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生死之間

看透生死，才能徹悟是非――我眼中的柯文哲

城邦媒體控股集團首席執行何飛鵬

二○一四年二月十三日，《經理人》月刊的團隊在台大醫院地下四樓的辦公室專訪了柯文哲，當時柯文哲才露出口風，說可能競選市長，但尚未付諸行動，我們應該是所有媒體中，第一個以專訪形式訪問柯文哲的人。

我的同事問我，我們是一本管理雜誌，為什麼要去訪問一位可能競選市長的醫生呢？

我的回答很簡單，柯文哲應該是一個極幹練的管理者，也是一個很能做事的人，管理就是要做事，做事與管理分不開。

果真在採訪現場，我找到了充分的證據，在柯文哲辦公室的書架上，放滿了一排商業管理書，他果真是一個研究、學習管理的人。

我為什麼在採訪前就能預測柯文哲是一個好的管理者兼領導者，道理很簡單，他能在傳統刻板的台大醫療體系中，建立起高效率、世界級的葉克膜團隊，又能創立急診後送病房，他的7D整合照護病房團隊，榮獲台大績優團隊第一名，這些豐功偉績，非一個好的管理者與領導者莫辦！

而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們也一再驗證他對管理的專業，葉克膜團隊嚴格遵守SOP，不斷修正，修改SOP，而達到全品質管理（TQM）的境界。

柯文哲也熟讀克里斯汀生的創新理論，做出了一個醫療保健業破壞式創新的圖表，他還努力建立組織的企業文化，要打造誠實互信、崇尚樸實、追求新知及團隊精神的企業文化。

柯文哲自承是個酷吏，但是相信部屬的酷吏，他也有能力在短期間改變團隊的習慣，他會告訴團隊︰「從現在開始，規則就是這樣」，你只有兩種選擇，適應或離開。他會用制度的力量來約束帶領團隊。

他是我所見的政治人物中，最講究經營管理的人，他在台北市長的第一任內，把整個市府團隊帶領成能打硬仗、做實事，就是他熟悉經營管理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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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的團隊要為柯市長出版一本新書時，我又見識到他純真人性的另外一面。

這本新書從急診室每天在生死之間的拔河說起，三十年來急重症外科醫師的經歷，讓柯文哲看透生死，他穿上白袍的第一天，遇到的第一個病例就讓他終身難忘，那是一對新婚夫婦，先生遇上工安意外，送到醫院已經腦死，妻子淚眼汪汪無助的坐在一旁，柯文哲忽然發現當醫生並不是快樂的事。

柯文哲就這樣當了三十幾年的醫生，從二十幾歲，眼中只看到病患；到四十歲時，眼中只看到心電圖、病理切片、抽血檢驗數據，就可以診斷治療；過了五十歲，柯文哲眼中又看到了病患，看到一個有七情六慾、愛恨情仇和社會糾葛不清的病人，還看到在旁邊六神無主的家屬。

醫療過程說穿了只是生死之間的抉擇，要用什麼樣的方法赴死，或者是用什麼樣的方式活著；醫生要有勇氣替病患和家屬承擔責任，死亡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課題，每個人到最後都難免一死，而醫生往往必須在三十秒之內決定一個人的生死，一個人死後，終究塵歸塵、土歸土，人世的一切立即一筆抹滅！

看透人間生死的人，通常也會看透人間的名利，而使自己變成一個超脫自我的人，無我的人透析世情、淡然人生。

柯文哲就是看透生死、徹悟世情的人，因為這樣，他在政壇上金錢不沾身，不對企業界募款，免得有還不完的人情債，免得有剪不斷、理還亂的利益糾葛，他只對社會大眾小額募款，募得心安理得、雲淡風輕。

他在官場上也徹悟是非，只講究是非黑白的科學邏輯，完全不理傳統政治人物官場政治邏輯，柯文哲的名言︰「做對的事，錯的不要做。」任何事只問對錯，不問人情，不問親疏遠近，不講人情世故，甚至不惜與選舉為敵，取消了敬老金。他是個固執的人。

用人的海選方式，也是柯文哲獨到的發明，用公開透明的方式選出對的人，然後再用嚴格的組織文化，讓整個團隊擁有相同的正確的價值觀，做出一樣的工作成果。

如果用錯了人，柯文哲也不會鄉愿，通常會明快果決的換人，所以他的團隊常有過度換人的說法，許多人以此來批評柯文哲，但真正的衡量標準是他的團隊是否更加團結、更有效率，換血只是去蕪存菁。

