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念該生：新聞記者張作錦生平回憶記事

一個「好人」與「好報」的傳奇……
2015年總統文化獎「文藝獎」得主
記錄半世紀以來台灣報業的重要一頁
資深新聞記者張作錦的最新回憶記事

★ 龍應台說，他是「最後的一種文人報人了。」

★ 高希均、黃年 專文推薦

在台灣社會及新聞發展半世紀的巨變中，張作錦無疑是在第一線征戰的重量級新聞人。他幼年從大陸流亡至台灣、歷經當兵、失學等橫逆，平生最大心願就是上學念書。廿八歲考進大學，教育部卻以高中畢業證書問題，著學校勒令退學。經奔走請願說明後，教育部最後「判決」：「姑念該生向學心切，著記兩大過留校察看」，終得如願讀完大學，拿到平生第一張畢業文憑。
爾後進入新聞界，張作錦以新聞記者為終身職志，從地方記者做起，歷任《聯合報》記者、採訪主任、總編輯、紐約《世界日報》總編輯、《聯合晚報》、《香港聯合報》和《聯合報》社長、《聯合晚報》副董事長等，帶給台灣報業近半甲子的深遠影響。透過他一生的回憶記事與精選一百三十餘張珍貴圖片，除了讓讀者感受大時代下的感人勵志故事，更可一同回顧戰後從戒嚴走向民主的過程中，台灣政經、文化重要推手如許倬雲、胡佛、陶百川、沈君山、孫震、王惕吾、高希均、楊國樞、李亦園、王建煊、龍應台等人的身影與軼事，感受台灣半世紀以來的動盪與變遷。

感動推薦
他是台灣半世紀新聞事件變化中，站在第一線的見證人及號角手。
二○一五年獲贈總統「文化獎」；二○一六年又獲贈「二等景星勳章」，一個新聞人兩年內獲得國家元首兩項大獎是前所未有的。這個生命波折及才華被賞識的故事，只能在一個開放社會才容易出現；這本回憶記事也就值得細讀。
──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張作錦主持編務，在編輯部設置了台灣報紙第一個專欄組，每每形成社會焦點，對於一九七○民主狂飆年代的民主啟蒙與推進，有明顯與重大的效應……。做為一個新聞人，張作錦在解嚴後的表現固然奪目，但他在戒嚴時代呈現的操持與心志，則更是難能可貴。沒有那個戒嚴時期不受捆綁的張作錦，就不能襯托出解嚴後這個不媚俗放縱的張作錦。
──黃年（《聯合報》副董事長）

從「姑念該生」到「感念該生」
──張作錦筆耕出自己的成就（節錄）
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張作錦十六歲隻身來台，先是從軍、逃兵、街頭「遊民」；稍後考進政工幹校，剛服役卻因肺病被退伍；二十八歲考上政大新聞系，又險被「勒令退學」，幸有教育部「姑念該生」的批示，三十二歲終於大學畢業，獲得平生第一張文憑。
「我的求學路，兩個字：坎坷」，作者在回憶錄中總結。
當馬總統在二０一五年頒贈總統「文化獎」；二０一六年又頒贈「二等景星勳章」給張作錦先生時，一個新聞人兩年內獲得國家元首兩項大獎是前所未有的。
「他的得獎路，兩個字：當然」，這是我的觀察。
這個生命波折及才華被賞識的故事，只能在一個開放社會才容易出現；這本回憶記事也就值得細讀。
　經過成長中的多重轉折，張作錦政大畢業後，一九六四年進入《聯合報》，展開了從「遊民」到「報人」的新聞專業之旅。後來大家所熟悉的，「一生以記者」為榮的這位政大新聞系畢業生，從高雄地方記者走進台北總社，離開學校後十一年，四十三歲的張作錦就出任《聯合報》總編輯。
在台灣經濟起飛意氣奮發的七０年代；在台灣民主夾雜民粹的「寧靜革命」中不寧靜的八０年代；在大陸和平崛起，台灣內部分裂，兩岸關係不確定的九０後年代；進入二十一世紀，兩岸差距變成逆向發展的年代，張總編輯或在現場採訪報導，或在編輯台上取捨新聞，或埋首撰寫重要評論。
他是台灣半世紀新聞事件變化中，站在第一線的見證人及號角手。他主編的報紙，他選用的記者，他邀約的評論，他自己的文章，都使我們變成了《聯合報》長期的忠實讀者。
在張總編輯六年任內（一九七五~八一），他對《聯合報》編輯部所堅持的工作態度，與所做的調整，例如增設專欄組、副刊組、民意論壇，推動內部訓練人才，獎助優秀年輕作家，創辦《聯合月刊》雜誌，開設文學獎項，舉辦座談會等等。《聯合報》編輯部的這些創舉，如用一九八０年代後西方管理學名詞來解釋，那就是：「藍海策略」的運用，「競爭力」的提升，「附加價值」的創造，「執行力」的貫徹。
　綜合張作錦兄的特質，我的歸納是：
　•做人：誠懇、守信、有分寸、不炫耀，做到別人不易做到的人。
　•做事：正派、負責、創新、貫徹，做別人不易做到的事。
　•文章：敏銳、犀利、感人，見人所未見，言人所不敢言。
　這就說明為什麼他得那麼多新聞獎、文化獎、成就獎，是那麼地「當然」及「自然」。
（摘錄自高希均推薦序〈從「姑念該生」到「感念該生」〉）
道德文章 張作錦的三座錦標（節錄）
黃年（《聯合報》副董事長）

