我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每到週末，黃老師便騎著他的五十CC小綿羊到我的競選辦公室，從早到晚，在新竹的大街小巷聲嘶力竭地拉票、助選。直到深夜，他才拖著疲憊的步伐回到台北。

我當然知道，他這麼做是希望能夠改變台灣的政治環境，為下一代的幸福努力。像黃益中這樣的公民老師，是許多現代台灣熱情老師的縮影。這些年，從巢運到太陽花，從洪仲丘案到軍法廢除，從司法改革到婚姻平權，我看到黃益中跟他的同事們不斷以自身的熱情與行動力，在校園內外努力地傳播公民運動的理念，也深刻地影響了台灣年輕的一代。而這本書，正是記錄這些艱辛而精彩的努力。

我知道，像黃益中這樣的老師，會像我的老師林瑞霞，在保守的教育體系內，受到許多挫折、打擊與反撲。然而，如果我們希望未來的台灣，是堅守法治主義與民主精神，讓每個人都能活在一個更公平、更有人性尊嚴、更幸福環境中的台灣，那麼這樣的老師，以及他所傳遞的思想，就一定是公民社會所不可或缺的。

我很榮幸，也非常感恩，能和這群老師生活在同一個國度裡，我也非常誠摯地向大家推薦，黃益中《向高牆說不》這本書。

一個國家的民主能否永續，絕非依靠權威的賞賜，而是取決於公民意識是否強大。從林瑞霞到黃益中，我看到台灣一代又一代的公民老師，以他們的堅持與勇氣，勇敢地向高牆說不，讓自由的理念、人權的意識、法治的精神，深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我知道，在我們這個威權體制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像黃益中這樣，在台灣各個學校的角落，以自己的理想推進公民意識的老師，他所面對的環境是如此艱難而孤獨。但是，只要想到有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