公開透明也是柯文哲的施政絕招︰遇到任何施政上的難題，他一律用公開透明的方法，讓決策過程攤開在陽光下，變成可受公評之事，以防止弊端產生。

以是非的科學邏輯改變傳統的政治邏輯，也破除了台灣政壇上傳統的政治沉痾︰只問藍綠、統獨，不問是非。眾所周知，柯文哲是墨綠，個人的政治傾向是台灣優先的台獨色彩，可是他在施政上完全不帶立場，不存色彩，不只在例行事務上，不隨綠色民進黨起舞，而在敏感的兩岸關係上，他也選擇保持現狀、和諧共存的立場，用兩岸一家親來化解雙方的尷尬。

當一個人能不問藍綠之後，就可以務實的做實事，真正的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數十年改建不了的斯文里，在他任內完成了改建，環南市場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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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件柯文哲最值得稱道的事，就是緊守財政紀律，花該花的錢，省下不該花的錢，並徹底追蹤預算執行率，不到幾年，就為台北市省下數百億元。

台灣近二十年的總統，都是不問是非的濫好人，大筆撒錢，增加社會福利，從蔣經國時代充裕的財政，弄到最近政府國庫空虛，各種保險瀕臨破產，險象環生。

近二十年的台灣總統，也都是不懂經營管理、不讀領導統御，沒辦法讓已徹底崩壞的公務部門振衰起敝，重振士氣。

近二十年的台灣總統，永遠也擺脫不了金權掛勾的政商關係，輕者圖利他人，重者身陷囹圄。

近二十年的台灣總統，都被藍綠兩極端所綁架，藍的上台向東走，綠的上台向西走，然後永遠在原地打轉。

我們已經不能期待傳統藍綠的政治人物，柯文哲不是偉大的政治家，是做實事的平凡人，也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是台灣政壇被傳統的政治人物蹂躪得不成人形時，可能改變的指望。

遇到問題就解決問題的柯P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朱樹勳

柯文哲在我的學生裡面是最優秀的，他在加護病房醫療上，可以說是國內頂尖。

當初，是我找柯文哲專責照顧加護病房，因為早期國內的醫療制度，各科病人開刀後送往加護病房，並沒有專職負責的人，而是由各科醫師分別照料自己的病患。我考量到外科醫師在開完一場大手術後往往身心俱疲，還有其他病人要照顧，如果術後病人在加護病房裡出了什麼問題，主治醫師實在分身乏術，所以我就把柯文哲找來，問他願不願意接？我跟他說：「這樣的工作在台灣醫療界沒有前例，你接受的話，你就是領先者，要不要試試看？」

他接了下來，之後五年，成了急重症照護方面的重要人物。台大的制度推廣開來以後，後續其他科別、醫院也都隨之效法，越來越上軌道。

我之所以挑選柯文哲來做加護病房，除了認為他聰明之外，也發現他做事很細心、細膩；此外，他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人，喜歡探索、研究、發問。以前他實習的時候在手術房跟刀，別的學生都是默默地看，只有他會問這問那，有時候問到教授都不耐煩了。他這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態度，執著又不怕困難，是很適合的人選。

他做事非常勤勉認真，在加護病房裡經常會遇上教科書或老師都沒碰過的病例，他會自己想辦法，研究治療方式，解決問題，由此也看得出來他是一個創新的人，勇於突破。

有一個實際的例子︰有個做心臟移植的病人，我們為了避免器官排斥，所以用藥物抑制病人的免疫系統，但也因為免疫功能降低，病人身體無力抵擋細菌感染，於是出現敗血症。如果是一般醫師，看病人變成這樣，大概認定無法挽回，但柯文哲沒放棄。他想了很久，提出一個新的策略，他說既然病人身體已經無力抵抗細菌，大概也不會排斥移植的器官了，我們何不停掉所有抗排斥藥試試看呢？這個顛覆傳統治療概念的新療法，反而讓病人活了下來。後來他又做了二十幾例嘗試，超過半數以上都存活，拯救了很多本來會是無法挽回的病患。

柯文哲還有一點很可貴，就是他非常重視病人，為了醫療不怕吃苦受累。他下班時經常已經很晚了，回到家好不容易能休息，但半夜裡加護病房出了緊急狀況，一通電話打過去，他馬上就從床上爬起來，騎著腳踏車趕到醫院照顧病人。這種精神看在病患和家屬眼裡，很受感動。加護病房是一個每天要面對生離死別的環境，難免發生醫療糾紛，但他在加護病房工作的那幾年，致力與病人和家屬溝通，沒有發生過醫療糾紛，甚至病人過世後家屬還會感謝他日以繼夜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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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他參選第一任市長投票前一個月時，亞東醫院接到一個案例。有一名中國人去德國旅遊，因為肺部疾病入院治療，德國醫院束手無策，只能幫他裝上葉克膜續命。病患家屬打聽到台灣肺部醫療權威在亞東醫院，於是從德國包機來台灣治療，由於是急重症患者又裝了葉克膜，所以我找了柯文哲來會診，但因為選舉在即行程滿檔，誰也沒把握他會同意，可是他聽了之後卻一口答應。那天晚上十點多，他準時來到醫院，就跟以往一樣認真地看過病人，給了許多重要的醫療建議。不管遇到什麼狀況，他始終把病人的利益擺在最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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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死，柯文哲向來有他獨特的看法，或許是因為他在外科加護病房裡看盡了生死。在我看來，生死是自然之事。人啊，比起在意能活多久時間，趁活著的時候，盡量去做一些你想要做、有意義的事情，不留遺憾更重要。這樣的體悟，和我們在醫院裡待久了有關。