本書提到的〈必須有團結的台灣，始可有統一的中國──對中國國民黨的諍言〉（一九七八年），論及黨禁，及〈談報紙的「限張」和「限印」〉（一九八一），論及報禁，兩文皆是張作錦在戒嚴時期的作品。《聯合報》總編輯張作錦，從戒嚴的剃刀上滾過。
張作錦主持編務，在編輯部設置了台灣報紙第一個專欄組。由於戒嚴的文網較密，公共知識份子的專欄文字就很有發展空間。《聯合報》議論時局，每每形成社會焦點，對於一九七０民主狂飆年代的民主啟蒙與推進，有明顯與重大的效應。此一編輯政策，及所以能放大推行，皆與張作錦的個人氣質與豐沛人脈有關。
做為一個新聞人，張作錦在解嚴後的表現固然奪目，但他在戒嚴時代呈現的操持與心志，則更是難能可貴。沒有那個戒嚴時期不受捆綁的張作錦，就不能襯托出解嚴後這個不媚俗放縱的張作錦。
張作錦說：關乎人格與報格，我自認是努力信守了。這就是從戒嚴到解嚴始終如一的張作錦。
張作錦的政治思維和他的新聞專業操守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在解嚴前，他有操持；在解嚴後，他不媚俗。對於解嚴後媒體界的省思，他說：「爭取到民主，卻未護衛，淪為民粹；爭取到自由，卻不節制，使社會失序。」
他的《聯合報》專欄《感時篇》，寫了二十七年，應當是台灣新聞界絕無僅有的長壽專欄。但整個專欄的總結，卻是：誰說民主不亡國，江山勿留後人愁。這麼優雅的專欄文字，卻道出如此悲愴的心緒。何等矛盾，何等震撼。
二○一四年十月《感時篇》封筆停刊，粉絲反應激烈，甚至有讀者來電泣訴：不要停，寫下去！可見，張作錦的文字，是這個時代不能缺少的一塊拼圖。
（摘錄自黃年推薦序〈道德文章 張作錦的三座錦標 ）