我們這些做醫師的人，經常看到已經病入膏肓，靠著呼吸器、葉克膜等儀器維持生命跡象，勉強保持「還活著」的病人。你說他活著，但他已經無法思考、不能溝通，然而因為家屬不捨，還想要繼續救治，花費很多金錢和無效醫療，結果依然徒勞，最後不得不放手。

柯文哲的葉克膜技術雖然在醫療上貢獻良多，但不諱言，奇蹟的背後有許許多多失敗的案例，那些失敗，意味著死亡。許多醫師面對病患將死的難關，經常選擇後退，因為畏懼承擔壓力，不願意去說清楚講明白。但柯文哲不一樣，他面對醫療上的生死困境，發展出一套屬於他的解決方法：透過器官捐贈的制度，讓想要求生的病人有更多活下去的機會；推動安寧療護制度，協助末期病人善終，也幫助病患家屬接受失去；為了讓醫師更能夠面對病人生死的兩難，他推廣醫療倫理學、生死學。這些都是他面對生死課題，試圖解決問題的辦法。

有人會說，台大醫院少了柯Ｐ，損失很大，但我並不覺得。不談醫術，人與人之間，精神、情懷、信念、想法，都是會互相影響傳承的。柯Ｐ離開台大，當然是台大醫院的損失，但他已把很多經驗傳承給台大很多後輩醫師。後來他去了市政府，幾年下來一切所作所為，或許正是想要留點什麼給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

生死兼顧，才是完整的醫者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黃勝堅

柯文哲早就應該出一本談生死的書，因為他的故事很多很多。

我跟柯文哲兩人的交集，在外科重症、器官移植、安寧照護、全人關懷。我們都是接受了完整的外科訓練之後，就投入加護病房。一般對外科醫師的認知是像怪醫黑傑克那樣，手術刀法俐落。我們不走傳統路線，而是全心投入重症醫療，用生命在照顧病人，幾乎二十四小時守著加護病房，病人從送進來到轉出或死亡，我們全程參與，不只照顧病人，還要顧及家屬、整合各式各樣的醫護專業，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一般醫生看不到的事情。

柯文哲大我一屆，以前在學校時就聽說系上有個學長很聰明、書念很多，他很認真，是少數可以把整本教科書從頭讀到尾的人；不過他很自負，說話又尖銳，還好有真本事，讓人不得不佩服。

我跟他是在外科重症加護病房共事時，開始變熟。他專攻心臟外科的術後照護，我則專攻腦部重症、頭部外傷、中風，有不少互動。當時外科醫生大部分都在手術室，加護病房由較資深的住院醫師負責；過去沒有專職投入加護病房的醫生，大多採輪調，由第五年的住院醫師負責，第六年他們就去開刀了，而主治醫師離照護病人更遠。除非時代有大進步，否則照護病人的能力將一直停留在資深住院醫師的層次。

然而，柯文哲投入後，一下子把整個加護病房的專業能力提升上來；後來我也加入，我們以主治醫師的身分執事，認定這是一輩子的職志，態度就不一樣了。於是我們在醫界建立起聲譽，人家很多事情都會來請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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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投身加護病房以前，對高端醫療的認知和使用沒有那麼強，延長死亡的能力也沒那麼強。自從葉克膜出現，加上我們對腦部生命中樞的了解越來越深，延長死亡的能力變強了，也帶來醫療正義和資源分配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延長死亡的結果往往沒有對活人帶來好處，甚且因為醫療溝通能力不佳，造成主要決策者的壓力，處理不好，整個家庭都會崩解。

現在醫療太過專科化，結果就是看不到人，不只是病人，還有病人身邊的家屬。醫療有其極限，像我們這樣每天面臨救與不救難題的醫生，這是很現實的問題，畢竟總不能死馬當活馬醫。以前不是很厲害時，就盡量拚，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可是當我們越來越厲害，會發現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會產生很大的後遺症；我們擅於延長死亡的過程，可是病人終究會死，還給家屬帶來不切實際的期望，甚且最終又沒辦法讓病人死得安詳。