廿八歲考上政大新聞系，險被「勒令退學」

長期流亡，自幼失學，我對學堂有一種刻骨銘心的敬畏與崇拜。每次走過一所大學，遙望圍牆裡的大樓，想大樓裡必有大師，學生涵泳於知識的海洋，是在天堂裡過日子。
但是當自己以廿八歲「高齡」考進政治大學新聞系，卻險些被一腳踢到天堂門外，重墮紅塵。
一九六０年大專聯考，以政大新聞系為第一志願。考試第一天，五點不到就起床了，檢點應帶物品，鉛筆有了，鋼筆有了，准考證有了，國民身分證……？啊！身分證哪裡去了？這一驚讓我嚇出一身冷汗，原來我的身分證前一天押在松山軍用機場檢查哨，忘記取回了。
當年民航不發達，台北松山機場是軍用機場，由軍方管理。我那時的女友、後來的太太凌鼎方女士，家住屏東，她父親任職空軍，軍眷可申請坐軍用航班飛機。先一天我送她到松山機場搭機回屏東，進機場要驗收身分證，出來時發還。我不知吃錯了什麼藥，出機場時竟揚長而去，忘記取回身分證。現在距考試只剩三小時，一寸光陰一寸金啊。
我跨上鐵馬，狂奔機場。衛兵同志了解來由後，指著旁邊一棟小房，說那是值星官臥室，要我去問他。天還沒亮，值星官尚未起床，在這個節骨眼上，我當然顧不得什麼禮貌，乃排撻而入。睡眼惺忪的值星官聽完我的陳述，大聲喝斥：「原來你就是張作錦，我們昨晚找了你一夜，以為你藏在機場。你這是犯法的，可輕可重哦！」戒嚴時期，軍事重地，他可不是嚇唬我。我連忙道歉：「報告長官，是我一時疏忽。」我說要參加聯考，還有兩小時要進考場，並把准考證給他看。沒有「匪諜」會像我這樣迷糊，還把證件留下立此存照的。值星官態度緩和了，從床頭拿了身分證交給我，「趕快去吧。」我立正舉手，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然後騎鐵馬闖進考場，渾身大汗。幸而這回考上了。
九月政大開學，我以既興奮又尷尬的心情報到入學。興奮者，自己此生終於可上大學了。尷尬者，胡適自美學成進北大教書是廿七歲。我廿八歲進大學已比他晚了一年，還僅是讀大一。
開學第一堂課是中國通史。學校還沒有發制服，我穿著舊西裝進了教室。同班新生尚未沾染大學生某些眼高於頂的惡習，還保留高中「尊師重道」的傳統精神，看我進來，以為我是教授，起立致敬，我當然不能理會，很不好意思的在後面找個位子坐下。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到了大二上學期，有一天教務處叫我去，給我一張教育部公文，明言學生張某人的高中畢業證書是假的，「著即勒令退學」。但吳桐那廝卻沒事，畢業後留學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在大學任教。可見教育部查驗證件，不管是多麼嚴謹，對當事人還是有幸有不幸。
我向教務處表示，我讀流亡學校，既無教室，更少老師，亦缺課本，跟學校跑一年就升一級。學校解散時，證書隨便自己填。我要向教育部申訴，在最後定讞前，希望學校能容我繼續上課。
當年從台北到政大，要坐公路局班車到木柵，再步行到學校，學生票有折扣，通學生每月向學校拿一張證明才能買優待票。教育部公文下達後，我再去拿證明，那位辦事的小姐表情詭異：「你還能拿麼？」那時窮，只好涎著臉請她通融。
我離開軍隊已做了幾年事，有點「社會經驗」。當時教育部長是黃季陸，政務次長鄧傳楷，高等教育司長姚淇清，主管學籍審查的是專門委員成玉秀。我打聽出她是世新專科校長成舍我的姪女。我透過各種關係，請託各種人，替我求情。
那兩三個月，我要上課，要照顧兼差的工作，要奔忙我的學籍問題，有時真想放棄算了，但是上學念書是自己平生的心願，現在犧牲未到最後關頭。
最後關頭是一樁好消息，教育部終審判決：「姑念該生向學心切，著記兩大過留校察看。」察看三年，我畢業了。我小學、初中、高中，都未讀完，這張大學文憑，是我此生唯一的一張畢業證書。
好像是聖經裡的故事：一個牧羊人養了一群羊，有一隻羊走失了，他爬山涉水，辛辛苦苦的把牠找回來。有人問：你有一群羊，何必在乎一隻羊。牧羊人說：我在乎的是那個「羊」，不是那個「一」。
對我的學籍，教育部固然公事公辦，學校也從未有人找我問一問是怎麼回事，要不要協助。他們有很多羊，不在乎哪一隻，事實上也沒法照顧到每一隻。倒是我這頭幾乎走失了的羊，因離群而驚心，自己摸索，找路，跌跌爬爬的歸了隊。
能歸隊靠很多人的指引與協助，我終生感念，他們使我這個飽經戰亂流離的窮困青年夢想成真，我終於可以好好在學校讀四年書。