早期我們總是想辦法拉長死亡過程的時間，本來五天變十天，萬一又拉長到五十天、兩百天，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醫療資源的分配︰現在加護病房平均五至六天可以救一個人，用高科技延長死亡過程至兩百天，效應就是這張床會失去救另外四十個人的機會。這是醫療的公平正義的問題。

再者，急重症醫療凸顯了溝通在醫療過程中的重要性。在台灣，病患被送入加護病房後，醫院會先開立病危通知單，但家屬經常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而病人若陷入昏迷，家屬將承受極大壓力。所以我們很早就開始發展醫院裡的家庭溝通會議。建立溝通機制，病人送進加護病房以後，在最短時間內，讓家屬了解所面臨的狀況，有正確清楚的對等醫療訊息，家屬才能做決策，醫生也才能夠從家屬那裡知道病人對生命的看法，主治醫生必須明白這些以便協助家屬做決定。以前都說是病情解釋、病情說明，後來在溝通過程中我們發現，要花很多時間去傾聽病人要什麼、家屬要什麼，一旦建立起這樣的溝通機制，父權式的醫療會轉變成共融式的決策醫療。這對病患和家屬很重要。

我們那時候就建立了很好的制度，也不斷從溝通會議中學到，醫療不只是在治病，因為病不見得治得好；醫療也不只是在救命，因為命不見得救得起來。我們應該讓病患和他旁邊的所有人都變得更好。我到聯合醫院服務後，要求至少要給每位住院病患一次家庭會議；至今，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七個院區，每年舉辦七萬多場家庭會議。

後來柯文哲成立德蕾莎病房，尚未開張，就請我先植入全人照護與安寧的概念。我們花了十個小時，教育病房裡的護理師、護理長和主治醫師，讓團隊知道，萬一病人救不起來，照護原則是什麼、倫理的角度在哪裡、目前的法律規定又如何。全世界很少病房未開張就植入全人照護和對生命尊重的概念，包括病人的自主、家屬需要知道的權利、如何協助家屬做決策、碰到醫療極限如何做溝通、決策完成後如何進行照護。這是一套標準課程，中心想法就如柯文哲說過的，生死都要顧到，病人救不起來，就要救家屬。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安家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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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柯文哲沒朋友，我認為那是因為他律己甚嚴，對下屬與學生要求更嚴格。我記得他當主治醫師後，因為學問好，臨床經驗越來越多，很多會議都會請他去主持，尤其是會得罪人的會議，例如檢討醫療決策與過程的MMConference。一般醫院，拿病歷來檢討都要衡量輕重，但柯文哲總是直言不諱，很容易得罪人。好玩的是，真正碰到問題時，上層還是會找他去處理，因為他的執行力很強。

說實話，柯文哲和我，年輕時都是屬於奮戰到底的那一派，面對死亡，每一次放手都是天人交戰，深怕錯放了任何手。但後來我們發現，選擇放手後，往往會有整體正能量的出現，於是我們越來越肯定，有機會就盡量救命，沒機會就拚尊嚴，救活人。所以大概在一九九六、九七年之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通過之前，我們就已啟動安寧，提出不同選項讓病患與家屬有機會做選擇，也讓家屬在病人死前就能夠慢慢放下。

對我而言，若有機會跟將死的病人談談，我會告訴對方︰「你一定會死，因為你就是走在死亡的軌跡上，但是你要做一件事，那是你被賦予的任務，那就是你死了以後，在你旁邊的所有人要活得更好，你的決策、你的舉手投足、你對生命的了解，都會影響活著的人。」而根據我的經驗，常常病人咀嚼之後，會覺得沒錯，我剩下的時間是有意義的，我要讓我的孩子、太太、朋友活得更好。

柯文哲是百分之百的外科醫師性格，做事非常果斷，要求迅速確實。這一點表現在他的決策和思考模式，也反映在行動上。

我認為，現在的柯市長，意志力、挫折忍受度和執行力，都比柯醫師更強。他碰到困難會更想要去突破。他的個性是，一旦在他腦袋瓜裡成形的意念，他就要執行，除非你有本事證明他是錯的。但現在他做事情的方法有改變，面對衝突，他懂得去看待事情的不同面向，知道碰到問題有時候要轉個彎，繞一繞，再繼續前進。對於他認為是對的事，他執行的意志更加堅定。

面對困難與挫折，從來都不容易，但柯文哲爬起來的比一般人快，不行，就再來。這本書裡有一段話，我認為是對柯文哲很貼切也很不容易的寫照︰「最困難的不是面對挫折打擊，而是面對挫折打擊，沒有失去對人世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